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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學藝術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文學作品所反映出來的生活都可以而且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帶普遍性。”

“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干凈。”

這一段段的講話，聽來那么深邃而親切，那么通俗而曉暢。你知道嗎？這是毛主席說的，就來源于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今天，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整整八十年了。今天，作為文藝界的朋友，在俄烏戰場炮聲隆隆、美帝在全球處處拱火、世界備受疫情蹂躪的特殊背景下，我覺得備加需要重新閱讀毛主席的這篇著名講話，因為這個講話對于今天，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說明白了同志們，今天談這個話題，并不是來專談理論問題的，我要講現實。如講理論，毛澤東關于文藝的這個重要講話，從馬克思主義哲學、文藝、理論等各個方面，都是世界文藝理論史上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文獻。

這鐵的事實，不管你用什么樣的實用主義方法去解讀，都不能改變它是我們永遠遵循的文藝方向。現在這樣，將來依然如此。這些年許多錯誤的解讀，那都是過眼云煙，經不住歷史檢驗。《講話》永遠都是燭照國民精神的燈塔，萬古常在。

【1942年毛澤東朱德與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前】

最后毛主席在聽取了意見發表總結講話，就“歌頌與暴露”作專門理論闡述，他說：“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會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說到這兒，毛主席話鋒一轉直接批評：有些人對人民的事業，對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冷眼旁觀、毫無興趣，他只關心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這種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根本不愿意歌頌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戰背景下為人民鼓舞斗志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是我們革命隊伍中的蠢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人。

我之所以大段復述了毛主席這段著名的論斷，不是專門回顧歷史，這一切已經被歷史證明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論斷極其嚴謹精確。我是說，毛主席八十年前的講話和批評的問題，今天與歷史如出一轍的正在重復，并且與歷史幾乎一模一樣在演繹抗戰年代“歌頌與暴露”的老問題。所不同的是，今天與延安相比，有的人還更加直接，反對歌頌人民、歌頌英雄、反對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抗疫斗爭的宣傳導向，甚至比當年反對歌頌人民和八路軍的情況，還要直言不諱。

【2020年1月24日除夕夜，經中央軍委批準，解放軍三支醫療隊分別從上海、重慶、西安三地乘坐軍用飛機出發，于當晚23時44分全部抵達武漢機場。 （圖源：新華社）】

值得一說的是，就在2020年全民抗疫開始，全國支援武漢的關鍵時刻，我在媒體發表文章，建議文藝家們重讀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努力歌頌冒著危險去一線投入抗疫的白衣戰士。特別是那些聽從黨中央一聲號令，在大年初一就離開溫暖的家直奔武漢的三軍醫療隊。當時的情況的確特別感人。但是，就這樣一篇提倡大家按《講話》精神為全民抗疫鼓勁的文章，卻惹了一大批社會公知的極大不滿。十幾名大學教授，其中不乏武漢大學這樣的名校，開始對我這篇提倡按《講話》精神寫好工農兵的文章大加撻伐和“圍剿”。有人公開聲稱現在不是“歌頌”的時候，倡導歌頌就是“文革遺風”，是極左的表現。現在要干什么？要“追責”，要懲罰！是要寫黎民百姓的“苦難”的時候，要寫“火葬場”，要寫那些滿地“無主手機”，要寫政府官員的瀆職失職和不作為。

這還不算，特別不能容忍的是，其中有個很有名的教授，大喊什么寫這樣文章早已過時了，公開說什么毛主席、朱德那一代人去世那么多年了，已經成為歷史了，作者還甘心情愿為那一代人當“掃地僧”。我一篇倡導學習《講話》的文章，沒想到引來這么一些人的勃然大怒，這是我事先怎么也沒有想到的。由此我想到，一些人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對毛澤東等領袖的仇視、對我們曾經創造的輝煌歷史是何等仇恨。讓我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像他們這類公開貶低嘲諷領袖和老革命家、不允許謳歌毛主席延安文藝《講話》的文章，居然堂而皇之在一些媒體上能夠發表出來，并且喧囂一時！他們內外勾結，拼命維護什么呢？就是維護那個寫日記嘲諷抗疫的某作家。實際上，這是非常典型的意識形態領域的一場較量。

并不是危言聳聽！在2020年，當時疫情形勢嚴峻，社會充滿恐慌的時段，人民是需要樹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確實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利用各種機會發表文章，表示對那些歌頌英雄的文章不感興趣，公開呼吁湖北某報紙不要再刊發這樣的文章，發什么呢？要發鼓勵允許“罵街”的文章，鼓勵“不滿”的表達。這里某些人說的罵街，絕不僅僅是對工作的批評，而是要借助群眾的某些意見，攪亂整個輿論場，好像越亂越好，這與善意的批評和尋找災難原因完全是兩碼事。最明顯的標志，當主流媒體出現歌頌一線抗疫戰士、歌頌英雄人物們優秀事跡文章時，有人毫不猶豫指責這是馬屁文章，這是“洗地”文章，甚至說“湖北不需要歌頌”“武漢不需要歌頌”。這讓有的主流媒體無所措手足。這時候，有些帶有謠言的東西也滿天飛，弄得有關部門不得不列出辟謠專號。當謠言漫天時，人們不知道聽什么、信什么，于是便加劇恐慌心理。很多內容都是讓人聽后喪氣的八卦。就不再復述了。

再后來，幾乎這種關于我們應該寫什么的議論辯駁，幾乎伴隨了整個抗疫的一些關鍵時期。如果說有轉折的話，那就是美國、英國、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紛紛對什么日記又是出版又是頒獎時，人們忽然明白，原來這些高喊“尋找真相”的人屁股早已坐在了敵人一邊。特別是全國億萬青年，義無反顧地站在了代表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真理一邊，形勢才發生極大扭轉。這期間某些名人甚至不顧廉恥，寫文章動用了骯臟的罵人粗口。

今天，在媒體表達方式多樣化的今天，人們發表意見的空間與延安時期已經天差地別。但不管多么紛繁復雜，概括起來，用思想形態劃分，無非兩大類，一類是主流的輿論，直接為全民抗災服務，比如包括很多自媒體在內的大量文章，它讓人民了解我們這個國家的老百姓在大災面前如何萬眾一心、眾志成城，與病毒進行堅決的斗爭。許多畫面和故事可歌可泣。這大大鼓舞著廣大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戰勝大災的信心和決心，比如那些蓋滿紅手印的請戰書，那些悲壯出征的圖片，那些在國家危難時奮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繼日艱苦戰斗的科學家，等等，人民群眾正是通過這些宣傳，堅定了信心，減少了恐懼，奮勇抗災。許許多多的故事，大漲人民的士氣。這屬于歌頌之列。這類文章中，也包括對大災原因的追問和思考，對官僚主義毫不留情的批評，對各種領導機構的行動的有效監督，等等，這都是我們宣傳輿論的主流。

但是，第二種情況就不一樣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種媒體，夸大恐慌情緒，制造各類謠言，甚至編造一些假照片、假新聞來煽惑人心，讓老百姓感到這是世界末日來了，甚至把這些原因都歸于政府，擴展百姓已經有的負面情緒，甚至與香港“港獨”勢力“謠翻中國”的行動直接呼應。大量謠言被“港獨”那個“謠翻中國”的所謂“文宣組”廣為傳播。當然這屬于與人民為敵的對立行動。有人完全不是提善意的有建設性的建議，而是看不見人民抗災的巨大成就，為寫黑暗而寫黑暗，為寫恐怖而寫恐怖。為了追求點擊量，專發聳人聽聞的馬路新聞。

這些情況，不禁讓我們想起范長江當年的《中國西北角》，那也是每一天的日記，但卻鼓舞了千百萬老百姓認識紅軍，認識中國共產黨。那是給人民壯士氣的。但我們有人卻專門以寫見聞的名義，卻專寫死亡，寫恐怖。比如，有的媒體公開聲稱，不需要歌功頌德，要真相。在這種背景下，只要媒體宣傳了一個抗災典型，立即就會被嘲諷，立即就會出現關于這個典型人物的負面故事。有的以報道實況名義，寫火葬場、太平間，寫百姓的罵街，寫各種恐怖的畫面，按照他們的話，這才叫吸人眼球的新聞。有的老師在學生課堂上公開煽情說，他堅決反對關于“春天即將到來”的說法，說“冬天你以為能走出去嗎”？這樣一種悲觀的近乎對孩子們恐嚇的語言，與抗災的主流宣傳格格不入，卻在網絡被迅速熱炒。還有人公開說，他對那些先進事跡毫無興趣，說這是政府“把喪事當喜事辦”。等等等等，一句話，一種反對歌頌、反對正面給人民鼓舞斗志的言論曾經甚囂塵上。弄得有些媒體表揚先進人物都畏手畏腳。

在近似戰爭背景下，宣傳怎么做，是國家大戰略的一部分，是關乎勝敗的。不然的話，宣傳變成了一個混亂的賣場，打仗還有不敗的？

今天，在紀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時，我想到一個問題：假如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今天依然健在，他們會怎么看待這些不許寫英雄，甚至寫嘲諷英雄的文章的現象？我想，朱德總司令會再次拍案而起的。他們會說：如果你不歌頌不贊揚我們那些冒死去保護人民的英雄，而是一味指責，那要你這樣的文藝家干什么？對這次重大災情，我們確實需要反思，我們需要懲罰種種官僚主義給人民帶來的問題，但是眼下，并行不悖的是，我們還要戰勝災難和恢復生產，盡力給國家減少損失，這是第一位的。在災難面前，作家缺席和失職本身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有人直接了當問道，那些曾經拿這獎那獎風光無限的作家，那些拿高片酬的大明星，為什么在災難面前卻要么缺席，要么表現失常？說白了，我們有些人，這些年太習慣于寫負面東西了，受寫黑暗獲得國外大獎的個別作家的示范，不再會寫社會主流的價值觀了。他們只關心怎么把一場人間苦難寫成一部暢銷書掙錢，關心怎樣用寫中國人的失誤換取洋人的歡欣。

一句話，他們要寫社會上的人咬狗，他們已經不習慣寫老百姓的陽光一面，更不習慣寫我們社會的巨大進步，這樣也就看不見人民和社會道德潛在的積極力量。有些獲大獎的讓老百姓看不懂的灰暗作品，起了極大的壞作用。大災之后，我想文藝領域，應該值得深刻反思。

中國知識分子是一個非常偉大的稱謂，中國作家應該是社會良知的代表。我們應該像黨中央對我們要求的那樣，把人民放在心中，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創作以獲獎為目的，更不能為了在外國獲獎，便丑化自己同胞，丑化自己的國家。所以，我還是要說，重新學學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你會感到如洪鐘大呂、茅塞頓開，你會感到如雷貫耳，你會感到有些人自以為是的言論多么荒唐和丑陋。重讀《講話》，特別是把它與習近平主席的文藝講話結合起來讀的時候，你會感到一點，那就是明白什么叫共產黨人倡導的做全心全意為人民的作家藝術家。

毋庸諱言，這些年，在一些錯誤觀念的引導下，我們很多作家藝術家，其中包括一些管文藝的領導同志，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恐怕連一遍都沒有讀過（有些人的大學生活，正處在弱化毛澤東思想宣傳的時期；有人現在雖然也處在領導崗位，甚至處在管文藝的領導崗位，恐怕毛主席的這篇《講話》壓根都沒有碰過）。眼下，借用紀念《講話》發表80周年的時候，作為一個老同志，我認真地向所有沒有讀過《講話》的同志建議，扎扎實實趁著隔離宅家的時間，好好讀一讀《講話》吧！讀讀講話，你會豁然開朗，受益無窮。就是這個《講話》，把舊社會的被人瞧不起的“戲子”改造成了今天的文藝工作者；就是這個《講話》，讓文藝成了打擊敵人、戰勝敵人的精神利器；就是這個《講話》，讓千百萬人明白毛主席是如何重視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建設的。身為當代中國文藝工作者，如果你連毛主席的《講話》都沒有讀過，你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文藝戰士。請大家再不要相信那些公知們的胡說八道了，那些人壓根或許就和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不是一條心。現在這樣的家伙可是不少。為了不要上這些人的當，我力勸大家讀毛主席論文藝的原著。

【附錄】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的第四部分摘錄：

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這里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愿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唯心論者是強調動機否認效果的，機械唯物論者是強調效果否認動機的，我們和這兩者相反，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為大眾的動機和被大眾歡迎的效果，是分不開的，必須使二者統一起來。為個人的和狹隘集團的動機是不好的，有為大眾的動機但無被大眾歡迎、對大眾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愿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愿望或動機的標準。我們的文藝批評是不要宗派主義的，在團結抗日的大原則下，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但是我們的批評又是堅持原則立場的，對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學、反大眾和反共的觀點的文藝作品必須給以嚴格的批判和駁斥；因為這些所謂文藝，其動機，其效果，都是破壞團結抗日的。按著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這種分別，當然也要看社會效果。文藝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給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標準，又是藝術標準，這兩者的關系怎么樣呢？政治并不等于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并不等于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資產階級對于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作品，不管其藝術成就怎樣高，總是排斥的。無產階級對于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動的東西，也可能有某種藝術性。內容愈反動的作品而又愈帶藝術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應該排斥。處于沒落時期的一切剝削階級的文藝的共同特點，就是其反動的政治內容和其藝術的形式之間所存在的矛盾。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我們應該進行文藝問題上的兩條戰線斗爭。

這兩種傾向，在我們的許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著的。許多同志有忽視藝術的傾向，因此應該注意藝術的提高。但是現在更成為問題的，我以為還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識，所以發生了各種糊涂觀念。讓我舉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論”。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里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么超階級的人性。我們主張無產階級的人性，人民大眾的人性，而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則主張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的人性，不過他們口頭上不這樣說，卻說成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現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性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于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后，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圣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里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后。階級使社會分化為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后，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丑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嗎？

“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對一半。”這里包含著許多糊涂觀念。文藝作品并不是從來都這樣。許多小資產階級作家并沒有找到過光明，他們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稱為“暴露文學”，還有簡直是專門宣傳悲觀厭世的。相反地，蘇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文學就是以寫光明為主。他們也寫工作中的缺點，也寫反面的人物，但是這種描寫只能成為整個光明的陪襯，并不是所謂“一半對一半”。反動時期的資產階級文藝家把革命群眾寫成暴徒，把他們自己寫成神圣，所謂光明和黑暗是顛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藝家才能正確地解決歌頌和暴露的問題。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這就是革命文藝家的基本任務。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這種講法和前一種一樣，都是缺乏歷史科學知識的見解。從來的文藝并不單在于暴露，前面已經講過。對于革命的文藝家，暴露的對象，只能是侵略者、剝削者、壓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遺留的惡劣影響，而不能是人民大眾。人民大眾也是有缺點的，這些缺點應當用人民內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克服，而進行這種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文藝的最重要任務之一。但這不應該說是什么“暴露人民”。對于人民，基本上是一個教育和提高他們的問題。除非是反革命文藝家，才有所謂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眾是“專制暴徒”之類的描寫。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魯迅是完全正確的。我們也需要尖銳地嘲笑法西斯主義、中國的反動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給革命文藝家以充分民主自由、僅僅不給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的各抗日根據地，雜文形式就不應該簡單地和魯迅的一樣。我們可以大聲疾呼，而不要隱晦曲折，使人民大眾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對于人民的敵人，而是對于人民自己，那末，“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于敵人的完全兩樣。對于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并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資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無產階級而歌頌資產階級；你是無產階級文藝家，你就不歌頌資產階級而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頌資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資產階級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頌無產階級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偉大，刻畫無產階級所謂“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這難道不是文藝史上的事實嗎？對于人民，這個人類世界歷史的創造者，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無產階級，共產黨，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歌頌呢？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對于人民的事業并無熱情，對于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的戰斗和勝利，抱著冷眼旁觀的態度，他們所感到興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頌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經營的小集團里的幾個角色。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當然不愿意歌頌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爭勇氣和勝利信心。這樣的人不過是革命隊伍中的蠹蟲，革命人民實在不需要這樣的“歌者”。

“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關于動機和效果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等于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個黨，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后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我們判斷一個黨、一個醫生，要看實踐，要看效果；判斷一個作家，也是這樣。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于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共產黨人的自我批評方法，就是這樣采取的。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么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說是“懂得”，其實并沒有懂得。

“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復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要我們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去觀察世界，觀察社會，觀察文學藝術，并不是要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寫哲學講義。馬克思主義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藝創作中的現實主義，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學中的原子論、電子論一樣。空洞干燥的教條公式是要破壞創作情緒的，但是它不但破壞創作情緒，而且首先破壞了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那末，馬克思主義就不破壞創作情緒了嗎？要破壞的，它決定地要破壞那些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以及其他種種非人民大眾非無產階級的創作情緒。對于無產階級文藝家，這些情緒應不應該破壞呢？我以為是應該的，應該徹底地破壞它們，而在破壞的同時，就可以建設起新東西來。

（摘自《毛澤東選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