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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口號引導下，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保護知識產權為借口，對中國打壓勢頭逐漸明朗。未來，這種態勢將會強勢延續，我們應筑牢根基，早日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真正突破美國對華科技領域“包圍圈”。

近一年來，美國對華科技領域種種遏制行為輪番登場，“新冷戰思維”頻頻作祟引發逆全球化舉措不斷。出口禁運觸碰到了中國科技產業核心技術缺乏的痛點，“缺芯少魂”問題，再次嚴峻地擺在國人面前。在特朗普“美國優先”的口號引導下，美國以維護國家安全、保護知識產權為借口，對中國打壓勢頭逐漸明朗。未來，這種態勢將會強勢延續，我們應筑牢根基，早日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真正突破美國對華科技領域“包圍圈”。

一、美國對華科技領域遏制的現狀

2018年，美國發布《基于1974年貿易法301條款對中國關于技術轉移、知識產權和創新的相關法律、政策和實踐的調查結果》（簡稱301報告），特朗普據此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中國逐漸進入美國經濟金融制裁與攻擊的“靶心”。美國政治力量以保障本國安全為借口四面開戰，迫使中美科技領域摩擦和技術爭奪持續升級，美國種種舉措對兩國正常的科技交流及技術擴散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美國阻礙中資企業進入本國市場，壓制中美科技交流合作

2018年1月，美國參議員提出《美國政府通訊保護法案》修訂案，以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為由，禁止美國機構和政府采用華為和中興公司的產品；同月，美國移動通信運營商電信電報公司（AT＆T）迫于美國政府的壓力，單方面臨時撤銷了銷售華為手機的計劃；5月，美國國防部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國軍事基地及附近的商店停止銷售華為和中興設備； 6月，五名美國國會議員致信谷歌首席執行官，要求其重新考慮與華為的合作關系，稱華為可能給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美國消費者帶來風險；7月，美國商務部建議拒絕中國移動于2011年提交的進入美國申請，稱中國政府或利用由中國移動建立的連接，進行經濟間諜活動和情報收集；8月，特朗普簽署《2019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禁止政府使用華為和中興等公司生產的“隱蔽的電信設備或服務”。

（二）美國加強對涉華高科技投資的審查，限制高技術領域對華出口

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在未來七年里將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銷售零部件或提供軟件支持。雖然中興與美國于6月達成了恢復業務的初步協議，但僅僅兩個月時間，中興經濟損失超30億美元；同月， 美國政府擔心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尖端知識產權被他國竊取，開始對中美企業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非正式合作進行審查，并可能將對華禁售NVIDIA（英偉達，電子設備核心元件），審查領域還可能擴至半導體和自動駕駛汽車等熱門領域; 8月，美國商務部將44家中國企業列入出口控制清單，新的限制矛頭對準防空系統、衛星通信系統、半導體和航空航天產品等關鍵要素；10月，美國商務部公布了一項新的決議，宣布將對中國存儲芯片制造商福建晉華集成電路有限公司實施禁售，限制任何美國企業向該公司出售任何產品，這是繼“中興事件”之后中美半導體界的另一起重大禁售事件；2019年1月,美國拒絕更新華為技術公司的出口許可證,禁止總部位于美國硅谷的華為子公司將其在硅谷實驗室開發出來的技術出口到中國大陸，禁運范圍包括電信技術和軟件；同月，美國兩黨議員提出議案，要求禁止向華為、中興或其他“違反美國制裁或出口控制法”的中國電信公司出售美國芯片或其他零部件。

（三）美國構建“三位一體”的法律限制，擴大職能機構審查權限

2018年，美國積極推動針對出口管控制度、外商投資審查等方面的集中式立法改革，完成了《國防授權法案》（NDAA）、《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FIRRMA）、《出口管制改革法案》（ECRA）的“三位一體”立法建設。這些法案的主要內容是限制對美國投資和加強美國出口管制，重新明確了要保護的對象是“重要技術、產業基礎、敏感性個人信息”。法案還擴大和明確了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的審批權利，簡化了該委員會的審批手續。CFIUS為維護美國核心技術可謂嚴防死守，列舉了飛機、計算機、半導體、生物等27個行業，涉及這些領域的對美投資需要接受事前審查。此外，法案還規定美國商務部部長每兩年向國會提交有關“中國企業實體對美直接投資”報告，針對中國的意圖凸顯。

（四）美國發布所謂的研究報告，炒作“中國科技竊密”行為

2018年3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中國科技威脅論白皮書》，分析所謂的“中國技術轉讓戰略”，認為中國正在執行一項為期幾十年的技術轉讓計劃，以此擴大經濟規模和附加值并削弱美國全球競爭力，這項計劃涉及工業間諜、網絡盜竊行為等非法手段；同月，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發布《美國聯邦信息和通信技術中源自中國的供應鏈漏洞》報告，認為中國政府將全球信息通信技術（ICT）行業視為“戰略行業”，中國政府與企業聯合“一再涉及竊取與濫用知識產權的案例，以及施行國家主導的經濟間諜活動”。中興、華為和聯想被認為是具有上述特征的中國ICT企業；6月，美國白宮貿易和制造業政策辦公室（OTMP）發布題為《中國的經濟侵略如何威脅美國和世界的技術和知識產權》的政策報告，認為中國的政策在發展新興高科技行業、從其他國家獲取關鍵技術和知識產權等六個方面威脅美國的經濟、知識產權以及國家安全。報告指出，中國獲取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的途徑包括：物理方式和網絡方式竊取、迫使技術轉移、逃避美國出口控制等手段；7月，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全中心（NCSC）發布《2018年網絡空間中的外國經濟間諜活動》報告，強調俄羅斯、伊朗、中國等國情報機構通過網絡空間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商業機密和專有信息的當前威脅與未來趨勢。

（五）美國針對海外科技人員多舉并施，延燒戰略焦慮至人才本身

2018年8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一場晚宴上暗指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幾乎全是間諜”，并在此前就提出要收緊限制在某些領域對中國留學生學者的簽證，以防止間諜行為。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參議院發言時表示，中國力圖通過向美國教育和科研機構“安插間諜”等方式，來“剝奪美國的世界大國地位”。他把這種間諜形容成“非傳統意義上的信息收集者”，包括教授、學者和留學生。不僅如此，美國還認為中國“千人計劃”與間諜活動相關聯，2018年，FBI以涉嫌竊取商業機密、欺詐美國政府資金等理由，先后逮捕了香港大學新興技術研究所所長/機器人科學家席寧、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海洋學家王春、前蘋果公司華人工程師張小浪、通用電氣主任工程師鄭小清、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授張以恒、休斯頓德州大學安德森癌癥中心教授謝克平等多名“千人計劃”專家，直接切斷了留美科技人才歸國效力的渠道。

（六）美國科技企業借助“國產包裝”、“技術合作”，繞道進入中國需要自主可控的領域

被稱作“八大金剛”的蘋果、思科、谷歌、IBM、英特爾、微軟、甲骨文和高通曾經可以在中國長驅直入，對中國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介入極深。此后迫于種種壓力，包括這些巨頭在內的美國科技企業紛紛轉變策略。這其中，不乏有一些企業采用代工生產或通過國內的“皮包公司”，利用包裝的模式給國外產品披上國產的“外衣”，進入中國重要部門和關鍵核心領域；還有一些企業以“技術合作”的名義，與國內企業成立合資公司，占領國內市場，但產品核心技術仍被國外企業把控，甚至產品設計資料及代碼都存放于國外，在產品安全可控及持續維護方面仍存在較大風險。美國科技企業通過上述各種方式紛紛進入中國需要自主可控的信息技術領域，阻礙中國自主研發發展路線，致使關鍵核心技術長期停滯和缺失。

（七）美國在全球渲染“新冷戰思維”，施壓盟友國“選邊站隊”

2018年，在美國頻頻施壓下，全球多國以安全為由集體封殺華為5G技術，澳、韓、日、印、加、新等國先后以國家安全為由宣布禁止采用華為5G通信設備。2019年伊始，又有挪威、瑞典等歐洲國家在摩拳擦掌準備對華為5G發難。不僅如此，中國企業在各國開展技術合作和正常貿易時頻亮“紅燈”。2018年2月，澳大利亞國防部宣布將逐步淘汰華為和中興通訊這兩家中國廠商的手機，是因為美國警告稱，這些手機可能存在安全隱患；4月，在中興收到美國商務部禁令的同一天，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NCSC）也對電信行業發出警告，禁止其使用中興的設備及服務；10月，日本媒體發表題為《美國死守技術要害》的文章稱，“日本企業生產出包含美國技術的產品，再向中國出口時，也開始受到美國的限制”，美國限制對華技術出口已殃及他國企業。

二、美國對華發動科技遏制的深層次原因解析

中美建交以來，歷屆政府對中國都奉行既接觸合作又防范遏制的政策，科技領域摩擦時有發生。20世紀90年代，美國以“知識產權保護不力”為名，三次對華啟動301調查；2010年開始，美國以網絡安全為焦點，頻繁指責中國利用“網絡商業間諜”獲取美國先進技術；2018年至今集中爆發的中美科技摩擦，美國更是將矛頭指向范圍擴大到中國幾乎全部高科技產業，行動意圖上升至戰略層面，深層次原因值得探究：

（一）美國維護“美國優先”的戰略口號需要

近年來，美國作為世界頭號資本主義強國，國內外困難增多，國家聲望持續下降，國內民粹主義有所抬頭；而中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展現出團結奮斗、充滿朝氣的發展前景。美國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自由貿易，中國“一帶一路”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總之，中國快速崛起是新興大國挑戰在位霸權國家。因此，美國此輪對華發動科技主導權爭奪戰，淺層次是科技的競爭、知識產權的保護，深層次是地位的較量、權力的抗衡。面對中國由大到強的復興進程，美國為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已在2017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明確將中國列為頭號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從政治、經濟、安全、意識形態等多個領域下手，全面加大牽制遏制力度，極力謀求對華戰略優勢。美國右翼代表人物、特朗普競選班子的宣傳總長史蒂夫·班農妄言，中國摘走了民主自由市場系統的花朵，必須阻止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事實證明，特朗普“美國優先”的行事風格已根深蒂固，“讓美國再次強大”的雄心昭然若揭，維護美國利益的決心暴露無遺，未來美國采取“主動強硬型”策略趨勢將成為事實。中國是“美國優先”實現路徑上最大的“絆腳石”，美國勢必要動用各種資源和手段阻礙中國在未來的崛起，而爭取所謂道義上的支持和建立國際反華同盟的需要，是美國利用“中國科技竊密”和“侵犯知識產權”等緣由作為抓手牽制、打壓中國的重要原因。

（二）中美在科技領域的反霸權與霸權爭斗日趨激烈

大國較量的背后，是科技實力的較量。在科技領域，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把握先機者將在未來幾十年中主宰行業，并進一步影響更高級別的軍事優勢和經濟優勢。近年來，中國高科技企業憑借國內的政治體制優勢、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以及自身堅持不懈的努力，正在實現跨越式發展，并開始與美國跨國科技巨頭展開國際競爭，這些變化令美國深深地感覺到能力恐慌，科技領域霸主地位危如累卵。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斯科特·肯尼迪稱，“中國的能力和目標在增值鏈上進一步上移，抵達了代表我們的經濟最高成就且關乎國家安全的技術”。因此，美國基于其慣用的霸權思維，編造出一套歪曲中美科技競爭關系真相的政策邏輯，對中國進行一系列不實指責，污蔑中國在中美科技往來中“實行不公平做法”，是典型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行徑。正如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要求拋棄“對華接觸”一樣，美國在科技領域也開始對中國采取全面的競爭對抗性政策，企圖從根本上阻礙中國高技術和新型產業發展。美方毫不掩飾地尋求阻止中國獲取美國先進技術、對沖中國培育戰略新興產業的手段，是其鞏固科技霸權的重要抓手，中國對于美國霸道行徑必然予以反擊。可以預見，未來中美科技爭端將會更多地落在“中國制造2025”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例如高性能醫療器械、生物醫藥、新材料、工業機器人、新一代資訊技術、新能源汽車、航天科技等，特別是中國現已嶄露實力的5G與人工智能等領域，兩強競逐話語權的基本格局已定，科技領域的反霸權與霸權之爭呈現明顯擴大之勢。

（三）美國將核心技術視為阻止中國崛起的“最優壁壘”

科學技術是創新最活躍、應用最廣泛、輻射帶動作用最大的領域，是全球各國實力較量的競爭高地。美等西方國家把已經掌握的核心技術當作“定海神針”、“不二法器”，不容中國越雷池半步。美國在科技領域發起摩擦，表面上緣于美方認為“美企遭遇不公正待遇”，但事實上，這種摩擦的升溫與中國推進核心技術自主研發的進程高度同步。經過數十年高速發展，中國在政治影響、經濟發展等方面與美國的差距在逐步縮小，甚至形成趕超態勢。在中國加速振興的大環境下，科技領域的核心技術成為美國維持世界霸主地位的最佳保障，牢牢地將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成為美國自認為能夠阻止中國快速崛起的最優壁壘。正是如此，美國既不希望中國通過自主研發或并購的方式獲取核心技術，形成替代性產業鏈，也不希望美國企業為了經濟利益與中國深度合作，令美國科技產業“空心化”。因此，美國必將通過綜合施策，阻礙中國推進核心技術自主研發進程，遏制中國科技產業迅速崛起。

三、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國在中美科技競爭中無法逃避的“鎖喉之痛”

當前，中國雖然已經是科技大國，但依然“大而不強”；中國科技飛速發展，但依然“快而不優”，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還沒能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中國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產業體量做得再大也只能處于任人宰割的被動地位。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現狀不改，將會成為中美科技競爭中最大的“痛點”任人觸戳。

（一）在內外部因素作用下，核心技術大量依賴進口現象短期難以改變

眾所周知，中國的PC產量第一，但計算機的芯片基本被美國Intel和AMD壟斷；中國的高鐵是中國的名片，但核心的動力系統、控制系統必須來自西門子、ABB等國外公司；中國汽車市場名列世界前茅，但發動機卻一直受制于人；中國生產出引以為傲的首架國產大飛機C919，但水平僅相當于50年前美國的波音737；中國目前擁有的高原性能最優秀的直升機，卻是80年代向美國購買的美國“黑鷹”。由此可見，中國目前很多產業的核心技術、關鍵部件都被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企業壟斷，大到飛機的發動機、高鐵的控制系統、半導體加工設備，小到電子產業的芯片等。內在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歷程短，研發能力弱，科技創新基礎還不牢，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創力還不強。這些技術領域最關鍵的“心臟”問題得不到解決，中國要想趕上美國的科技成就，至少還要花上數十年。此外，美等國家利用網絡安全審查、高科技禁運、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發展等手段造成的外部環境惡劣，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將面臨更大沖擊，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獲取技術的難度也將顯著增加，從一定程度上延緩了中國科技企業掌握核心技術的進程。在內外部因素聯合作用下，中國核心技術大量依賴進口的現象很難在較短時期發生根本性改變。

（二）在未來的關鍵時刻，中國再次陷入“卡脖子”困境仍或有發生

縱觀中國科技產業發展，雖然規模大，但由于缺少核心技術這一致命的短板，導致在產業發展上始終處于“被動挨打”的弱勢。“中興芯片”事件，就清楚地暴露出中國產業不堪一擊，主導權缺失的尷尬與無奈。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針對中興公司發起制裁行動，禁止美國企業向中興通訊銷售零件或提供軟件支持，期限為7年。拒絕令生效當天，中興大部分生產線進入停產狀態。與中興終止合作的美企迅速蔓延至全產業鏈，短期停工的風險很可能演變為危及中興生存根基的災難。究其原因，中興智能手機和電信網絡設備等產品中有25%至30%的零部件由美國供應商提供，很多關鍵組件，包括手機芯片、基帶芯片、射頻芯片、存儲芯片、手機玻璃、光學元件等核心零部件都來自于美國的高通、博通、英特爾、美光、甲骨文、康寧等科技巨頭。因此，遭到制裁后，中興的通信設備、手機產品都面臨短期內無法找到相同競爭力的替代產品，甚至根本就沒有替代產品的局面。鐵的事實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關鍵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國外一個小小舉措，就可能讓中國萬億級的產業癱瘓。供應鏈的“命門”掌握在別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別人的墻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經不起風雨，甚至會不堪一擊。美國近期種種動作表明，未來，如果我們不從根本上改變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現狀，那么美國極有可能將此類科技遏制泛化到更多的技術領域，甚至不排除美國在關鍵時刻對我們采取“完全斷供”的極端制裁手段，中國將時刻處于突然被“卡脖子”的風險之中。

四、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是突破美國對華科技遏制的“破局之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創新精神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稟賦。唯有盡快尋找科技創新的突破口，唯有早日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才是妥善應對中美科技競爭、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先機的唯一途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不能總是用別人的昨天來裝扮自己的明天，不能總是指望依賴他人的科技成果來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國家的技術附庸，永遠跟在別人的后面亦步亦趨。我們沒有別的選擇，非走自主創新道路不可”。

（一）我們應具備成功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的底氣和信心

從戰略層面看，中美科技競爭是長期的、艱巨的、復雜的。但是，我們不必為今天的封鎖驚慌失措，面對目前存在的技術差距不能盲目悲觀，對中國的高科技發展不能喪失信心，這場由美國悍然發起的科技爭奪戰，是我們繞不開的必然挑戰，是實現強國目標必須邁過去的坎。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品的出口封鎖以及打壓，勢必倒逼我們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實際上，經過多年努力，中國科技整體水平已經大幅提升，一些重要領域躋身世界先進行列，某些領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領跑者”轉變。以量子領域為例，當今世界上第一個研制出高性能量子雷達的是中國，第一個設計出量子計算機的是中國，第一個研制出量子通信衛星的是中國，第一個完成反通信量子試驗的是中國，第一個在世界上實現千公里量級量子糾纏的是中國??加之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同步發展、并聯發展、疊加發展的關鍵時期，給自主創新帶來了廣闊發展空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強勁動力。“科技強則國家強”，我們應該激發理性自強的心態與能力，敢走前人沒走過的路，在“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克服從無到有的困難，通過自力更生突破核心技術的瓶頸，最終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實現從“科學的春天”到“創新的春天”完美轉型。

（二）我們應懷揣中美良性競爭、全球開放共贏的目標和愿景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并不等同于要在科技領域“一家獨大”。中國對于和美國的科技競爭應該保持著正面態度，努力避免觸碰對方敏感處，積極尋求技術領域合作點，爭取從良性的競爭中得到一個雙贏局面。事實上，科技競爭并不可怕，但如果國家戰略影響到良性的科技競爭，就可能會得不償失。科技惡性爭奪戰不會有贏家，“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國打擊中國的科技產業，自己一樣會蒙受損失。現代科技產業本身就是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國是美國芯片的最大出口市場，不賣芯片予中興，美國企業等同于自削筋脈，利益嚴重受損，這就是一個有力的反面例證。同時，中國作為一個改革開放的獲利者，實現核心技術安全可控，也并不等同于要“自我封閉”。自主創新不是閉門造車，不是單打獨斗，不是排斥學習先進，不是把自己封閉于世界之外，更不是零和思維的產物，而是要兼容并蓄，博采眾長，交流借鑒，斷長續短。國產通信產業從零起步，如今發展到與世界通信巨頭并駕齊驅，并在5G時代展現出領跑能力，絕不是得益于自我封閉。事實上，封閉最終只能走進死胡同，只有開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寬。中國應一直以開放合作的姿態面向世界各國，積極地開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努力用好國際國內兩種科技資源，在與他國的互利共贏中實現技術突破。

（三）我們應挖掘“政用產學研”全流程自主創新的深度和精度

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當前制約中國核心技術研發突破的不僅僅是技術問題，更多的是國家政策、企業認知、科研導向等深層次問題，是國家科技創新鏈條上存在著諸多體制機制關卡，使得創新和轉化各個環節不夠緊密與順暢。因此，我們必須從源頭抓起，挖掘當前“政、用、產、學、研”各關節上存在的問題，拔除阻礙自主創新的“病灶”和“毒瘤”，將前后五者貫通融合，力爭在核心技術領域殺出國外企業的“包圍圈”。其中，“政”：解決當前國家科技規劃的項目和工程覆蓋面廣、目標分散、核心技術聚焦不夠的“碎片化”問題。加強國家層面的戰略研究，深入分析科技、產業領域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找準真正容易被美等西方國家“卡脖子”的核心技術和產業領域，“優中選優、重點突破”，按照急需、短期、中長期需求分階段突出重點組織實施技術攻關，最大限度地發揮政府在科研創新方面的主導作用。“用”：打破目標導向不對等、信息資源不對稱等困境。通過建立一批高水平的創新平臺，深入探索“能研究什么”和“需要研發什么”的有效對接機制，破解實現技術突破、產品制造、市場模式、產業發展“一條龍”轉化的瓶頸，架起創新成果轉化應用的“金橋梁”，真正促進創新鏈、產業鏈、市場需求有機結合。“產”：改變企業考慮成本多、戰略眼光淺等現狀。進一步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釋放企業認知和企業家胸懷，大幅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增強自主創新技術與產品開發的投入，并帶動高校、科研院所共同設立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加強產學研用合作和“全鏈條”創新，把關鍵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學”：摒棄以往高等院校“埋頭辦學”的教育理念。未來教育要從“兩耳不聞窗外事”向“順國家大勢而為”邁進，構建主動創新的發展模式，在核心技術攻關、科技成果轉化、人才聯合培養等方面與產業界開展深入合作，基于自己的“校情”尋找創新結合點，擔負起為重要產業培養拔尖創新人才、輸出尖端科研成果的國家使命。“研”：破除當前以論文數量為王的科研評價體系與“跟班式”研究現狀。對考核評價體系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促進激勵機制早落地，調動科研人員產業化研究、成果轉化的積極性，引導科研人員將更多的精力和時間放在原創技術或實用技術研究上，讓科研人員的“知識紅利”在市場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價值實現。總而言之，我們應立足自主創新，堅持可信可控，以應用促發展，將“政用產學研”有機結合、融匯協同，將技術創新上、中、下游及創新環境與用戶無縫對接與耦合，最終實現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核心產品安全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