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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專論】“新動力”引領經濟新常態| 聯合時報

點擊：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來源：聯合時報  發布時間:2015-03-02 23:10:20

 【觀點】

■ 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含義豐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最重要的是要對經濟增速下滑不必過分驚慌，認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未來的政策不應頻繁變動，而應保持相對穩定，給企業和社會穩定的預期。

 

■ 經濟新常態是我們期望出現的經濟較理想的狀態，它不會自動出現，需要進行引領，以走向好的經濟新常態。在向新常態過渡時期，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動力只能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或改革、轉型、創新）這“三大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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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佐軍

 

正確理解新常態

 

從字面上看，“新”即“有異于舊”；“常態”是相對穩定的狀態。“新常態”是不同以往、相對穩定的狀態。它是一種趨勢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進入到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有所不同的新階段。

經濟新常態是一個含義豐富、具有深意的重要表述。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最重要的是要對經濟增速下滑不必過分驚慌，認清其必然性，在尊重規律中順勢而為，不要動輒進行過度干預。未來的政策不應頻繁變動，而應保持相對穩定，給企業和社會穩定的預期。也就是說，經濟增速的適度放緩和合理波動，已被決策層所認可。政府的更多注意力將放在體制改革與結構調整上，而不再像以往那樣動輒下猛藥來維持高增長。

需要說明的是，西方也存在“新常態”，它被西方輿論普遍形容為危機之后經濟緩慢而痛苦恢復的過程，反映了西方經濟存在周期性波動乃至周期性危機的現實。而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新常態”顯然不是從危機角度來說的，而是從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制度環境的變化等角度來說的。

 

經濟新常態有哪些特征

 

經濟新常態時期是指2016年或者2017年往后的5年或10年甚至更長時期。經濟新常態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狀態。

經濟新常態的內涵有三個方面。第一，新常態有很多新的表現形態，既與舊常態時期的形態不一樣，也與過渡態時期的形態不完全一樣，新形態集中體現下述六大特征中。第二，新常態應是相對穩定的。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應是均衡的。這也是常態的應有之義。如果經濟還在急劇變動，還在增速換擋，還在調整陣痛，就還沒有進入到新常態時期。正因如此，真正的新常態是幾年之后的事情。第三，新常態應是可持續的。因為既然是常態，那就不能很短暫，就應持續比較長的時間。

經濟新常態有如下六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經濟增長速度的新常態。即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三十多年98%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今后五年左右6%-8%的中高速增長，再往后可能是更低的中速增長或中低速增長，因為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現象，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工業化城鎮化達到一定階段后，經濟增長速度就要下臺階。當2030年前后中國成為發達國家后，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進一步下降到當今西方發達國家2-4%左右的水平。

第二，經濟結構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排放結構的新常態。其中，消費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學樂康安美”(學習、快樂、健康、安全、美麗)的需求占比越來越高，“吃穿住行用”需求的占比相對下降；產業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服務業或者第三產業比重占主導地位，并越來越高，高新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綠色低碳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區域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新型城鎮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進一步縮小；排放結構的新常態表現為廢水、廢氣、廢渣、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逐步減少，氧氣、水蒸氣的排放逐步增加。

第三，經濟質量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經濟效率(勞動力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等)進一步提高，經濟效益進一步提高，整個經濟的競爭力進一步提高。

第四，經濟增長動力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原來的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轉為創新驅動；由主要依靠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轉為主要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簡單說即改革、轉型、創新）拉動經濟增長；需求動力結構內部，由主要依靠外需轉為主要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轉為主要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資轉為主要依靠社會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第五，財富分配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主要實現國富轉為主要實現民富，由少數壟斷行業富裕轉為各個行業共同富裕，由少數人暴富轉為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也就是說，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個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使收入財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讓廣大老百姓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第六，制度環境的新常態。主要表現為：由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轉為市場主導型經濟體制，政府則由權力型政府轉為服務型政府、由經濟型政府轉為社會型政府，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同時，按照依憲治國、依法執政的要求，由人治轉向法治。

 

 

新常態并不會自動實現

 

新常態意味著一系列新的機遇。由于中國經濟總量已很大，基數已很高，即使保持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全球經濟創造很可觀的增量，帶來巨大的市場投資機會。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綠色低碳產業將呈現越來越大的發展空間，中西部地區和一些新興城鎮、新興農村地區將產生越來越多的機會。隨著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多元化，中國經濟的活力將進一步增強，效率將進一步提高，制度環境將進一步規范。隨著財富分配更多惠及廣大民眾，中國內需潛力將進一步提高，民眾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將進一步迸發。

進入新常態并不會一帆風順，一些潛在風險正漸漸浮出水面，新常態不會自動實現。經濟發展模式存在慣性，企業、民眾和政府對高速增長有“路徑依賴”，當經濟速度換擋、結構調整時，難免會出現陣痛，引發一些問題、矛盾和風險。特別是多年來積累的高房價、地方政府債務偏高、“影子銀行”、產能過剩等，在進入新常態過程中會使一些潛在風險暴露出來。對此，必須高度重視，通過改革、轉型、創新和科學的宏觀調控予以防范和化解。

引領新常態的短期對策主要是：順增長，控風險；去產能，擠泡沫；守底線，穩社會。引領新常態的長期對策主要是改革、轉型、創新三個方面，它們對應著前述經濟增長動力的“三大發動機”，也對應著本人提出的人本發展理論的三個方面：“制度引導人”、“資源裝備人”、“分工安置人”。只有采取這些長期對策，同時結合短期對策，才能順利實現經濟向新常態的平穩過渡。

 

經濟增長存在哪些動力

 

我們先來分析一下經濟增長客觀上有哪些動力。

第一組動力：需求邊動力。即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過去多年來，很多人將其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外需不行了就擴大內需，投資不行了就增加消費。我們不能否認，這“三駕馬車”確實是經濟增長需求邊的短期動力，但也要認清：它們僅僅是需求邊的動力，短期的動力，而且是有許多副作用和后遺癥的動力，是經濟危機和經濟過度下行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

第二組動力：要素投入動力。即通過大規模要素投入也能帶來經濟增長。眾所周知，在生產函數關系式中，等號左邊是GDP或者產量，等號右邊就是資金、勞動等生產要素。過去三十多年，我國就是通過大規模的生產要素投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組動力：效率提高動力。在生產函數關系式中，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釋的經濟增長部分，可以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解釋。也就是說，提高生產率或全要素生產率也能帶來經濟增長。那么，影響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這“三大發動機”。

其中，制度變革或改革通過調動經濟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優化資源配置、改善消費者和投資者預期等途徑釋放生產力；工業化(含產業轉型升級)、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等結構優化，通過將人口和生產要素從低效率部門或區域向高效率部門或區域轉移釋放生產力；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通過直接提高要素生產率和國民經濟運行效率釋放生產力。

第四組動力：中國特色動力——“五駕制度馬車”。前三組動力都是用經濟學比較容易解釋、世界各國都通行的動力，除了這些動力之外，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還有五個特色動力。

第一，“價格制度動力”，即通過價格管理部門的價格管制，將許多商品的價格，特別是生產要素的價格，人為地壓低或扭曲，形成低成本競爭優勢，促進出口，帶來經濟增長。其副作用是過度消耗了祖宗留下的資源，并把本該留給子孫后代的資源提前用了。

第二，“財稅制度動力”。主要是通過財政支出安排偏向經濟建設來促進經濟增長，這與那些將社會福利保障支出優先安排的國家有所不同。

第三，“金融制度動力”。突出表現在貨幣制度設計上，在央行不獨立的情況下，貨幣發行要著重滿足經濟增長的需要，而非主要維持幣值穩定。

第四，“土地制度動力”。在城鄉差別土地制度下，政府可以將農民和農民集體的土地低價買過來，經過整理后再高價賣出去，形成“土地財政”，再通過“土地財政”推動地方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五，“考核制度動力”。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干部考核主要考核GDP、財政收入和工業增加值等指標，于是各地競相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形成萬馬奔騰的局面。這五大特色制度動力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現象。

 

 

主要動力：“三大發動機”

 

問題是，當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一步，上述哪些動力開始靠不住了，哪些動力是未來必須主要依靠的動力？筆者認為，未來必須依靠的主要動力只能是“三大發動機”。

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另外三組動力越來越靠不住了。如“三駕馬車”中的出口，隨著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明顯下臺階了，從以往的年增長20%以上，降到了近幾年的8%左右，2012、2013年出口都只增長了79%，2014年前10個月只增長了不到6%。投資的邊際效益明顯下降，且遇到了巨大債務壓力。消費一直相對穩定，難以有大的改觀。

通過大規模生產要素投入來拉動經濟增長，則遇到了資源越來越短缺、環境污染壓力日益加大、霧霾很嚴重的挑戰。“五駕制度馬車”在帶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它們正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解決的問題。

另一方面，“三大發動機”既健康又富有潛力。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是通過提高生產率來促進經濟增長，因而是健康、可持續的。中國目前的許多制度還不成熟、不合理，正因為不成熟、不合理，還可以通過改革來釋放制度變革的生產力。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正處于中后期階段和加速發展階段，還有巨大的釋放結構生產力的潛力。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和信息化等要素升級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總之，在向新常態過渡時期，必須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新動力只能是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或改革、轉型、創新）這“三大發動機”。

（作者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