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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7日，英國《觀察家》報紙突然披露了一條重磅新聞，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叫做“劍橋分析公司”的機構訪問了5000萬份Facebook的個人信息，該公司對這些用戶的喜好、訴求等信息進行有效的分析和甄別，在美國大選期間為用戶推送有可能影響其選擇傾向的信息。很多人認為，這些有政治傾向性的推送，實際上影響了選舉。雖然2018年5月劍橋分析公司已宣布破產，但這件事隱含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如果劍橋分析公司的數字技術已經成為大數據時代的一種普遍性現象，那么它所沖擊的就不只是個人隱私安全這樣的簡單法律問題，在根本上，可以認為劍橋分析公司事件已經撬動了自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開創啟蒙運動以來的政治哲學根基。今天，作為啟蒙哲學的政治制度體現，西方代議民主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以新自由主義為根基的民主制是永恒的嗎？

　　首先第一個問題是，從啟蒙運動以來建立的現代民主政治是否是無條件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西方民主制作為一種所謂自然正確的制度，被認為是實現政治公正和發展的最理想的制度。尤其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由于冷戰和意識形態斗爭的勝利，西方的一些學者如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丹尼爾·貝爾曾高呼“歷史終結了”，認為以新自由主義為根基的民主制成為了一種永恒的政治類型，而美國學者羅爾斯、德國學者哈貝馬斯等人所提出的政治自由主義和商談政治，都是在這個模式下試圖建構一個永恒不變的程序性框架。

　　然而，西方對民主制的認識，并不是一直如此。民主制（democracy）的詞根在古希臘城邦中實際上是“普通人”之意。不過，這個“普通人”并不是泛指所有城邦的成員，而是與另一批人（貴族）相對立。與民主制對立的概念是貴族制，即認為一個城邦應該有極少數具有政治能力的精英來統治。在雅典，長期就存在著平原派、山岳派和海岸派的區別，普通人大多屬于山岳派或海岸派，而精英多為平原派。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中，區分出三種制度類型，即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并且認定這三種政體都有墮落的可能性，尤其是作為多數人統治的共和制可能會墮落為democracy。亞里士多德說：“寡頭政體以富戶的利益為依歸，平民政體則以窮人的利益為依歸。”這說明，在古希臘甚至在后來的古羅馬，民主制中普通人的構成成分都是帶有現實指向的，也就是說，平民或人民這個身份并不是城邦或共和國的全部人口，而是處于一定社會地位的人群的總稱。

　　以此為參照會發現，自霍布斯、洛克、盧梭等人創造的以社會契約論為基本框架的現代民主政體，與此具有完全不同的意蘊。盡管霍布斯等人的結論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們都給出了一個自然狀態的假定，這個假定中設定了一種人的存在狀態，而所謂的社會契約論，正是從這種人的假設出發得出的。也就是說，現代民主制根基與古希臘和古羅馬不同，它的理論假設從一開始就沒有指向某個具體的人群，而是將所有人都還原為一種自然狀態下的人的假設。按照馬克思的說法，這是一種抽象的人，因為在自然狀態的假設中，人被抽離了具體的歷史，這種抽象的人的模型恰恰是一種現代的創造。一方面，這種人被認定具有一定的自律性，他可以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是一個自由的人，能夠決定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他們決定自己的行為的根據不是隨意的，而是依賴于理性算計的法則，類似于一種政治算術。在啟蒙思想家的假定中，所有這樣的抽象的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律和理性，能夠自主地做出合理判斷，并采取相對應的行為。契約論的合理性奠基于這樣的理性而自由的人的設定之上，而這種人的模型，基本上就是以產業資本主義崛起初期資產階級的形象刻畫出來的。這樣，現代民主制的根基與其說來源于正確的理性，不如說來自于抽象的人的設定。這種被抽象化的能夠理性算計的個體，十分明確在政治決策中如何作出對自己有利的判斷和選擇，盡可能地在政治抉擇中為自己牟取最大的利益。正是在這種利益的權衡和制約下，達成了以契約為基礎的共同體結構。很顯然，這種共同體是利益制衡的共同體，即便是在羅爾斯等人的新自由主義框架下，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仍然是這種抽象個體利益和利益博弈所構成的契約。

　　從古希臘的帶有實質內容的民主制，到現代啟蒙運動以抽象的人的模型為基礎的民主制的轉變，不僅僅是理論基礎的轉變。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古代民主政體是有可能墮落為暴民政治的，羅馬共和國晚期的格拉古兄弟之亂，充分說明了古代民主政體的缺陷。由于現代西方民主制的基礎不是實質的對象，而是一種抽象的人，這種抽象的人被設定為具有普遍性，從而超越了具體的歷史時代，在許多政治哲學家看來，這種人的設定不存在墮落的可能性。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堅信，當代民主政治在理論架構上已經超越了古代的框架，當代民主政體，尤其是以代議民主制為典范的民主政體，不存在墮落和崩潰的可能。康德所謂的“人為自然立法”一說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確立的，而笛福筆下魯濱遜的形象，儼然就是這種理性而自律的人的代表。事情真的是這樣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魯濱遜的形象實際上帶有市民社會的紳士階層痕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頁）這樣，當代西方代議民主制的前提是，當絕大多數人能夠按照魯濱遜的方式，或者說，按照啟蒙思想家關于人的假定來思考和行為時，這種民主制就能夠保持它的效力，相反，一旦許多人不再依從于這種模式來行事和思考，它就有崩潰的危險。

　　現代西方民主制的政治哲學基礎發生了動搖

　　今天的問題是，在出現了劍橋分析公司這樣的大數據公司的前提下，在實際的政治行為中，是否仍然存在著能夠進行理性自主判斷的民主主體？對于這個問題的分析，需要先看看大數據在商業領域中的應用。例如，在電子商務網站（如美國的Ebay或中國的淘寶）上購物的行為，購物主體看起來是自律的，能夠經過自己的判斷來選擇自己需要的產品。但是，這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假設。數字時代的問題是，在數據公司收集到某個用戶足夠多的購買信息之后，它可以利用所謂的“算法”，通過數據分析判定這個顧客的購買偏好是什么，于是在對應的購物網站上，給出與該顧客偏好相近的鏈接。這是一種比模擬時代的廣告更有效的營銷方式，在這種偏好鏈接方式的推進下，一個之前只準備買一只鼠標的顧客，可能會購買全套電腦設備和諸多外設。而其中的關鍵是，數據公司通過分析和推送，有效地控制了顧客的購買行為，并且使顧客依然認為自己的購買行為是在完全自主的情況下進行的。

　　這種在商業領域廣為應用的數據分析策略，顯然已經延伸到政治領域。根據《觀察家》披露的信息，劍橋分析公司并沒有什么神奇的魔法，而是將我們平?？此茮]有太大價值的信息加以收集和分析，由此就產生了十分有價值的結果。大數據公司表示，他們只需要根據Facebook上的用戶5個點贊信息，就可以比較準確地判斷出該用戶的政治傾向，如果該用戶有發言，或者有更多的互動行為，則能為分析公司提供更豐富的材料，可以幫助分析公司判斷，發送何種推送可以對該用戶產生影響，來動搖或鞏固他的某一政治立場，來控制他相應的政治情感。

　　美國學者羅伯特·麥克切斯內（Robert McChesney）在他的《數字斷鏈：資本主義如何用互聯網來反對民主》一文中，已經看到了互聯網時代數據安全對于民主制的沖擊。在他看來，一旦大資本家掌握了足夠多普通用戶的數據，能夠分析出具體公民的政治立場、傾向和偏好，是可以對他們的政治選擇行為施加影響的。也就是說，大數據公司用一條看不見的線，牽動了網絡用戶的政治行為和傾向。這類似一種數字時代的提線木偶演出形式，在無形的數字操縱背后，形成了數字時代民主的獨特悖論：如果需要對各個候選人的政策傾向和立場做出理性的判斷，就必須掌握更多的資料，但是，一旦用戶接受網絡上的資料（在數字環境下，一般用戶不會特意尋找十分專業的資料，而是僅僅滿足于各種信息平臺的推送），就意味著他們成為了數據和推送公司的提線木偶，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偏好成為了可塑的產品，并且在重復的推送和影響下，這種偏好和傾向變得越來越鞏固。簡言之，在數字時代，用戶接觸的某一類型的資料越多，就意味著他傾向于受到某一特定集團的操縱，他們就越容易喪失能夠做出自主判斷的能力。

　　西方代議民主制能否走出數字時代困境

　　如前文所述，當代西方代議民主制的政治哲學基礎是一種抽象的行為人的模型，如果這種模型受到挑戰，勢必意味著這種民主制的根基遭到威脅。以2016年的美國大選為例，部分Facebook用戶在接收到相關推送消息之后，改變了自己的政治選擇和偏好。但并不是說，所有美國公民都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是說，一些大的數據公司可以通過某種方式來控制此前并不可控的選民行為。這樣，因為一些選民的政治選擇變得更加可塑，此前以個體利益制衡為基礎的契約共同體遇到了危險。英國脫歐事件也說明，情緒性和煽動性推送對選民投票能夠產生直接作用，即選民不是純粹按照理性自我算計來做出自主判斷，而是在不知不覺中把自己變成受特定傾向的公司和集團控制的一枚棋子。由此，西方代議民主制的根基遭到了沖擊，它不再是啟蒙思想家們所設定的能夠理性思考的主體之間的利益制衡，而是逐漸蛻化為一種新數字寡頭制。

　　在今天的數字時代，誰擁有更多的數據，誰就擁有更多的權力。與其說今天的西方代議民主制依賴的是現代理性主體的政治參與行為，不如說今天的政治已經成為各種大數字寡頭勢力的角力場，而少數的理性選民已經在他們的鐵蹄下被壓成了齏粉。西方代議民主制能否走出數字時代的困境，化解數字民主的悖論，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能否倚靠建立在理性人假設之上的利益制衡的契約共同體。如果理性主體在數字時代不復存在，那么不僅需要重建數字時代理性化的主體，更重要的是要重塑共同體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講，從單純個體性主體出發的模式顯然已經難堪重任。

　　在今天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每一個人越來越難以將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所有的個體實際上都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這就呼喚一種理論創新，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出發，探索走出西方代議民主制困境、建設未來全球社會的可能性，而中國與世界各國正在謀求建立一種新型的國際關系，或許這是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條可行之路。

　　作者：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