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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維：什么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性？

點擊：  作者：潘維    來源：華山穹劍  發布時間:2018-03-25 09:48:37

  

編者按：本文是2017年11月4日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在第15屆開放時代論壇上的發言。本次論壇由重慶大學共和國研究中心與開放時代雜志

社共同主辦，主題是“人民共和國的文明內涵”，地點在重慶大學文字齋。

 

 

我以“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性”為題，談五個問題。

 

第一，解釋兩對概念，“群眾與人民”和“政府之治與人民自治”

 

第一對概念是“群眾與人民”。沒有組織的是“群眾”，是一盤散沙，其中的規則是弱肉強食。群眾被組織起來了，有了自治組織，就是“人民”。有了人民才談得上“人民的權力和人民的權益（權利）”。

 

第二對概念是“政府之治與人民自治”。古今中外，無論大小貧富，治國都以扁平的人民自治組織為主，科層的政府管理為輔。科層體系能辦“大事”卻辦不了“小事”，扁平組織能辦“小事”卻辦不了“大事”。執政靠“民心”，而“民心”主要取決于辦好“小事”而非“大事”。“小事”辦不好，“大事”也就逐漸辦不到了。這個道理，中國古人早就懂得，我以往論述不少，在此不贅述。

 

就“政府之治與人民自治”我想補充兩個看法。

 

首先，人民自治怎么實現？人民能自發組織起來形成“人民自治”嗎？我認為不可能。是群眾中的本地精英把群眾組織起來的。這些精英的狀態和特質決定了這個組織是否屬于“人民自治”組織。我們很難把“黑社會”稱為人民自治組織，也很難把土豪劣紳領導的鄉村“土圍子”稱為人民自治組織。包括“海選”出來的村民委員會在內，所謂“自發”組織經常由社區里的少數流氓無賴劫持，為他們謀私利提供方便。熱心為社區公益服務的精英通常隸屬某個文明先進的大型組織，如黨派或教會的基層成員，如傳統中國的儒門弟子集團（而今可稱“儒黨”）中“知書達理”的鄉紳。這些人領導的自治組織大體是人民自治組織。西方人在自組織“society”前面要加個形容詞，稱為“civil”，與我說的“人民”自組織含義大致相當。怎樣區分是否“civil”或者是否有“人民性”？我看只能從原則上區分，帶頭人謀私利的組織就不“civil”，帶頭人謀公益的組織就“civil”。

 

其次，政府之治怎么實現？與人民自治有關嗎？一方面是政府壟斷了暴力和稅收就獲得了治權，另一方面則取決于人民自治組織與政府的關系。人民自治組織與政府關系好，其精英領袖與執政者同屬一個政治集團，則政府擁有這個地方的治權。人民自治組織與政府關系差，其精英領袖與執政者不屬同一個政治集團，則政府喪失這個地方的治權。換言之，在哪個社區里擁有自治領導權，政府就在那個社區擁有執政權；在哪個社區喪失了自治領導權，政府就在那個社區喪失了執政權。喪失了大部分社區的領導權，國民黨政府壟斷暴力和稅收的執政權就成了空中樓閣。這樣看，國民黨就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忽然丟掉了執政權。

 

第二，解釋新中國的“新”，也就是“人民性”從哪里來

 

新中國叫做“人民共和國”，而且各行各業都冠以“人民”之名，人民郵政、人民航空、人民鐵路、人民軍隊，等等。新中國之“新”主要在于把“人民性”強調到了“人民萬歲”的高度。這種“新”的前提條件是什么？是“舊”的人民自治的墮落。隨著皇權腐朽和最后崩塌，鄉紳不知道該認同誰，跟誰走。土匪來了跟土匪，日本人來了跟日本人，國民黨來了跟國民黨。“城頭變幻大王旗”是經常的，帶頭給自家謀私利成了天經地義，于是領導人民自治的“鄉紳”墮落成“土豪劣紳”。

 

對比之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自治是“新”的。這樣，問題就來了，共產黨的自治為什么特別強調“人民”，強調人民的權力和權益？明顯的原因有四個。

 

其一是西方的民主大潮。雖然西方民主有很強的階級性，但的確催生了“人民”這個概念和人人平等的大眾意識。自20世紀初開始，西方的民權思想在中國知識界廣為傳播。

 

其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馬克思認為世界勢將簡化為兩大階級，即少數的資產階級和大多數的工人階級，因而倡導“無產階級專政”。十月革命首次把馬克思的思想落了地，建立了第一個沒有資產階級的國家，用李大釗的話說是“庶民的勝利”。盡管列寧的革命思想里有些精英主義色彩，但他十分強調勞工地位，實行“一切權力歸蘇維埃”，司法權也歸人民代表大會所有。

 

其三是中國的三千年民本主義傳統。民本思想早于儒家，由儒家發揚光大。春秋時的諸子百家有個共同的核心，就是以民為本。用今天的話概括，民本思想就是“為人民服務”。

 

其四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戰爭經驗。共產黨的軍隊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完全依仗人民，打“人民戰爭”。共產黨在每個連隊、每個村莊建立黨支部、黨小組，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缸滿院凈、為家家戶戶排憂解難”。堅持了二十多年，換來了廣大農民的信任，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塊布、最后一個兒子”交給共產黨的軍隊。中國革命的勝利絕非必然，而是個奇跡。對這個奇跡的認識在毛澤東的《愚公移山》里有精彩表述。黨就是帶著子孫挖山不止的“愚公”，最終感動了人民這個“上帝”，然后人民以其偉力自己解放了自己，把壓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移走了，而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則明白無誤地表述了中國共產黨的宗旨。

 

第三，解釋“人民性”四十年的衰落

 

“人民性”的退潮始于中西同步的“文革”的退潮。在中國鬧“文革”的時候，除了蘇聯例外，全世界也在鬧“文革”，全世界的“人民性”達到了頂點。為什么“人民性”在世界范圍內退潮？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青年們鬧“文革”的對象消失了，帝國主義退出了殖民地。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代表了右翼精英主義的浴火重生。

 

在中國則因為看到“文革”的教訓，重新開啟了專業化和知識化的精英主義。中國的精英主義大致居于左右之間。順帶澄清一對概念。我們可以用精英主義（elitism）和平民主義（populism）簡單地理解世界。根據對世界市場的立場再把這兩大類分成左右兩翼，這樣就是四大類，左翼精英主義和左翼平民主義，右翼精英主義和右翼平民主義。

 

我國把“populism”翻譯成“民粹主義”，大致是誤譯，譯成“平民主義”比較貼切，與“精英主義”構成一對。“民粹”原本用來特指列寧批判的一個俄國思想流派，在中國是明顯的貶義詞；而“populist”未必是貶義詞，比如一度任特朗普政府高官的班農經常自豪地稱自己是“populist”，代表美國的“populism”。

 

在市場時代，特別是全球市場時代，精英主義取得了極大成功，壓抑了平民主義。2008年的“金融海嘯”標志著已經旺盛四十年的精英主義走向衰落，新自由主義落潮，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義重新高漲。在以往的四十年里，世界市場幾乎沖垮了所有國家的社會自治組織。

 

對精英而言，群眾最好是無組織的、“自由”的、任由跨國資本集團滲透、任由他們描述的未來技術烏托邦擺布，相信自己落伍，是蠢貨。平民主義重提“人民性”，隱含著把群眾重新組織起來的意思，強調以人民組織的力量對抗世界市場。這明顯是一種保守主義，但也可說是進步主義。

 

第四，解釋“新時代”與“人民性”的回歸

 

十九大提出我國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要求回歸“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而且重新舉起了“共同富裕”的旗幟。

 

報告提到“人民”一詞多達203次。這是大轉折的信號，標志著我國的發展進入了“新時代”。為什么會出現這場大轉折？因為創造了經濟奇跡的讓一部分精英先富起來的老路走不下去了：社會從分化到分裂，共產黨出現腐化和官僚主義化，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也惡化了。新路怎么走？我從社會講起。

 

首先是重建社會。什么是重建社會？把群眾的居住社區重新組織起來，守望相助，沒病的幫有病的，年輕的幫年老的，有知識的幫缺知識的，有錢的幫缺錢的，居民遵守紀律，恢復社區正常秩序，弘揚公平正義的正氣，弘揚倫理道德，弘揚共享的公益精神，我看這就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就是社會主義。

 

而今，居民社區基本上是一盤散沙。有人說一盤散沙主要是農村的狀態，其實在城市居民區更嚴重。城市里的勞動者由市場機制嚴密組織起來了。我不明白為什么一些領導干部熱衷在私營企業建黨組織。是想幫資本家管理工人還是幫工人漲薪水？支部書記從企業跳槽了，黨組織也跟著消失？企業垮了，黨組織也跟著垮？盡管勞動者被市場嚴密組織起來了，但居民社區卻墮落成一盤散沙。居民沒組織，社區沒組織，就盛行弱肉強食，居民就互坑互害，社區秩序就每況愈下，群眾就越來越難過，越來越不滿。一個居委會起初只管二三十戶，在“隊為基礎”的時代一個農村生產隊起初也只有二三十戶。現在一個居委會可能管好幾萬人。

      為什么居住社區比工作場域重要得多？因為人們工作不是為了工作，而是為了家居生活，為了美好生活。一天不是8小時，而是24小時。工作是為了養小孩、送老人，為安全退養。可怎樣才能重建社會，建設美好生活、美好社會？

 

 

其次談黨，關于黨的建設。沒有黨的領導就不可能重建社會。黨為什么會腐化、盛行官僚主義？因為黨脫離了基層，脫離了居民，脫離了“小事”，脫離了群眾的生活。怎么辦？十九大報告在從嚴治黨那一節的第四點要求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指出：“加強基層黨組織帶頭人隊伍建設，擴大基層黨組織覆蓋面，著力解決一些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在我看，應該在黨的領導下把分散的居民重新組織起來，把群眾組織成人民。

 

在每個居民小區建設黨支部，每棟大樓有黨小組，帶頭組織業委會、房客委員會、糾紛仲裁會、經濟互助會、家長會、老人會、貓狗會、家居物品交換共享會、小區環境綠化會，等等。黨政系統還要把社區服務工作“外包”給“社會組織”。黨政科層體系連自己的黨員隊伍都脫離了，眼里哪還有群眾？所以，從開頭我就講，群眾組織起來才是人民，才有人民的權力和權益。從開頭我就講，人民的自組織不是自發組織。從開頭我就講，小事比大事重要，因為把鄉村家家戶戶的“小事”辦好了，共產黨就獲得了政權。

 

國民黨有錢有槍，但在基層沒了根基，就成了空中樓閣。從開頭我就講，組織居民自治的權力和能力就是執政權，喪失了這個權力和能力就喪失了執政權。因為人民自組織的權力一度大到荒唐的地步，涉足家庭內部私事，所以“文革”的集體記憶中有“不自由”的恐懼。而今，我們倡導家庭管“私事”，人民自治管“小事”，科層體系管“大事”。

 

這樣的治理體系將獲得如下的治理能力：其一，管理成本大幅下降，管理效率大幅上升。其二，黨能因為這種群眾路線而不再腐敗和官僚主義。其三，有了每個居民區的正氣，就會有整個社會的正氣。公德不彰不是因為人們沒學《論語》，而是因為社區沒組織，弱肉強食的規則導致居民彼此互坑互害。道德來自社區的人民自組織，愛社區才愛家鄉，愛家鄉才愛國。在這個意義上，人民的美好生活在于人民有組織。

 

而共產黨要想不腐敗就不能脫離百姓，就要保持黨是扁平組織的基本性質，就要回到居民區組織群眾，讓群眾信任黨、熱愛黨，讓黨的基層組織監督上級組織，不斷提醒黨不忘初心，讓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自下而上地支配執政者，支配執法機關乃至宏觀政策。我想，這就是“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三位一體的次序問題，也是“人民性”的回歸。

 

第五，猜度新技術革命與“人民性”的關系

 

新科技能否取代我今天講的“人民性”？有官員和企業家，還有年輕學者曾對我說，有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今天你看到的所有社會管理問題都能自動解決。

 

老實說，我懷疑精英們描述的第N次技術革命和技術烏托邦能否解決我上面說的問題。“人民性”講的是人與人的關系，是精英與平民的關系，是大眾與執政者的關系。這關系會被人與物的關系取代？相信人工智能將消滅政治學乃至社會科學，是深刻還是淺薄？

 

（潘維教授是一個頗具思想創造力的學人，其觀點引起過社會的廣泛關注與熱烈討論。他的新著《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以貫通古今中外的大視野聚焦中國真問題，闡述了中共如何提高組織社會和群眾的能力 ，分析了中共如何提高思想能力，并探討了當前國家治理的核心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