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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興華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

　　市場經濟是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也就是由市場機制決定物力資源和人力資源在不同部門間的分配。講市場配置資源，一般著眼于生產部門間的資源配置，容易將資源配置等同于生產要素配置。其實，在實際經濟生活中，流通部門也有流通要素合理配置問題，消費領域也有消費資源公平配置問題。當然，生產領域的資源配置是決定性的環節。

　　一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一直是學界和實際部門研究和議論的熱點問題。中央文件也不斷提出新的理論指導，著眼于擴大和增強市場經濟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學界出版了大量有關市場經濟的論著。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有關情況形成明顯反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很少有專門研究和闡述市場經濟的論著，包括專著和論文。我國翻譯出版了大量西方經濟學的書籍和論文，但難以看到專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譯著。有些西方權威性經濟學詞典中，連市場經濟的詞條都沒有。例如，以學術性強、權威性高著稱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以下簡稱《全書》），就只有“市場”一詞，而無“市場經濟”條目。在“市場”條目中只簡略提及資源配置問題：“亞當·斯密早在18世紀就預見到現代工業是依靠其產品市場的廣泛而發展的。……19世紀晚期的經濟理論注意資源的分配使用，瓦爾拉提出了一般均衡論。經濟學家們認為各種市場力量的自發發揮，可帶來充分就業和資源的最佳分配。正當凱恩斯抨擊市場均衡概念之際，除了傳統的‘完全競爭’理論外，又有‘不完全競爭’理論的出現。不過二者都被譏為不符合于經濟現實的。”（1）《全書》對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論述得很簡略，而且對資源配置的市場均衡理論以及“完全競爭”與“不完全競爭”中的經濟理論也都表示不認同。

　　還有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西方國家的經濟學著作包括教科書，涉及市場經濟問題時，除正面論述其作用外，還往往專門講述其負面效用，特別是著眼于分配不公形成貧富分化問題。有的還特別提出，市場配置資源并不包括全部生產領域，例如，有一本少見的設有“市場經濟”詞條的詞典——美國《現代經濟詞典》中，對市場經濟的解釋，非常簡括：“一種經濟組織方式，在這種方式下，生產什么樣的商品，采用什么方法生產以及生產出來以后誰將得到它們等問題，都依靠供求力量來解決。……美國基本上是一種市場經濟。然而，美國仍有許多不受市場指導的活動，如許多農產品的產量，就是由政府規定的種植面積和所支持的價格決定的。”（2）它特別指出，美國“仍有許多”經濟領域“不受市場指導”，而是“由政府規定”或“決定”。

　　具有國際影響的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經濟學》認為：“經濟學中的市場概念是指任何可以進行交換的場合。（講市場是交換的‘場合’，比講市場是交換的‘場所’更科學，當代市場交換并不都通過‘場所’——引者）……所有這些交易都包括在市場和市場經濟這兩個概念中”。“在充滿競爭的市場中，個人做出反映他們自己意愿的選擇。廠商做出使利潤最大化的選擇；為此，它必須生產消費者需要的產品，……當廠商之間為了追求利潤而競爭時，消費者既從他們生產的產品獲益，也從供給商品的價格中獲益。”同時，它又把問題轉向另一方面：總的來講，市場經濟提供的答案是“能夠保證效率，但是在某些領域內，這些答案都顯得很不夠。可能有太多污染，太多不平等，或對教育、衛生和安全關心太少。當人們感到市場運行得不好時，就會轉向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政府起著重要的作用。”（3）該書還專設一節講“市場失靈與政府的作用”，它區分了兩種經濟學家，即“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和“不完全市場經濟學家”。前者包括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已故的喬治·斯蒂格勒。他們不贊同政府干預，確信政府不加干預的市場是實現經濟效率的途徑。后者主張政府干預，懷疑放任自流的市場會在經濟上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斯蒂格利茨是主張政府干預的，他認為“政府在促進競爭和限制濫用市場勢力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4）他提出了“濫用市場勢力”的問題，強調政府要對之進行限制。他講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就是當前世界范圍內受到批判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

　　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材，既正面論述了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效率性，又揭示了它的諸多負面效用，并主張：“政府應進行干預，以增進市場經濟的功能和公平。”它特別指出，市場經濟會帶來收入分配不公平，產生貧富分化，即使在具備完全競爭的理想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中，也“沒有理由認為，在自由放任條件下，收入能被公平地加以分配。結果將是，收入和財富上存在著巨大的不平等，而這種不平等會長期在一代代人中留下去”。它還進一步指出：“在市場經濟中，財富分配不平等遠遠大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5）薩繆爾森還通過對看不見的手學說的實效考察，提出不要迷戀市場經濟的美妙，“在這個時候來討論市場失靈的情況，是為了將我們對市場的熱情稍稍降溫，對看不見的手有所了解之后，我們一定不要過分迷戀于市場機制的美妙——認為它本身完美無缺，和諧一致，非人力所能望其項背”。“看不見的手有時會引導經濟走上錯誤的道路。”（6）

　　 二

　　從西方經濟學家關于發展市場經濟、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論著來看，有幾個值得關注的點：

　　其一，他們講市場經濟，就是講由市場配置資源和怎樣配置。就是要說明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為誰生產、怎樣生產都由市場引導。講資源由市場配置，不言而喻，就是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無論薩繆爾森的《經濟學》，還是斯蒂格利茨的《經濟學》或其他西方學者的經濟學論著，都沒有講，在市場經濟中，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是“基礎性”作用，還是“決定性”作用。

　　其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已實行幾百年，是成熟的市場經濟，但從西方權威性的經濟學教材和詞典中，更多看到的是對市場經濟正反兩方面效用的總結性闡述，而且講正面效用比較簡略，講市場失靈、講負面效用則具體而突出。我們在討論和宣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往往是突出其正面的效用（這是必要的），甚至西方經濟學作為負面效用論述的事實，我國一些媒體竟作為正面效用加以宣傳。例如，在前面所引的西方權威經濟學教材中，明確指出，市場經濟會導致分配不公、貧富分化，這完全符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幾百年的事實；法國學者皮凱蒂新出版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熱銷西方國家，也引起我國學界關注，它用統計數字分析和闡述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幾百年中貧富分化的歷史事實。而我國有的媒體卻刊發論文，主張通過發展市場經濟、實行市場化分配，來縮小貧富分化。

　　其三，西方權威經濟學著作，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萬能論，會具體論述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而我國竟有人用新自由主義觀點來解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認為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就是他們所主張的市場決定一切，應削弱和排斥政府的作用。其實，如前所論，講“市場配置資源”，實際內涵就是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明確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這一規律，既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國已經建立了市場經濟，這一規律就必然發生作用。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述：“關于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

　　 三

　　我們需要思考這樣一些問題：為什么西方經濟學論著對市場經濟作用的闡述和宣傳，比我國更平易和平實？我國的有關討論和爭論為什么那么熱烈和激烈？意見分歧又那么多、那么大？其實，這有客觀的原因。

　　資本主義在其全部產生與發展的歷史中，始終在市場經濟中求生存、求發展，后來建立了成熟的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國家是先有市場經濟實踐，后有市場經濟概念和理論。從現有資料看，直到20世紀初，才有市場經濟概念出現。因此，西方國家的人們是先有市場經濟的感性認識，后有市場經濟的理性認識。長期生活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人們，大都具有對市場經濟充分的感性認知，他們能熟知市場經濟的實踐內容。正是由于西方學者是在長期市場經濟實踐的基礎上，歸納出有關概念和理論的，因而他們深知市場經濟的長處和短處，正面效用和負面效用，并逐漸認識到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從亞當·斯密時期政府只做守夜人的自由市場經濟，到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后的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和羅斯福新政，再到借鑒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舉措，制定和實行經濟計劃（二戰后，日、法等許多國家實行經濟計劃，西德搞社會市場經濟），將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結合和統一起來，用看得見的手引導看不見的手，促進了資本主義戰后的創新發展。因此，西方經濟學家在寫給西方讀者的教材和論著中，不需要對市場經濟的內涵和怎樣搞市場經濟做過多的描述。

　　我國是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無論政界、學界和實際經濟工作者，都對什么是市場經濟和怎樣搞市場經濟很不熟悉，需從頭學起，需要向西方學習，學習其市場經濟的概念和理論。我們是先獲取市場經濟的理性認識，后在實踐中獲取感性認識的。可以看出：我國轉向市場經濟，是缺乏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的，需要在實踐中摸索著前進，在理論上探索著發展。盡管中央有明確的指導思想，但不同的人會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論偏好和價值取向，汲取西方不同歷史時期的市場經濟理論觀點，有的主張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不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的主張亞當·斯密時期的自由市場經濟，政府不要干預；有的贊同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推行全面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大都認同和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這就呈現出中國學界在市場經濟理論認識上遠多于西方的分歧和爭論。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來源：《紅旗文稿》）

　　注釋：

（1）《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7冊第321—32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年版。

（2）[美] D.格林沃爾德主編《現代經濟詞典》第275-276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3）[美]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經濟學》第2版第13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4）同上，第359頁。

（5）[美]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4版第544、657頁，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6年。

（6)[美] 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2版第78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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