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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 | 近五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基本動態

點擊：  作者：王振民    來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12-08 12:43:08

 

摘要：近五年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頗為豐碩，呈現出熱點突出、“多面開花”的基本態勢。毛澤東哲學思想、文化思想、政治思想、國際影響、外交思想和軍事思想成為國外學者研討的重要議題。整體來看，研究論題的全方位多領域、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出現新的理論增長點、良莠不齊的現象固存，是近幾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顯著特征。全面了解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最新進展，并加以批判性吸收和借鑒，對于進一步深化新時代毛澤東研究不無裨益。

 

基于毛澤東在中共黨史、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發展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長期以來，一大批國外學者對毛澤東研究保持著高度的關注與重視，并且取得了顯著的研究成果”。本文通過對2020—2024年牛津大學SEARCH OXFORD LIBERARIES ONLINE（以下簡稱“SOLO”）數據庫收錄的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的梳理、分析以及對研究內容的考查，力求比較全面地勾勒出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進展情況，包括基本態勢、重要議題、顯著特征等，為國內學界了解在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前后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最新動態提供一個窗口。更重要的是，如果能批判性吸收、借鑒其中優秀研究成果，對于推動新時代毛澤東研究說“新話”，上“新臺階”不無裨益。

 

一、2020—2024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基本態勢

 

近五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基本態勢分析主要借助牛津大學SOLO數據庫在這一期間所收錄的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對其數量、研究者分布地區和高頻詞匯進行統計分析得到。

 

（一）論文和著作數量統計分析

 

近五年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的載體主要是論文和著作。在牛津大學SOLO數據庫，將關鍵詞限定為“Mao Zedong”并將時間設定為2020年至2024年進行統計，相關研究成果800余篇，將“Maoism＼maoism”定為關鍵詞進行檢索，相關研究成果200余篇，總計達到1000余篇。

 

除在期刊發表的論文外，國外學者還出版了許多學術著作。以“Mao Zedong”為關鍵詞，約有100余本著作。以“Maoism＼maoism”為關鍵詞，約為200余本著作。兩項學術著作總計約為300余本。上述檢索情況，充分說明國外學者對于毛澤東研究的熱度不減。這些研究成果很好地展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學者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解讀和應用情況，充分彰顯了毛澤東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影響力，共同構建了一幅關于這位歷史巨人及其復雜遺產的多維畫卷。

 

（二）研究者分布地區情況分析

 

這幾年，國外毛澤東研究成果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分布特征，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日本、英美、澳洲、加拿大等擁有豐富學術資源和研究傳統的國家。同時，蘇丹、南非、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的學者也有新成果問世。

 

日本在毛澤東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影響，不僅源于中日兩國地理位置上的近鄰關系，更與日本學者對中國近代史的關注密切相關。2020年石川禎浩在《關于毛澤東的人文學研究》中收錄了多位作者撰寫的研究論文，從歷史、政治、文化等維度重新評估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影響。不僅研究毛澤東的統一戰線理論、新民主主義理論、毛澤東的形象、毛澤東與重大水利建設項目等問題，還通過研究毛澤東對國外社會運動的影響，揭示了毛澤東思想的國際傳播及其在全球左翼政治中的角色。同年，石川禎浩的《紅星是怎樣升起的：毛澤東早期形象研究》中文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從毛澤東照片之謎入手，多角度查考了毛澤東早期形象錯綜復雜的形成、改變和傳播過程。日本史學研究會主辦的《史林》評價，這本劃時代的著作，“是理解依然如謎題一般的中國巨人毛澤東的重要一步”。2024年，東京大學中兼和津次撰寫并英譯《毛澤東與當代中國：真理從何而來》，研究了毛澤東哲學思想、階級斗爭理論、政治經濟學以及毛澤東時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分析了毛澤東人格魅力以及毛澤東留給當代中國的遺產。作者認為，即便在毛澤東逝世多年后，他的影響仍深刻根植于中國社會和政治體系中。

 

歐美地區對毛澤東研究的貢獻頗豐。2020年詹姆斯·法利和馬修·約翰遜編輯的《重新定義現代中國的宣傳——毛澤東時代及其遺產》從歷史、文化和宣傳等多學科視角，詳細討論了毛澤東時期至新時代的宣傳策略及其內涵的演變。同時，通過對毛澤東與習近平的宣傳策略的比較分析，作者認為，毛澤東時代的宣傳主要集中在革命動員和意識形態教育，而新時代的宣傳側重于維護社會秩序和推動民族復興。2021年，哈佛大學托尼·賽奇在《從革命者到執政者：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中強調，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和思想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軌跡有著深遠的影響，特別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過其個人的魅力和政治策略，將中國共產黨從一個小規模的革命團體轉變為一個強大的革命黨。劍橋大學克里斯·馬奎斯和美國東北大學坤元喬2022年編寫的《毛與市場：中國企業的共產根源》探討了毛澤東的一些重要經濟思想與當今中國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作者指出，盡管西方觀察家通常將中國當前的經濟成功歸因于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但毛澤東思想所蘊含的寶貴經驗同樣對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深刻影響。2022年，倫敦國王學院的戴維·馬丁·瓊斯和M.L.R.史密斯在《西方毛主義的策略：暴力運動與激進左翼》中指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在于通過思想改造來破壞舊的文化和價值體系，建立新的社會秩序，他的革命理念在當代西方的各種社會運動中仍有體現。

 

其他地區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厚。非洲地區以及澳大利亞、俄羅斯、烏克蘭等國家的一些學者也積極參與到毛澤東研究領域。其中，2022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馬修·高爾韋在《全球毛澤東主義的出現：中國的紅色福音與柬埔寨共產主義運動（1949—1979年）》中，借用愛德華·薩義德的“理論旅行”模型，分析了毛澤東思想如何從中國傳播到全球，尤其是對柬埔寨共產黨的影響。

 

（三）高頻詞匯計算分析

 

為更深入地了解近五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顯著特點與趨勢，本文使用Python編程語言對所收集文獻的高頻詞匯進行計算和分析。在這一過程中，筆者仔細整理并篩選了能收集到的所有文獻資料，確定并導出了出現頻率在前500的高頻詞。需要加以說明的是，這里有意忽略了介詞和諸如“Mao Zedong”“ Maoism”“China”和“Chinese”等詞匯，以更準確地揭示其他關鍵詞的統計權重。表1是排名前20的高頻詞匯。

表１  高頻詞匯頻數統計

編號	高頻詞匯	頻數		編號	高頻詞匯	頻數
1	Charisma	2436		11	Economic	1423
2	Revolution	2300		12	Xi（習近平）	1248
3	Power	2184		13	National	1207
4	Social	2037		14	Politics	1198
5	Cultural	1941		15	Government	1012
6	World	1911		16	Soviet	1010
7	Leadership	1893		17	American	841
8	Communist	1849		18	Ideology	834
9	History	1543		19	Military	813
10	Propaganda	1468		20	Modern	802

 

通過表１可以發現，近五年國外毛澤東研究呈現兩個基本態勢：一是熱點突出。毛澤東的“超凡的個人魅力”、“革命”思想以及“影響力”成為國外學者話語體系中最為關切的內容。二是“多面開花”。毛澤東對“社會”“文化”“世界”“共產主義”“歷史”等問題的看法和觀點，以及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宣傳思想、經濟思想、政治思想、意識形態理論、國家觀等都被國外學者納入研究視野。

 

二、2020—2024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主要議題

 

近五年國外學界在毛澤東研究領域的議題十分廣泛，不僅涉及了毛澤東哲學思想、文化思想、政治思想、國際影響等內容，而且對毛澤東外交思想、軍事思想等進行了深入探討。

 

（一）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

 

毛澤東哲學思想作為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因而成為國外學者持續研究的重要對象。

 

１．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理論來源和方法論研究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阿敏達·史密斯在《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一文中將毛澤東思想概括為一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它既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融合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目的在于幫助人們掌握并驗證關于物質和社會現實的真理，進而制定出切實有效的策略，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世界。

 

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杰曼·霍斯頓認為，朱熹重視“心”在認識世界中的作用，使得毛澤東同樣強調個人的意識和文化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性；新儒家關于“學以致用”“中”與“和”的思想有助于毛澤東理解實踐和認識、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辯證關系；王陽明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和毛澤東強調個體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相呼應，這些新儒家哲學思想中的豐富元素被毛澤東吸收并“用以支持中國國內和國外爭取人權和民主化的持續斗爭”。

 

圣保羅聯邦大學的若昂·吉列爾梅·阿爾瓦雷斯·德法里亞斯在《毛澤東的方法論貢獻：蘇聯國家批判筆記》中指出，毛澤東的方法論注重從內部矛盾出發解釋社會現象，強調內因是社會發展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作者認為，毛澤東的這一方法論建立在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解讀之上，并且為理解蘇維埃國家提供了新的視角。

 

２．“兩論”研究

 

美國佩珀代因大學托馬斯·比德韋爾在《矛盾論與主體論思想——金日成和毛澤東因社會政治條件而對傳統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改造》中認為：“兩論”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十分強調實踐在認識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并將“矛盾”作為哲學的核心概念，以此分析和解決中國社會內部的矛盾，“《矛盾論》可視為毛澤東對辯證法貢獻的頂峰”。

 

德魯夫·賈恩在《毛澤東（1893—1976）》中指出，“《實踐論》《矛盾論》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核心”，他的政治思想是一個不斷發展的理論體系，若因他的曲折探索而忽略他的理論貢獻和持久影響是錯誤的，正是毛澤東及其政治思想的復雜程度，使得毛澤東及其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萊頓大學的貝爾坎特·伊薩耶夫在《毛澤東的辯證唯物主義：翻譯的問題》一文中指出，毛澤東將辯證唯物主義概念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原始思想“創造性翻譯”到中國語境中的過程，不僅包含了對馬克思主義核心思想的動態適應和本土化，還使其能夠在中國的具體歷史和社會背景中發揮作用。

 

東京大學的中兼和津次強調，毛澤東哲學是毛澤東思想的基礎，而“兩論”是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從這個意義上說，了解“兩論”不僅是“理解毛澤東及其思想的一個途徑”，也是“理解當代中國的一把重要鑰匙”。

 

（二）毛澤東文化思想研究

 

作為一位深諳中國傳統文化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在文化領域提出了一系列獨到的見解和主張。國外學者不僅分析了毛澤東意識形態政策，還對毛澤東宣傳思想以及一些重要文本進行了研究。

 

（１）意識形態問題。烏茲別克斯坦的賈夫龍·阿卜杜齊莫夫在《毛澤東意識形態政策》中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哲學構成了毛澤東意識形態政策的基石；實踐的重要性被毛澤東高度重視，并運用于社會變革當中；毛澤東重視教育和意識的概念，并強調教育是實現社會變革必不可少的途徑。此外，他還闡釋了毛澤東是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相結合，形成獨特的意識形態思想，并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應用。

 

（２）宣傳思想和政策問題。英國公開大學的艾米·簡·巴恩斯和威斯敏斯特大學的哈里特·埃文斯在《中國宣傳海報中的革命英雄》《大英圖書館展出的中國宣傳海報》《中國宣傳海報》等文章中指出，宣傳海報不僅是傳播毛澤東意識形態政策的重要工具，還具有塑造革命英雄形象和激發群眾革命熱情的價值功效，在中國社會中起到了重要的教育和動員作用，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模式。加拿大歷史學家齊慕實在《中國的導向性公共領域——毛時代宣傳國家的歷史視角》一文中強調：“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待毛澤東的宣傳政策是十分有價值的，毛澤東時代的宣傳體系及其賴以運作的基本意識形態——整風學說——是二十世紀中國對悠久的治國傳統所做貢獻的一部分。”

 

（３）重要文本研究。日本立命館大學的宇野木洋在《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參照系討論》中探討了文藝政策在中國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政策中的體現。文章指出，盡管形式上有所變化，但毛澤東時代和新時代的文藝政策都強調文藝要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都堅持政治標準的優先性，都倡導文藝創作者深入了解并表達“工農兵”的現實和需求。尼赫魯大學的薩巴里·密特拉則以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依托，在《新文化的形成——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學與藝術》一文中指出，毛澤東文化思想強調藝術和文學應當為人民服務，反映人民的生活和需求，他的文藝政策強調文化的政治功能，認為藝術應當為政治服務，號召通過藝術作品激勵人民為革命事業奮斗。

 

（三）毛澤東政治思想研究

 

毛澤東政治思想一直是國外學者關注的話題。近幾年來國外就下列問題進行了探討。

 

（１）正義感。烏茲別克斯坦的賈夫隆·阿卜達齊莫夫指出，毛澤東政治思想“不僅有趣、有分量，而且與現實世界相稱，對中國人民的正義感是毛澤東政治思想中唯一從未改變也不會改變的因素，他始終關注的是什么對中國來說是正確的”。這種正義感不僅是毛澤東政治活動的驅動力，也是實行政治政策和決策的基礎。

 

（２）“繼續革命論”。日本學者金承熙在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寫的《再論“繼續革命論”》中指出，“‘繼續革命論’是無產階級政黨在奪取政權后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理論依據，也是新時期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和國際共產主義建設的重要理論依據，具有深刻的啟迪意義”，毛澤東這一思想“是為了適應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繼續推進革命、處理階級矛盾以及與非馬克思主義思潮作斗爭的需要；中共二十大將‘自我革命’定義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第二個答案，是黨保持進步性、進行防腐拒變的需要，從理論上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始終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核心，是對毛澤東‘繼續革命論’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豐富與發展”。

 

（３）統一戰線。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的伊曼紐爾·喬達在《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制勝的法寶》中認為，毛澤東的統一戰線策略強化了黨的統一性和戰斗力，展示了其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策略運用能力。廣島大學的水羽信男則詳細分析了毛澤東在1935—1937年的統一戰線策略，并指出毛澤東的統一戰線策略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同時也為后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方向和戰略選擇提供了重要的參照。吉爾斯·吉厄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資產階級（1949—）：從聯合到抑制再到當代相互依存》中著重探討了毛澤東在不同歷史時期對民族資產階級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他認為，現代中國在延續毛澤東與民族資產階級聯合這一政策的基礎上，更加強調通過合作和支持來確保私營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戰略目標一致。

 

（４）新民主主義理論。京都大學江田憲治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是如何確立的？——以中共中央的“五四”紀念論述和國共關系為線索》中指出，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是一個復雜且富有創造性的理論建構，不僅反映了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還融入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廣泛視角，是毛澤東思想中的一個劃時代的理論貢獻。

 

（四）毛澤東國際影響研究

 

近年來，國外學者對毛澤東國際影響的研究集中探討了毛澤東思想對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以及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產生的影響。這些研究揭示了毛澤東思想不僅在中國歷史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也在全球范圍內激發了無數爭取自由與正義運動的熱情。

 

（１）對第三世界反殖民運動的影響。美國哈佛大學的詹姆斯·格辛·埃文斯在《全球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的去殖民化歷史》中指出，毛澤東思想是全球反殖民運動中重要政治力量的理論基礎之一，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鼓舞了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運動。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林洪軒等學者在《“已取得成就的繼承者”：D.N.艾迪特、印尼共產黨和毛澤東思想，1950—1965年》中強調，艾迪特策略的成功歸因于對毛澤東思想的有效本土化和創新應用。印度布爾達萬大學的斯瓦吉特·高什在《激進馬克思主義者的運動：從納薩爾主義到毛澤東主義》中指出，納薩爾派運動深受“毛主義”的影響，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出政權”“農村包圍城市”“群眾路線”及其對黨的領導的重視等觀點被印度毛派廣泛采納，他們使用這些策略來增強地位擴大影響。

 

（２）對美國黑人解放運動的影響。英國諾丁漢大學喬·帕特曼在《毛澤東、中國與黑人解放》一文中指出，中國是堅決支持美國黑人為種族平等和自由而進行解放斗爭的“光輝的榜樣”；中國堅定不移地秉持反對帝國主義和種族資本主義的立場根植于“毛澤東的革命國際主義”。詹姆斯·格辛·埃文斯在《毛澤東思想、反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以中國和黑豹黨為例》中認為，毛澤東思想之所以能為“組織和個人如何參與全球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斗爭提供指導”，主要是因為毛澤東思想為被壓迫者提供了一種“將反種族主義、反資本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斗爭聯系在一起”的新穎的革命方式。

 

（五）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

 

近五年國外學者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和視角探討了毛澤東的國家安全學說、對美蘇政策以及文化外交等問題，取得了一定進展。

 

（１）國家安全。羅馬尼亞科學院政治學與國際關系研究所的盧西安·杜米特雷斯庫在《中國安全理論的變化與延續：從毛澤東思想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指出，毛澤東國家安全學說的核心是“和平共處”“獨立自主”“反帝反霸”，這些核心內容不僅在意識形態上對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增強了中國在軍事、體制和經濟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夠在蘇聯和美國的對抗之中保持獨立。此外，作者還細致分析了中國安全理念從集中于國內發展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顯著變化。作者認為，習近平的大國外交政策在反霸權主義、維護國家主權等方面繼承了毛澤東的思想，同時在全球化參與、經濟外交、多邊主義等方面進行了創新，以適應當今國際形勢的變化。

 

（２）美蘇關系。蘇丹阿古斯·魯斯塔曼等人在《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國對美國和蘇聯的政策和關系》中指出，毛澤東的外交政策強調反帝反霸，既對美國的帝國主義威脅進行防范，又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保持警惕。這些政策不僅塑造了當時中國的國際關系格局，也為后來的中國外交策略奠定了基礎。

 

（３）文化外交。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馬修·高爾韋在《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文化外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球轉向》中，通過聚焦中國與墨西哥、加納等國之間的文化外交模式，揭示了文化交流、派遣文藝團體出訪在毛澤東時代推動中外友好關系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毛主席語錄》等著作的翻譯與傳播，有力地支持了全球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運動。作者還認為，“今天新時期中國的外交政策如‘一帶一路’等，往往是建立在早期文化外交的經驗之上，為我們理解當前中國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視角”。

 

（六）毛澤東軍事思想研究

 

毛澤東作為舉世聞名的軍事家，他創造的一系列軍事思想，包括戰略戰術原則，迄今仍對國外學者有著很強的吸引力。

 

（１）人民戰爭策略。俄羅斯安德烈·科瓦列夫在《毛澤東和人民戰爭策略：歷史教訓》一文中揭示了毛澤東如何巧妙地融合中國傳統哲學與政治文化遺產，制定出有效的人民戰爭戰略，使得中國共產黨擊敗日本侵略軍并最終奪取政權。他認為毛澤東是一位杰出的戰略家，甚至可能是20世紀歷史上最出色的戰略家。作者坦言，毛澤東的“軍事戰略著作，至今仍具有革命潛力和社會文化意義，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弘揚”。

 

（２）革命戰爭策略。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佩恩在《毛澤東與嵌套戰爭策略》中指出，毛澤東將中國的戰略困境分為三層：1911—1945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1931—1945年的中日戰爭，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戰爭。毛澤東在不同的戰爭層次采取不同的戰略，利用各個階級構建廣泛的統一戰線，成功地在每個戰爭階段占據優勢。佩恩認為，毛澤東的嵌套戰爭策略不僅使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斗爭中取得勝利，同時也不斷擴大和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影響力。

 

（３）毛澤東軍事倫理思想。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薩姆納·特維斯在《毛澤東的戰爭倫理（1927—1949）》中指出，毛澤東區分了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并將正義戰爭理論應用到軍事行動當中去，他的軍事策略包括軍民之間建立親密關系、禁止虐待士兵、公平對待戰俘和保護民眾財產等。毛澤東強調軍事指揮官擁有勇敢、智慧和審慎等道德品質對軍事行動成功的重要性。作者認為，毛澤東在極端復雜的歷史背景下，構建了一個既符合軍事效能又能體現高道德標準的戰爭倫理體系。

 

三、2020—2024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顯著特征

 

從近五年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整體情況來看，無論是在研究的論題、方法領域，還是在新的問題場域的拓展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一）論題廣泛

 

通過梳理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外學者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種邏輯路徑。首先是宏觀研究，其著力于對毛澤東及其思想整體邏輯的研究，主要探討毛澤東生平、毛澤東思想形成與發展史、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價值和當代價值等問題，力圖從整體上勾畫毛澤東及其思想的肖像。其次是中觀研究，其專注于對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諸如哲學思想、文化思想、軍事思想、外交戰略、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等進行研究。最后是微觀研究，這類研究是對中觀研究對象或問題的進一步具體化，成果最多。諸如統一戰線理論、群眾路線、“兩論”、人民戰爭、婦女解放、生態治理、情感治理、宣傳教育思想、語言風格以及毛澤東的人格魅力等論題都被納入研究和討論的范疇。甚至還有學者獨辟蹊徑，以任正非創立的華為公司為例，研究毛澤東思想對當代跨國公司組織文化和國際化戰略的影響。需要注意的是，習近平提出“第二個結合”后，國外學者更為關注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

 

（二）研究方法多元

 

近五年國外學者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具體方法和視角有了一定進步。在具體研究方法層面，除了國外學者常用的文本分析法、比較分析法、個案研究法，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語言學等多個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得到積極廣泛的應用。特別是波蘭的馬切伊·庫爾琴斯基采用計量文體學這一新穎方法研究為什么毛澤東的語言會對中國人的表達方式產生變革性影響，且直到今天仍在影響著中國的日常用語。馬切伊·庫爾琴斯基通過多個模型對《毛澤東選集》與張愛玲、莫言文學作品中詞匯的“困惑度”“系統性”“特色詞”進行比較分析認為，從語言學角度來講，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成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與毛澤東的語言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可預測性以及更突出政治術語和集體主義等風格有關。從研究視角來看，“全球化”視角繼續得到重視。像埃文斯就指出，只有從全球去殖民化歷史角度出發，才能重新評估毛澤東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

 

（三）出現新的理論增長點

 

2020年以來，毛澤東在新時代的價值以及毛澤東思想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間的關系問題成為國外學者關注的理論話題。在兩者關系問題上，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學者認為習近平國家安全觀是對毛澤東國家安全觀的繼承發展、“自我革命論”是對毛澤東“繼續革命論”的豐富和發展外，福特漢姆大學的安妮·伊麗莎白·韋斯頓還指出，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愛國主義主題教育以及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等在習近平的執政中得到了延續。即使是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也脫胎于毛澤東時代的理論遺產。有學者討論了毛澤東與習近平的情感治理模式之異同，毛澤東文化思想與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關系，并指出習近平在繼承毛澤東文化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理論，強調文化在民族復興中的重要性，主張繼承和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俱進地創造出符合新時代需求的優秀作品。還有學者探討了中國共產黨在生態治理方面政策和實踐的演變，分析了毛澤東與習近平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差異性。

 

關于毛澤東思想在新時代的價值問題，捷克共和國國際事務協會觀察員菲利普·塞博克在《為什么革命領袖“永遠活著”？》中指出：“毛澤東思想被視為中共指導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正確的，毛澤東確實永垂不朽。”還有學者強調，“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政治和社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其遺產在當代仍可感受到”。這主要表現在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影響：其一，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哲學基礎之一；其二，毛澤東現代化思想為中國式現代化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論資源。這些研究成果較好地彰顯了毛澤東思想強大的理論生命力，對于駁斥國外存在的毛澤東思想“過時論”有著重要導向作用。

 

（四）存在良莠不齊、魚龍混雜現象

 

雖然國外多數學者能秉持比較理性的學術立場和原則對毛澤東及其思想進行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但是由于各種因素的交織影響，研究成果在整體上呈現出泥沙俱下的狀況。一方面，由于意識形態偏見或者迎合政治需要，打著“再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的幌子故意抹黑、污蔑毛澤東形象，貶低毛澤東思想的歷史虛無主義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方法論上過于依賴西方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特別是以往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依然未得到徹底清算，導致研究結論片面和失真的情況時有發生。更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整體上立足于勾畫毛澤東正面肖像的成果中，也摻雜著一些錯誤的認識或觀點。當然，也有一些成果雖然結論有誤，但研究視角和方法值得學習。這就需要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仔細甄別，既不能因為其中的糟粕而因噎廢食，也不能囫圇吞棗不加取舍地全盤照收，只能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加以批判性借鑒和吸收。

 

四、結語

 

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使得他成為一定條件下判斷當代中國社會政治走向的“晴雨表”和“參照系”，毛澤東研究在當代中國甚至構成了政治權力話語建構與反建構爭奪的核心場域，從更加廣泛的意義上也關乎如何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及其未來。在此意義上，國外學者眼中的毛澤東肖像就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關系到能否傳播好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形象，幫助更多國外民眾了解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的大問題。因而，一方面，要自覺借鑒國外學者的優秀研究成果，不斷拓展和深化毛澤東研究，“科學建構出毛澤東領導中國傳統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過程、具體成績以及深遠意義”，不斷挖掘毛澤東及其思想在新時代的理論價值，在國內講好毛澤東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切實加強與國外毛澤東研究學者、學術機構的交流與合作，打造學術研究共同體。如國外學者埃文斯主張應當建立一個毛澤東研究的跨國互動的動態網絡，揭示毛澤東思想在全球范圍內的多樣化應用和本土化實踐。我們在毛澤東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研究力量，針對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存在的錯誤言論，及時發聲，勇于發聲，敢于發聲，共同維護毛澤東的國際形象。

 

作者簡介：王振民，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李雨瀟，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文章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