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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片《國寶銀行 小可入獄》海報。 資料圖片

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政府刑事起訴的銀行機構，不是那些制造危機的始作俑者，居然是一家華人開辦的、全美排名2000之外的小銀行，且罪名多達184項。華人家庭耗資千萬美元抗訴五年多，最終完勝。案子是打贏了，人們心里卻都深深印上了一個個更大的問號：誰真正該為那場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機負責？美式法律體系，保護的到底是誰的利益？

遭到起訴

成立于1984年的國寶銀行是一家家族社區銀行，總部位于紐約曼哈頓。一棟不起眼的六層樓，夾在一家大藥房與中醫保健中心之間。國寶銀行總部雇員大約60人，服務的主要對象是唐人街的亞裔居民，為他們提供房貸、存款以及保險箱服務等。

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署則是監管曼哈頓地區的司法機構，專業律師就有100多名。凡是曼哈頓地區的銀行及金融機構違規受罰，地檢署都能分得一杯羹。據《紐約時報》報道，法國巴黎銀行2014年因違反聯合國制裁決議被罰89億美元，其中4.49億美元進了紐約曼哈頓地檢署。

2012年5月31日，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塞勒斯•萬斯在紐約刑事法院對國寶銀行和該銀行兩位高管及10名雇員提出起訴，控告其涉嫌進行文件造假、房貸欺詐、串謀等184項罪名。但比這一起訴更加令人震驚的，則是那天國寶銀行的11名華人員工被鐵鏈鎖成一串，帶進紐約刑事法院，就像“一群牲口被趕到拍賣場”。其中3位員工早已被保釋，又被專門叫回去，加入“鎖鏈隊伍”。這一歧視性羞辱場景被許多媒體跟拍直播，圖片還登上了《紐約時報》。

“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見到如此荒唐的場面！”從業25年的律師山姆•塔金說。

“從電影中你可以看到，前面拉著鏈條的兩人是地檢署的，他們胸口戴著徽章。”好萊塢知名導演史蒂夫•詹姆斯對本報記者說。他把國寶銀行的遭遇拍成了紀錄片《國寶銀行 小可入獄》，并獲得第九十屆奧斯卡獎最佳紀錄長片提名。詹姆斯說，檢方還讓華盛頓來的房貸問題調查員出現在鏡頭中，這就是為了把國寶銀行和次貸危機聯系起來。

次貸危機爆發后，許多大銀行等金融機構廣受指責，而2011年9月開始席卷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更是在全美形成了反華爾街風潮。在此背景下，全美排名2000之外的國寶銀行被起訴，成為金融危機之后唯一被美國政府提起刑事訴訟的銀行。

被迫應訴

83歲的孫啟誠，國寶銀行創始人兼董事長，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之一。

走進國寶銀行4樓孫啟誠的辦公室，書架上一塊“生活多美好”的牌子赫然入目，那是上世紀40年代好萊塢電影《生活多美好》的一個標識。在與記者的交談中，孫啟誠始終以一種平和、樂觀的心態講述往事，讓人感覺生活總是那么美好，幾乎感受不到他歷經一場驚心動魄官司的心力交瘁與艱難煎熬……

這場官司源于2009年12月。一位到銀行辦理房屋交割手續的客戶無意間發現國寶銀行的一名員工侵吞他的購房支票，導致房屋交割無法完成。孫啟誠的二女兒、國寶銀行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孫儀文經過核實后，迅速將該名違規員工開除，同時聘請了外部調查機構前來審核，又處理了另外兩位違規員工，并于2010年1月15日向聯邦銀行監管機構報告。該客戶后來到警察局報案，紐約曼哈頓地檢署接手此案后開始調查。

如果大型銀行遇到類似問題，一般如何解決？一是延遲起訴，照協議來改進，但要罰款；二是不起訴，不作刑事案件，也要罰款。大銀行是全球性的，對其的處理可能影響美國甚至全球金融界，即所謂“大到不能倒”。比如，匯豐銀行與渣打銀行2014年承認違反了聯合國制裁決議，就是通過延遲起訴程序，向紐約曼哈頓地檢署交納了3.55億美元罰款。

但孫儀文和國寶銀行董事、孫家大女兒孫儀芬對本報記者介紹，檢方當時只給了國寶銀行兩個選擇：要么承認犯了重罪，罰款600萬美元，檢方不作起訴；要么面臨起訴和審判。

孫家的底線是，絕不承認犯重罪，因為這不是事實。更何況銀行靠的是信譽，沒有一家銀行在承認犯了重罪后還能繼續生存。如果面臨起訴，選擇應訴的話，還有扳回的可能。孫家當即達成共識，決定應訴。

勇氣與信心

國寶銀行的選擇讓檢方始料未及。更讓檢方意想不到的是，國寶銀行雖遭起訴，但并未發生因擠兌而倒閉的情況。

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孫啟誠一家有勇氣應訴。他們堅信國寶銀行無罪，因為在2009年發現員工犯規后即“清理門戶”，作了合規處置。況且那時國寶銀行發放的貸款，其違約率只有0.5%，遠低于全美6%的平均水平。

孫啟誠和他的孩子們擁有深厚的法律背景。16歲移民美國的孫啟誠是律師出身，四個女兒除了三女兒孫儀珍學醫外，其余三個都是法學院畢業，大女兒孫儀芬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二女兒孫儀文在沃頓商學院拿到工商管理碩士（MBA）之后接了父親的班，小女兒孫儀琳則在紐約曼哈頓地檢署工作了7年。地檢署起訴國寶銀行后，她憤然辭職，加入家族應訴團隊。

國寶銀行在社區享有良好信譽。成立30多年來，國寶銀行的宗旨是服務社區。孫啟誠從落腳美國開始便與唐人街息息相關。在上海出生、在重慶生活，孫啟誠會說上海話、四川話、廣東話和普通話，又在美國的大學拿到法律博士，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作為律師，他為唐人街的許多華人完成了合法移民手續，并幫助社區建立學校，成立賠付中心等。他幾十年在社區服務，得到許多人的尊重與敬佩。

孫啟誠說，銀行作為一個信用機構，一旦失去信用就無法再生存。五大會計公司之一安達信的倒臺、1991年國際商業信貸銀行被起訴后倒閉均是典型案例。

其實，國寶銀行也曾經歷擠兌風波。2003年，因為一個員工卷款1350萬美元潛逃，國寶銀行遭遇擠兌風潮，兩天之內被提了4500萬美元現金。

孫啟誠與夫人立即趕回紐約，只見國寶銀行門前排起長龍，現場十分混亂。孫啟誠走入人群，與客戶們一一握手、真誠解釋，贏得了信任。第三天，又有客戶主動回到銀行存款。

擠兌事件平息了，但國寶銀行當時的代理行聯邦住宅貸款銀行的作為卻讓孫啟誠非常氣憤。根據相關規定，一旦銀行遇到擠兌，代理行有義務為其提供現金，只是要收一部分傭金，俗稱“理發”。但聯邦住宅貸款銀行卻趁火打劫，可轉讓債券作抵押本應按5%的比例收取傭金，卻被臨時提高至按50%的比例收取傭金。

“相當于從‘理發’變成了‘砍頭’。”孫啟誠怒不可遏，向媒體爆料此事，引發輿論熱議。

184項指控全部不成立

與紐約曼哈頓地檢署打官司受到的壓力之大，遠遠超出孫啟誠一家的預期和想象。

作為司法機構，檢方擁有足夠資金，可以調動龐大的律師團隊，傳喚證人，甚至拖延庭審，與被告展開“拉鋸戰”。相比之下，國寶銀行卻要面臨業務量大幅下滑、貸款停滯、社會輿論壓力大等直接挑戰，承擔總金額超過1000萬美元的律師費，還要承受難以言狀的心理壓力。自調查開始，國寶銀行共向檢方提供了90萬頁的文件、郵件、內部及外部審計材料。

在持續了近5個月的庭審中，檢方傳喚了一個又一個證人，這些證人都來自唐人街。檢方試圖依靠這些證人坐實對孫家的指控，但由于這些證人被認為進行文件造假、缺乏信用，無法證明檢方的立場。雖然檢方的初衷沒有實現，但這些證人卻給陪審團造成一種誤會：華人都有問題。

針對檢方的這一做法，連法官都提出了異議：你們現在已經動用了這么多證人，但沒有一個證人可以信賴，這是在浪費納稅人的資金！

孫家的三位女兒，庭審期間幾乎每天跑法院、寫陳述，甚至就在法庭進行辦公。孫家的生活，被這場官司完全攪亂，連吃飯時都在討論案情，商討對策。

“當時，我們被要求耐心等待。政府擔心銀行的流動性風險，要求我們持有相當數量的現金。同時，關于放貸，也對我們做出了很多限制。”孫儀文說。

財務壓力可想而知。庭審期間，銀行每小時損失7000美元。“再拖3個月，銀行就得關門了。”孫啟誠說，不過那時已經顧不上考慮錢的問題，“那是為了正義，為了證明華人的清白”。

12名陪審員針對雙方提供的事實反復討論，其中8名陪審員堅信國寶銀行無罪，另外4人則有不同看法。最終，這4人也轉變了看法，認定國寶銀行無罪。

2015年6月4日，法院判決國寶銀行勝訴。184項指控全部被推翻。

“國寶銀行是金融危機之后唯一被刑事起訴的銀行，也是美國歷史上少有的被刑事起訴之后，還繼續營業的銀行。”孫啟誠說。

感動觀眾

電影制片人馬克•米滕得知孫家在打這場官司，深受觸動，決定組織團隊拍片。

“我認為他們非常勇敢。當我們開始著手這個項目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被判無罪。雖然他們相信自己是無罪的，但風險其實很高。”米滕對本報記者說，在不知道最終結果的情況下，孫家允許拍攝他們的真實生活，這很不容易。

詹姆斯是在拍片過程中才認識孫家人，“這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家庭。”長期關注美國社會問題的詹姆斯表示，美國的刑事司法體系傾向于選中小人物、有色人群、移民以及邊緣人物等作為犯罪嫌疑人，這并不特殊。國寶銀行案件的特殊之處在于，它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被提起刑事訴訟的案子，而且孫啟誠一家選擇了抗爭。

“這個故事應該被人了解。不只是在唐人街或者是在華裔社區被人了解，而且是被更大范圍的公眾所了解。”米滕說。

2016年9月11日，《國寶銀行 小可入獄》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北美首映。此后，影片在紐約、芝加哥等地電影節公映，2018年1月入圍第九十屆奧斯卡獎最佳紀錄長片提名。

許多觀眾在看了影片之后留言。一位陳姓網友說：“這部紀錄片展示了美國司法系統是如何受政治因素驅動的。他們選擇起訴唐人街的一家小型銀行，而不是去對付那些詐騙美國數萬億美元的大銀行，并且國寶銀行發放的貸款違約率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10。”

一位名為杰夫的網友留言說：“美國的司法系統有效嗎？有效，只對那些有錢的人。如果類似的不公正被強加到一個普通中產階級家庭呢？他們將無力反擊。”

讓孫家意想不到的是，電影上映后，專門有紐約之外、甚至加拿大的客戶要求在國寶銀行開戶，以表示對他們的支持。

“歧視依然存在，而且存在得‘很好’”

這場官司對整個美國少數族裔來說意味著什么？

孫儀芬說，作為少數族裔，我們都意識到自己很容易成為社會歧視的受害者。“歧視依然存在，而且存在得‘很好’。我們需要時刻保持警惕，需要了解自己的權益并為自己的權益勇敢站出來，需要團結在一起，防止這樣的事再次發生。”

在唐人街，對華人的歧視現象屢見不鮮。一位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女士說，在這個社區，你會聽到很多關于歧視、種族主義、踐踏少數族裔權利的案例，但最終結果往往都是悲劇。

孫儀琳在地檢署工作時，曾處理過不少亞裔的案子。辦案人員對類似案件往往有一個預設，比如有人認為唐人街上中國人掙的都是黑錢。“這就是一種偏見，讓人對事實的解讀變色。”

“被歧視經常在華裔或亞裔群體中發生。”詹姆斯表示，“從本質上說，如果你不富有，那么美國的司法體系很可能對你就是不公正的。”

“這已不僅是一個家庭的故事。對更多沒有合適手段尋求正義的家庭，希望我們的經歷能讓他們相信，即便在受到如此重壓、如此不利的環境之下都可以扭轉局面。”孫儀琳說。

孫家擁有抗爭到底的資源，但對大多數中產及弱勢群體來說，根本無力應訴。有統計表明，面對檢方的起訴，紐約州只有5%的人應訴，剩下的95%直接認罪或認罰了。

“在美國，能否得到公正取決于花錢的多少。”孫啟誠的這句話，既是他多年當律師的肺腑之言，更是經歷了這場官司之后的切身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