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11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安德羅波夫（此人后來擔任蘇聯克格勃主席）一行。這是毛澤東自赫魯曉夫1959年10月訪問中國以來，與蘇聯領導人的第一次會晤，也是最后一次。在中蘇關系全面惡化的上世紀60年代，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是唯一多次到訪中國的蘇聯高官。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下臺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聯名致電蘇共中央，祝賀勃列日涅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柯西金當選部長會議主席，祝賀蘇聯最新一艘宇宙飛船發射成功和順利著陸。同時，毛澤東決定，1964年11月初，周恩來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試探赫魯曉夫下臺后的蘇共中央對華政策，意圖對中蘇關系進行修復。由于蘇聯國防部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在祝酒時對周恩來和賀龍說“我們搞掉了赫魯曉夫，你們也搞掉毛澤東，讓我們兩國關系恢復正常”這樣的話，周恩來當即斥責勃列日涅夫。此次莫斯科之旅宣告失敗。眼看中蘇兩國黨和政府高層領導就要斷了往來，在柯西金的建議下，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決定，1965年2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出訪越南時，要充分利用專機來回都要在北京停留加油的機會，最好能夠直接與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見面或通話，試探一下中國對改善中蘇關系的態度。1965年2月5日至7日，在去越南之前在北京停留的3天，柯西金與周恩來進行了接觸會談，總體氣氛是很好的，雙方冷靜中依然透著熱情，握手互稱同志，就差擁抱了。在和周恩來的接觸過程中，柯西金一行覺得兩國關系會有改善。從河內返回抵達北京，柯西金和安德羅波夫等滿懷信心地等待著同毛澤東會晤，但周恩來在迎接他們時，在一整晚上的接觸中，都沒有提到毛澤東會不會接見他們。2月11日，按原計劃，這天晚上，柯西金一行將登機飛返莫斯科。這是最后一刻了，柯西金、安德羅波夫都不知道能否見到毛澤東。那天早晨，周恩來來看他們，告訴他們，毛澤東主席準備在一小時后會見柯西金及隨行人員。上午11時，周恩來陪同柯西金一行來到了中南海菊香書屋，毛澤東與柯西金一行握手，說了幾句歡迎的寒暄話。蘇聯客人發現，毛澤東沒有流露任何熱忱神情。在毛澤東的書房中，柯西金坐在主賓席位—毛澤東的身邊。安德羅波夫看到，出席會談的還有劉少奇、鄧小平、賀龍、彭真、羅瑞卿等其他中共領導，但一個個都非常嚴肅。
毛澤東見大家都坐定了，看著柯西金、安德羅波夫等人說，如果有人說我不喜歡蘇聯人，這是不對的。不久前英國代辦請求我接見他，我沒有接見他，而是接見了你們。柯西金聽完翻譯，一臉茫然。毛澤東不動聲色地說，我很高興在東方見到您。柯西金臉上馬上露出笑意說，說得對，不過您也應該去西方走走。毛澤東說，沒有人邀請我去。柯西金回答說，我們請您去。毛澤東聽后說，我們贊成你們搞公開論戰，贊成你們采取發公開信、作報告、發決議等各種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癢的論戰，那樣沒有味道。論戰應該公平合理，你們罵我們的文章，我們都在報紙上發表了，而我們答復你們的文章，你們就很少發表。柯西金回應,建議停止蘇中兩黨的公開爭論，對此建議，毛澤東主席不無調侃地說，至于停止公開論戰，我就不贊成。天曉得哪一年才停止呀? 有許多問題，大概要用公開論戰的方式來搞清楚。在回答柯西金“要爭論多久”的問題時，毛澤東答：“一萬年，看來少了不行。”當柯西金說“有些問題可以提前解決，要不了一萬年”時，毛澤東詼諧地說:“……看在你的面子上，可以減少一點兒時間，可以減少1000年，從一萬年減到9000年，這是我們最大的讓步了。” 與柯西金設想的會見主題不一樣，毛澤東還是延續了1964年11月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活動與蘇共中央談不攏的話題。毛澤東的談話看起來非常輕松，實際上非常嚴厲，話中之意，就是勸告蘇共不要召開沒有事先與中共協商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協商會議，說那將標志中蘇兩黨關系完全分裂。柯西金說，召開這樣的會議并不是為了“教訓”中共，作為新上任的蘇共領導集體，面臨新的形勢，有許多議題要與兄弟黨協商。中蘇兩黨應該重視改善關系，尤其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之下，兩黨恢復關系非常重要。毛澤東說，我們總會有爭論的，但也會講和的。我們兩黨的關系，中蘇的團結，可能還得請帝國主義幫忙。時間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許它更幫忙，時間縮短一些，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們可能團結起來。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分裂……柯西金一行本來抱著良好的初衷，但與毛澤東的整個會談與最初的設想完全背道而馳。柯西金、安德羅波夫等離開中南海時，感覺心情壓抑和無比沉重。當天中午，周恩來為柯西金一行舉行歡送宴會。柯西金與周恩來相處盡管放松了一些，但未能消除與毛澤東會見的不愉快印象。周恩來與柯西金、安德羅波夫碰杯，喝貴州茅臺，勸客人多吃些為他們準備的特色菜。下午1時35分，周恩來送柯西金到機場。一路上周恩來向柯西金表示，希望雙方就外交問題、國際問題經常交換意見。周恩來強調，我們之間的觀點和政策不相一致，可以通過不公開的、非正式的交換意見，以求趨于一致。不求一次徹底了解，但求不斷增進了解。柯西金心領神會，知道周恩來這么說，實際上是希望中蘇兩黨私下里有一個交換意見的固定渠道。一路上，周恩來還就改善雙方國家關系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包括從紀念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15周年做起，希望雙邊貿易能有所增長，文化交流繼續進行，等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沒有能夠說服中共出席莫斯科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協商會，但這個會還是要如期召開的。1965年3月1日至5日，保加利亞、匈牙利、民主德國、古巴、蒙古、波蘭、蘇聯、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英國、聯邦德國、意大利、敘利亞、芬蘭、法國、美國、澳大利亞、巴西和印度19個共產黨或工人黨的代表和觀察員，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協商會議”。事實證明，沒有中共的支持，蘇共要開一次像樣的會議都困難，參加會議的代表從1957年莫斯科81黨代表會議，縮小為現在的16黨代表和觀察員，加上個別黨派分裂分子，一共19個單位。此次會議遭到中國、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印度尼西亞、羅馬尼亞、日本等多國共產黨和工人黨反對和缺席。3月10日，發表了《關于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協商會晤的公報》。《公報》說，“主張停止具有對兄弟黨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質的公開論戰”，“反對一些黨干涉另外一些黨的內部事務”；共產黨和工人黨要“團結對敵”、“共同行動”、“一致行動”。要為召開新的國際會議創造條件。在這個《公報》發表之前，蘇聯駐華使館代表于3月8日曾將大會協商會晤秘書處的一封信和這封公報遞交給中共中央。中共給予的回應還是公開批判。盡管如此，1966年2月24日，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以蘇共中央名義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邀請中共按慣例派代表團出席將于3月29日召開的蘇共“二十三大”。毛澤東不同意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他說，我們黨去不去參加蘇共“二十三大”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我看不能去，也不必發賀電。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復信蘇共中央，拒絕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復信中說的拒絕理由是:中共已經派代表團出席過蘇共前幾次代表大會，但是蘇共表現不好，蘇聯在赫魯曉夫領導下，已經從列寧主義的故鄉、國際工人運動的中心，變成了現代修正主義的中心。蘇共新領導人上臺后毫不改悔，使蘇聯沿著修正主義、分裂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蘇共“二十三大”后，自1921年中共成立時就建立起來的中蘇兩黨關系完全中斷。
（來源：“李享生活”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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