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謊言終于被戳穿了！日本人告訴你，當年誰在真抗日！

點擊：作者：佚名來源：千秋偉人微信號發布時間:2022-05-22 08:49:33

這次回滬，坐出租車時，有個司機憤憤不平地說：“實際上，真正抗日的是國民黨，根本不是共產黨，共產黨是個大騙子，把我們這些中國人都騙了。”我這才發現，當今中國人抗日史觀之混亂，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不知從何時起，一股妖氣，陰氣開始彌漫在祖國的大地上，控制著中國各大喉舌媒體，欺騙著善良的中國民眾。這股妖氣搖唇鼓舌抹黑共產黨的軍隊，歪曲中國抗日戰爭的歷史，別有用心地為蔣介石歌功頌德，對蔣介石消極抗日招幡吶喊、指鹿為馬、顛倒黑白!

究竟誰真正抗日?我看，作為當時敵國的日本是最有發言權不過的了，他們才最清楚誰對自己打擊最大，誰在真正抗日，他們最怕誰。

下面，披露部分日本史料，以還原于歷史的真相！讓中國人看清楚，誰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

1、蔣介石對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語錄

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談和，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出自：1931年10月日本新聞)

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討》(1934年12月日本新聞)

奢言抗日者，殺無赦。

——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后的講話(1935年)

2、蔣介石與日本簽訂的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

1933年3月，日軍占領熱河，大舉進攻長城各口，共軍赤匪頑守抵抗，蔣介石國民軍不戰而敗。5月31日，國民黨政府派熊斌與日本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規定中國軍隊撤至延慶、通州、寶坻、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以上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為武裝區，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同時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區，從而為日軍進一步侵占華北敞開了大門。

《塘沽協定》內容：

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于昭和8年(1933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派軍使、該分會參謀徐燕謀所提出的正式停戰提議。依此，關東軍司令官元帥武滕信義，關于停戰協定，委任全權于該軍代表關東軍副參謀長少將岡村寧次，在塘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所委任的停戰協定全權、華北中國軍代表、北平分會總參議、陸軍中將熊斌，簽訂停戰協定于下：

一、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口、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后，不得越過該線，又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

二、日本軍為證實第一項的實行情形，隨時用飛機及其他方法進行監察，中國方面對此應加保護，并給予各種便利;　　三、日本軍如證實中國軍業已遵守第一項規定時，不再越過上述中國軍的撤退線繼續進行追擊，并自動回到大致大城一線;

四、長城線以南，及第一項所示之線以北、以東地區內的治安維持，由中國方面警察機關擔任之，上述警察機關，不可利用刺激日軍感情的武力團體;

五、本協定蓋印后，即發生效力。

作為以上證據，兩代表于此簽名蓋櫻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蓋章)

華北中國軍代表熊斌(蓋章)

(出自《中外約章匯要1689—1949》)

1934年簽訂的《塘沽協定》，認可長城線是與偽滿的政治分界線，默認了“滿洲國”的存在，及日本對滿洲國的控制。

3、蔣介石所謂“抗戰”的底線

蔣中正在1937年8月7日的國防聯席會議上講話：“許多人說冀察問題、華北問題，如果能予解決，中國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說將滿洲、冀察明白的劃個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賂。劃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長城為界，長城以內的資源，日本不得有絲毫侵占之行為，這我敢做。可以以長城為疆界。”——國防聯席會議記錄(1937年8月7日)。蔣中正就這樣把以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對日談和的交涉條件。

但日本政府不理睬蔣中正的條件。他們用行動回答了蔣介石，繼續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日本政府的御前會議決定：“對中國現中央政府，帝國采取的政策是設法使其崩潰”;終止“陶德曼調停”(當時蔣介石企圖通德國大使陶德曼與日本談和);近衛首相于1938年1月16日發表“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

1939年3月，蔣介石親自指揮復興社的杜石山、柳云龍與日本宣野長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舉行講和談判。3月17日，柳云龍向宣野提出和平條件：必須“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關于滿洲，另行協定”。小川、宣野對蔣中正的條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政府于1939年9月13日發表聲明，決定扶植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香港日蔣談和告吹。 (以上出自《小川平吉關系文書》卷2，東京1973年版，614頁)

4、國民黨蔣介石抗戰期間賣國反共的《和平意見》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面3月10 日提出書面的《和平意見》記載，蔣介石的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此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面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出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出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的表述是：“中國方面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即蔣介石國民黨方，下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后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出自：《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g，所以防g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出自：《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游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出自：《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出自：《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出自：《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5、蔣介石賣國投敵“檔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方有過三次議和，檔案材料顯示，蔣中正的國民政府一方，以茍安性質的“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作為“底線”，對日謀求妥協。而天皇制日本的權力機構則明確決定要設法使中國現中央政府崩潰。

1938年7月，五相會議決定的《適應時局的對中國的謀略》規定，日本政府的方針是：“推f中國現中央政府，使蔣中正垮臺”。在雙方“底線”有天壤之別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條件一步步升級，變本加厲，而且對重慶寸步不讓。而蔣中正及其代理人卻一味地單方面讓步，答應諸如對“滿洲國加派公使或大使”;締結特別協定，認可偽滿作為日本、中國的“保護國”，同意“討g”，“用密約辦理”；重慶放棄“抗日容g”政策，劃內蒙為“特殊地區”;可以華北和長江下游作為“經濟合作”地帶;承認共同開發中國資源、接受日本顧問等等。

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對中國駐日大使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

一、中國取締一切抗日運動，放棄依賴英美的政策;

二、中國承認偽“滿洲國”，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

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間，中日雙方就“廣田三原則”多次進行談判。1936年1月，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說“國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認三原則，亦非全然不承認”。1936年11月間，蔣中正的代表張群曾和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進行秘密談判(出自：“高宗武參與其事”)，談判達成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滿洲國”。

6、蔣介石集團借抗戰之名發國難財

(第六部分的資料出自美國)

二戰中的最大丑聞：走私貪污軍用物資。1942年6月美國與中國簽訂《租借協定》，向中國提供價值為35億美元的軍用物質。但這些援助物質，被腐敗的國民黨政府官員們視為“唐僧肉”，大家都試圖從這里撈一把。裝滿戰略物質的卡車從印緬公路開進中國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這些戰略物質就出現在黑市上，不少軍用物資還通過走私的方式賣給了日本人。美國駐中國戰區最高參謀史迪威也向羅斯福密報很多美援物質都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日本把國民黨政府對軍用物質的走私貪污稱為“二戰中最大的丑聞”。

宋氏家族借機大發國難財

掌握國民黨政府經濟運營大權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機大發國難財。50年后的1983年，美國公開了聯邦調查局1943年的調查報告，其中這樣寫道：“宋氏家族對中國經濟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他們對金錢的欲望更超過對政治的欲望，美國5億美元貸款相當一部分已經裝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國財政部甚至還有人把宋氏家族戲稱為“宋氏賊團”。

蔣宋家族如此，結果是上行下效。國民黨軍官也乘戰爭之機搜刮民財。管轄河南戰區的湯恩伯將軍，借戰爭之名向農民征收“特別稅”，把農民的最后一點存糧也強行奪走。湯恩伯的苛稅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當時河南農民有這樣的口頭禪：河南兩大害，黃河和湯恩伯。

美國《時代周刊》的記者，到河南采訪報道了那里餓殍遍地，人吃人的慘狀。河南大饑荒的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國引起很大反響。美國人很反感中國政府不顧民眾的需求，強征老百姓口糧的作法。宋美齡看到《時代周刊》的報道后大怒，認為有損于中國政府的形象，要求《時代周刊》解雇寫該報道的記者，但被《時代周刊》拒絕。

抗戰8年貨幣發行量增加738倍

1942年2月美國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貸款后，要求中國匯報資金的使用情況，但重慶政府卻在美元匯率上做文章。當時法幣和美元兌換的官價是20元法幣兌換1美元，而黑市價格卻是3000多元法幣兌換1美元。在重慶一包香煙按照官價兌換的價格為5美元，而在黑市上1美元就可以買到160包香煙。重慶政府則按照官方兌換價向美方匯報美元的使用情況，自然是數字水增，在重慶國府的報帳中，修建一個公共廁所的造價都要1萬美元，在美國傳為笑談。

重慶國府由于經濟狀況惡化，不得不靠增發貨幣的方式來維持財政。據重慶國府公布的貨幣發行額：1938年23億元、1939年43億元、1940年79億元、1941年151億元、1942年底344億元、1943年753億元、1944年1894億元、1945年10319億元，抗戰8年期間貨幣的發行量居然增加了738倍。

大量增發貨幣的結果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在重慶，不僅一般民眾食不飽腹，連中流知識分子家庭的生活都陷入苦境，而政府的各級官員卻乘機大發國難財，導致民怨載道。人們對蔣介石政府失去了信任，轉向支持共產黨的人越來越多，國民黨政權的傾覆已顯露端倪。

7、蔣介石政府給日本偽軍發放軍餉

說出來可能讓人不信，國民黨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而這件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
戰后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有戰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軍糧食。其實，不少偽軍投敵后，并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養偽軍殺中國人。

這個事實是國民黨投降將領們親口告訴日軍首領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該資料的來源，參見日本人稻葉正夫編寫的《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327頁。

該資料披露后，連當年的盟國也為之嘩然，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又一丑聞：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只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8、日軍把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斗，此點值得注意。”

中國的漢j媒體為蔣介石翻案時，最喜歡強調的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的輝煌業績。很多人還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歷史教材隱瞞“國民黨是抗日主力”的真相。

其實，二戰結束至今，日本的中小學教材中，指責最多的就是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g。還一再將“南京大屠殺”的罪過追加在蔣介石政府的頭上，說“由于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一味逃跑，放棄南京，不保護本國老百姓，才讓日軍殺戳了中國人，導致了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殺)。”相反，日本教科書從來沒有指責過蔣介石積極抗日，反說蔣介石數次和日本講和，與日本沆瀣一氣、共同反共。

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歷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這實在讓那些盛贊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中國漢j精英們無地自容。對那些打著還原歷史真相旗號，動輒拿“國民黨抗戰死亡多少多少將領”說事，拿“擊斃多少多少日軍將領”說事，就是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后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臟事和破事。他們的臉皮太厚，已經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9、日本《朝日新聞》對日軍戰果的年度總結報道

敵西部《朝日新聞》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電：華北軍(指日本軍隊——摘者注)發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日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蕩中共軍為主要任務的事實……。“敵大半為中共軍……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中共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尸中，中共黨軍約占半數。而七萬四千的俘虜中，中共黨軍所占的比率，則只有三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大家看清楚沒有，日本《朝日新聞》報道的這則消息，內容和數據均來自日本華北方面軍的年度工作總結。被蔣介石污蔑的“游而不擊”的軍隊，一年作戰次數竟占一萬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與日寇交戰的軍隊占半數以上，戰死的遺體中，中共軍隊也占半數。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落入敵寇之手的俘虜人數。比國民黨軍隊交戰次數多、參戰人員多的八路軍，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虜卻比國民黨軍隊少了接近一半。

連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認：“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筆者在這里要問一句：一個“劣弱”的軍隊能稱為抗戰的主力嗎?一個交戰意識“昂揚”的軍隊能說他們是“游而不擊”嗎?

我們再看看叛國投敵的偽軍自己是如何說的：

《新民報》(筆者注：北平偽政府辦的報紙)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載中華社(筆者注：北京偽新聞社)訊：中共軍……潛行于地下，發動正規軍二十萬，配之以六十萬之農民游擊隊，與組織突破二百萬之農民自衛團。……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共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看到沒有，在日偽軍眼里，消滅八路軍已經上升到結束“大東亞圣戰”的戰略高度。自詡“武運長久”的大日本“皇軍”已經不把國民黨軍隊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擊”的八路軍作為主要的作戰對象。那些對共產黨恨之入骨的漢j“精英”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宣傳，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說的話吧，總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總結報告吧！其實，當年充當日本皇軍的“偽軍”們對這場戰爭最有發言權。因為他們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沖在頭里。他們是見過真槍實彈的，也多次領教過八路軍的厲害，所以感受深，說話也比現在的“精英”們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