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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鋼，即鞍山鋼鐵公司，是新中國成立前后在黨的領導下恢復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全國第一個特大型鋼鐵聯合企業，也是全國范圍內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幾十年來被譽為“中國鋼鐵工業的搖籃”、“共和國鋼鐵工業的長子”。使鞍鋼聞名于全國乃至聞名于世界的，不僅僅在于它的“第一”和“最大”，更在于鞍鋼的干部和職工群眾半個多世紀前在生產斗爭實踐中創造出來的一整套的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思想和制度，即“鞍鋼憲法”。

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向遼寧省委和黨中央報送的《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以鞍鋼為例總結了鞍山地區開展群眾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基本做法和經驗。《報告》說，“兩個多月以來，在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初步取得了以下經驗：第一，必須不斷地進行思想革命，堅持政治掛帥，徹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第三，全面規劃，狠抓生產關鍵。……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協作相結合。……第五，開展技術革命和大搞技術表演相結合。……”《報告》還說，為了把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不斷地推向新的高峰，必須加強黨的領導”，“要堅持政治掛帥，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運動，用毛澤東思想武裝我們的頭腦。”“要通過技術表演和聯合技術大表演賽，進一步鼓勵廣大職工群眾的革命干勁和發揚共產主義大協作的精神，來進一步推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開展，更迅速地熟練和推廣操作技術，更快地提高工人的技術操作水平。”

毛澤東主席看了這個《報告》，熱情洋溢地寫下一段批語，批轉給上海局、各協作區委員會以及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各部委、黨組。毛主席寫道：“鞍山市委這個報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興，不覺得文字長，再長一點也愿意看。因為這個報告所提出來的問題有事實、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鋼是全國第一個最大的企業，職工十多萬，過去他們認為這個企業是現代化的了，用不著再有所謂技術革命，更反對大搞群眾運動，反對‘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方針，反對政治掛帥，只信任少數人冷冷清清地干，許多人主張‘一長制’，反對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他們認為‘馬鋼憲法’（蘇聯一個大鋼廠的一套權威性的辦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這是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前的情形。這是第一個階段。一九五九年為第二個階段，人們開始想問題，開始相信群眾運動，開始懷疑‘馬鋼憲法’。現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這個報告，更加進步，不是‘馬鋼憲法’那一套，而是創造了一個‘鞍鋼憲法’。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了。這是第三階段。現在把這個報告轉發你們，并請你們轉發所屬大企業和中等企業，轉發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當然也可以轉發地委和（小）城市，并且當作一個學習文件，讓干部學習一遍，啟發他們的腦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年一個整年內，有領導地，一環接一環、一浪接一浪地實行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城鄉經濟技術革命運動。”

這就是“鞍鋼憲法”一詞和以“鞍鋼憲法”命名的一整套企業管理制度的由來。那么，“鞍鋼憲法”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政治掛帥”、“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和“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干部、工人和技術人員相結合）的群眾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從此，“鞍鋼憲法”成為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核心思想和核心制度，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對于促進我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體系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發揮了歷史性的重要作用。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在繼八十年代以來大力發展私營企業、私營經濟之后，開始著手對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進行改革。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這項改革中，天量的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流失，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遭到嚴重削弱；幾千萬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職工在“砸三鐵”的喧囂中下崗失業，他們為自己的生存多年來上訪乞求、呼號奔走，成為全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面對這種情形，人們不禁要問，建立以“產權明晰”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難道是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改革的唯一選擇嗎？全民所有、集體所有，難道就是“產權不明晰”，而只有把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確權給個人才叫“產權明晰”？難道企業改革就必然意味著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流失和職工的下崗失業？改革中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還要不要了？“鞍鋼憲法”就真的是“左”甚至“極左”的產物，沒有任何科學性和生命力？如果它沒有科學性和生命力，當年的鞍山鋼鐵公司是如何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鋼鐵生產基地的呢？

正當“鞍鋼憲法”在中國國內遭到貶低甚至被棄之如敝屣的時候，它早已走出國門，“墻內開花墻外香”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L·托馬斯說，“鞍鋼憲法”是全面質量管理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其中的“經濟民主”恰恰是增進企業效率的關鍵之一。日本的“豐田式管理”的核心內容就是毛澤東所倡導的發揮勞動者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思想。歐美和日本的管理學家們還認為，“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就是“后福特主義”，即對僵化、垂直命令式的企業內分工理論（福特理論）的挑戰與否定。其實，這些外國學者、教授的解說，都沒有抓住“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主人翁地位，這才是“鞍鋼憲法”產生的土壤；政治掛帥和共產黨領導下的群眾運動，這才是“鞍鋼憲法”的精神內核。所有這些，都是那些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學者們所永遠無法理解的，也是他們那里的企業所永遠無法做到的。

不久前的7月16日—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視察東北老工業基地時發表講話指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中堅力量；對國有企業要有制度自信；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要沿著符合國情的道路去改；我們要向社會發出明確信息：搞好經濟，搞好企業，搞好國有企業，把實體經濟抓上去。隨后，中紀委于7月20日發表文章《加強黨的領導是頭等大事》，強調“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是重大的政治原則。”“在國有企業深化改革過程中，必須旗幟鮮明地加強黨的領導，而不能削弱黨的領導，更不能放棄黨的領導。”《人民日報》也于7月22日發表評論員文章《國企改革，為全民福祉而戰》，指出：“國企究竟為何而存在？這是厘清改革是與非的基點。追根溯源，國有企業是為克服私人資本的逐利性、盲目性而誕生的，是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說到底，我們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目的是要堅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道路自信，為全體人民的福祉而戰。這場戰役，絕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絕不能因循守舊、固步自封，把共和國的長子溺亡在溫室之中。”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和中紀委、《人民日報》的文章，都在強調一個共同的話題，就是堅持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制度自信，堅持和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還要不要講政治掛帥？當然要講政治掛帥。那么，什么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政治掛帥？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就是政治掛帥，堅持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就是政治掛帥，堅持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政治掛帥。而黨的領導和政治掛帥，恰恰是“鞍鋼憲法”中提出來和再三強調的；至于“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群眾性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當然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題中應有之意。這些都是“鞍鋼憲法”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東西。

“鞍鋼憲法”的提出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雖然我們在歷次企業改革、改制中忘記了它、貶低了它、甚至拋棄了它，但是，歷史將以它反復、曲折的形式，證明“鞍鋼憲法”仍然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發展國民經濟不能不講“姓資”、“姓社”，也不能不講“姓公”、“姓私”。圍繞“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展開的爭論，實質上就是討論為什么人、為哪些人，為大多數人還是為少數人的問題。強調鞍鋼和所有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性質，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改進國有企業管理的今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事關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和道路，事關整個國家的命脈，事關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

“鞍鋼憲法”是社會主義企業管理的靈魂，因為它抓住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黨的領導”和“群眾路線”這些最為根本的問題。強調和堅持這些最為根本的問題，就是“政治掛帥”。正確的、科學的東西是抹殺不了的，“鞍鋼憲法”必將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煥發出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