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刊登王宏甲文章《到人民中去》】
我曾應邀在北京作過一場題為《文學的意義》的講座，我說我體會到，文學的意義不在文學本身，自己寫作多年，最大的收獲是選擇了一個立場。更早的時候，我應邀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講過一課，整節課我只講了兩個字：農民。科學主理，文學主情。我的作品中最厚實而廣闊的感情，是農民哺育的。這種情感來自在鄉村插隊的歲月，也是在那里，我讀懂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我15歲半去上山下鄉，怎么生火做飯，怎么走田埂不會摔倒，怎么給小麥除草……點點滴滴都離不開村夫村婦的幫助。是那鄉村歲月，讓我體會到天地間確有超越一己利益的情感，這情感可以使渺小的自己不那么狹隘。還有，吃苦能力、毅力、頑強、正義、公平等等，都不是只從書本就能得到的。縱然時光過去了半個世紀，我忘不了那些曾經幫扶我成長的鄉親，就像忘不掉自己的名字。在那鄉村歲月，我讀到了毛澤東的話：“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后來同工人農民和戰士在一起了，才感到“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毛澤東說“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我曾寫下：作為土地，是誰把我耕種？作為莊稼，我情愿被誰收割？仿佛有一種愛許多人的情感在心中降臨，我相信這是我退休后會一再走向鄉村的深層原因。我越來越感到，這種情感的獲得不是可有可無的。這種情感的存在，使我比青少年時期更加感激自己在新中國受到的教育。它使我認識到，1840年中國的大門被英軍炮火轟開的時候，中國就像個大鄉村。從那時起，“振興鄉村”就放在中國人面前了。中國人多，各自耕種如同“一盤散沙”。1840年那場戰爭，是組織起來的英國侵入一盤散沙的中國。結果，“組織起來”打敗了“一盤散沙”。那以后，最有效的救亡就是中國共產黨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了新中國。這是與自己生命同在的精神里的認識。比如我去湖南十八洞村尋訪，會對那里在“精準扶貧”中出現的農民檔案深為感動。從前誰見過農民有檔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洞村考察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貧困戶需要登記相關信息，為貧困戶建立的檔案就出現了。誰去做？全國第一支精準扶貧工作隊在花垣縣成立，共6人，隊長龍秀林、駐村第一書記施金通隨即進駐十八洞村。所建第一本貧困戶檔案的戶主姓名叫龍先進，其妻石有英，一家6口人，二兒子還沒有“脫單”（娶不起媳婦）。檔案填寫時間是2014年3月4日。這歷史性事件的細節，我以為是重要的。在過去的5年里，我走了全國400多個自然村寨，還有比自然村寨更小的“窩窩寨”，走到那里，路就沒了，從此對“偏僻”有了更形象的記憶。在那“峽谷里的山寨”“云朵上的人家”，我看到了精準扶貧是如何覆蓋到“鄉村的末梢”。
【在新疆伊犁尼勒克縣農村采訪易地搬遷的牧民】
當我在海南島，在內蒙古，在新疆，在巴蜀云貴、兩湖兩廣，在全國許多貧困村看到一本本為貧困戶建立的檔案，那里面不僅有文字記載，還有照片，一目了然。想著這些年各級干部在鄉村做了這么多細致的工作，我感到震撼。重要的不僅是“建檔”，從精準識別貧困戶開始，扶貧干部就要聽取群眾意見，這就是“黨密切聯系群眾的作風”。精準扶貧的偉大意義不只在扶貧，還錘煉了一支能夠密切聯系群眾的干部隊伍。這是一個偉大的系統工程。這些年，我多次重讀《講話》，總感覺常讀常新。比如《講話》里提出，“努力于提高呢，還是努力于普及呢？”毛澤東說：“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以為這仍然是今天值得高度重視的問題。2016年，我在擔任央視大型紀錄片《長征》的電視總撰稿時，意外地發現貴州省安順市的塘約村就認真地考慮過提高與普及的問題。這仍然首先要明確“為什么人的問題”，也就是“立場”問題。問自己：你的寫作是為了表現自己的才華，還是為讀者而作。或者說，是認為揭露社會黑暗才是深刻的，歌功頌德是膚淺的，于是選擇前者。如果這樣，就還是為自己而作。我以為，有生命力的事物總是向往光明的。農村生活不艱苦嗎？可是農村男女青年們在水田里總有笑語歡聲。我想，中國文化能夠生生不息地發展至今，不是因為歷史上沒有黑暗，也不是沒有痛苦，而是有戰勝黑暗和痛苦的奮斗。真正的深刻并不是從黑暗里寫出黑暗，而是能從黑暗中寫出光明，從侮辱里寫出尊嚴，從腐朽里寫出正義，從絕望中寫出希望，從死里寫出生。我以為，多數情況下，因“普及”能惠及更多人，可以比“提高”更重要。再者，提高與普及，也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提高，首先是內容的高質量，是讀者迫切需要的。那么塘約村發生了什么？這個貧困村在2014年遭遇大洪水后更加一貧如洗，村黨支部在上級黨委支持下重建集體合作社，把全村的貧困戶都吸收入社，做到“一個也不落下”。兩年后走出了貧困。這是新型的集體經濟，其特征是黨支部把村民重新組織起來發展生產走向市場。這也是各地農村在尋求經濟發展、共同致富中所需要的。這個實踐，因目標群體多，就有了普及的因素，在形式上則需要通俗易懂，會說“普通話”，就有普及的可能。這就是讀者看到的《塘約道路》。2017年春我來到畢節，因為支持塘約村發展集體經濟的安順市委書記調任畢節市委書記，他在畢節推廣“塘約經驗”。我沒想到自己在畢節鄉村調研竟會如此忘返，至今5年多了。畢節市委書記已換了兩任，他們“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令人敬佩。在這里，我真正體會了什么叫“深入生活”，而不只是“深入采訪”。畢節是我國唯一的“開發扶貧生態建設”試驗區，是我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貧困人口最多的地級市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曾三次對畢節試驗區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希望“把畢節試驗區建設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示范區”。這里包含著貴州省五級書記抓扶貧、畢節干部群眾相當艱巨而卓越的工作，我不可能用通常所稱的采訪來撰寫它如此壯闊的新發展實踐。畢節是擁有900多萬戶籍人口的地級大市，它有3700多個行政村。我不只是目睹了畢節所有的行政村都建立了集體合作社，而且投身到畢節的鄉村建設中。畢節所有的建檔立卡貧困戶都加入了集體合作社，所有村兩委干部都率先入社。“塘約經驗”可推廣嗎？畢節實踐已遠遠不是一個塘約村的故事了。今天看來，畢節實踐，正是當前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必要舉措。我在關注全國脫貧攻堅大戰場的同時，重點記述了畢節在脫貧攻堅中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實踐，用4年寫出一部《走向鄉村振興》。今年2月17日，我在當天的《貴州日報》讀到貴州省委領導說，要“總結推廣黨支部領辦集體合作社的經驗做法，千方百計做大做強農村集體經濟”，我非常高興。
【《走向鄉村振興》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被貴州省委組織部列入全省干部教育培訓好教材】
我想，這部文學作品能被選為干部教育培訓教材，也因具有“提高”和“普及”的意義吧。在內容上有廣大干部乃至關心鄉村振興的城市企業界人士，以及大學和社會科研部門師生的需求，在語言和表達形式上通俗易懂，兼具提高認識和普及的作用。寫塘約和畢節實踐的時候，我曾躊躇，我能在作品中寫他們所做的工作嗎？我曾問他們，為什么鍥而不舍地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立場、情感和心的概念，其實也屬哲學的范疇，這里有一座錘煉自己的熔爐，有意志的鋼鐵，有情感的詩篇，有精神的高山流水。我認定，“塘約”和“畢節”的實踐，在貴州人心里，并不是他們的成績，而是他們的立場。沒有這立場，就不會做這事。要走向共同富裕，就要發展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經濟，堅持共同富裕，不僅是發展經濟的需要，更是國家大局需要。我從內心里感激多年前在鄉村讀懂《講話》。我不知道自己還會在畢節多久，這里是貴州高原最高的地區。我在畢節，也許是感覺我是從農村中來的，還回到農村中。寫作的最佳歸屬該是：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今天是畢節示范區首屆骨干學習班舉行結業典禮，謹向全班同學賀喜。】（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載《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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