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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興華李先靈：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曲折歷程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點擊：作者：衛興華李先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9-04-09 09: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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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改革開放4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改革開放的歷程不是一帆風順的，存在著理論和實踐中的不斷探討和不同意見的爭鳴。鄧小平為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了最終決定性作用，但他的有關理論思想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中央關于市場取向改革的目標模式，也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慶祝改革開放取得的重大成就，既要總結成功的經驗，這是主要方面，也應總結改革中出現過的某些缺失，這樣可全面總結改革開放的得失是非，有利于更好地前進。

紀念改革開放40年，要總結和慶祝我國40年來在各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改革實踐的成功是由改革的理論指導的，改革的歷程是思想不斷解放、理論不斷探新和觀念轉變的曲折過程。需要總結成功的經驗，也應總結得失是非的實踐經歷。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并不是一帆風順地走過來的，始終存在著不同見解的理論爭鳴，存在著對立觀點的交鋒。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不斷發展與不斷獲得新的成就，對某些改革理論與實踐是非的評論也會隨之轉變。但有些理論是非，到現在還需要澄清。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理論的發展過程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根據鄧小平同志于1992年南方談話為指導完成的。但也應了解，鄧小平同志的市場經濟思想是有個發展和轉變過程的。他的南方講話起了一錘定音的作用。1992年黨的十四大據此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決定。在此背景下，有些有影響的學者公開了鄧小平過去沒有報道過的有關市場經濟的內部講話，用以論證鄧小平遠在1979年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以后又多次提出。其中最早和最有影響的一條是鄧小平1979年11月20日與外賓的一次談話，其中講到：“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最初有的學者引用這句話時，沒有引全，后面的一段話被舍去了。后面接著的一段話是，“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 [1]（P236）學者們還引證鄧小平1985年10月23日與外賓的一段內部談話： “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一直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 [2](P148-149）有些學者引證鄧小平這些過去未公開發表的內部講話，用以論證鄧小平早從1979年起，就不斷提出了我國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就是實行鄧小平于1992年南方講話以后我國所實行的放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我曾在發表的論著中，幾次提出這樣解讀鄧小平談話不準確，不符合鄧小平的原意。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有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的。但是直到現在還有學者在其所發表的論文中宣稱，鄧小平遠在1979年就提出了現在我國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要知道，這樣解讀會在理論和實踐上出現兩個悖理的問題。其一，鄧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提出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緊接著講：“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兩種不同的相對立的資源配置方式。我國現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放棄了計劃經濟時期由指令性計劃對資源的配置。1979年，我國還在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所以鄧小平講“計劃經濟為主”。計劃經濟為主下的市場經濟指什么？我們將在后面說明。但可以肯定，這與他1992年南方講話后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一回事。其二，直到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作為城市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還繼續講計劃經濟的優越性：“社會主義社會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經濟危機，……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優越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標志之一。” [3]又說：“就整體說，我國實行的計劃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對這個《決定》給以高度評價。他說：中央委員會通過的《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么個評價。這兩天國內外對這個決定反應很強烈，說都是有歷史意義的。這個文件，我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但確實很好。” [2](P83)如果像某些學者所斷言的那樣，鄧小平遠在1979年就提出我國現在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與他1984年完全肯定和高度評價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相吻合么？顯然難以統一。有人雖然看出兩者不能統一，但不是去否定對鄧小平1979年所講的有關市場經濟問題的誤解、錯解，而是提出一種不合情理的辯解。一家大報刊發了一篇講解1979年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論述的文章，其主要觀點是：鄧小平作為偉大的政治家，具有寬大的胸懷。當他的理論思想別人還跟不上來的時候，他會等待。好像從1979年一直等待到1992年才時機成熟，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曾看到一位大學教師寫的文章，說鄧小平遠在1979年就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所以后來還繼續實行計劃經濟為主。顯然這兩種解釋是不合情理與事實的。鄧小平當時作為黨中央核心，他提出的改革理論，一言九鼎。既不會沒有人注意，也不會在提出后別人跟不上而長期等待的事情。他對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高度評價，是他的本意，并不存在等待性遷就。

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后的長時期中，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實行計劃經濟。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市場經濟。因此，中外學者和政要，形成了一個一致的見解：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特點，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內在特點。當時，在世界銀行每年的統計資料中，不是應用“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概念，而是應用“市場經濟國家”和“計劃經濟國家”的概念分別統計其發展情況的。

從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起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國普遍認為社會主義必然實行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它與公有制、按勞分配一起，作為社會主義基本內容，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也是重要的指導思想，將其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因此，鄧小平在1978年10月 11日的講話中，還批評四人幫“扶植一批壞人，……制造各企業和整個工業、整個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反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反對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1](P134-135)

改革開放以后，全社會逐步認識到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管得過死，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就需要發揮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在促進生產力中的積極作用。于是，提出了市場取向的改革。在十三大以前，市場取向的改革一直是在計劃經濟的總框架中推進的。起先是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中引入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實行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改革模式。計劃經濟是由國家計劃調節資源配置；市場調節就是由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事實上，就是市場經濟。由于長時期中，普遍將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相聯系，不便公開提出這一概念，講市場調節可減少社會認知上的障礙。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在內部講話中，將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通用。但公開講話或公開提出改革目標模式時，都將市場經濟改換為市場調節。據此可以肯定，鄧小平在1979年與外賓的內部談話中所講的計劃經濟為主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中央已經作為改革模式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另一種表述，是未公開的內部表述。公開所講的“市場調節”，就是內部所講的“市場經濟”。

“為主為輔”的改革模式最早是由陳云跟李先念提出來的，得到鄧小平的認同，成為中央的改革指導思想。1979年4月5日，李先念代表中央所作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正式提出，“在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 [4]將此作為經濟體制改革所遵循的目標模式。顯然，鄧小平1979年11月所講的計劃經濟為主條件下的市場經濟，與李先念前此代表中央講話的內容，是并行不悖的。

1987年，鄧小平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理論認識，有所改變，提出了新的見解。當年2月6日，他與中央幾位領導人談話中講：“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后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 [2]（P203）這個談話是為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理論指導的，可以將其解讀為鄧小平是主張擴大市場調節作用的。據此，在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中，沒有再提計劃經濟為主，連計劃經濟一詞也沒有再提。報告中的新提法是：“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計劃與市場的作用范圍都是覆蓋全社會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5]這里雖然沒有公開提 “市場經濟”概念，但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事實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接軌了。

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與中央兩位同志談話時提出：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征求了李先念和陳云同志的意見，他們贊成”。[2](P296)但是，1989年政治風波后，質疑市場取向改革的聲音紛至沓來。有人批評不強調計劃經濟，而強調市場調節，特別是對“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提出質疑和責難，影響到上層的決策。鄧小平對此做了應對性講話。針對質疑市場調節的觀點，他提出：“我們要繼續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2](P306)對這一段講話，我有兩點見解：首先，是強調要堅持市場調節的改革，不能因有人質疑而放棄。第二，適應當時的復雜思潮，又提及十三大報告放棄了的計劃經濟概念，再次提出“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但這里所講的二者的結合，不再是原來“為主為輔”的結合，也不可能是全面計劃經濟與全面市場經濟的結合。兩者是互相排斥的。過去全面實行計劃經濟，排斥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現在全面實行市場經濟，排斥計劃經濟。市場調節與市場經濟基本上是一致的，而計劃經濟與計劃調節有一致方面，也有不一致方面。計劃經濟必然實行計劃調節，但實行市場經濟并不排斥指導性計劃調節。日本在二戰后，實行經濟計劃，也講計劃調節，是完全市場經濟中的指導性計劃調節。鄧小平這里講“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中的計劃經濟，就是他所解釋的“計劃性”。而“計劃性”絕不會是指令性計劃，只能是有時可多一點，有時可少一點的指導性計劃。也可以將其理解為宏觀調控的計劃性。

有一個有關改革的理論是非問題，學界應當重視和辯明。那就是十三大報告中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是否正確的問題。它在1989年遭質疑后，被中央決策層放棄了。原來強調的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不能動”，難以堅持了。由于決策層將其放棄，就被視作為錯誤的理論觀點，一度成為禁區，不便再提，直到現在中央文件也不再提及。其實，鄧小平并沒有肯定這兩句話有什么錯誤。我認為應準確解讀鄧小平的一段應對性的有關說明。鄧小平在一個內部講話中說：“十三大報告的那兩句話 ‘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我就沒有看出有問題，當時可能有人看出有問題，但也沒有人明確提出來。那兩句話究竟怎么樣，我也沒有研究。如果錯了，就不講了”。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鄧小平始終沒有說這兩句話有什么錯誤，只是用了個假定語：“如果錯了就不講了”。如果不錯呢，當然可以繼續講。特別是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應肯定“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接軌的。因此我認為，應當對作為改革理論創新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正名，肯定其作為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突破了社會主義只能局部實行市場經濟，而不能完全即全面實行市場經濟的戒律，為我國全面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但是，關于鄧小平的南方講話，要將其本質涵義與其表述的邏輯區分開來。其講話本意就是認為，社會主義可完全實行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我們引證鄧小平的南方講話，不必照搬其表述：“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2](P373)重在把握其理論實質，而不重在其表述的形式。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這一重要刊物2016年第4期中，論述了這個問題，這里再轉述一下：不能把計劃等同于計劃經濟；也不能把市場等于市場經濟。“日本學者曾明確指出，他們實行的經濟計劃不等于社會主義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我國在實行指令性計劃經濟時期也有市場，但不是市場經濟。我們要從精神實質上把握鄧小平講話的原本含義。” [6]因此，理論工作者在寫教材和論著時，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應按其精神實質做些變通的表述。

二、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

市場經濟的曲折歷程評析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雖沒有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概念，但他們認為在社會主義新制度中，將實行計劃調節。社會經濟的發展將按社會需要有計劃合比例地進行，也可以將其概括為實行計劃經濟。馬恩不但不會認為社會主義會實行市場經濟，而且認為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即我們所講的商品經濟也不再存在。列寧的論著中應用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概念，而且將其視作兩種相互對立的社會制度。他在1906年的《土地問題和爭取自由的斗爭》一文中明確提出： “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只有建立起大規模的社會化的計劃經濟”，并將生產資料轉歸勞動者階級所有，“才能消滅一切剝削”。[7]

新中國成立后，既要進一步學習馬列著作，又要學習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經驗。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的時期，從1953年起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因當時還存在民族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所以計劃經濟不可能囊括全國國民經濟。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實行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同時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直到改革開放前，一直把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緊密聯結在一起。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實行改革開放，總結以往計劃經濟發展的得失，認識到實行單一的計劃經濟存在一些管得過死的弊端，需要改革。但也不能簡單否定社會主義建設前期階段實行計劃經濟的必要性與必然性。若沒有統一的計劃指導與管理，我國能較快地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么？能建立起新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么？計劃經濟的弊端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步顯露出來的。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評價計劃經濟的歷史作用。

最先提出計劃經濟的弊端，需要引入市場調節（市場經濟）機制的是陳云。根據陳云當時的秘書朱佳木同志的說明，早在1978年9月的理論務虛會上，李先念就根據陳云的意見，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8]1979年2月，李先念在一個會議上又進一步講：“我同陳云同志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9](P236)1979年3月8日，陳云同志寫的《計劃與市場問題》一文中指出：1917年后的蘇聯和1949年后的中國“都是按照馬克思所說的有計劃按比例辦事的”。“但是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原理（有計劃按比例）加以發展，這就導致現在計劃經濟中出現的缺點。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所謂市場調節，就是價值規律調節，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來加以調節。” “現在的計劃太死，包括的東西太多，……，因此生產不能豐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單調。” [10](P244-245)

陳云主張應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在今后的經濟調整和體制改革中，“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 [10]（P244-247）

陳云的這一改革思想，被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寫入鄧小平主持起草的1981年6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寫入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中；寫人1982年通過的我國憲法中。鄧小平在1982年4月3日的講話中肯定：“最重要的，還是陳云同志說的，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市場調節為輔。” [9]（P293）

對陳云同志的“為主為輔”的改革思想，應采取歷史與邏輯統一的分析方法。筆者提出幾點認識：第一，從現在我國全面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放棄計劃經濟的改革模式來看，“為主為輔”的指導思想顯然是有歷史局限性的。但是，在中央決策層中，陳云最先指出計劃經濟存在的缺點，需要引入市場調節（市場經濟），把經濟搞活，是有創新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不能贊同有的學者對其進行不合理的批評；也不贊同有人將鄧小平與陳云區分為市場經濟派和計劃經濟派。胡錦濤于2005年6月13日《在陳云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指出：陳云同志“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只有計劃按比例還不行，還必須有市場調節。他的這個重要認識，對我們突破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曾經產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1]陳云同志積極支持和推動鄧小平同志倡導的改革開放，并以自己長期領導經濟工作的豐富經驗，提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重要思想。第二，改革的理論思想總有一個開始探索和逐步發展的過程。“為主為輔”的理論思想，在長期被認為是不可動搖的計劃經濟體制中打開了一個缺口。而且更有意義的是，得到鄧小平支持的這一 “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為輔”的理論思想，沖破了中外的傳統認識：市場經濟必然是以私有制為基礎，與資本主義劃等號。我國改革伊始，提出的以市場經濟作補充，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結合的新型的市場經濟。后來，突破了公有制一統天下的局面，發展了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和外資經濟。這種私有制經濟，是天然的市場經濟。我國的市場經濟范圍擴大了。第三，陳云的“為主為輔”的改革思想，在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稕Q定》中雖然沒有提“為主為輔”的模式，但在實際論述中包含了這一思想。《決定》中講：“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不只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這段話不能理解為肯定計劃經濟，否定市場經濟。”它的本意是，從總體上說，不實行市場經濟，但局部可以實行。并且明確指出：“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和交換，主要是部分農副產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務修理行業的勞務活動。” [12](P569）這就是把局部實行市場經濟的范圍作了具體化的說明。

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把市場取向的改革推向前進，把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內在地統一起來。提出“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2](P568）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也包括指導性計劃。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事實上提出了新的經濟體制即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強調充分發展商品經濟，就是強調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直到1989年在慶祝新中國40周年的大會上，江澤民繼續講“要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是復述鄧小平的講話內容。他接著又講：“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盤否定計劃經濟，企圖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然導致經濟生活和整個社會生活的混亂。” [13]很顯然，這段話的本意是既不能完全實行計劃經濟，又不能完全實行市場經濟，而是要將兩者結合。但怎樣具體結合，江澤民提出要進一步探索。當時，非公有制經濟已經發展起來，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不納入國家的計劃，完全實行市場經濟。但當時條件下，主要是認為國有經濟不能完全放棄計劃經濟，轉為實行完全的市場經濟。

為什么李先念主席要斷然拒絕美國建議中國完全放棄計劃經濟，只實行市場經濟呢？而且將其與“搞資本主義、全盤西化”相連在一起呢？這是因為美國和其他某些西方國家，明確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的策略，主要是兩手：政治上要求實現西方的民主化；經濟上實行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式的市場經濟。蘇聯的改革接受了西方的這種改革策略，必然轉向全盤西方化。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是無論局部實行或全面實行，都是以公有制為基礎或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了認清西方建議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圖謀，可看一下《華爾街曰報》于1988年8月11日的一篇值得重視的文章：《戰略轉變：美國重新確定安全政策》。其中提出：“共產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正在衰敗。” 在此形勢下，美國“新的安全政策……的目的是促進積極的變化，諸如在第三世界甚至在東方集團內擴展民主概念和市場經濟。”西方國家當時提出援助蘇東和進行經濟合作的條件，就是要求首先實行市場經濟和多黨民主政治。蘇聯竟然接受了其建議，按西方的策略進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最終實行了和平演變。中國是在蘇東劇變后全面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有人強調市場經濟是中性的，不存在“姓資姓社”問題，所以主張不要在市場經濟前面加添社會主義一詞。這涉及改革的大方向問題。市場經濟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制度，它必然與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相結合。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相結合，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結合，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此，我國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習近平同志強調指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如果離開了黨和政府的領導、引導與監管的作用，離開了政府的宏觀調控，完全由市場自發地起決定性作用，能夠實現憲法規定的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么？能實現同樣是憲法規定而且中央文件一再強調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么？市場經濟是市場在微觀經濟層次起決定性作用，但政府也要發揮作用。否則，欺行霸市、制假販假、市場割據、違法競爭等，會破壞市場秩序和市場規則，給社會制成全面損害。要讓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結合起來，政府的作用要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在市場取向的改革過程中，無論是發揮市場調節作用，或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或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都離不開價格的改革。在這方面我國是出現過弊端和失誤的。我們既要總結改革的成功的經驗，這是主要方面；也要總結失誤的方面，這有利于記取教訓，更好地前進。比如，我國曾在一個時期實行價格雙軌制，即同一種緊缺商品其售價分為計劃價格和計劃外價格，兩者有較大的差距。有些人憑借特殊關系和手段，可獲得批條，取得計劃內的較低價商品，轉手以高價格倒賣，謀取厚利，被稱作“倒爺”。另外，1988年搞“價格改革闖關”，并未成功。我們知道，發揮市場調節企業的作用，需要理順價格體系。但是，在長期供不應求被稱作短缺經濟的情況下，能否實行“放開價格”的改革，需要有周密的考慮與策劃，要有一個隨著經濟發展、供求差距縮小、逐步放開價格的過程。1988年，我國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差距還很大。據統計，從1984年到1987年，四年累計供求差額為3000億元。1988年同1987年相比，總供求差率由13.6%擴大到16.2%，已經出現了較顯著的通貨膨脹現象，是不宜出臺“放開價格”的改革的。但是，當時有一種起指導作用的思想，認為“長痛不如短痛”，要搞“價格改革闖關”。同年8月，在北戴河會議通過了價格改革的初步方案，提出 “絕大多數商品價格放開，由市場調節”。由于同年7月先期放開了名酒名煙的價格，導致價格猛漲幾倍，造成放開價格就是讓價格猛漲的社會心理。因而，當北戴河會議價格改革的方案一傳播，就發生了廣大居民到銀行排隊提取存款，搶購商品的風潮，銀行紛紛告急。中央迅速改變政策，推遲價格改革措施。在同年9月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兩年中實行治理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的任務。198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公開指出了價格改革的失誤。1992年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價格改革進人新階段，價格逐步放開，與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相配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進一步完善。需要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價格體系和運行機制，為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做出新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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