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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衛興華教授

應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之約，寫了這部《馬克思與〈資本論〉》的著作。這些年來，國內出版的《資本論》導讀、《資本論》講解等著作已經不少，我自己也編寫過這類讀本。現在要撰寫的《馬克思與〈資本論〉》應有其新的理論思考和新的體例安排。應比《導讀》《講解》一類的著作有新的著筆點和側重點。

首先，本書專設一章，用較多篇幅論述了馬克思由最先專學法律，又熱衷于哲學，怎樣轉向集中精力研究政治經濟學和寫作《資本論》所經歷的40年的歷史過程。他是怎樣在異常貧困和病痛的折磨下，在為領導工人革命運動的心力勞累中完成《資本論》寫作的。并且專設一節論述馬克思寫作《資本論》中精益求精，不斷修改，并出版了體系結構較大變化的德文第二版。還出版親自精心校訂且有多處增補和修飾的法文版。他本來要對《資本論》第二、三卷和作為第四卷的《剩余價值理論》的初稿進一步加工修訂，但沒有來得及完成，就過早地以65歲之年離開了人間。他的遺著由恩格斯盡心竭力整理，并做了必要的解釋和說明，終于將《資本論》二、三卷完整出版，并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三版和第四版。關于《資本論》第四卷，恩格斯知道自己已無力整理出版，他托付給后人完成。后考茨基以《剩余價值學說史》書名出版。但其編輯存在問題，后人又重新編輯以《剩余價值理論》書名出版。馬克思并不滿足于《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版第二版的成果。恩格斯在第三版序言中特別提出：“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寫一下，把某些論點表達得更明確一些，把新的論點增加進去，把直到最后時期的歷史材料和統計材料補充進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棄了這一想法。他只做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當時出版的法文版中已有的增補收了進去。”恩格斯根據后來發現的馬克思遺物中有關《資本論》可修改的地方進行了增補。從恩格斯的有關說明可看出，馬克思永遠不滿足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他要根據新的歷史進程和新的統計材料，不斷補充和發展自己的理論成果。我們講“馬克思主義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從《資本論》的寫作和不斷修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論斷的科學性。因此，學習和研究《資本論》，一定要結合150年來新的歷史發展和新的實際變化，要應用最新的經濟資料，對《資本論》的科學理論既要堅持和繼承，又要創新與發展。

這是《資本論》教學與研究中應當正確理解和把握的重要問題。但在不同的論著中講解互異，有些問題長期爭論不休。筆者認為，有些理論問題，在《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本來已經闡述得很清楚了，但有的學者硬是反其道而行之，將自己的離開原義的解讀強加給馬克思論著。為此，本書專門設置獨立的兩章，即《資本論》的對象和方法，用較多的篇幅，力求按《資本論》本意進行解讀。筆者認為，新中國建立后的一個時期中，高校師生和黨政干部學習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多是“取經”于蘇聯的有關論著和教材。在解放前的一個時期中，解放區的干部閱讀書目中就有蘇聯列昂節夫著的政治經濟學讀本，這種學習是有益的。然而，在蘇聯的有關論著包括其教科書中是存在一些紕誤的，這些也被我們當作馬克思主義的“真經”接受下來。筆者認為在理論和學術的研究與繼承中，某些后學者容易產生一種自然的學術路徑依賴，主要表現在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和《資本論》解讀的自然依賴。從形式上看，我國早已擺脫了這種依賴，但潛移默化的某些東西依然存在。僅舉幾例：

（一）馬克思《資本論》中對構成生產力的要素有全面系統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內涵不僅包括勞動和生產資料，還包括分工協作、管理、自然力等。他還特別強調科學的發明及其在生產中應用的重要作用。這是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大機器工業時代所看到的已經存在和發展著的生產力要素。他還說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會有新的生產力要素加入。在當今時代中，已有新的生產力要素，如信息等發生著重大作用。然而，在長時期中，我國學界拘守斯大林生產力二要素論，即勞動者和生產工具。連勞動對象也被排除在外，勞動資料中的基礎設施、能源等也不提及。在“文革”中還批判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觀點。改革開放后，多數學者放棄了生產力二要素，主張三要素論，即《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講勞動過程時提及的勞動力、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但應明確，馬克思稱其為“簡單要素”，意指是任何社會在生產中所必須具有的最起碼的生產要素，并非指全部要素。但直到現今還有少數學者主張二要素或三要素論，還產生過生產力二要素或三要素之爭。甚至當我們引證《資本論》中明確說明生產力多要素時，他們依然堅持其二要素或三要素論。現在都認同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或第一生產力，但有些學者否認科學是獨立的生產力要素，認為科學只是滲透到其他要素中起作用的。其實，在現代科技創新中，可以有許多事例說明新科技既會滲透到其他生產力要素中起作用，也會獨立地發生重大作用。

（二）有些《資本論》中講得很明確的觀點，在我國的有關教材和論著中做了顛倒其原意的解讀

以貨幣的社會屬性（或被學界稱作本質）為例，在商品經濟中作為貴金屬的貨幣，從其自然屬性來看，本來也是與眾多其他商品一樣，是具有自然特點的特殊商品。但它作為固定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時，它就成為與其它諸特殊商品相對立的“一般商品”。這個“一般”不是“普通”之義，而是普遍適用之意，與“一般等價物”的“一般”，在內涵上是相對應的。我曾引證馬克思《經濟學手稿》中的多處論述予以說明。在《資本論》中也有三處同樣的說明，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章中就明確指出：“因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貨幣的特殊等價物，而貨幣是它們的一般等價物，所以它們是作為特殊商品來同作為一般商品的貨幣發生關系。”而且馬克思為了表明講“貨幣是一般商品”，并不是他個人的論斷，特意加一小注引用了韋里《政治經濟學研究》第16頁的一句話：“貨幣是一般商品”。然而，長期以來，在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有關教材和論著中，普遍性地把貨幣的“本質”規定（應是指其社會屬性）界定為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與馬克思的論述相顛倒。追根溯源，這種顛倒性錯解也是來自對蘇聯有關教材的“學術路徑依賴”。我們早期作為學習教材的蘇聯《政治經濟學》讀本中，就存在這種顛倒原意的解讀，被我國讀者接受下來，并寫入所編教材，當作馬克思的觀點。問題還在于蘇聯后來的教材中已不那樣講了，而且筆者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辨明這一理論的是非后，雖獲得不少學者的認同，但還有一些學者繼續講他們固守的“特殊商品”。有些《資本論》導讀之類的著作中，既不解讀、也不引證《資本論》中的原話，避開這個錯解問題。有的學者還提出辯解性意見，批評有關教材中不講貨幣是特殊商品，但又不能否定馬克思所講的“一般商品”的原話，于是提出了調和性“新見解”：宣稱貨幣的本質是特殊商品和一般商品的統一，是“特殊論與一般論的統一”。然而在《資本論》中不會有這種自相矛盾的觀點。

（三）如何正確把握《資本論》的方法

《資本論》的方法主要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但怎樣正確把握這一科學方法，存在不同的見解。見仁見智，可以有多角度的解讀，但有兩種解讀是顯然偏離本義的。由于這個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需要多費點筆墨辨明是非。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系體系構成上層建筑的基礎，對上層建筑起著決定作用。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會發生反作用，上層建筑會維護其經濟基礎，并對生產力的發展也會起促進或阻礙作用。馬克思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不同社會制度的更替，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即客觀必然的歷史過程。因此，不能從正義不正義、道德不道德、公平不公平等道義原則來說明不同社會制度包括剝削制度的產生和發展。但《資本論》又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進行了深刻分析與批判。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既要致力于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又要重視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與完善，也要重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上層建筑包括意識形態的發展與完善。據此，我主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把生產力標準和社會主義價值標準（包括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標準）統一起來。然而有一位社會科學院的榮譽學部委員，竟然否定和批判上述理論觀點。他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就是唯生產力標準論和唯生產力論。斷言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元論。再講社會主義價值標準，就是搞二元論、三元論。他竟不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鄧小平都是否定和批判唯生產力論的，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無知與曲解。還有的學者否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認為生產力沒有自己發展的動力，生產力的發展是由生產關系推動的。因而生產關系是生產力發展的動力。當舊的生產關系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展時，就會變革，由新的生產關系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而且他認為，任何社會制度包括一切剝削制度，只要符合當時的生產方式，雖有剝削，但憑借生產資料的占有獲得收入，就是公平的、合理的、正義的。并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他把兩個不同的觀點混淆起來了。因為：1.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社會制度包括剝削制度的產生和轉換，都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只能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關系的原理來說明，不能用道義原則來說明。而該學者竟將這個原理改換成一切剝削制度因符合當時的生產方式，因而都是正義的、合理的、公平的。不贊同對剝削制度進行批判。在他看來，剝削制度不但“剝削有功”，而且是正義事業了。我們看到，《資本論》運用大量實際資料，闡述了資本剝削和奴役勞動的殘酷無情，持批判態度。馬克思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的副標題也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既批判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也批判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2.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這表明，在一切剝削制度中，不僅統治階級認為自己的制度是合理的、公平的，而且一般社會成員也會附和這種認識。但馬克思主義絕對不會去附和這種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一切剝削制度都提出過尖銳的批判。而我們的那位馬克思主義學者，竟將剝削階級主導的社會思想錯解為馬克思也附和的思想。

（四）關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問題

關于《資本論》的研究對象問題，目前存在著較多的爭議。關于《資本論》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都明確說明：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規律的，是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的，或是直接講是研究生產關系的。這方面論述可以引證很多，這里不必贅述。改革開放以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中，一般都講研究對象是生產關系。改革開放以后生產關系是否直接由生產力決定問題，學界提出了討論，有學者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提出了問題。1980年《經濟研究》發表了馬家駒同志的《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作者引證了馬克思的有關論述作為根據，提出：直接決定生產關系的是生產方式，而不是生產力。生產力直接決定的是生產方式。這不僅涉及政治經濟學的對象問題，而且涉及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問題。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有兩次講到這個問題：一次是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寫道：“隨著新的生產力的獲得，人們便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著生產方式的改變，他們改變所有不過是這一特定生產方式的必然關系的經濟關系。”

1847年，在《哲學的貧困》中又寫到：“隨著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歷史唯物主義表述方式成了“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但是，這里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間環節的“生產方式”，究竟是什么呢，學界存在著不同的解讀。難道還存在既不是生產力，也不是生產關系的中間環節？那又是什么呢？其實，按照馬克思的總體說明，社會生產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生產力是生產中人們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生產關系是生產中人們相互之間的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并不是還存在第三方面的關系。顯然，這里的“生產方式”，排除了生產力的解讀，因為它是由生產力決定的。將其解讀為勞動方式，也有問題。因為勞動方式也屬于生產力的范疇，它是指人們怎樣利用生產資料，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生產物質財富的方式。從邏輯關系上看，把生產方式解讀為生產關系范疇，似乎也不合理。怎么會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關系呢？但是應考慮到，“生產關系”一詞，可以是指狹義的即直接生產過程中的生產關系，也可以是指廣義的生產關系體系。比如，我們講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的基礎，這是學界公認的馬克思主義原理。可以說，所有制是起決定作用的重要的生產關系范疇，它是生產關系體系中處于基礎層次的范疇。所以，可以考慮，決定生產關系的生產方式，是否指與所有相聯系的屬于基礎層次的生產關系環節呢？這一問題又與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總的理解相聯系。試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所講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沒有插入“生產方式”一詞，難道有缺陷么？還應看到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馬克思引用彼得堡《歐洲通訊》一位作者對《資本論》方法的論述，認為完全符合《資本論》的原意。其中一段話是：“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生產關系的規律也就不同”。同樣是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還應考慮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寫于1859年，其中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論述被認為是經典性的原理。《資本論》第二版跋寫于1873年，都沒有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間加一個“生產方式”。而講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的論著，分別寫于1846年和1847年。難道馬克思事隔十多年和二十多年后，對同一原理的表述，會與以前的表述自相矛盾么？難道能用一、二十多年前的表述否定后來更為成熟和經典的理論論述么？筆者認為，前后兩種表述事實上是統一的。在《資本論》中，既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論述，也有“生產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論述。后一種論述存在于《資本論》第三卷第51章《分配關系和生產關系》的論述中。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首先要正確理解《哲學的貧困》中所講的“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涵義。人類“謀生的方式”不外是通過勞動運用生產資料，生產出生活所需的物質產品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講過，任何社會的生產都需要將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這種結合的生產方式決定著一定社會制度的性質。馬克思很重視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結合的不同生產方式問題，這也是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一個重要原理。遺憾的是，由于我們最初所學的蘇聯有關教材和《資本論》的注釋中，忽視了這一個原理的存在及其重要意義，影響到我國經濟理論界至今也未給予應有的重視。只是在討論《資本論》研究對象時，來爭論作為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什么含義。解決這一問題，需要首先弄清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二者相結合的技術方式，即勞動者怎樣具體運用生產資料去利用和改造自然，生產出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這一個方面可以稱作勞動方式，屬于生產力范疇。而馬克思更為重視的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結合的社會生產方式。在既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條件下，二者通過什么社會關系結合起來，這與所有制一起，構成生產關系體系中處于基礎層次或決定性層次的部分。在《資本論》中揭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的形成和內在矛盾時，首先在第一卷第四章中論述了非勞動者占有的生產要素作為資本，與失去生產資料作為雇傭勞動者的工人相結合生產方式，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資本論》研究對象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的生產方式。這一理論觀點，我在自己的有關論著中已有較充分和系統的論證，是完全依照馬克思的原意進行論證的，這里只是簡要地做了論述。對《資本論》有關基本原理的解讀或爭鳴一定要有馬恩論述的原話根據，更不能不顧原話隨意解讀。這里只引證幾條供讀者思考。《共產黨宣言》中就已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財富在私人手里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條件是雇傭勞動。”這就是表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存在的根本條件就是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經濟學手稿》中講：“關于資本和雇傭勞動的概念問題，是現代社會制度的入口處出現的基本問題。”所謂“入口處”的問題，就是指資本與雇傭勞動結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前提條件。另外，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所寫的書評中也講：“在這里首先說明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即一方面有資本家，另一方面有雇傭工人存在的生產方式”。恩格斯為《資本論》寫的書評，都會經馬克思過目，而且有些提法是馬克思擬定的。

馬克思關于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社會生產方式會對社會制度起決定作用的原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與發展，同樣具有指導意義。我國的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不能用作為上層建筑的國家的政治性質來說明，也不能說只要是國有經濟就必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否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要由企業內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決定。作為社會主義企業，應表現在企業職工真正作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與歸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相結合，而不是作為國企高管的雇傭勞動者無任何權利。如果職工的應有權益受到任意損害，又沒有知情權、話語權、選舉權、參與權、民主管理權等權利。高管貪腐妄為，可隨意損害和變賣企業，就會失去企業的社會主義性質。進行國企改革，必須認識和處理好這一問題。

在《馬克思與〈資本論〉》的書目下做文章，不同于搞《資本論》講解或注釋，不需要逐章逐節地去解讀，但又不能不談《資本論》的基本內容。這就有個簡繁取舍問題。作者采取的原則是：（一）將《資本論》三卷的基本內容分九章篇幅進行簡明扼要的論述；（二）論述《資本論》的內容要完全按其原意解讀，忠于原著；（三）對《資本論》中雖著筆較少，但在早期經濟學手稿中用較大篇幅論述的理論問題，如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問題，我國學界曾進行熱烈討論與爭論，本書專設一章，首先回歸馬克思的原意，消除誤解、錯解。對于隨著時代發展需要有新的理論認識的問題，也有必要進行說明；（四）對馬克思在《資本論》和其他論著中有所論述的重要觀點，但在有關教材和論著少有涉及的問題，如馬克思的財富論及其意義，也專設一章，進行論述；（五）鑒于多年來學界對《資本論》中論述的外延型和內涵型、集約型和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和擴大再生產途徑的普遍誤解和錯解，專設一章《澄清對〈資本論〉中有關再生產理論認識的誤區》；（六）多年來，《資本論》過時論、無用論，甚至通過任意曲解進行批判的聲音在國內不絕于耳。習近平同志于2012年6月19日到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首先考察了《資本論》教學與研究中心，并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追本溯源，這兩大成果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指導下取得的。《資本論》是經典中的經典，經受了時間和實踐的檢驗，始終閃耀著真理的光芒。筆者曾發表過多篇論文，闡述《資本論》對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際意義，在本書中也專設一章《馬克思的經濟理論與當代現實》。下面，我想談幾個有關的理論是非問題。

（一）關于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的問題

關于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在《資本論》和其他論著中多有論述。馬克思講生產決定分配，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生產什么就分配什么；生產多少，就分配多少。這是做好蛋糕和分好蛋糕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生產關系決定分配關系，本書設有專章講述這一問題。這一理論既可指導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經濟的分配方式，也可指導我們正確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分配方式是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第一卷中提出，作為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在過去的一個長時期中，我國學界一般講，社會主義實行按勞分配；資本主義實行“按資（本）分配”。這是表達很對稱的兩種不同的、對立的分配方式。改革開放以來，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是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與此相對應，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所謂“多種分配方式”，主要是兩種：將其表達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在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中，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后來又提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作者認為，馬克思所講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實行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的理論觀點更科學，更符合實際。在公有制經濟中，管理人員和科技人員與一般工人都是勞動者，只是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區別，都實行按勞分配。在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中，如果講按資本分配，或講按資本要素貢獻分配，都存在理論和實際的是非問題，因為資本利潤不是分配給貨幣資本或作為生產資本的生產資料，而是分配給資本的所有者。資方是憑借資本所有權獲得收入。資本在生產中無論做了什么貢獻，是資本的貢獻，不是資本所有者的貢獻，歸根到底不是按資本要素貢獻分配，而是按資本要素所有權分配。自然力，如水力、風力、農業生產中的多種自然條件也是生產要素，但不參與分配，因為沒有所有權。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中，按勞分配就是按勞動貢獻分配，勞動貢獻就是勞動者的貢獻，勞動與勞動者是分不開的。而資本和資本所有者不是一回事。私企外企中的勞動者是憑借勞動力的所有權，按勞動力的價值參與分配。剩余價值被資方占有，而科技人員與經理等高管，也是憑借自己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所有權參與分配，并獲得高額收入，因為他們的高級復雜勞動創造了更多的價值與財富，他們創造的較多的剩余價值是與資方共享的。

（二）關于勞動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問題

關于勞動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問題，這是馬克思一再講過的問題。筆者認為，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現時代，研究價格問題和財富的生產與分配問題，比研究價值問題更現實，也更有意義。價值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國內外爭論較多。而且在完全以紙幣作為貨幣的現時代，紙幣不具有價值尺度職能，只能作為價格尺度。而價格的漲落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則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且與人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馬克思主張社會主義制度下要快速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這只能通過財富的不斷增長和合理的公平分配來實現。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與價值關系消亡了，但財富源泉將充分涌流。財富是指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文化財富，只有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實現共同富裕。生產財富當然離不開多種生產要素的作用。勞動和生產資料都是生產財富的必要條件。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提出勞動不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勞動和自然界才是財富的共同源泉。學界往往把生產財富的必要條件與財富的源泉混淆起來。講財富的源泉是要說明財富的實體是由什么構成的。馬克思常講勞動與“自然界”是財富的源泉，或是講勞動與“自然物”是財富的源泉。怎么理解這個問題呢？可舉個例子來予以說明：一把木椅或一個木柜，是由木匠勞動和木料制成的，構成木椅、木柜實體的，只是木匠勞動和木料，并不含有斧頭、鋸子等材料。但木料是哪里來的呢？是自然界生長的樹木。將樹木變成可做木器家俱的木料，要經過伐木勞動、運木勞動、破解木材勞動等一系列相互銜接的多層次勞動，最后通過木匠的勞動將木料制造成木椅木柜等。所以，木器家俱這種財富是由一系列相銜接的勞動和自然物質構成的，馬克思正是據此指出，一切財富的源泉是勞動和自然物質，馬克思還在《資本論》中引證配第的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所講的“土地”不是僅指耕種的田地，而是將其作為自然界的代表，馬克思對此有過明確的解釋。我在本書專設一章《馬克思的財富論及其意義》中做出了系統的說明。

（三）關于學習和研究《資本論》的學術態度問題

學習與研究《資本論》和馬克思的其他著作，既不能誤解、錯解、曲解其基本原理，應是在準確理解和把握其原理的基礎上，以其為指導，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也不能搞“句句是真理”，不顧時代的發展和中國的實際，在本本主義中做學問。應是著力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現代化，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要實現社會所有制，即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有時又講公有制、共同占有、公共所有等，都是同一的涵義。如果我國在改革中放棄和否定了依據馬克思《資本論》的原理所制定的《憲法》中的規定，即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實行按勞分配；也否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即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等，社會主義還存在嗎？但是，又必須認識到我國的社會主義是脫胎于生產力極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私營經濟、個體經濟也曾受“三座大山”的抑制，沒有獲得充分發展，在新中國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面對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對馬克思的理論觀點也要有全面的理解。在《共產黨宣言》中講過，“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但應理解，這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建成了完善的社會主義后才能實現的事情。不應套用于落后的中國，而且馬克思還講過：“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生產力正以在整個資產階級關系范圍內所能達到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也就談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應當看到，二戰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科技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超過了以往資本主義發展的總和。還應看到，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一書中回答一個提問：“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他的回答是：“不，不能，就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制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今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新中國是在生產力極端落后、人民極端貧困的條件下建立社會主義的，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以要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理論工作者面對我國私有制經濟當前的存在和發展，不要不斷引證和宣傳《共產黨宣言》中的“消滅私有制”的話，這會引起社會的負面效應。同時也要重視和摒棄某些官員和學者主張廢除國有企業和公有制經濟、搞全面私有化的主張。這種主張是要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悖離黨中央所一再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悖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不搞單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既不走僵化封閉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們要遵照黨十九大理論指導，按照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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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來源：《東南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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