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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斗毆引發的大風暴！幾個大公司壟斷一個國家幾十年有多可怕？

點擊：作者：葉楨來源：公眾號“華爾街見聞” 發布時間:2019-04-09 10:04:29

一場斗毆引發的“勝利門”事件還在不斷發酵，這場韓國娛樂圈史上最大風暴已經蔓延至政治、經濟、社會等圈層，指向了韓國社會根深蒂固的特權階層——財閥。

文 | 葉楨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華爾街見聞”（ID：wallstreetcn），原文首發于2019年4月5日，標題為《被財閥綁架的韓國經濟（深度長文）》

今年初起，一場疑點重重的打架糾紛牽扯出BigBang成員李勝利的夜店性招待事件，曝光了非法賭博、吸毒、偷拍傳播性視頻、性暴力等違法行為，連帶這背后涉及政界和財閥勢力也被一層層揭開，成為公眾的批判焦點。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聽取有關事件報告后，親下指示要對李勝利夜店事件、已故藝人張紫妍案、韓國高官金學義疑受色情招待事件逐一徹查真相。“如果不能查明發生在社會特權階層的這些事件的真相，我們就無法談論正義的社會”，文在寅說道。

政商勾結、特權橫行，韓國沉疴難愈的財閥問題又一次進入了大眾視野。

韓國財閥是時代的產物。二戰后走出戰爭陰霾的韓國亟需經濟獨立，在這種危機感下，政府舉全國之力，重點扶持部分大型企業，以應對全球競爭。

不可否認的是，財閥是韓國經濟繁榮的基礎，他們多次擔起國家經濟轉型的重任，在韓國實現壓縮式增長，創造漢江奇跡的幾十年里功不可沒。

但數十年來在政策傾斜的滋養下，這些企業肆意擴張，發展成為了掌控韓國命脈的龐然大物，它們綁架經濟，左右政府，讓韓國政府和民眾深陷兩難困境。

崛起于廢墟之中

韓國財閥的影響力之大體現在英文中有一個專門的單詞「chaebol」，由韓文直接音譯而來，意為「擁有巨大財富的宗族」。

起源于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和朝鮮戰爭時期，韓國財閥以家族資本為中心的經營和擴張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曾經如日中天的日本家族財閥(zaibatsus)的影響。

二戰后，日本舊財閥在美國主導的解體令中式微，韓國財閥則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興盛之路，在韓國從戰后廢墟一躍成為世界發達經濟體的幾十年里，這些本土家族企業的命運與國家經濟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發展成了互相成就的共生關系。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擺脫了日本殖民統治的韓國雖然獲得了政治獨立，但經濟卻陷入混亂和停滯，高度依賴于美國的援助。

這一時期韓國的政策重點是發展制糖、面粉、纖維、水泥等進口替代消費性產業，以解決民生問題。當時政府將日本人留下的資產和外國援助資源廉價甚至無償轉讓給私營企業，并提供進口許可證、低息貸款等優惠措施，包括三星、LG在內的一批企業在這個時期里獲得了原始資本的累積。

1961年，樸正熙發動政變掌握韓國政權后，為了進一步實現經濟獨立，確立了出口導向和重化工業驅動政策。

對于缺少自然資源且市場狹小的韓國來說，這是一條與其先天條件十分不匹配的發展道路，政府于是將國家財富和資源高度集中，舉全國之力發展石化、鋼鐵、機械、造船等重化工業，并限制外商投資將國內產業與外部競爭隔離開來。

在政府政策傾斜和金融支持下，韓國財閥在這一時期大舉進攻重工業，規模迅速擴張并在短時間里具備了在世界舞臺與國外企業競爭的能力。

到了上世紀80、90年代，財閥們順應全球化和技術創新的潮流，重金投資產業升級和科技研發，并且通過并購瘋狂擴張，最終發展成如今的龐然大物，影響力更是滲透到社會和政治各個層面。

小國家，大財閥

對于韓國人來說，財閥已經發展成猶如空氣般的存在。

這些參天大樹將根莖和枝葉伸及韓國經濟的方方面面，僅三星一家的營收就占韓國GDP超過20%，也難怪《華盛頓郵報》曾經把韓國稱作“三星共和國”，說韓國人一生無法避免三樣東西：死亡、稅收和三星。

根據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Fair Trade Commission)的數據顯示，目前韓國有45家企業集團符合財閥的傳統定義。但韓國財閥化的特點不僅體現在經濟高度依賴財閥，而且在財閥這一形態內部也呈現規模兩極分化的現象，只有少數幾家財閥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

三星、現代、LG、SK是韓國財閥之首，僅這四大集團擁有的資產就占國家總資產的26%，銷售額占韓國企業總銷售額的20%。在股市，2014年時四大財閥在總市值的占比已經上升到接近一半。

三星集團。三星集團成立于1938年，目前是韓國利潤最高的財閥。最初它只是一家從事食品貿易的小公司，主要向中國出口水果、干魚和面條等。在過去的80年里，三星涉足的領域擴張至包括電子、金融、船舶、酒店、醫院、娛樂、教育等。其中最大且知名度最高的三星電子，在過去的十年里，三星電子在韓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達到14%以上。

現代集團。現代集團成立于1947年，當時是一家小型建筑企業，此后迅速發展到在汽車、造船、金融和電子行業擁有數十家子公司。2003年，在亞洲金融危機及其創始人鄭周永(Chung Ju-yung)去世后，現代集團經歷了拆分重組，將主要力量集中在建設、電子、重工業、汽車、服務業五個領域。目前現代汽車集團是世界第三大汽車制造商，現代重工是世界最大造船公司。

SK集團。上世紀50年代初，崔氏家族收購了在朝鮮戰爭中被夷為平地的“鮮京織物株式會社”用地，予以重建。如今，這個財閥家族管理著大約80家子公司，主要經營能源、化工、金融、航運、保險和建筑行業。它最為人所知的子公司包括韓國最大的無線運營商SK電信，以及全球第二大存儲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

LG集團。LG的發展開始于1947年的化學和塑料工業。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該公司大舉投資于消費電子產品、電信網絡和家電，以及包括化妝品和家居用品在內的化工業務，旗下擁有81家集團企業。

政商曖昧

財閥對韓國經濟實現壓縮式增長的奇跡有著不可否認的貢獻，但隨著他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且一次又一次地與各種貪腐丑聞聯系在一起，財閥一手遮天所引發的民怨和爭議也越來越激烈。

朝鮮戰爭后，從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到首位女總統樸槿惠，所有總統無一得到善終，這一獨特現象被世人稱為"青瓦臺魔咒"。

或下野流亡、或遭到暗殺、或因腐敗罪名鋃鐺入獄，韓國總統被戲稱為世界上最高危的職業，而這很大程度上與財閥和政府之間根深蒂固的曖昧關系傳統脫不了干系。

這種政商一體的關系是根植于韓國的發展基因中的。在樸正熙時期，也就是韓國財閥崛起初期，在全力發展經濟的同時，由于過度依賴軍人治國，沒有足夠時間和環境去完善法治，導致韓國政府內部與財閥之間關系復雜，利益交換嚴重。

財閥在政治的慷慨庇護下崛起，而隨著它們越來越壯大，又反過來裹挾政治，政客們依靠財閥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來競選，也依賴財閥經濟增長來創造政績，政客和財閥之間相互輸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為韓國憲政的后臺運作模式。

韓國財閥對政治的滲透之大可從2016年至2017年樸槿惠“閨蜜干政”事件中窺見一斑。

當年這場大規模的以權謀私丑聞將韓國公眾對財閥的不滿帶到了一個高峰。樸槿惠出事后，上演了九大財閥被集體調查的一幕，三星、現代汽車、SK、LG、樂天、韓華、韓進、CJ等9名大企業掌門人出席聽證會，就權錢交易問題接受國會議員質詢。

韓國第一財閥三星集團在這次事件中元氣大傷，集團實際控制人、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被指存在賄賂行為，遭法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但二審改判兩年半，緩刑四年，當庭釋放，這也被認為是財閥的又一次勝利，他們總能在法律面前獲得優待，入獄也不過是走一個過場。

被綁架的韓國經濟

除了對政商勾結、特權橫行的憤怒，財閥經濟所導致的社會財富和機會分配不均、市場不公現象也是民眾日益不滿的根源所在，獨大的財閥們扼殺了中小企業的創新和發展，壓榨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間。

韓國過度依賴財閥的模式導致了經濟雖然持續增長，但卻無法創造就業。

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財閥企業營業利潤大幅增長54.8%，在全國企業營業利潤中的占比達到了40.8%，但由于財閥企業數量僅占韓國企業數量的0.2%，且財閥企業的大部分增長來自半導體等就業創造能力低的企業，這意味著不斷膨脹的財閥盈利并不能轉化為就業增長。

(財閥企業盈利增速遠超其他類型企業圖片來源：HANKYOREH )

在日經Asia300指數中，韓國財閥的市值在該指數中所有韓國企業市值中的占比高達77%，然而包括財閥在內的韓國大型企業只貢獻了該國12%的就業，大部分就業是由這個國家的中小企業創造的。

(圖片來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韓國財閥集團不僅在縱向上采取多元化發展戰略，參與主營業務從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上下游生產，還橫向擴張到沒有關聯性的業務范圍，并形成壟斷性影響力，橫縱交織成一張巨大的網，將中小企業排除在外，也限制住了韓國經濟增長的新活力。

實力和資本雄厚的財閥企業往往復制中小企業的創新，而不是自己研發或收購中小企業，在這種掠奪性的環境中，提供了韓國大部分就業機會的中小企業無法成長，要么被財閥企業扼殺在搖籃之中，要么成為財閥企業的轉包企業為財閥所用，這也導致了過去三十多年里，韓國再沒有出現過當代創業成功的神話。

但財閥也并非是全能選手，許多低效率的財閥子公司依靠著集團內部交易和優勢資源才得以茍延殘喘。比如三星集團眾多子公司中，并不是所有的都如三星電子一樣成功，三星汽車業務就以失敗告終，李在镕此前主導的互聯網公司也以失敗告終。

此外，財閥本身高負債的發展模式使得這些龐然大物在支撐韓國經濟的同時，也綁架了韓國經濟，加劇了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韓國財閥在發展資本密集的重工業時期，為了保持自身對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由于限制外資的政策，偏好債務型融資而非股權融資，這一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大多數企業的負債率都居高不下。

高負債模式的脆弱性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暴露無遺。當時韓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達到110%以上，為歷史最高點，企業平均負債比率超過400%，隨著危機來襲，企業盈利惡化，利率和貨幣沖擊加劇了流動性困難。

這場危機“撂倒”了一批財閥，前30家大財閥有半數被迫走上了破產、清算和合并重組的道路。曾經的第二大財閥、作為韓國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團也走上破產之路，打破了韓國財閥“大而不倒”的神話。

向財閥開戰

1997年金融危機也將韓國政府推向了破產的邊緣，被迫向IMF等國際組織和其它國家求助。在IMF援助條件的要求下，韓國實行了一系列財閥改革措施，對金融機構和實體全面去杠桿，改善企業資本及治理結構，開放外商投資等。

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革為韓國經濟注入一股強勁的動力，韓國經濟快速走出危機陰霾，1999年GDP增速達到了11.3%，2000年也有8.9%，之后增速雖然有所回落，但依然位居全球前列。

然而根植在韓國經濟血脈里的財閥問題并未解決，不平等增長、就業危機以及政商勾結的頑疾成為韓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是擺在每一屆韓國政府面前的硬骨頭。

現在人們將希望寄托在文在寅身上。2017年5月，文在寅在民眾強烈的改革呼聲中上臺，他承諾破除財閥特權，改善壟斷問題。

文在寅在大選中承諾導入集中投票制、多重代表訴訟制、工人推薦理事制，加強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股份義務持有比率，限制子公司之間的資本出資。希望通過這些舉措來限制財閥高層權力、提高小股東和工人權力，增加大企業財務透明度。

但文在寅所屬的民主黨，在國民大會299個議席之中，僅占128席，未達半數，在過去將近兩年里，改革推進艱難，文在寅的民意支持率也跌至任內最低水平。

在這次不斷發酵的韓國娛樂圈丑聞面前，文在寅在聽取有關勝利夜店事件以及張紫妍自殺事件的報告后下達指示表態，要求警方和檢方“賭上各自的命運”進行徹查。

這番表態雖然“熱血”，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動財閥的地位還不得而知。不過可以預見的是，根深蒂固的財閥體系很難靠一屆政府之力就發生改變，財閥對經濟、社會的高度滲透，與政治勢力之間盤根錯節的關系，使他們依然展現出“大而不能倒”的強大勢力。

而韓國民眾對財閥的態度也十分矛盾。盡管輿論對財閥的特權和不公充滿了憤怒，但對于許多年輕人來說，能進財閥旗下企業工作仍然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畢竟其他企業的平均工資只有財閥的約60%左右。

參考資料：

聯訊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反思韓國模式：亞洲金融危機、對外開放與財閥》

長江宏觀趙偉團隊，《1997年，韓國如何處理債務違約？》

長江證券，《鐵打的財閥，流水的總統：解讀韓國財閥經濟》

張夏成，《韓國式資本主義》

Eleanor Albert，South Korea’s Chaebol Challeng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延伸閱讀：

三星崛起：韓國人的經濟戰

在韓國國內，也流傳著這么一個說法：一個韓國人一生離不開三件事，即死亡、稅收和三星。一家私營公司，能夠在本國內外建立如此大的影響力，恐怕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

文 | 董指導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飯統戴老板”（ID：worldofboss），原標題為《三星崛起：韓國人的經濟戰》

1932年初夏，“一•二八事變”引發的淞滬激戰剛剛落幕。蔣光鼐的十九路軍和張治中的第五軍，在跟9萬精銳日軍血戰一個月后，因腹背受敵而被迫放棄閘北和江灣的陣地，全線撤退。而日軍也在占領半個上海后宣布停戰，雙方進入對峙狀態。此時的上海，硝煙未盡，暗流涌動。

4月29日，志得意滿的日本人在虹口公園慶祝“天長節”，即昭和天皇的生日，同時舉行“淞滬戰爭祝捷大會”，在滬日本軍政要員悉數出席。當日，大批日本憲兵在虹口公園附近設卡巡邏，持槍警戒，中國人更是被嚴禁入園。這座日后安葬了魯迅先生的秀麗公園，儼然被當時的日本人視為自家領土。

上午10點，祝捷大會正式開始。日軍先是在公園內舉行閱兵式，步兵坦克裝甲車魚貫而過，隨即數位日本要員登上檢閱臺致辭，并奏國歌鳴禮炮，現場軍樂鏗鏘，氣氛肅穆。突然，人群前排的一個穿西裝的青年箭步沖到檢閱臺下，將手上一個沉甸甸的飯盒奮力一擲，扔到了臺上日本軍政要員的腳下。

瞬間，巨大的爆炸聲響起，彈片和氣浪將數十米范圍內的人群掀倒。

從驚慌中反應過來的日本憲兵，迅速將系著紅色領帶的刺客逮捕。經過審問得知，這位打扮像潮流青年、行事似刺秦荊軻的年輕人，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國人，而是朝鮮人，名字叫做尹奉吉。而背后謀劃此事者，便是流亡在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重要頭目，日后被尊為“韓國國父”的金九。

虹口公園爆炸案的戰果，貫穿整個太平洋戰爭的開始和結束：被炸瞎右眼的野村，后來出任駐美公使，在偷襲珍珠港10小時后，戴著一只假眼和滿臉虛偽的笑容，向美國遞交了宣戰書；被炸斷右腿的重光葵，在1945年8月復任外務大臣，一瘸一拐地爬上美軍的密蘇里號戰艦，簽署了投降書。

而重傷不治的白川義則，曾官拜內閣陸軍大臣，更是死在中國領土上的最高日軍將領之一，但這還算不上韓國暗殺行動的最高成績。暗殺的巔峰，是1909年在哈爾濱火車站，朝鮮獨立運動家安重根用三顆彈頭刻出十字紋的開花子彈，打在了曾挑起甲午戰爭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身上，后者當場身亡。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后，朝鮮半島逐步被日本吞并。1919年，半島爆發了“三一獨立運動”，被日軍殘酷鎮壓，超過7500名朝鮮人被殺害，之后，大批獨立人士被迫流亡中國，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由于沒有根據地和正規軍，暗殺便成了為數不多的選擇。

公園爆炸案后，日軍逮捕處死了尹奉吉，并懸賞60萬銀元抓捕金九。為避免日軍濫抓無辜，金九在《申報》發表“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的長文，將責任全部攬在自己身上，隨后在中國人的掩護下逃出上海，將臨時政府遷到杭州。此后金九和韓國流亡政府輾轉南京、長沙、重慶多地，直到抗戰勝利遷回韓國。

日本投降后，朝鮮半島南北分治。民間聲望極高的金九，為半島統一奔走斗爭，最后卻不幸遇刺身亡。在美國的支持下，親美反共的李承晚成為韓國的首任總統。不過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后，沒有任何武裝斗爭經驗的李承晚發現，自己的美械軍隊根本打不過林彪調教出來的三個朝鮮師。

因此從歷史上來看，朝鮮人雖極具勇氣和血性，但由于半島沒有足夠的資源和人力，只能依附周邊大國周旋生存。無論是明朝萬歷年間的壬辰倭亂，還是被日本殖民后的獨立運動，小國寡民的朝鮮都無法獨自擊退侵略者，即使是被后人津津樂道的青山里大捷和普天堡戰斗，軍事意義也遠小于政治意義。

南韓建國后，雖然作為亞洲的冷戰先鋒，得到了美國軍事安全保護，但經濟上比北朝鮮更差，資源匱乏，一貧如洗。直到1960年，韓國仍然是全球最窮困的國家之一，人均GDP只有80美元，僅有北朝鮮的三分之一。不擅長軍事的韓國人，似乎在經濟上也羸弱無力。

不過在1960年后，全世界開始逐漸感受到了韓國人的瘋狂攻勢，那些帶領國民打贏經濟戰的企業家，也隨著經濟的起飛逐步地登上歷史舞臺。

日本正式吞并朝鮮的1910年，一個名叫李秉喆的朝鮮人，在韓國慶尚南道里的一個農村家庭出生。他的祖父是當地有名的文人，創辦了村里唯一的私塾；他的父親李贊宇是有名的士紳，也是當時朝鮮獨立協會的會員（日后的總統李承晚曾多次擔任獨立協會的總代委員）。因此，雖生在農村，但李秉喆是個不折不扣的富三代。

和不少富N代一樣，李秉喆也是個愛折騰的人。覺得私塾內容落后，便來到了漢城的新式學堂求學。快畢業時又放棄畢業證，渡海來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留學第二年卻又因為身體不適打道回府。身體剛好，便又跑回漢城找工作，但四處碰壁，最終一身落魄地回到家里，打理了一個自己的農場。

日子一天天安逸起來，李秉喆卻日益苦悶和焦慮，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兒。經過一番思考，他很快便確定了人生目標，就是創業，成就一番事業。在表達決心后，李秉喆的父親給了他300畝地，作為創業資本。而正是在衣食無憂的家庭生活環境下，李秉喆養成了不斷探索的商業素養，在日后的企業經營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李秉喆創業的第一個公司是碾米廠，雖然國內有很大的需求，但公司卻不斷虧損，在檢視了每道生產環節后，讓人對虧損原因毫無所知。后來才慢慢發現：糧食價格竟然每天都在波動，而自己卻總在糧食漲價中買入，在跌價時賣出。隨后，他很快調整了經營方式，依靠對數字的敏銳也基本掌握了市場行情，公司也開始扭虧為盈。

這次事情后，李秉喆總結經驗，“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如果有，那只能說明人們還沒有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法。”旗開得勝的李秉喆又開辦了糧食運輸公司，兩家公司快速發展為他積累了大量財富。到了1935年，李秉喆已經是朝鮮半島最年輕的富豪之一，這時他又盯上了一門新的生意：土地買賣。

當時的朝鮮，已經被日本吞并接近四分之一個世紀，隨著日本對朝鮮的經濟掠奪加深，大批農民逃離農村，涌向城市討生活，因此朝鮮的土地價格不斷下降。李秉喆看到這個商機，開始瘋狂拿地：用工廠做擔保獲得貸款買地、用買到的土地做抵押繼續買地，儼然是杠桿資金、浮贏加倉的期貨炒家。

不料天算不如人算，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擴充軍備，日本政府要求銀行回籠資金。突發其來的銀行抽貸，導致李秉喆現金流斷裂，不得不將手上的土地、碾米廠和運輸公司陸續賣掉，才還清貸款。所幸當時的金融衍生品并不發達，李秉喆才沒有走向天臺，只是重新回到創業初點。

創業失敗的李秉喆，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并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趕赴漢城、義州、長春、沈陽、青島等地考察，探索未來的業務方向。最終，經過一番周密的分析，他決定把朝鮮的特產果品、蔬菜和干魚，作為貿易品向中國東北出口。

1938年3月，在朝鮮半島東南部的大邱市，連續創業者李秉喆的新公司成立了，名字非常討喜，叫做“三星”。

三星這兩個字，在朝鮮語里有獨特含義。“三”有“大、多、強”的意思，而“星”有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的意思，兩個字組合在一起，朗朗上口，寓意吉祥。

三星商社，大邱，1942年

李秉喆的新公司，依靠向東北出口農產品和生產制作面條，迅速積累起了一桶金。之后他又收購了一家釀酒公司，大賺一筆。但隨著太平洋戰爭的全面打響，日本開始對朝鮮進行嚴苛的經濟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釀酒公司也成了被掠奪的對象，虧損嚴重，到了不得不停產的地步。

不過名字有著好彩頭的三星公司，在1945年獲得轉機，李秉喆迎來了他人生的重要貴人：從美國回國的李承晚。

1945年10月，李承晚乘坐著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的專機抵達漢城，不久便來到了大邱市視察。大邱市舉辦了工商歡迎會，李秉喆位列其中。由于常年在美國居住，此時的李承晚在國內政治資源并不強，因此他也迫切希望獲得企業家的支持。在晚宴上，李承晚拍著李秉喆的肩膀，一番夸獎之后便盛邀李秉喆到自己漢城的住處梨花府來坐坐。

李秉喆的父親李贊宇，跟李承晚是舊相識，兩人都曾是韓國獨立委員會的委員，因此對于這位故交的兒子，李承晚十分看重。

1947年李秉喆來到了漢城，數次到李承晚處拜訪。一年后，李承晚當選南韓建國后第一任總統，并在此后的第二三屆中獲得連任。而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自己新公司“三星物產”，繼續從事國際貿易，將戰后必需品大量進口到國內。公司運營一年后便達到了同行業第七位，隨后更是在1951年實現了凈資產當年增長20倍的奇跡（當年通貨膨脹率為530%）。

然而，李秉喆很快便意識到戰爭總會停止，貿易的咽喉很容易被出口國遏制。因此，他做出了三星集團歷史上一次重大的轉變，聚焦“產業進口替代”，推動貿易資本向產業資本轉化，從貿易業向制造業轉型。

1953年三星集團建造了韓國第一家大型制糖企業，第二年又成立了“第一毛織株式會社”，推動糖業、毛紡織業國產化。進口替代需求非常顯著，1956年韓國對糖的進口量便從最初的100%，下滑到7%，三星則占據了國內90%以上的市場份額。而1960年第一毛織的資本也從最初的1億韓元增加到了30億韓元，更是在1957年時被李承晚題字“衣被蒼生”。

此時三星對韓國經濟的影響力不斷加大，李秉喆也已經家喻戶曉，他也多次強調“不是三星公司的董事長，而是國家的董事長”，儼然是陶朱公和范仲淹的合體。不過跟歷史上所有的“紅頂商人”一樣，政治靠山的倒臺會帶來滅頂之災，胡雪巖盛宣懷遭遇過的，李秉喆注定也要遭遇一遍。

1960年，爆發了“4.19革命”。李承晚被迫退出選舉，流亡美國。作為和李承晚聯系緊密的三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事變沖擊。

先是三星集團下屬15個會社，因為涉嫌非法斂財遭到當局調查。在法庭上，李秉喆承認了偷稅的事實，但是也指出“現行的稅法是戰爭時期的產物，稅率高達利潤的120%，如果企業不偷稅漏稅就無法生存。作為政府，應該制定合理的稅收制度，不能一有運動就拿企業偷稅漏稅說事。”

然而，此時的輿論非常不利于三星等財閥，李秉喆只得補繳了50億韓元。更為難堪的是當局官員均以“不與非法斂財者會見”為由，拒絕了李秉喆會面要求。缺少了政治資源的李秉喆，經濟活動也大受阻撓，只能暫別首爾來到東京排解郁結。

1961年，少將樸正熙發動軍事政變，包括三星副社長在內的11名涉嫌非法斂財的企業家被監禁。李秉喆也被軍政當局敦促立即回國，日本政府也發出了驅逐令，因此，他不得不帶著對時局動蕩的迷茫、前途未卜的恐慌，返回國內。在回國前，李秉喆致函樸正熙當局，表達了對軍政局“保護人民財產”的感謝，以及 “為解決國民貧困，獻出全部財產”的心愿。

回國之后，李秉喆受到了樸正熙的接待，他陳述了企業家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樸正熙并不懂經濟，但他清楚軍政府需要贏得國民的承認和支持，而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首要的就是讓他們有吃有喝，生活改善。因此，樸正熙也將經濟發展列為首要任務，頗為認可李秉喆的說法。

1963年樸正熙當選韓國總統，直到1979年10月遇刺身亡，其執政生涯長達18年，因此，樸正熙對李秉喆的好感，對李秉喆而言，真可謂是不幸中的萬幸。樸正熙當選總統后，邀請了李秉喆來到青瓦臺，拍著他的肩膀說：“李社長，現在起就不要回避了，大膽構思新項目，積極參與經濟建設吧”。

街景，首爾，1960年

這些年的動蕩，李秉喆已經頗有灰心，生怕成為韓國的胡雪巖。但聽著這些話，李秉喆仿佛看到了當時迎接李承晚的那個晚宴，內心逐漸開始澎湃。然而，他沒料到，回國之前那封“為國家獻出全部財產”的表忠信，很快就得到了應驗。

李秉喆一直有開辦一家大型化肥公司的設想，在得到樸正熙的首肯后，便在1965年開始籌建化肥廠。然而就在工廠即將完工之時，一場一年之前發生的走私案件，卻被某些不明勢力重新翻出來，向三星集團發難，建設化肥廠的巨額資金也被認為是走私所得。一時間，媒體圈、政治家、檢察院輪流向三星集團開火。

時任韓國中央情報部部長金炯旭更威脅李秉喆說：“把韓國化肥廠所有的股份都捐了吧，如果你不愿意，我們將無法保證你全家在國內的人身安全。”

深知進退的李秉喆當機立斷，把這座耗資數十億韓元和4000多萬美金的化肥廠捐獻給國家，才將風波逐步平息。在切身感受到了紅頂商人的脆弱性后，李秉喆為三星集團確立了“與政府不可近，不可遠”的原則，給日后“流水的政府，鐵打的三星”這一現象奠定了基礎。

送掉了化肥廠的三星，再次面臨著發展方向的選擇。另外，盡管實力雄厚，但三星的影響力只局限于韓國國內，為了能夠在更高舞臺上發揮能量，李秉喆在1960年代末期決定向高科技行業進軍。

1968年元旦，穿著朝鮮長袍的李秉喆來到三星總部大樓，與三星各分社社長一起歡度元旦。在大會上，他宣告說，世界將迎來科技時代，三星必須緊跟時代潮流，進軍高科技產業。

從一家貿易和工業企業，變成一家高技術企業，技術研發是個難題。為此，三星選擇跟日本高技術公司合作。在1969年，三星集團陸續跟日本三洋、NEC等組建合資公司，投資兩千萬美元，建設一個以研發和生產集成電路、電視顯像管為主的大規模電子工業基地。

在合作之初，三星主要為三洋公司貼牌生產電視機，日方對生產技術嚴格保密。技術封鎖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為此，三星研發團隊大量購買市場先進產品，從拆機器開始攻克技術難關，終于在1976年，三星獨立開發出了韓國第一批彩色電視并隨后出口巴拿馬等國。

在這幾年期間，韓國政府推行了“國退民進”的政策，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機械（航空領域）、造船廠等子公司相繼成立，三星多元化業務快速發展。但李秉喆并不滿足于此。在1980年訪問日本期間，他拜訪了日本稻葉博士，得知日本政府親自出面限制基礎產業發展規模，而鼓勵企業發展半導體尖端技術。李秉喆內心再次燃起了火焰，開始了生命的終極挑戰。

1982年，韓國政府也意識到了半導體的重要性，出臺了《半導體工業扶植計劃》和《半導體扶植具體計劃》等文件，全力支持半導體國產替代。因此，在經過三年準備后，1983年秋季，三星集團開始了半導體工廠第一生產線的建設。當時氣溫寒冷，水泥還沒流出就凍住了。為此，不得不在旁邊加個暖風機配合施工。然而，三星面臨最大的問題依然是技術封鎖。

美國鎂光曾表示將以400萬美元的價格向三星提供較為落后的設計圖紙，但后來以偷看文獻為借口反悔，并將三星方面人員趕出了鎂光。而日本夏普連工廠的面積等基本數據都拒絕提供，三星員工只能通過自己的腦子記住某些細節，類似工廠生產線寬為30步、長為222步等。

為此，一方面韓國政府積極號召海外人才回國建設：后來擔任三星信息通訊部長官的陳大濟，當時在英爾特工作，在接到三星邀請后，放棄了英特爾的加薪支票，斷然回國。另一方面，三星也不斷從日本半導體公司高薪挖人，為此，日本NHK還拍了一個關于三星竊取東芝半導體技術、人才的紀錄片。

經過努力，終于在1983年底，三星成功研制了64K的DRAM芯片，這個消息震驚了美國和日本。為此，各廠家開始大幅降價打壓三星。很快，三星集團出現了虧損。但李秉喆在進入DRAM行業時已經想的非常清楚，這是一個質控、規模取勝的行業，趕超中的虧損不可避免。因此，他帶領三星繼續建設生產線，256K芯片也隨后研制成功。

韓國民眾一邊對三星的技術突破送來稱贊，一邊又對其近千億的虧損高調唱衰。

所幸在1987年，芯片市場回暖，三星以規模和成本快速響應，扭虧為盈。虧損沒有壓垮三星，病魔卻先壓垮了李秉喆。1976年李秉喆被檢查出胃癌，在日本做了治療手術恢復了健康。1986年，李秉喆持續高燒導致肺部也發生了病變，但此時他的身體已經經不起折騰，在醫院接受一年多化療后，于1987年11月19日，停止了呼吸。

1979年樸正熙遇刺，隨后上任的韓國總統全斗煥、盧泰愚仍是樸正熙派系，這幾屆政府都和三星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到1993年時，三星集團已經成為了“大而不倒”的企業，政治各派即使有斗爭，也只能對三星傷其毛發卻不動其筋骨。因而，李秉喆締造的三星集團在政府、市場的哺育下，越來越龐大，在“技”的道路上也越來越領先。

1987年，李秉喆的三兒子李健熙成為公司的接班人，但此時留給他的只是公司所有權，而運營體系則完全保持了其父親時的特征，很難調動。于是，李健熙開始對擁有實權的秘書室進行改革，隔三差五便來一次小變動，每次更換為自己人。直至1993年，李健熙一共任命了217名董事，三星集團真正進入了李健熙時代。

地位穩固的李健熙認為三星集團病魔纏身：三星電子癌癥晚期，三星重工營養不良，三星建設糖尿病癥，綜合化學先天畸形，三星物產是先天畸形又癌癥晚期，只有三星生命相對經營良好，卻有虛假合同。因此，他對三星集團開始了一場“除了妻兒，一切都要變”的改革。

在產品質量上，李健熙也學起海爾張瑞敏砸冰箱的壯舉。1994年，三星集團高管及三星電子所有員工都來到了三星電子工廠的操場上。操場中央是堆成小山的無線電話機、傳真機、手機等產品。一聲令下，10多名員工掄起手中的錘子狠狠地砸了起來，隨后一把火將殘次品燒盡。這場大火，燃起了員工的斗志，也將品質至上的理念重新灌入公司。

李健熙的改革成效顯著，三星集團盈利從1987年的2688億韓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萬億韓元，但甜蜜的日子并未持續多久。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韓國經濟和三星集團均遭遇重創。整個三星集團虧損22 億美元，三星電子虧損6.6 億美元，負債高達160 億美元，負債率85%，瀕臨倒閉。在“強力總裁”尹鐘龍的領導下，三星裁員30%，出售了120多個非核心資產，負債率到1999年下降到55%，成功渡過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