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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國林：1943年“九月會議”，王明表示要做毛主席的小學生，毛主席強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點擊：作者：孫國林來源：黨史博采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12-08 12:07:06

會議經過

1943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主題是關于王明在土地革命時期“左”傾路線和全民族抗戰初期的右傾路線錯誤。這次會議，是在非常嚴峻的政治形勢下召開的：平靜了兩年的國共關系又緊張起來，國民黨加緊法西斯化；共產國際解散，國際上反共浪潮彌漫；王明再度暴露出機會主義面目。

先后出席這次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朱德、周恩來、陳云、康生、彭德懷、洛甫、博古、鄧發等11人。王明、王稼祥、凱豐請病假。列席者有：李富春、楊尚昆、林伯渠、吳玉章、彭真、高崗、王若飛、李維漢、葉劍英、劉伯承、聶榮臻、賀龍、林彪、羅瑞卿、陸定一、孔原、陳伯達、蕭向榮和胡喬木等19人。

“九月會議”大體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9月7日至10月6日。其中9月7日至9日三天，有博古、林伯渠、葉劍英、陳伯達、朱德發言。之后，政治局擴大會議停了20多天，等待彭德懷回延安參加會議，同時安排其他工作。10月5日，中共中央決定，黨的高級干部重新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經驗和路線是非問題，整風運動進入總結黨的歷史經驗階段。為此，由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編輯出版了《兩條路線》（上、下），收入從建黨到1943年間黨的重要歷史文獻137篇，作為黨的高級干部總結歷史經驗的主要學習文件。11月1日，高級學習組召開大會，揭發批評王明的錯誤，王若飛、陸定一以親身見聞揭發批判王明；王勝榮、李國華揭發王明在莫斯科的許多錯誤。第二階段：從11月13日復會起，此時彭德懷回到延安，中央高層整風進入第二階段。有毛澤東講話，博古、洛甫作檢查，周恩來、任弼時發言，對王明的錯誤路線進一步揭發批判。11月下旬，大會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時和李富春與王明談話，傳達大家的意見。之后，1943年底至1944年初，政治局整風會議又停了一段時間。第三階段：1944年開春后，中央整風會議繼續進行，主要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和黨的歷史文件，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對整風進行總結和對歷史問題作出總結。此間中央很少開會，以便大家集中學習。5月10日，中共中央成立“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著手準備召開六屆七中全會。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通過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它是整風運動的重要成果，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在政治路線問題上形成空前團結一致的局面。至此，“九月會議”經過1年又7個月，勝利結束。

主要發言

博古在“九月會議”上檢查說：抗戰初期，黨內有兩條路線，一是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一是王明在長江局推行的錯誤路線。博古揭發說，王明反對在《新華日報》發表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王看不到國民黨的本質，曾對外國記者說，蔣介石是“英明全才”“雄才大略”，抗戰要依靠國民黨。對于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問題，王明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服從國民黨的法”，放棄獨立性；在黨的建設上，他把共產黨降低為民族革命黨，一味追求公開，使黨在白色恐怖到來時遭到重大損失；在思想作風上，欽差大臣味道十足，到處發文件，形成另一個中央。11月13日，博古做第二次檢查。他承認臨時中央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傳統，打擊毛的干部，使毛不能開展工作。遵義會議上，強調客觀原因，沒有承認錯誤。

林伯渠批評王明的路線是“洋共”，引用許多馬、恩、列、斯的話，欺負我們的“土共”，硬搬外國的經驗指導中國革命，這是新陳獨秀主義手法。

朱德的發言樸實、真誠。他說：南昌起義以來，率領紅軍南征北戰，深知創業艱難，政治路線正確與否是革命成敗的關鍵。王明錯誤路線的實質是不要領導權，不要槍桿子，不要游擊戰爭；投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朱德還分析了王明與陳獨秀機會主義的共同性和不同點。

葉劍英發言，批評王明以無知充高明，既不知己，也不知彼，更不知蔣介石為何人。在處理國共關系時，他是“身在毛營心在蔣”，躺在軟椅上睡覺，這就不能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在“九月會議”上，主要講了“兩個宗派”問題。他說，四中全會有兩大宗派，一是教條宗派，一是經驗宗派。教條主義宗派，是主觀主義的第一種形態；經驗主義宗派，是主觀主義的第二形態。反掉這兩個東西，黨就統一了。教條宗派是在莫斯科形成的。后來利用四中全會反立三路線之機，奪取了中央權力，統治全黨三年四個月。它沒有功勞，其罪過超過立三路線。教條宗派至遵義會議告一段落，以后開始分化，但未死亡。王明是長江局的“總司令”，有一條投降主義路線，一切問題不讓中央知道。毛澤東對經驗宗派進行了剖析。他說：他們是比較不自覺的，但思想方法是自覺的，片面性，局限性，只看到腳趾上的事，分不清對錯，對王明不自覺的相信。經驗主義者長期分隔在農村，各占山頭，又缺乏馬列主義教育，客觀上造成各種集團。這些集團的領導人，大多數是正派的；少數不正派，有的是歪派，如張國燾，弄得亡黨亡頭。有些經驗主義者與教條主義結合，思想教條，政治投降，組織心照不宣。

毛澤東又說，這兩個宗派比較，教條主義是主要的。所以要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反對鬧獨立性，使黨在組織上統一起來。對犯教條主義、經驗主義錯誤的同志，要“救人”，問題是要“治病”。最后，毛澤東提議，先用一周到十天的時間學習有關文件，然后大家交頭接耳醞釀。毛澤東關于“兩個宗派”的發言，為這次九月政治局整風會議，定下了基調。

此后，政治局擴大會議停了20多天。1943年9月30日、10月5日開了兩次會議，決定：政治局委員彭德懷返回延安前，整風會暫停；擴大會議范圍（有700人參加學習）；領導整風運動的總學委調整，以毛澤東為主任，劉少奇、康生為副主任。

10月1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繼續講王明路線問題。他說，王明教條宗派是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的，它有一條政治綱領，四中全會時他們大鬧天宮。王明的小冊子是想改造黨，它是錯誤路線的開山祖師。（1938年）六中全會在政治路線上克服了他們的錯誤，但未做結論，組織問題也沒有提出。

毛澤東講話后，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張聞天、任弼時相繼發言。

劉少奇主要講黨內斗爭傳統問題。他說：在黨內干部中間討論黨的路線，是很重要的事，是一種黨內斗爭。過去黨內斗爭有許多是不好的，應該有意識地造成健全的布爾什維克傳統。首先要有自由批評的空氣，中央同志要有隨時接受群眾監督和批評的精神準備；其次，批評只準明槍，不準暗箭，彼此挑撥也是不對的；第三，發言一律稱同志，不稱首長。他批判說：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是一本記載四中全會及前后黨內斗爭黑幕的小冊子。這一派人，沒有真正反對立三路線，比立三路線更“左”。他們不獨沒有功，而且有莫大的罪過。這次，不僅思想上要解決問題，還要在組織上打散宗派主義。

朱德談了自己的學習體會后說：王明只知道外國，不知道中國。事實證明，凡是從實際出發的都對，從教條出發都錯。毛主席辦事腳踏實地，在人家反對他時，還是按實際情況辦事。他書讀得多，能使理論聯系實際。照毛主席的方法辦事，中國革命一定有勝利的把握。朱德資格老，威望高，他的發言對大家影響很大。

周恩來離開延安三年，剛回來就參加“九月會議”。他認真研究文件，寫出了題為《關于新立三路線的研究》的長篇筆記。他發言說：經驗主義者政治上沒有創建，容易崇拜打著馬列、國際旗號的教條主義。經驗宗派和教條宗派結合才能稱雄。他分析經驗主義者的品質時指出，品質有三類：為人的品質、革命者的品質、布爾什維克的品質。我們要有布爾什維克的品質，所以要整風。11月27日，他根據會前寫出的兩萬多字提綱，做了長篇發言。從27日下午，到12月4日，共講了5個下午，大家的反映相當好。他對自己20多年的革命歷史作了認真反思。他說，三中全會雖然糾正了立三路線，但“政治上仍是‘左’傾基礎”“組織上也有宗派觀念”。那時，自己不適當的強調正規化，反對游擊戰爭。抗戰以來，工作上有成績也有缺點。缺點是對游擊戰的戰略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充分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缺乏政權觀念”，對王明抗戰以來的錯誤路線有容忍退讓的地方。他表示，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對毛澤東的領導確實心悅誠服。他在發言中，系統批判了王明的小冊子。

洛甫發言說，自己毫無實際經驗，卻在發號施令。到蘇區后，反羅明實際是反毛反老干部。他認識到，教條宗派的特點是：崇拜教條，不問實際；布爾什維克氣少，“買辦”“政客”氣多；不講黨性，只有宗派成見；作風惡劣，嚇人造謠。

任弼時執行過錯誤路線。11月下旬他檢討說：在江西蘇區時，將毛澤東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觀點，當做是“偏殺風”和不重視理論的“狹隘經驗論”，不指名地加以批判。在寧都會議上，認為毛執行臨時中央的“進攻路線”不得力，同意把他召回后方。

11月下旬，整風大會告一段落。中央委托任弼時和李富春分頭找王明談話，希望他認真檢查。12月1日，王明簽署了妻子孟慶樹起草的給毛澤東和中央的信，表示“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志的領導和教育下，我愿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錯誤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12月28日，以中央政治局名義向全黨發出指示，要求傳達和討論“王、博宗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及其嚴重損失”。

1944年2月24日，中央書記處對黨的歷史問題作出5項決定：（一）王明、博古的錯誤應視為黨內問題。（二）臨時中央與五中全會因有國際承認，應承認是合法的，但必須指出手續不完備。（三）學習路線時，對于歷史上的思想問題要弄清楚，但結論必須力求寬大。目前應強調團結，以便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在學習路線時，須指出六大基本方針是正確的，六大是起了進步作用的。（五）對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時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態度，凡做得對的，也應承認它。3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上述5條變作6條作了說明。1945年4月20日，中央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批準了毛澤東提出的6項意見。這標志著高級干部的整風和黨的歷史問題討論勝利結束。

特點與成果

1943年的“九月會議”，與1941年的“九月會議”相比，有一些明顯的特點，并且，以其歷史性的重大成果，載入中國共產黨的史冊。

這次“九月會議”的第一個特點，是時間長、人數多。它從1943年9月開始，至1945年4月結束，時間長達1年又7個月，這是黨的歷史上空前的一次政治學習運動。因為，此時中央有了相對鞏固的根據地，客觀環境比較穩定，具備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條件。參加學習的干部范圍很廣，除了延安的高級干部和七大代表二三百人外，還吸收了政治純潔、有前途的青年干部參加。毛澤東說，1941年那次“九月會議”還不深入，今年則更深入。目前中央停止開會，組織700人來學習，目的就是打散教條宗派、經驗宗派。

重點突出，是這次“九月會議”的另一個特點。檢討過去，是為了前進；分清是非，是為了找到正確路線。會議始終以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線問題為議題；以教條宗派和經驗宗派，特別是前者為研究重點；首先搞好黨的高級干部的學習，自上而下地帶動全黨干部學習。由于突出了以上幾個方面的重點，會議才能按計劃正常有序地進行，達到預期的效果。

這次“九月會議”的成果是巨大的。首先，找到了黨內思想斗爭的正確方法。會中劉少奇、毛澤東都講到黨內思想斗爭的方法問題。在1943年10月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了兩點意見：第一，團結問題。犯錯的同志覺悟起來，弄清路線是非，是達到真正團結的基礎。要以斗爭求團結。第二，黨內斗爭方法，贊同劉少奇的意見，繼續貫徹以馬列主義自我批評方法，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會議對于黨內斗爭正確方法的基本內容，有了共識：要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團結要有原則，在犯錯誤同志檢查錯誤、覺悟的基礎上去團結，即以斗爭求團結。檢討錯誤必須采取歷史的方法、從實際出發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要避免歷史上“左”傾教條主義“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一種錯誤方法。對歷史上犯錯誤的同志，批評要嚴格，作結論時應取寬大態度，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思想斗爭一要放手，二要謹慎。“九月會議”和延安整風創造的這個正確方法，后來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團結—斗爭—團結”，或者說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澤東對這個公式解釋說：“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其次，巨大的思想收獲。在會議過程中，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通過學習文件，聯系黨的歷史，總結經驗，開展批評，進行了一場無產階級思想對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從思想根源上糾正了黨史上歷次“左”右傾錯誤。犯過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誠心作了自我批評，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與全黨同志團結在一起；廣大黨員通過學習，真正解決了 “思想上入黨”的問題。經過對教條主義、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的徹底批判，樹立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新的學風、黨風和文風，出現煥然一新的氣象。

再次，政治上的成果更為明顯。通過黨史研究和理論學習，全黨認識到毛澤東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毛澤東思想是走向勝利的指針，從而緊緊地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周圍，信心百倍地把革命推向前進。黨第一次達到如此高度的鞏固和統一，成為領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核心力量。

這次“九月會議”最后一個成果，是為七大的召開和勝利奠定了基礎。在黨的高級干部的帶動下，全黨學習文件，研究黨史，總結經驗，達到共識。在此基礎上，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楊家嶺召開，先后舉行了8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委17人，列席的有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負責人12人。會議主要討論七大的各項準備工作，其中包括黨的歷史問題結論。1945年4月20日的第8次會議，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次全會，體現了“九月會議”和整風運動的偉大成果，達到全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為七大的勝利召開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出席大會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補代表208人，代表黨員121萬人。七大開得隆重而熱烈，通過了各項決議，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真正成為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