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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時期的毛澤東不僅受湖湘文化四個重要方面的深刻影響：其一，心憂天下，改造中國與世界；其二，兼收并蓄，集中西方文化之大成；其三，霸蠻獨立，敢為天下先；其四，實事求是，知行合一，而且豐富發展了湖湘文化。

一代偉人毛澤東在30歲之前，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湖南，他的學習、工作以及革命實踐活動也大多是在湖南開展的，他浸淫在湖南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之中，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和影響，因而他的文化性格具有鮮明而豐富的湖湘文化特質。

這里所謂的湖湘文化，指的是湖南地域源遠流長、獨具特色的文化傳統，包括因湖南自然地理人文環境所形成的民風士氣即“楚風”，以及由此產生的湖湘流派即“湘學”。目前很多學者對湖湘文化的內涵和精髓從各個層面各個角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各自的表述，但大多大同小異。

我根據個人的學習與研究，認為湖湘文化對青少年時期毛澤東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四個方面：其一，心憂天下，改造中國與世界；其二，兼收并蓄，集中西方文化之大成；其三，霸蠻獨立，敢為天下先；其四，實事求是，知行合一。毛澤東不僅受其深刻影響形成了湖湘文化性格，而且豐富發展了湖湘文化，將湖湘文化與中西先進思想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結合，將湖湘文化推進到一個更新更高的巔峰。

毛澤東家世淵源是形成毛澤東湖湘文化性格最初來源。毛澤東在1910年秋之前一直生活在湘鄉大坪坳棠佳閣外祖家和家鄉韶山，深受這一地域自然人文環境的影響，這一時期也是毛澤東湖湘文化性格孕育和初步形成期。

（一）外祖家：毛澤東0-8歲是在湘鄉大坪坳棠佳閣外祖家棠佳閣長大的。因他前有兩個哥哥不幸夭折，外婆心疼這個襁褓中的小外孫，以便他順利長大成人，叫母親文七妹將他抱回了娘家帶養。棠佳閣與韶山僅隔著一座云盤大山，卻相距20來華里，棠佳閣坐落在從龍頭山延伸下來的一支小山脈的尾端，是一個擁有五十多間房四個天井的大院落，站在院子中央放眼望去，除東南側是叢山峻嶺的云盤山外，其余均呈舒緩的丘陵地貌，視野寬闊，梯田如畫，遠處的田塅平坦如砥。這里就是毛主席外公文芝儀三兄弟及其兒孫所居之地，這種優良的自然環境無疑對童年毛澤東的身心成長很為有利。

文家祖籍江西，先祖文輝璋于北宋大觀元年遷徙來湘鄉長田坪，其后裔遷居湘鄉高沖，至毛澤東外曾祖父文德明為第十八代傳人，他因過度勞累年僅27歲早逝，外曾祖母賀氏三十歲守寡，誓不改嫁，含辛茹苦獨自養育她三個未成年的（大的才10歲、小的還在襁褓中）的兒子，通過四五十年的不斷努力，創居棠佳閣“三芝堂”，從一貧如洗的困境中艱難奮起，發展為一個擁有140多畝田地、10多頭牛、二十多口人丁的大家庭，她刻苦耐勞、勤儉持家、守操育子的事跡廣為流傳，載入同治八年的《湘鄉縣志》，朝廷頒文表彰其“節孝”。毛澤東外曾祖母開創的帶有湖湘文化特質的“孝友傳家，耕讀裕后”的家風，傳承至毛澤東外祖父文芝儀和外祖母賀氏這一代，更加發揚光大。文芝儀雖在塾館進學時間不長，但他資質聰明，平時酷愛讀書，耕作之余，手不釋卷。他最為欣賞本地著名文人胡沁園的一首家訓詩：“人事紛紛如臺戲，或買鋤頭或買書。田地要耕書要讀，半為農夫半為儒。擲卷荷鋤田里去，鋤罷歸來又讀書。勸我兒孫耕與讀，莫使倉腹兩空虛。”并以此作為治家之道，由此文家子侄耕讀并重蔚然成風，逐漸形成了勤農善文、學以致用的家風，童年的毛澤東耳濡目染，深受影響。他從三歲開始，八舅文玉欽在自家開辦的塾館里，特意為他置辦了一張小桌小凳，讓他與表兄弟們一起伴讀。八舅很喜歡他，常向他講述古人勵志讀書的故事，還讓他熟背刊刻在文家族譜里的《家范箴言》，對他進行最基本的人生道德與是非觀的教育，諄諄教育他“干正事，走正道，成大器”。到他八歲離開棠佳閣回韶山時，他已能熟背不少古詩文，其智力遠超同齡孩子之上。

文家上下尊老愛幼，長幼有序，加上外祖母賀氏與母親文七妹篤信佛教、寬厚仁慈、通達開朗、樂善好施，整個家庭充滿了和諧民主快樂幸福的氛圍。外祖母賀氏對外孫疼愛有加，將剛滿月的毛澤東抱去龍潭岮拜了個“石干娘”，為彌補因郎婿毛順生出外當兵而缺失的父愛，又讓毛澤東拜七舅文玉瑞為干爹。七舅將毛澤東視若己出，同吃同睡，將毛澤東與文家子侄們一起排行，作為第二十三子。他年歲稍大，就與表兄弟們一起看牛割草打柴摘野果拾野糞看牛做游戲，不光增添了他童年生活的無窮樂趣和對大自然的知識，還培養了他的動手能力、語言交際能力以及思維能力。

毛澤東在外婆家快樂幸福的童年生活，是他優良人格和超群智慧形成的關鍵期，也可以說是毛澤東湖湘文化性格的孕育期。

（二）韶山：毛澤東于1902年春回到家鄉韶山，讀私塾6年半，輟學務農2年，于1910年秋走出韶山去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求學。韶山處于寧鄉湘鄉湘潭三縣交界之所，相傳舜帝南巡至此奏韶樂而得名，毛氏宗祠大門對聯書寫的“天地鐘靈，山川毓秀”，是對韶山自然環境極高的評價。這里，高山峻嶺環抱，狹長而幽深的山谷交錯縱橫，韶峰直插云天，為南岳衡山72峰的第71峰。整個山形如一朵碩大無朋的蓮花以毛氏宗祠為花蕊向四周盛開。韶山毛姓始祖毛太華由江西吉州吉水因避亂遷至云南瀾滄衛，后投身軍營，娶妻生育八子，于明洪武13年因軍功拔入湖南，攜長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僑居湘鄉緋紫橋，十余年后，其后裔遷居韶山，共有震、鑒、深、瑺、石羊“五大房”。毛氏族人盡管所處的環境非常閉塞生活貧窮，但常以這里的山水秀美為傲，并以此激勵族人奮發有為。據在《韶山毛氏族譜》二修首卷收錄了老譜中的一位清朝舉人戴炯于清乾隆二年（1737年）寫的一篇序言，這樣說道：“湘之西有韶山……夫山水秀絕，必生奇才！韶山雖不在中州往來之地，賦客騷人所不到，必將有秉山川之秀，追蹤古先生其人者，為國之華，為邦之望，使人與地俱傳。”（見龍建宇《毛澤東的家世淵源》第31頁）戴炯作出這個驚人的預言之后的第144年，韶山毛氏族人再修族譜，在族譜中對位于毛澤東祖居地的東茅塘包括毛震公祠又有如此贊嘆：“龍祖衡岳，蒼蒼莽莽，亦復委委蛇蛇，奔赴于是。下沙如抱黃竿竹山，石嘴巒頭作印觀焉。可上有郁金星，樹山嘴也，作誥軸觀焉；可面前河水弓灣繞過，石嘴一橋，收鎖石橋灣也。案有三臺端拱，朝有天馬文星應卜，后有光大其門庭者焉”。（見龍建宇《毛澤東的家世淵源》第31頁）正值清朝末年，民族危亡，國事多艱，韶山毛氏族人相信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話，剔除這段話的風水迷信色彩，直白無疑地披露了毛氏族人要為國家社稷建功立業的勃勃雄心，料定從講究讀書的毛震公房中將誕生一位掌大印批誥軸的人，果真在此話一出的12年之后，即1893年12月26日，這樣一位挽乾坤于既倒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偉大人物——毛太華第二十代孫毛澤東在韶山誕生了。毛澤東在東茅塘面山樓拜于堂伯父毛麓鐘門下攻讀歷史典籍時，對自己家族中的這些預言應有所知曉，這種積極的心理暗示，對當時的他應是一種多么大的激勵與鼓舞，并在他心底掀起多么大的波瀾！

從現保存完好的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毛鑒公祠和毛深公祠和毛氏族譜來看，體現了毛氏家族封建宗法制度的完備和嚴厲，這些祠堂是祭祀毛氏先祖，并處理族內一切事務，如調解糾紛、獎懲族人、修訂族譜、發布族規族法等重要場所，族譜中記錄有《家規十八條》、《家規十則》、《家訓十則》以及戒嫖戒賭戒煙，說明韶山毛氏家族是一個深深浸染在儒家文化之中的家族，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已滲入到每一個家族成員的靈魂深處，強烈的家族觀念上升為對國家和民族的責任意識，很多毛氏族人跟隨曾國藩參與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其他各地的起義運動，毛氏族譜中有可靠記載的因立下軍功被清廷封賞的有60余人，包括毛澤東父親和堂伯父毛麓鐘等人也相繼投身湘軍，毛澤東盡管是這些宗法制度的叛逆者，但他身上所表現的家國情懷無不受到這方面的深刻影響。

韶山是儒釋道（巫）文化相互融合集中的地方。因毛澤東母親身體不好，常年吃齋念佛，他也跟隨母親去韶山仙女庵及南岳衡山等佛教場所燒香拜佛，毛澤東憐貧恤苦的同情心與同理心最初來源于母親的熏陶。因此，毛澤東家鄉韶山自然人文地理等因素是形成他文化性格的最初來源，在韶山8年半的時間是他湖湘文化性格的初步形成期。

（一）湖湘文化的內涵和精髓

湖南處于亞熱帶地區，氣候溫暖，雨水豐沛，西部有武陵山、雪峰山，南部有南嶺山脈，東部有幕阜、連云、九嶺、武功、萬洋、諸廣等山脈，中部為丘陵、北部為洞庭湖及湘、資、沅、澧四水尾閭的河湖沖積平原。全省東、西、南三面山地環繞，逐漸向中部及東北部傾斜，形成向東北開口不對稱的馬蹄形，歷來有“八分山水二分田”之說。

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一書對此有過精當的表述：“湖南之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群苗所萃，蓋四塞之國。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疊嶺，灘河峻激，而舟車不易為交通。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于倔強。以故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風氣自創，能別于中原人物以獨立。人杰地靈，大儒迭起，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宏識孤懷，涵今茹古，罔不有獨立自由之思想，有堅強不磨之志節。湛深古學而能自辟蹊徑，不為古學所囿。義以淑群，行必厲己，以開一代之風氣，蓋地理使之然也。”從這段話可以看出，湖南地處內陸，北阻長江，群山環抱，土地貧瘠，生存艱難，養成了有別于中原的人文特征。

據史籍記載，春秋戰國時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上居住的族群主要有五個，即越人、蠻人、濮人、巴人、楚人。其中越、蠻、濮三個族群一向被稱之為“南蠻子”，他們是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大致在西周末東周初這時期，楚國的勢力開始深入湖南。在秦漢時期為躲避戰亂，一些北方人南遷湖南，將大部分原住民逼向西部和南部，與小部分留下來的原住民漸漸融合，成為湖湘地區的主體民族——漢族。在南宋、元末、明末清初時期，同樣是由于戰亂，大批外地人口遷入湖南，引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質，又帶來了新的人種血緣基因，有力地促進了湖湘文化的發展，因此湖南獨特的民風士氣既保留了遠古南蠻子的遺風：霸蠻勇武、剽悍敏捷、重義輕利、敢于擔當的特征，又具有多種文化特質相互融合、兼收并蓄的特質，有人稱之為“楚風”。

追根溯源，北宋時期湖南道州人周敦頤創立了濂溪學派，成為影響中國后期封建社會最為深遠的理學鼻祖，程顥、程頤繼之弘道，胡安國、胡宏父子在此基礎上創立了“湖湘學派”。當張栻主教岳麓書院之時，“湖湘學派”便在湘水之濱升華為一種新儒學，也就是“理學”；明清巨變中，經王船山改造，理學和經世之學成為了湖湘士子在晚清大變局中銳利的思想武器；進入近代，湖南邵陽人魏源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后，以曾國藩為代表開展的洋務運動和譚嗣同等人的戊戌變法，將“湖湘學派”推向了一個更加嶄新的高度，其中“實事求是”“經世致用”最為精髓的思想得到更加的發揚光大。有人稱之為“湘學”。楚風與湘學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地域文化即為湖湘文化。

（二）青年毛澤東在長沙學習和早期革命活動必然會受湖湘文化影響

清末民初，省會城市的長沙是湖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湖南自然地理人文環境所形成的民風士氣即“楚風”都在長沙有所集中表現，又因“湖湘學派”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在長沙岳麓書院學習或主教，自然而然，長沙岳麓書院成為了“湖湘學派”即“湘學”的發源地和傳播中心。

青年毛澤東來到長沙，下述學習和早期的革命活動必然要受到楚風與湘學相互交融在一起的地域文化即湖湘文化的影響。

毛澤東在1910年秋考入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為期半年后，于1911年春第一次來到長沙，進入湘鄉駐省中學堂讀書。

1911年10月，湖南響應武昌起義，毛澤東加入新軍，不到半年，于1912年春，退出軍營。

1912年春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學校，入學不到半年要求退學，去湖南省圖書館自學半年。

1913年因遭到父親的反對，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預科讀書。

1914年2-3月間，編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本科八班讀書，于1918年6月畢業。

1918年4月14日，由毛澤東等人發起在長沙市榮灣鎮劉家臺子正式成立了新民學會。

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率領湖南青年學子羅學瓚等25人坐火車去往北京，開展組織赴法國留學的勤工儉學活動。待把赴法國留學活動的準備工作安排妥當后，毛澤東經楊昌濟的推薦介紹，擔任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員的工作，認識了李大釗，并得到他的幫助與指導，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思想和影響。

1919年4月6日回到長沙，在長沙組織開展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運動后期，發起并領導驅逐省長張敬堯的運動，于是年12月7日，率領驅張請愿團，他第二次前往北京，讀到了《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1920年5-6月間在上海見到了陳獨秀，探討了馬克思主義的相關問題，是年11月，他同何叔衡等人組織成立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1年7月毛澤東與何叔衡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2年5月，毛澤東領導成立了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他任書記。是年9-12月，他組織領導了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并使之迅速走向高潮，均取得勝利。

1923年4月，30歲的毛澤東離開長沙到達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從此，他的革命活動一發不可收，擴展到全國去了。

這一時期，是毛澤東湖湘文化性格的發展期和成熟期。

（一）心憂天下，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澤東繼承了湖湘文化中憂患意識和經世濟民的思想，他是把憂患意識、責任擔當以及遠大的理想抱負三者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對國家、民族和社會的憂患意識，比湖湘文化中以前所有的代表人物要更強烈，所承擔的責任要更重大，理想與抱負要更遠大。

在少年時期，毛澤東喜歡讀演義小說，他從書中看到其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而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對于這件事，我納悶了兩年之久，后來我就分析小說的內容。我發現它們頌揚的全都是武將，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見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09頁）從此他發誓要寫一部農民的書，一部天下受苦人的書。

父親毛順生在東茅塘有個堂弟叫毛菊生，因常年患病，家里很窮，因借錢治病欠了人家的債，在債主催逼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將自家的7畝上等水田出賣給了父親。毛澤東得知后，和母親一道勸說父親把田退給毛菊生，父親卻不聽勸告。這事給毛澤東留下了極為痛苦的記憶。新中國成立后，他將毛菊生的兒子毛澤連接去北京，批評父親說：“舊社會那所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二叔是堂兄弟，買二叔那7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了，全無手足之情，誰的勸說都聽不進去。我后來思考這些事，認清只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事，于是下決心要尋找一條解放窮苦農民的道路。”

十六歲那年，毛澤東瞞著反對他讀雜書的父親，讀了《盛世危言》，和《校邠廬抗議》兩本書，在閉塞的韶山沖打開了視野，他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回憶道：“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見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12頁）在東茅塘讀私塾，由于堂伯父毛麓鐘的點撥，更加明確了自己經世濟民干一番掀天揭地的大事業的理想。

在湘鄉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讀了梁啟超的《新民叢報》，決心以梁啟超（號任公）為楷模，取學名為“毛子任”，這學名就是要以天下為己任的意思。

從以上幾則故事可以看出少年毛澤東出于對災難深重的國家與民族的憂慮和對勞苦民眾的同情，有著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擔當。

毛澤東18歲時第一次來到長沙，對國家民族的憂患意識越發強烈了，他成了一位憂國憂民的“時事通”。在湘鄉駐省中學讀書時，有生以來第一次讀到一張叫《民立報》的報紙，了解到“一個名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深受感動”。（見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16頁）辛亥革命爆發后，毛澤東棄學投軍，一個月的餉銀7元錢，除去伙食費2元外，剩下的錢都用來訂閱報紙。后來回憶這段這段生活時，他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成了一個好讀報紙的人”，讀報成為了他一生的嗜好。（見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17頁）那時，他與兵友們最喜歡討論的話題就是報紙上的時事和有關“社會主義”的話題。

他后來重新回到學校讀書，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學讀書沒過半年，就退學去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了半年，第一次看到了墻上一張《世界坤輿大地圖》，后來對斯諾回憶說，他“懷著很大的興趣研究了它”。（見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20頁）建國后，會見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周世釗說：“以前，世界到底有多大，是不太明確的，當時，我認為湘潭縣已不算小，湖南省當然更大，全中國古稱天下，便大的了不得。可看了世界地圖，中國只占世界的一部分，小了，湖南更小，湘潭和韶山在地圖上更沒有影子了。世界真正大呀，世界既然大，人就很多，每一個活人都要生活。據我看，一般人的生活應該是過得幸福的，但我在韶山、湘潭和長沙見到的，廣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缺衣少食，挨凍受餓，目不識丁，做一世的文盲，還常常被地主豪紳和貪官污吏勒索壓迫，被賣被殺。為什么廣大人民的生活過得這樣痛苦呢？用今天的話說，只是由于有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的緣故。只要有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存在，廣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就不會變成幸福的生活。因此，我總覺得我們青年的責任極其重大，青年的前途極其廣闊，因為要改變社會就要革命，革命就要靠革命青年，我想到這里，就下定這樣的決心：我將以一生的力量為痛苦的人民服務，將革命事業奮斗到底。所以這回在湖南圖書館的半年自學是我讀書歷史中值得紀念的半年。”（見周彥瑜、吳美潮《毛澤東與周世釗》第119頁）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了世界之大、人口之多、社會制度之黑暗，明確了自己要改造世界和中國的責任與使命。

當父親毛順生反對他在湖南圖書館自學后，他于1913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湖南第四師范，第二年并入湖南第一師范第八班讀書。1915年5月7日，日本為滅亡中國向袁世凱政府對其所提出的21條發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時內答復，5月9日，袁世凱政府接受了21條，激起全國人民憤怒與反對，以為奇恥大辱。第一師范教員石廣權憤怒將這一事件的始末以及日本數十年來侵華的史實，并滅亡朝鮮越南的慘狀，寫成7篇文章，輯成一小冊子刊印，書名為《明恥篇》，毛澤東讀了這書，在書的封頁上寫下四句題詞：“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這是何等的責任擔當！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期間，正處于五四運動的前夜，帝國主義國家已經把魔爪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全國的江河領海上有他們的兵艦和商船，重要的城市有他們的租界和軍隊，全國的鐵路、海關、銀行、郵政和主要礦山全歸他們控制，商店、工廠、教堂、學校等布滿在城市與鄉村，南北各系軍閥常年混戰，兵災、匪災、天災等災禍連連，讓中國人民陷入了極其痛苦的深淵。這種狀況湖南較之他省，有過之而無不及。湘江河里停泊著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旗幟的兵艦商船，河岸上是“日清”“太古”“怡和”等外國洋行，公司、銀行、工廠在長沙二三十家之多，錫礦山、水口山等礦山為外商控制，北洋軍閥湯薌銘、傅良佐、張敬堯等軍閥輪番統治湖南，湖南成了南北軍閥長期拉鋸的戰場，全省兵災、匪災、水災、旱災、蝗災數不勝數。當“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的時候，毛澤東深感“時局危急”，他在自己周圍“逐漸地團結了一批學生”，經常交換讀書心得，不以自己是個窮書生為念，身無半文，心憂天下。他們“只愿意談論大事——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根本“沒有時間談情說愛”，不談女人，也不談金錢，更“不屑于議論身邊瑣事”。有一次他去造訪一個青年的家里，這人對他說起了要買些肉來招待他，并當著他的面把傭人叫來，談買肉的事，最后吩咐傭人去買了一塊。他生氣了，以后再也不同那個家伙見面了。他割席斷交的態度，是何等的決絕！（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第123頁）

于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蕭子升和蔡和森為首的13人在岳麓山下天馬山旁、榮灣鎮劉家臺子蔡和森家里，召開了新民學會的成立大會，入會成員25人，確立了“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造人心風俗”的學會宗旨，還訂立了“五不”戒條：“不虛偽，不懶惰，不浪費，不賭博，不狎妓”。至1920年7月，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蒙達尼舉行的會議上正式確定了“改造中國和世界”作為學會的宗旨，毛澤東對這個早已藏之于心的宏偉人生理想，理所當然極表贊成。

在第一師范畢業后的6月間，毛澤東組織朋友們在岳麓山書院的半學齋一起過著“工讀”生活，他們雖然很窮，吃的是蠶豆飯，吃了上頓愁下頓，有時一天只吃一頓飯，卻心情分外振奮，每天討論的自己向何處去、湖南向何處去、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他們既有著“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感，又有著“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英雄豪邁氣概。

1918年8月，毛澤東為響應北京的五四運動，在湖南組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創辦了《湘江評論》，他號召全體湖南人趁著“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也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的大好時機，明確提出了一個最緊迫的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這個責任與義務既是大家的，也是他自己的，當湖南省長張敬堯阻撓破壞湖南五四運動的開展，封閉了《湘江評論》，強行解散了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時候，毛澤東義無反顧，以新民學會為核心發動組織領導了“驅張”運動，以“民眾的大聯合”為策略，最終將張敬堯驅逐出了湖南，獲得了勝利。

可以這樣說，青年時期的毛澤東所具有的憂國憂民意識與“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責任擔當，遠遠超出了任何一位對湖湘文化最具影響的代表性人物。

（二）兼收并蓄，集中西文化之大成

青少年時期毛澤東文化性格具有兼收并蓄的特質，他學習和接受了以孔子為代表儒家文化包括諸子百家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王船山、曾國藩、楊昌濟為代表的湖湘文化，又吸收了西方各種先進的文化思想，在西方先進文化思想的基礎上接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并完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與獨具特色的湖湘文化的結合。這是毛澤東對湖湘文化的發展和超越。

下面從三個方面簡要進行闡述：

1，在學習接受以孔子為代表儒家文化包括其他諸子百家文化，毛澤東大致通過如下三個途徑來實現：一是毛澤東通過經學或國文先生的講授學習這方面的傳統文化，如在他少年時期的韶山老家，盡管他不喜歡，還是通過6任私塾先生整整讀了6年半時間的“五經”“四書”儒家經典和其他歷史典籍，來到長沙后，通過湖南省立高等中學堂柳潛先生、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和第一師范袁吉六等國文先生學習了課堂上的國文內容，還接受了這兩位先生的指點，閱讀了《御批通鑒輯覽》《韓昌黎詩文全集》等書籍；二是自學了一部分《四庫全書》中的經、史、子、集等經典書籍，“略通國學大要”。

青年毛澤東在對待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態度分為兩個階段：

一是早期崇信：除少年時期對儒家經典不喜歡也不求甚解在此不論外，從現存的《毛澤東早期文稿》可以看出，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的畢業前夕，盡管他接受了陳獨秀發起的新文化運動的新思想，但對待孔子和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的態度上是比較崇信的，他仍尊稱孔子為“圣人”的，如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給黎錦煕的信中說：“圣人者，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復起，不易吾言’”；在對待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文化上有明確的主張：“只有奇杰”才能救中國，而這種“奇杰”，必學通中西，首先要通國學，“西學”與“國學”同等重要，學“西學”必須以“國學為基礎”。

因此他很重視國學的學習與研究，而且對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學習國學的效率有著一套獨到的見解和方法，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首貴擇書，《四庫全書》經史子集有3460種，浩如煙海，他于1916年2月29日，致蕭子升的一封信中，他篩選開列了自己應讀的經、史、子、集77種書目；其二，通其常識；其三潛心致志；其四，三復四溫；其五，勤動筆墨；其六，日積月累；其七，虛心好問。

二是后期批判。1918年8月組織新民學會會員第一次去北京之后在李大釗的指點下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之后，毛澤東發表了大量批孔文章，希望大家起來打破以孔子為代表的思想界的強權，結束二千年以來儒學在思想文化領域的獨霸地位，反對三綱五常對人的個性的束縛，特別是反對封建禮教對婦女的壓迫。但是，毛澤東從政治思想上批判孔子儒學，與陳獨秀、李大釗態度是一致的，并不是反對孔子本人，也不是全盤否定儒學，“說他在古代社會無價值”。

2，通過向學貫中西的“碩學鴻儒”楊昌濟先生學習，受到王船山、曾國藩等湖湘文化代表性人物思想的深刻影響。剛留學歸來的楊昌濟先生雖對古今中外涉獵極廣，但研讀最多最深、并持之以恒、相伴終生的仍是兩個人的著作，一個是王船山，一個是曾國藩。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預科，其時楊昌濟先生擔任預科班的修身課的老師，所以在現存的毛澤東的《講習錄》里記錄了很多有關王船山和曾國藩的語句，其中包含了楊昌濟和毛澤東對這兩人的學習心得體會，并無法分開辨識。在《講堂錄》中不僅可以看到楊昌濟對王船山和曾國藩思想的講授，而且可以從他的《達化齋日記》得到有力的證明。毛澤東經常與同學一起到“板倉楊”寓聆教，還直接到船山學社去聽社長劉人熙先生講課。楊昌濟先生不但自己去聽講，還鼓勵毛澤東等學生去聽講。楊昌濟對曾國藩治軍、行政、讀書、治學、樹人、立法、修養等各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不僅時時處處事事學習仿效曾國藩，還拿曾國藩做榜樣教育勉勵他的得意門生毛澤東：“毛生澤東……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粱任公之例以勉之。”（《達化齋日記》第169頁）

毛澤東在楊昌濟先生門下學到的最重要的第一點，就是系統接受了王船山的圣賢豪杰思想，為毛澤東努力修為成一代圣賢豪杰挽狂瀾于既倒、救黎民于水火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所以才有了他“改造中國與世界”的豪情壯志；最重要的第二點，就是從楊昌濟先生那里學到了王船山和曾國藩如何安邦治國的軍政方略，激發了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期間對軍事問題研究的濃厚興趣。特別難能可貴的是楊昌濟先生作為一位教書先生，對古代戰爭與現代戰爭有深入的研究，對毛澤東等學生灌輸軍事方面的知識不是乏乏而談，而是結合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實際進行講授，他花費了巨大精力，搜集和整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種資料，包括各國戰前的準備動員工作，各國戰爭武器的技術進步情況，各國經濟實力和軍費開支統計，以及歐洲海洋、陸地、山川要塞等地理情況，并做了詳盡的分析，這是最難能可貴的。所以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習期間，他天天讀報與學習歷史地理知識結合起來，成為了他的終生習慣。可見毛澤東日后能成為一代偉大的開天辟地的政治家與軍事家，自有其深刻的緣由的。有人將楊昌濟先生評價為繼王船山、曾國藩、譚嗣同之后湖湘文化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是一點不為過的。

3，不斷學習和接受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大致為以下四個途徑：

一是通過自學，接受西方先進的文化思想。在老家韶山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在湘鄉高等東山學堂讀了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向同學蕭子璋借讀了《世界英豪傳》，在湖南省立圖書館度過了最有價值的半年，讀了嚴復翻譯的西方經典名著約翰.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論》、穆勒《名學》、斯賓塞《群學肄言》、孟德斯鳩《法論》，這些西方的先進文化思想讓毛澤東受益終生，他到老都記憶猶新。他是非常重視總結經驗和邏輯推理尤其是歸納推理的人，他曾說過一句很有風趣的話，他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

二是通過楊昌濟先生講授《倫理學原理》，接受了英國倫理學家“泡爾生”二元論的思想。毛澤東極愛這本書，受到這本書的啟發，寫過一篇《心之力》的文章，為楊昌濟先生大加贊賞，給他打了100分。全書共10萬字，他一共寫了1.2萬余字的極為精妙的批語。他對泡爾生書中的闡述的道理，認真學習研究深刻領會，卻不附和迷信，有的贊同，有的稱好，有的存疑，有的批駁，但更多的是借題引申發揮，自成思想體系，這是他用全部工夫探求“大本大源”的思想結晶。今天的人們通過這些穿越時空、穿透心靈的精深思悟，就可以深深感知：毛澤東何以成為毛澤東！（見王立華《一師毛澤東 要為天下奇》第75頁）

三是接觸認識來華講學的外國學者，聽取他們的演講。于1920年10月26日，盡管毛澤東已經服膺馬克思主義，但他還是在長沙接待了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心理學家、實用主義集大成者約翰.杜威和英國著名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歷史學家、文學家羅素，應湖南《大公報》之約擔任記錄。當年他創辦的文化書社還將杜威的書籍《杜威演講錄》連同《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書籍一起銷售。這就是毛澤東包容開放的文化性格。

四是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就沒有動搖過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于1918年和1920年先后兩次去北京，認識了全國新文化運動有重要影響的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由于他有了前面所述的西方先進文化思想做基礎，很順利地接受了在西方先進文化思想基礎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日后成為了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18年8月，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通過楊昌濟的介紹，他到李大釗任主任的北京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員，因而認識了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和教授胡適。他后來同埃德加.斯諾說過：“《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志，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在此期間，自學了一些馬克思的經典著作，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0年因毛澤東組織領導“驅張運動”，第二次去了北京。他在《西行漫記》回憶說：“我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產黨宣言》，陳望道譯，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階級斗爭》，考茨基著；《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三）霸蠻獨立，敢為天下先

我總結了六個字：

1，“霸”，霸氣

1910年走出韶山，臨行前向父親改寫了日本月性的一首詩，夾在父親的賬簿里：“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少年毛澤東這次出外求學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霸氣不活脫脫展露無遺嗎？

在湘鄉高等東山學堂讀書期間，備受守舊勢力的打壓和富家子弟的排擠，改寫了一首民間無名氏的詩：“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少年毛澤東所展示的那身“虎氣”和他對“蟲兒”的蔑視，何等鮮明突出！

在長沙求學期間，毛澤東看到日本為滅亡中國，強迫袁世凱接受了喪權辱國的“21條”，他以詩明志：“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們，雖身無分文，心憂天下。好一個“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王者之氣畢露！

2，“蠻”

一“蠻”，野蠻其體魄。在他的《體育之研究》一文里，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茍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為了鍛煉身體，常常去湘江里游泳，“中流擊水，浪遏飛舟”，此外他和他同學“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繞城，渡過江河。遇見下雨，脫掉襯衣讓雨淋，說這是雨浴。烈日當空，也脫掉襯衣，說是日光浴。春風吹來的時候，他們高聲叫嚷，說這是叫做風浴的體育新項目。在已經下霜的日子，他們就露天睡覺，甚至到11月份，他們還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見《西行漫記》第123頁）。他還創造了一種“六段運動”，包括手足軀干頭部的活動。

二“蠻”，敢于抗爭，不屈不撓。毛澤東在家鄉韶山讀私塾的時候，先生古板而嚴苛，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他十歲時曾經逃過學。在韶山的山谷里，亂跑了三天。被家人找回家后，他父親待他比以前稍微體貼一些了，老師的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了。當他二十多年后在延安與斯諾交談時，說“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在十三歲的時候，有一次父親宴請客人，父親當眾罵了他懶而無用，這激怒了他，就離開了家，父親追他回家，他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父親說，如果再走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塘去。當毛澤東向斯諾回憶起這事時，風趣地說，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提出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父親堅持要他磕頭認錯。他表示如果父親答應不打他，他可以跪一條腿。從這件事他認識到，他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父親就軟下來；可是如果他仍溫順馴服，父親反而打罵他更厲害。（見《西行漫記》第106、108頁）1910年，因天災人禍，長沙發生了市民搶米風潮，也波及到家鄉韶山，韶山也糧食奇缺，鬧大饑荒。族長毛鴻賓趁著糧價上漲之機，卻將祠堂公谷轉賣給銀田寺糧商，引起族人“花臉”毛承文的強烈反對。族長將毛承文捆綁，準備將毛承文治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立馬趕去祠堂，與族長據理力爭。族長不得不將毛承文松了綁，就此了事。

1915年上半年，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校長張干宣布了省議會頒布的一項新的規定，從當年秋季開始，師范學生每人要繳納10元學雜費。同學們議論紛紛，認為是校長張干“討好當局而主動建議的”。此外，原湖南第四師范停辦并入第一師范的學生，要多讀半年書才可畢業，特別是校長張干趁著袁世凱妄圖稱帝鼓吹“尊孔讀經”，他也跟著在學校推行“尊孔讀經”，更加引起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學生不滿。毛澤東看著一些同學寫了一篇痛批校長不忠不孝不仁不義的文章，認為沒抓住要害，他在妙高峰“君子亭”，寫了一張驅除張干的宣言，到處張貼。后來張干一怒之下要開除毛澤東等17名學生。多虧楊昌濟等先生力保，才以記大過處分了事。第二年，張干第二年被免除了校長之職。建國后，毛澤東主動邀請張干上北京敘舊，表示道歉，給張干以及夫人生活上照顧，成為一段尊師的佳話。

毛澤東在第一師范最有抗爭精神的一句話，那就是：“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后來，毛澤東在1919年組織發動驅除省長張敬堯運動，將張敬堯驅除出省；1922年組織領導安源路礦1.7萬人的大罷工，旗開得勝；同年組織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和粵漢鐵路工人罷工都取得了勝利，無不體現著毛澤東敢于抗爭的精神。在以后長期的戰爭歲月里，毛澤東的抗爭精神表現得更加堅毅果敢，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不畏任何強敵、不屈不撓、艱苦卓絕的斗爭。

三蠻，“血性”，不怕犧牲。1911年，毛澤東正在湘鄉駐省中學堂讀書，聽到湖北武昌新軍起義的消息，覺得報效國家民族的機會來了，激動不已，他連忙向朋友借了路費，決心去湖北參加革命軍。因那些天秋雨連綿，聽說湖北漢口的街道很濕，必需穿雨鞋。他準備又去駐扎在長沙城外新軍營地里的一個朋友那里借雨鞋，還未出城門，出于他意料的是湖南響應湖北武昌起義，湖南新軍也舉行起義了，他被防守的衛兵攔住了，不得出城門了。他想，自己干脆就近參加湖南新軍，去湖北前線支援作戰。在一般人看來，槍子不長眼，肯定為自己的生命安危著想，但18歲的毛澤東骨子里有著一種與生俱來的湖湘子弟不怕死的尚武精神，想到的是去投正規軍上前線打仗。因此，他不跟絕大多數學生一樣，剃個光頭去參加學生軍，維護長沙城廂內外的社會治安，而是去新軍招兵站找了個合適的擔保人，費盡周折去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了一名列兵。

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有一段“六不怕”的話：“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后來毛澤東還有一句名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句話曾鼓舞多少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了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以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

就算老了，他雄風猶在，他還有堅持真理的“五不怕”精神。

3，“巧”，機敏靈巧

毛澤東做事絕不是蠻干蠻斗，而是運用高超的智慧，講究斗爭的藝術。比如在老家韶山生活時，父親給他定下了經商當學徒發財致富的人生規劃，堅決反對他去湘鄉高等東山小學堂讀書，可他一心向學，想的是只有走出韶山去外求得真才實學，才能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因此他經過精心籌劃，先是動員母親拿去一些私房錢給他稱肉打酒，殺雞網魚，擺了一桌酒席，到吃飯時分，完全出乎父親的意料，一些在父親面前說話有份量的親朋好友如約而至，都紛紛勸說父親送兒子讀書，父親不得不松了口，他如愿以償走出了韶山，邁出了他人生至關重要的第一步。

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期間有一個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巧施奇計，領導同學們徒手繳了一支北洋軍閥隊伍3000多人的槍。正值南北軍閥混戰，湖南成了戰爭的拉鋸場。1917年11月15日，湖南督軍傅良佐從長沙出逃。17日湘粵桂聯軍與北軍王汝賢部在湘潭接戰。18日下午北軍敗走，南軍沒有到長沙之際，北軍潰軍王汝賢部3000多人在第一師范附近猴子石徘徊，不敢貿然進城搶掠。這時，毛澤東挺身而出，周密部署，以學友會總務的名義，將學生志愿軍組織起來，手持木槍，布防學校周圍山頭。當潰軍向長沙城北移時，聯絡警察分所，利用他們的真槍射擊，學生志愿軍放鞭炮助威，高喊：“繳槍沒事！”潰軍不知虛實，驚慌失措，紛紛繳械，由長沙商會出錢遣散，為整個長沙城避免了一場兵災。全校師生紛紛議論：“毛澤東渾身是膽”，毛澤東后來與友人閑談這事時，他笑道：要說搞軍事，恐怕那才真是第一次哩。這個故事，我認為體現的不光是毛澤東的膽略，還有他初試鋒芒的軍事智慧，靈活機動的軍事斗爭藝術。

4，“群”，合群奮斗

毛澤東做事絕不是單打獨斗，而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建成自己的班底“合群奮斗”。

他曾與斯諾談到他少年時期為了抗爭經常打罵他的父親時，曾幽默地以很富政治色彩的口吻回憶道：“我家里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雇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可見毛澤東從小就是“無師自通”搞“統一戰線”的“高手”。

來到長沙就讀湖南第一師范的1915年的9月，他以“二十八畫生”的名義發出了一份征友啟事，以嚶鳴求友的方式，希望結交能吃苦耐勞、意志堅定、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差點鬧出一位女校校長誤以為來女校征婚上門興師問罪的笑話。結果事與愿違，僅求得三個半朋友。不過，他通過幾年的不懈努力，身邊團聚了一小批志同道合的同學，至1917年冬，經過上百次的討論，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于1918年4月14日，終于成立了“新民學會”，入會人數由25人不斷地增加，毛澤東依靠這個學會，在湖南干起了一件件大事：組織湖南青年去法國開展勤工儉學活動，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聯合各界力量驅除張敬堯，開展了湖南自治運動，等等。在長沙潮宗門創辦文化書社時，毛澤東請來了省長譚延闿這樣的頭面人物題寫匾額，并開張剪彩，長沙縣的縣長姜濟寰也來捧場參與“眾籌”。真是有錢的出錢，無錢的出力，把這個宣傳馬克主義的思想陣地紅紅火火辦了起來。新民學會為馬克思主義在湖南的傳播，為湖南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準備了一批得力的干部隊伍。

毛澤東曾經評價自己，他有“七分虎氣，三分猴氣”，很多人對他這番話給出過不同的解釋。我個人的理解是：毛澤東文化性格中所具有的“霸”、“蠻”，是他的“虎氣”所在；毛澤東為什么特別喜歡孫悟空，孫悟空是“機敏靈活”的象征，毫毛一吹，變出無數個猴子來，猴子是“合群奮斗”的，這是毛澤東的“猴氣”所在，兩者體現的都是湖南人的文化特質。

5，“獨”，獨立特行，即“無所依傍的獨立根性”

毛澤東作為湖南人與韶山人，具有著獨立不羈、不信邪、不輕易服人、無所依傍、浩然獨往的文化特質，毛澤東通過楊昌濟先生講授《倫理學原理》的學習，以及五四運動的洗禮，讓毛澤東獨立的文化性格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強化。在他醉心于研讀《倫理學原理》書中，寫下了不少批語，就有這方面的充分體現。

（1）獨立的自我意識。包括自我責任感、自我價值觀、自信心、自我控制和自我實現，強調“貴我”、“精神個人主義”、“主觀道德律”、“人生現實主義”、“自我實現”等等。

（2）獨立的人格理念。他視獨立的人格為“莊嚴的天衢”，將“自由意志”看作獨立人格的關鍵所在。“人之為人，以圣賢為祈向”，“圣賢豪杰”一直是毛澤東的人格理想追求，認為圣賢豪杰是“傳教之人”又是“辦事之人”。為達到這個目標，強調：一是必須有“獨立心”，二是必須“獨立不懼”。三是必須有“浩然之氣”。

（3）獨立的思維方式。包括逆向思維，求新思維，求異思維，質疑思維，批判思維。總而言之，他絕不隨意附和盲從。比如，在韶山老家讀私塾時，就針對孔圣人的語句“富而好禮”，聯系當時韶山富人并不好“禮”卻欺壓窮人的現實提出過質疑。在五四運動中，寫過不少文章對孔圣人的那一套進行過毫不留情的批判；在革命的道路問題上，他不照搬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在山溝溝也可誕生馬克思主義，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共產黨內部他往往是少數派，但真理往往掌握在他這樣的少數人手中，按著他的去做，革命無不勝。

（4）奇特的行事風格。同學們曾送他一個外號叫“毛奇”，他常對人說，大丈夫要為天下奇，立奇志，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個奇男子。

6，“先”，敢為天下先

辛亥革命前夕，在湘鄉駐省中學堂讀書，在全校學生中，他是第一個帶頭剪掉辮子的，其他一些相約剪辮子的人，后來打了退堂鼓，以什么“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的理由來搪塞；武昌起義后，湖北革命黨派人來學校演講，鼓動學生去湖北參軍，他是第一個積極報名的；湖南響應武昌起義后，一般學生投的是學生軍，獨有他不怕死，投了正規軍，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方便上前線去參戰；他先后報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學校和湖南第四師范學校，成績均是第一名；1918年，湖南第一師范為考查學生的學業與操行，按德智體三個方面分出大大小小二三十個細目來進行“人物互選”，全校11個班400多人參選，他得票最多，名列第一。可見毛澤東讀書期間事事爭先爭優。特別是他將少年時期“要為天下窮苦人寫一部書”、做一番“掀天揭地”的大事的勃勃雄心，通過日后一步步的學習而修正強化，成為青年時期“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偉理想與目標，少年時斗族長，青年時趕校長、驅張敬堯、干趙恒惕，中年時趕小日本、打蔣介石和美帝，建立新中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到老年還要劃分三個世界，對全人類做出貢獻，這些前無古人的豐功偉業，誰人干過？這不正是他的“敢為天下先”嗎！

（四）實事求是，知行合一

1，青年時期的毛澤東實事求是

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文化淵源：

一是他于1912年在湖南圖書館像牛走進菜園里自學的最有價值半年，讀了嚴復翻譯的西方思想的名著。嚴復采取意譯法在《穆勒名學》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我國幾千年來，“演繹”甚多，“歸納”絕少，這也是中國“學術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個原因。嚴復重視歸納法，主張要“親為觀察調查”，反對“所求而多論者，皆在文字楮素（紙墨）之間而不知求諸事實”。他曾用赫胥黎的話說：“讀書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為我簡編，各物為我文字者，斯真學耳”。毛澤東后來之所以重視調查研究，并將得來的第一手資料，進行歸納分析推理得出正確的結論來指導革命實踐，不能說不是受到嚴復這些經驗主義理論觀點的啟發和影響。

二是毛澤東進入前身為張栻創辦的城南書院的湖南第一師范學習的時候，第一師范《教養學生之要旨》明確規定：“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勢，察社會之情狀，實事求是”，而楊昌濟先生又是對王船山“即物窮理”“即事窮理”研究最為深透的老師。因此，他必然要受到湖南第一師范文化環境和教師思想傾向，以及所繼承的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經世務實的學風的影響。此外，湖南第一師范又正好和張栻曾主教的歷史悠久的弦歌不絕的岳麓書院隔江相望，毛澤東又長年來往于這兩地之間，從1916年至1919年他又多次寓居岳麓書院半學齋，“實事求是”的匾額高懸于岳麓書院講堂之上，自然而然要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毛澤東認為：“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他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先后兩次與蕭子升、與蔡和森不帶一文錢在湖南一些地方“游學”，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人士，了解各地鄉風民俗，做了不少筆記。

三是當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盡管熱心湖南青年去法國勤工儉學活動的事務，但是他沒去留學。他認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所以一旦接受馬克思主義，在進行各種革命活動時，就特別注重調查研究，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結合起來。此后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本本主義》等文章無不閃耀著“實事求是”的光輝。他有一句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1942年在延安毛澤東領導了全黨的整風運動，對“實事求是”做出了科學的闡釋，使“實事求是”成為了我黨重要的思想路線，也是我們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面對各種挑戰致勝的重要思想法寶。

2，青年毛澤東的知行合一

楊昌濟先生對王船山的知行觀卓有研究，在他的《達化齋日記》有較多的闡述，“吾生平得力有二，一在力行，一在深思。力行者，體魄界之事也；深思者，靈魂界之事也。學思之功，不可偏廢，而思為尤要。”1919年在《告學生》一文中：“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知則必行，不行則為徒知，言則必行，不行則為空言……”這種知與行有機結合、不可分割、互相促進的觀點，對青年毛澤東產生了深刻影響，所以他主張“重在行事”，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認為：“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實行之義務，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義務”。當他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就有了“知了就要行”的實干行動：1918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在李大釗影響下，初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當他一回到湖南，就立馬付諸行動，組織領導了在湖南的五四愛國運動，創辦了《湘江評論》；當遭到張敬堯阻撓時，又掀起了“驅張運動”；當他第二次去北京更加深刻的領會了馬克思主義原理之后，回長沙開展了湖南自治運動，創辦和文化書社，宣傳馬克思主義，并發起俄羅斯研究會，開始研究俄羅斯革命，同時建立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共青團兩個組織；1921年和何叔衡參加了中共一大后，在清水塘著手組建中共湖南支部，首任中共湖南支部書記，在長沙以外積極籌建黨的地方組織，在船山學社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積極培訓黨的干部，擔任中國勞動組合部湖南分部主任，積極推動勞動立法運動，1922年領導長沙泥木工人、粵漢鐵路工人（湖南）和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運動，與湖南省長趙恒惕政府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都取得了勝利。三十歲之前的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實干家，知必行，行必果。

至于以后毛澤東寫的《實踐論》著作，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的思想，也吸收和改造了王船山“力行第一”的知行觀，明確提出了：認識來源于實踐、實踐是認識的唯一目的和發展動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識對實踐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的觀點，使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通過工作和領導方法從哲學原理轉化為黨所領導的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成為當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思想指南。這是毛澤東對湖湘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偉大貢獻！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