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述評：
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巨人
任曉偉 潘雨澤
【摘要】近十年來，毛澤東研究仍是國外中國問題研究的熱點和重點，產生了一系列新成果。據不完全統計，國外學界出版相關學術專著50余部，包括期刊論文與研究報告在內的相關文獻千余篇，還出版了數部關于毛澤東的文獻資料集。研究內容涉及毛澤東評價、毛澤東形象、毛澤東領導力、毛澤東哲學思想、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最后十年、毛澤東與中國外交、毛澤東軍事思想、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當代價值和國際影響、毛澤東人文學等方面，實現了毛澤東研究向多領域、多層次和多維度發展。在新時代視野下，國內學界應緊緊把握毛澤東研究的國際話語權，不斷提高毛澤東研究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質量。
毛澤東的一生，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作出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貢獻，極大推動了世界進步事業。在國外，“只要研究當代中國問題，就不能不涉及毛澤東”。近十年來，毛澤東研究仍是國外中國問題研究的熱點和重點，產生了一系列新成果，推動了世界范圍內毛澤東研究持續深入發展。
一、近十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豐碩、形式多樣、史料出新
毛澤東研究是國外學術研究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國外學者關于毛澤東個人和毛澤東思想研究兩部分。近十年來，國外學界從整體上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的研究相對薄弱，而關于毛澤東個人及毛澤東思想某些組成部分的研究則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據不完全統計，相關學術專著有50余部，包括期刊論文與研究報告在內的相關文獻有千余篇，還出版了數部關于毛澤東的文獻資料集。在國外關于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的研究中，毛澤東占有最重要地位。隨著新手段運用和文獻解密，與20世紀平均每10年出版40余部專著相比，近十年來毛澤東研究專著數量有所提升，有些研究成果還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反映了毛澤東研究在國外學界影響力進一步增強。例如，日本著名中共黨史研究專家、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石川禎浩2016年出版的《“紅星”是如何升起的——毛澤東的早期形象》、美國德保羅大學傳播學教授陸興（Xing Lu）2017年出版的《毛澤東的敘事：改變中國和中國人民》、國際知名漢學家、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現代史與文學教授藍詩玲（Julia Lovell）2019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Maoism）：一部全球史》等。值得關注的是，藍詩玲的專著獲得了2019年坎迪爾歷史獎，歐洲亞洲研究所的格林·福特（Glyn Ford）認為“這本非凡的書將進一步鞏固未來毛澤東研究的基礎”。除專著外，國外學者還推出了大量學術論文。例如，英國諾丁漢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方向學者喬·佩特曼（Joe Pateman）的《毛澤東對蘇聯經濟的批評：把“政治”帶回“經濟”》、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和國際事務教授愛德華·A.麥科德（Edward A.Mc Cord）的《毛澤東與1926年國民革命中的軍權問題》、日本廣島大學教授丸田孝志的《毛澤東物語的形成與發展：從日中戰爭到新中國成立》、日本學者平居高志的《關于毛澤東權力掌握過程的考察——從古田會議到遵義會議》、俄羅斯公共行政學者安德烈·科瓦列夫（Andrey Kovalev）的《毛澤東與人民戰爭的戰略》、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埃爾南德斯·奧爾蒂斯（Hernández Ortiz）的《中國革命模式——新民主主義革命對拉美的影響》等。就研究成果地域分布來看，范圍涵蓋美、英、日、俄等國家和地區，主要集中于美國和日本。當然，國外毛澤東研究不斷深化得益于新史料的持續挖掘。近十年來，由美國漢學家斯圖爾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主編、許多西方學者參與編輯和翻譯的英文毛澤東著作集《毛澤東通往權力之路：革命文獻（1912-1949）》第8卷至第10卷陸續出版，10卷本資料集已全部完成。該資料集盡可能收錄了毛澤東手跡、重要手稿等各種形式的文獻，并根據最早發表的文稿版本進行英文翻譯。日本學者編寫的17卷本《戰后日中交流日志》，分年度收集整理了1945年至1972年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后日中兩國交流的史料文獻，其中也收錄了涉及毛澤東的一手史料。這些史料的陸續公布，為國外學者深化和細化毛澤東研究提供了重要條件。
二、從形象到思想：國外毛澤東研究走向深化
近十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主要內容，歸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十方面。對于毛澤東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國內外學界早已達成共識。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中心2020年的研究報告再次強調，毛澤東是中國的象征，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巨人，是20世紀世界上最有魅力的領導者之一，是理解現代中國的關鍵。該報告認為，從中國國內看，毛澤東去世后，中國發生了很大變化。通常，無論這個人物在當時是如何“偉大”的存在，歷史過去如此之長，其權威和存在感都會發生變化，無論好壞人們都可以對其加以客觀冷靜的評價，然而時至今日，毛澤東仍是很多領袖無法比擬的。報告還指出，從世界范圍看，毛澤東應是世界上最具魅力的領導人。在戰后日本，民間有識之士創建了“毛澤東思想學院”這一教育文化機構。戰后日本因受毛澤東影響而開展的社會運動，也絕不只是一兩次。在法國和日本經常爆發的學生運動中，均能看到毛澤東思想（Maoism）的巨大影響，毛澤東思想成為支撐社會運動的理論。孫中山和蔣介石也是聞名世界的近代中國歷史人物，但在中國以外其他地方似乎沒有將他們的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事例。“尼泊爾共產黨（Maoism）”以及1967年成立的日本毛澤東思想學院，還將毛澤東思想作為組織或團體的名稱。美國首都大學俄裔歷史學教授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與蒙大拿大學研究員梁思文（Steven I.Levine）2012年出版的《毛澤東的真實故事》、英國利茲大學語言文化和社會學院中國研究名譽教授達文（Delia Davin）2013年出版的《毛澤東簡介》、英國學者菲利普·肖特（Philip Short）的《毛澤東：造就中國的人》等著述，充分挖掘史料，消除圍繞毛澤東的神秘色彩，力圖展示毛澤東的真實肖像。其中，《毛澤東的真實故事》一書利用大量蘇聯檔案資料，揭示了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及其與斯大林的關系等真實細節，較為完整講述了毛澤東的生活和革命事業。石川禎浩的《“紅星”是如何升起的——毛澤東的早期形象》，利用多國史料和實證方法，詳細考證和梳理了在斯諾所著《紅星照耀中國》出版前國內外關于毛澤東的印象及其生平的了解與描述，以及這些描述因《紅星照耀中國》出版而被顛覆的過程。該書日文原著為大眾讀物，應出版社要求而未加注釋，但中國讀者比日本讀者掌握更多有關毛澤東的背景知識，故在譯成中文時做了適當改寫和增補，篇幅比原著增加約20%，并增加了必要注釋。因此，較之原著，該書中文版才稱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著作。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和建設主要領導者。國外學者通過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和現實，直接或間接印證了毛澤東的領導才能和卓越貢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政治與發展經濟學教授托尼·賽奇（Anthony Saich）在《從革命者到統治者：百年中國共產黨》一書中，以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為基點，敘述了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帶領中國人民克服無數困難，成為世界大國執政黨并“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歷史。國外學者進一步拓展研究視角，以“自上而下”的脈絡深化關于毛澤東領導力的研究。美國圖蘭大學歷史系教授江曠（Brian James De Mare）的《毛澤東的文化軍隊：中國農村革命劇團》、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歷史學副教授周榮杰（Jeremy Brown）和美國格林尼爾大學歷史學助理教授馬修·約翰遜（Matthew D.Johnson）主編的《毛澤東思想（Maoism）在基層：中國社會主義高潮時代的日常生活》和米里亞姆·格羅斯（Miriam Gross）的《送瘟神：毛主席的中國滅蟲運動》等著述，探討了毛澤東的思想、政策與實踐等對基層民眾生活和社會境況的影響，呈現出毛澤東思想對中國基層社會發展進步的巨大指導作用。國外關于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研究始終是亮點之一，近十年來毛澤東哲學思想仍然是國外學者討論的學術焦點，產生了一批重要的新成果。日本學者金井睦認為，青年毛澤東對德國哲學家泡爾生（Friedrich Paulsen）《倫理學原理》的批注和理解，表明這一時期毛澤東已經接受部分西方哲學思想，并且“對毛澤東日后哲學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美國創價大學教授愛蓮心（Robert Elliott）在《毛澤東的哲學影響：符號、反思和見解》一書中，著重探析了毛澤東早年所接觸的中西方哲學對其哲學思想的生成和發展的影響，力圖“回到毛澤東哲學的歷史原像”。作者不僅將毛澤東的哲學思想置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更是將其同中國傳統哲學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和西方哲學以及現代科學（量子物理學）聯系起來，為毛澤東這個在世界哲學領域中極具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此外，還有一些學者繼續關注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如日本學者溝本章治、田上孝一以及德國明斯特大學青年學者奧贊·阿爾蒂諾克（Ozan Altinok）等。近十年來，國外學者不僅探討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起點”及“源流”，還分析其形成過程、背景和要因。俄羅斯學者A.阿林切娃（АринчеваД.А.）和A.B.潘佐夫（ПанцовА.В）合著的《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與蔣介石的新獨裁主義：20世紀中期中國社會的兩種理論》，探討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來源、提出目的及背景。作者認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與共產國際七大以后斯大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政策的調整具有一致性。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兼任教授江田憲治的《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的形成：以中國共產黨五四紀念和國共關系為線索》，探討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在1939年至1940年間形成的四個原因：一是作為社會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必須尋求不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并提出能夠支撐新政策的新理論；二是新的革命理論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定性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并使代表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權在理論上正當化，即不依靠國共合作的民主主義革命論；三是“新民主主義論”這一經過歷史學檢驗的實際存在的理念，在政治過程與歷史記述中表現出對國民黨（或包括中間勢力）的說服力；四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對國民黨“建立資產階級獨裁的反動夢想”和“黨內機會主義”政治理論進行了實質性批判。國外學者對毛澤東最后十年的研究，逐步轉向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考究，盡量還原這一時期的真實面貌。例如，由美國橋港大學教授春娟·南希·衛（Chunjuan Nancy Wei）和福特漢姆大學現代史學者達里爾·E·布魯克（Darryl E.Brock）編輯的《賽先生和“文革”：近現代中國的科學技術》，分別從歷史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以及現代科學的不同視角出發，闡釋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的科技發展。作者認為，在許多方面毛澤東的科學政策確實對科學創新有好處，群眾路線的出現為迎接20世紀最后幾十年的技術發展做好了準備。此外，還有學者從全球史角度出發，開展對毛澤東最后十年的研究。藍詩玲（Julia Lovell）著重研究了這一特殊時期在海外被理解和詮釋的方式，集中論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對西歐和北美反抗運動的不同影響。這方面著述包括安德魯·B.肯尼迪（Andrew Kennedy）的《毛澤東和尼赫魯的國際雄心：國家效能信念與外交政策的制定》、李明江（Mingjiang Li）的《毛澤東的中國與中蘇分裂》、凱文·佩萊諾（Kevin Peraino）的《如此迅速的力量：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1949）》、貝弗利·胡珀（Beverley Hooper）的《毛澤東時代的外國人：生活在中國的西方人（1949-1976）》、夏洛特·布魯克斯（Charlotte Brooks）的《毛澤東與麥卡錫：冷戰時期的中美政治》、日本學者城山英已的《“原軍人訪華團”與毛澤東外交的戰略性——由中國外交檔案看其對軍國主義的清算》等。其中，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政治課教授安德魯·B·肯尼迪的研究較好實現了理論創新和歷史學的融合，利用中國、印度、美國和英國的檔案文獻，在國際關系和心理學研究基礎上，為理解毛澤東時期中國外交政策提供了“國家效能信念”這一理論解釋。總體上說，與國內學者相比較，國外學者更加關注冷戰期間的國際關系，并通過細致的歷史研究，分析毛澤東的應對策略，展現毛澤東的外交智慧。國外毛澤東研究中肯定最多的一個領域就是關于毛澤東的軍事思想。近十年來，一些國外學者對毛澤東的軍事才能產生了極大興趣，通過具體歷史事件分析毛澤東在軍事方面的敏銳度。曾在英國地方自衛隊當過軍官的本杰明·賴（Benjamin Lai）在《1934-1935年的長征：毛澤東的崛起與近代中國的開端》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長征的諸多細節，強調正是因為毛澤東在中央軍事路線問題上秉持正確立場，才助推這次軍事行動取得成功。日本防衛研究所中國研究室主任研究官山口信治在《毛澤東的強國化戰略（1949-1976）》一書中認為，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安全保障是毛澤東時代國家建設的決定性因素。作者指出，對于美國的封鎖和蘇聯的軍事壓力，毛澤東采取對抗措施，排除了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始終將臺灣問題的解決視作國家統一的重大問題，堅信強化自身力量是對抗敵對國家的唯一途徑。
加拿大歷史學家齊慕實（Timothy Cheek）提出：“毛澤東代表了20世紀中國人的理想、成就與教訓，我們應該超越對毛澤東的崇拜或是誤解，努力去了解他以及那個時代的歷史、遺產及當代影響。”近十年來，國外仍有許多學者積極投身于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當代價值研究。2019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出版社推出由劍橋大學全球中國學講師克里斯蒂安·索拉斯（Christan Sorace）主編的《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政治理念》，為理解毛澤東的思想如何影響當今中國政治提供了有益借鑒。還有學者從當代現實問題出發，試圖從毛澤東及其思想中找到答案，其中關于女性解放的問題成為一大研究亮點。加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歷史系教授賀蕭（Gail Hershatter）在《婦女與中國革命》一書中，探討了毛澤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提出的解放婦女政策，贊同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提到的觀點，農村婦女參加土地革命有利于自身的解放。美國學者羅斯·米勒（Rose Mueller）還提出：“毛澤東使中國女性在中國社會中的角色完全改變了，并且提高了中國女性的社會地位。”近十年來，毛澤東思想與世界的關系問題日漸進入國外學者研究視野。加州伯克利大學分校的亞歷山大·庫克（Alexander C.Cook）側重研究冷戰時期（當代中國）的毛澤東。2014年出版的《毛澤東的“紅寶書”：一部全球史》，為理解毛澤東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提供了一個新角度。2019年，藍詩玲（Julia Lovell）在《毛澤東思想（Maoism）：一部全球史》中，將中國的發展與全球聯系在一起，以全新視角梳理了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影響，較為全面地介紹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及周邊地區的發展，以及它對亞非拉國家的反帝斗爭和民族解放運動，乃至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尤其是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國外學者還探討了毛澤東及其思想對第三世界的持久影響。美國杜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教授劉康（Liu Kang）在《毛澤東思想（Maoism）：重新審視第三世界的革命全球主義》一文中指出：“毛澤東的遺產具有持久的全球影響，既是中國革命的政治基礎，也是革命的意識形態。”尼泊爾作家阿迪亞·阿達卡里（Aditya Adhikari）在《子彈與票箱：尼泊爾毛主義者（Maoist）的革命故事》中，描述了尼泊爾毛主義者（Maoist）不尋常崛起背后的故事，說明了一個武裝薄弱的派別發動武裝起義，經過十余年努力逐步成為尼泊爾執政集團的重要成員。《金融紀事報》的高級編輯蘭吉特·布尚（Ranjit Bhushan）在《印度和尼泊爾的毛澤東思想（Maoism）》一書中，揭示了印度及尼泊爾毛澤東思想運動的意識形態，為南亞看似零散但強大的毛澤東思想運動賦予意義和凝聚力。智利天主教大學的寶拉·維達·莫利納（Paula Vidal Molina）認為，委內瑞拉國內建設“人民公社”的過程或多或少受到毛澤東“人民公社”影響。2022年12月26日，在毛澤東誕辰129周年之際，國際共產主義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mmunist League）成立，其中包括土耳其、西班牙、秘魯等國十多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政黨和組織。他們高舉“毛澤東思想”（Maoism）旗幟，認為“毛澤東思想”（Maoism）是世界革命的重要指導思想，不僅在艱苦卓絕斗爭中是保持堅定的指導思想，也是無產階級勝利的保證。總之，這些第三世界國家對“毛澤東思想”（Maoism）有自己的理解，并將之作為理念指導展開一系列斗爭運動。近十年來，國外學者還嘗試從人文學角度出發研究毛澤東。美國芝加哥市德保羅大學傳播學教授陸興（Xing Lu）在《毛澤東的修辭學：改造中國及其人民》一書中，凸顯了毛澤東卓越的“政治修辭能力”。作者指出，人們“被鼓勵使用他們的日常語言”，這是“毛澤東領導的意識形態和修辭整合”的一部分，賦予毛澤東執政的權力。2015年4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組成以石川禎浩為負責人的共同研究班，開展名為“關于毛澤東的人文學研究”的項目。該研究班不只是從政治家和革命家角度，而且從讀書家、詩人、書法家的文人角度，甚至喜歡游泳和跳舞的運動者角度，以及關于毛澤東的信息形成和共同印象生成角度出發，運用歷史學、文學和藝術等人文學方法，從一些不為人關注的新角度出發對毛澤東進行全面研究。此外，有學者還從藝術史、博物館學和視覺文化角度出發，多側面展現毛澤東形象。美國康涅狄格大學亞洲藝術史助理教授嚴庚（Yan Geng）的《毛澤東的形象：藝術家與中國1949年轉型》，展示了藝術家如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將毛澤東描繪成國家領導人，從形象制作者角度出發，通過具有時代氣息的典型藝術品，展現毛澤東及那個時代的歷史和生活。
三、對近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綜合評析
近十年來，國外學者不斷挖掘新史料，以發散的研究視角與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和研究毛澤東，擴展研究領域，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實現了毛澤東研究向多領域、多層次和多維度發展。第一，從縱向看，國外毛澤東研究具有穩定性、持續性特征。國外對毛澤東的關注和研究由來已久，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毛澤東的著作就開始在海外傳播，至今已有百余年歷史。有學者以三大歷史事件(1949年新中國成立、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關系惡化、20世紀80年代初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標志，將國外毛澤東研究分為四個階段，不同歷史階段的研究表現不盡相同，但總體上呈現出持續發展的趨勢。近十年來國外毛澤東研究持續發展，是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一方面，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促使學術研究進一步走向國際化。不同國家及研究領域的學者通過學術互動實現方法及資源的“流動”，催生了毛澤東研究領域的新視角、新問題。另一方面，毛澤東研究的內在價值不斷顯現，影響力不斷提升，從而吸引更多學者予以關注，呈現較好的發展態勢。同時，國內關于毛澤東研究新資料、新著述的出版也為國外學者的研究提供了新信息。第二，從橫向看，國外毛澤東研究具有地域差異性。以地域為維度，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毛澤東研究存在明顯差異。近十年來統計數據，直觀反映了不同地域間的差異。美國和日本仍然保持研究優勢，在相關成果產出數量上領先于其他國家和地區。俄羅斯近十年不僅學界內部中共黨史研究力量減弱，而且新老研究者青黃不接。地域差異性還體現為不同地域有不同研究重點。就美國而言，相關研究多聚焦毛澤東生平和政治、經濟、哲學、社會建設思想以及毛澤東遺產的當代價值和國際影響等方面。日本的毛澤東研究因起步早、成果豐、涉及領域廣，有非常好的基礎。近十年來，日本學者繼承其獨特的學術傳統，在毛澤東學術研究方面持續發力，聚焦毛澤東的歷史地位、軍事戰略思想、哲學思想等多方面，推出一批研究成果。再如，拉丁美洲學界關于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更加關注其對拉美各國的影響。第三，從深度看，國外毛澤東研究正在向多領域、多層次、多維度拓展。國外學者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認識和研究是不斷變化和發展的。從研究水平和質量、研究重點和熱點來看，當代國外毛澤東研究產生了“三重轉向”，即從“意識形態偏好”向“客觀歷史性”研究的主動轉移、從“一元中心”向“多角邊緣”的積極擴散以及從“單一定性”向“重新思考”的意識變革。毛澤東研究持續深化，離不開新史料、新視角，更離不開新方法。比較研究是長期以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主要方法，而多學科研究方法的運用則是近年來出現的新動向。通過采用多學科方法和交叉研究范式，毛澤東研究領域得以深入拓展。比如，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副教授鄭浩瀾與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東洋文庫研究員中兼和津次合編的《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與民眾日常》，使用多元化史料，綜合利用歷史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方法，突破“服從—對抗”既有模式，聚焦個人認知與行動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深入探討了個人豐富的精神世界，更加全面展現了毛澤東時代的民眾精神世界與精神活動。
當然，就近十年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來看，也存在一些不足與問題。第一，對史料及文獻資料的利用不足、不準。雖然國外學者試圖充分挖掘史料來展現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真實歷史，但在語言差異的影響下，學者們對史料的闡釋容易出現偏頗，從而削弱了研究的真實性與科學性。而且，國外研究在資料方面也有局限性，有的甚至只能依賴口述材料或直接引用譯介的文章和著作，容易背離歷史事實。持不同政見和價值觀的國外學者在研究毛澤東及其時代歷史時，不可能不打上自身烙印，因此，相關著述中不時會出現一些常識性錯誤甚至歪曲歷史的描述。對毛澤東文本的原始考證和語詞翻譯不準，使得有些知名學者也出現“斷章取義”情況，或得出不科學的結論。第二，缺乏對毛澤東研究歷史與邏輯的整體把握。通過對這一時期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發現，越來越多學者更傾向從微觀角度及特定時期研究毛澤東，努力挖掘其中的歷史細節，反而忽視了毛澤東及其思想發展的延續性和整體性。在西方研究范式影響下，學者們傾向于研究某一側面或某一領域問題，無疑割裂了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歷史情境同思想內容的聯系。此外，受時代背景及跨文化差異等因素影響，他們難以準確地將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與中國的客觀現實聯系起來，因而研究不可避免帶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三，國外學者缺乏關于毛澤東的“實踐性”研究。由于理論目的、分析方法和學術立場上的文化差異，國外學者往往容易忽視客觀實踐對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影響，存在在認識論上強調歷史證據而忽視實證理論研究的傾向。部分研究者將社會主義的理論研究與現實研究分開，沒有關注到毛澤東思想既是一種理論也是一種實際的“運動”。他們對中國的理解有時過于關注文獻資料分析，較少關注實地經驗以建構真實全面的圖景。國外毛澤東研究是毛澤東研究世界學術格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梳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思想史，把握國外研究的新進展，既有助于推進海外中國研究的發展，又有助于國內關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建設。在新時代視野下，時代發展要求國內學者不斷重新審視既有的研究成果，吸納多樣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路徑，拓展毛澤東研究新的問題域，緊緊把握毛澤東研究的國際話語權，不斷提高毛澤東研究的學術水平和學術質量。（作者：任曉偉 潘雨澤；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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