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延安文藝座談會（閻文喜 作）】
【編者按】本文系作者劉加民為迎接明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在“紅色歷程與文藝擔當”臨沂市民間文藝骨干人才培訓班上的講義稿，現授權“昆侖策研究院”修訂發布，以饗讀者。
——重溫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2022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80周年，各方面會有重要活動。我這幾天整理了一些相關的資料，也結合這幾年文藝界的一些情況，進行一點粗淺的分析，供大家參考。
一、長征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長征勝利把全世界的眼光持續聚焦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13年舉足輕重。那是1935年10月19日，到1948年5月26日，黨中央在這里指揮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進行了土地革命、整風運動，發動了大生產運動，召開了七大。毛澤東思想逐步完善并成為我黨主導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黨內共識，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基本架構得以擘畫完成，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形成新中國文藝的主流，深遠影響延續至今。說到延安，必然要說到長征。延安是因為長征成為歷史名城，革命圣地的，長征是彪炳史冊的重大事件，是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絕后的壯舉。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率領工農紅軍到達陜北的吳起鎮，11月7日國家機關搬遷到瓦窯堡，1936年6月21日，遷到保安縣城。1937年1月10-13日毛主席的團隊全部到了延安。從此，延安成為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總指揮和大后方。關于長征勝利的意義，毛主席1935年12月27日在陜北瓦窯堡的黨內活躍分子會議上的講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有精準概括，也廣為流傳，這就是：“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干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北伐戰爭，到八一南昌起義，到國民黨政府對紅軍的五次圍剿，中國共產黨越來越成為當時民國政府的心腹之患，一直高居各種媒體的“熱搜榜”，紅軍被迫進行萬里長征，更是像播種機、宣傳隊一樣，把共產主義思想傳遍了千家萬戶。西方記者親臨延安的戰地采訪，出版的圖書和新聞報道，震驚了西方世界。可以說，紅軍長征勝利，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過來了。與此同時，作為執政府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面對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策略。1931年“9·18”事變之后，東北、華北、淞滬等不斷淪陷，日本侵略者甚至在宛平城外駐軍，隨時準備全面侵華。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主義情緒如火藥桶一般，一觸即發。
二、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共產黨迅速占領抗日救亡的道義制高點，并逐步成為切切實實的領導者
1937年“七·七”事變之后，在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立即向全國發出《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 同時，呼吁社會各界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7月9日，毛澤東收到葉劍英來電。來電說，盧溝橋事件轟動全國，全世界。為團結抗日，毛澤東還特別注意搞好與蘇區周邊友軍的關系。7月13日，毛澤東致電葉劍英，指示他積極同中央軍17路軍及馮欽哉等接洽協商對日堅決抗戰之總方針及辦法。同日，為國民黨軍高桂滋師和李仙洲師開赴抗日前線，與朱德聯名發出致敬電。14日，毛澤東致電中共神府特委，指出：高桂滋、李仙洲部準備繼續開赴抗日前線，望立即嚴令神府黨政機關及地方部隊，對他們所遺防地，我們不得有絲毫侵占和騷亂行為，應各守原防不得異動。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與朱德多次致電國民黨軍駐榆林的高雙成師長，協商解決騎匪滋擾蘇區事。7月14日、15日、17日、20日，毛澤東四次致電閻錫山，呼吁團結抗日，協商抗日辦法。7月13日，延安召開共產黨員和機關干部緊急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并講話。他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第二天，毛澤東同朱德即發布紅軍在10天準備完畢，待命開赴抗日前線的命令。也是這一天，毛澤東在關于廣東、廣西、四川各地方當局對全國抗戰應采取的方針問題致張云逸的電報中指出：各方此時的任務是，一方面促成蔣介石建立全國抗戰的最后決心；一方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并同南京一道去做。7月18日，延安市民眾舉行援助平津抗戰大會，毛澤東出席大會并報告盧溝橋事件的經過及最近情況。7月23日，毛澤東寫了《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7月26日，此文在《解放》周刊上發表。
【《解放》周刊發表毛澤東《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
文章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7月8日向全國發出的號召抗戰的宣言和蔣介石于7月17日在廬山發表的準備抗戰的談話，是國共兩黨對盧溝橋事變的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政治宣言。這兩個宣言的共同點是：主張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這是對付日本進攻的第一種方針，正確的方針。但是還有采取主張妥協退讓的第二種方針的可能。文章提出實現堅決抗戰的一整套辦法：(一)全國軍隊總動員；(二)全國人民總動員；(三)改革政治機構；(四)實行抗日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綱領，并立即開始實行；(六)國防教育；(七)抗日的財政經濟政策；(八)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文章還列舉了與之相反的不抵抗方針的一套不抵抗辦法。接著指出：辦法是跟著方針來的。方針是不抵抗的時候，一切辦法都反映不抵抗主義。方針如果是堅決抗戰，那就非實行合乎這個方針的一套辦法不可，非實行這八大綱領不可。實行第一種方針，采取第一套辦法，就一定得一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實現中國自由解放的前途。實行第二種方針，采取第二套辦法，就一定得一個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中國人民都做牛馬的前途。文章最后號召全國的愛國同胞、愛國軍隊、愛國黨派，一致團結起來，堅決地實行第一種方針，采取第一套辦法，爭取第一個前途；堅決地反對第二種方針，反對第二套辦法，避免第二個前途。在“八一”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上演講。8月1日，延安召開第一屆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毛澤東出席開幕式并作演講。他說，日本帝國主義打到華北來了！平津失守了！（按：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繼失守。）如果我們還不動員起來抗戰，那日本帝國主義就要打到我們這里來了。蘇區是全國抗日模范區。在這個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已到最后關頭的時候，我們舉行這個抗戰動員運動大會，是有著極重大的意義的。我們要做一個榜樣，表示我們抗戰的決心。毛澤東懷著十分遺憾的心情提到：很久以前，我們就兩次三番地對他們（按：指國民黨當局）說過，希望他們堅決抗戰，他們不聽，始終動搖不定，始終沒有堅決抗戰的決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動搖不定，沒有抗戰決心所致。華北當局始終是抱著委曲求全的態度，在軍事上不做充分的準備，對于民眾是懷著不必要的戒心，不發動民眾，不擴大民眾愛國運動；相反的，還要出告示，下戒嚴令，要民眾“鎮靜”，使有著滿腔熱血的愛國民眾們，動彈不得。這樣干的結果，便把平津丟掉了！我希望全國守土抗戰的將士們，對于這個悲痛的教訓，有所警惕！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方針，這個方針就是堅決打日本！立即動員全國民眾，工農商學兵，各黨各派各階層，一致聯合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作殊死的斗爭！這是民族獨立與自由的不二方針。毛澤東在演講中最后指出：我們今天舉行這個抗戰動員運動大會，就是向著這個方針邁進。我們這個運動大會，不僅是運動競賽，而且要為抗戰而動員起來。為了保衛國家，保衛領土，我們要把全國民眾動員起來。同志們，準備出發到河北去，準備到抗日的最前線去，把我們這里的方針與辦法帶到全國各地去，把我們的決心帶到抗日最前線去！抗戰動員體育運動大會8月6日閉幕，毛澤東出席大會并致閉幕詞。他說，運動大會精神很好，我們應該把這一運動大會精神發揚到全蘇區去，發揚到每個人民中去。因為我們體育運動應該是大家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我們要喚起民眾堅決打日本，堅決抗戰是要每個人民參加的，正好像體育運動也要大家參加一樣。最后毛澤東號召大家：要努力學習軍事體育來武裝我們的手足，學習政治來武裝我們的頭腦，把這一大會的精神帶到各個地方各部隊中去。當然，這個時期，作為執政府的國民黨也有抗戰的表示，但是更多的青年人選擇離開國統區，到延安去。間接說明了，是中國共產黨得到了民心，并贏得了道義上的勝利。
三、在國家危亡之際，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沖破重重阻攔，從祖國四面八方奔向延安
日本侵略者的得寸進尺，國民黨當局的妥協退讓，讓全中國的愛國主義者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東北淪陷了，華北失守了，上海、南京也落入敵手。1936年11月，著名作家丁玲，拿著宋慶齡贈送的350元，她是剛剛從國民黨監獄里釋放出來，就直接奔赴延安。這是第一個來到延安的知名文藝家。毛主席、周副主席格外重視，設宴款待。毛主席問：“你打算做什么？”丁玲毫不猶豫地答道：“當紅軍！”于是她換上戎裝，躍馬揚鞭到了隴東前線，寫下了歌頌彭德懷、左權將軍的報告文學佳作。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代表合影中的毛澤東和丁玲】
壁上紅旗飄落照，
西風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時新。
洞中開宴會，
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東。
昨日文小姐，
今日武將軍。
詩人艾青、嚴辰，小說家羅烽、逮斐，畫家張仃結伴化裝來到延安。一個月路程沖破47道關卡。艾青激動地講：“我這個‘流浪兒子’，終于回到了‘娘’的懷抱！”張仃高興得在地上打滾，親著、吻著陜北的黃土地。張仃是1938年秋來到延安的，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藝術創作和教學發生新的轉折。
初到延安的時候，21歲的張仃還是一副國統區自由知識分子的做派，腳蹬馬靴，身穿吊帶褲。有著獨立藝術追求的張仃被看成是“異類”，他對素描、透視、解剖之類不感興趣，而是大講畢加索、凡高、印象派，講現代繪畫的色彩與變形規律，這在當時的延安顯然過于“前衛”；他為延安文藝界人士畫的漫畫肖像被批判成“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個性獨具而被列為延安魯藝“三大怪”之一。后來，張仃又轉到了老鄉肖軍領頭的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這里只有他一個人是搞美術的，于是，所有與設計有關的事情，都由他一人包攬了。他一炮打紅的設計是作家俱樂部，用的都是山溝里的土材料：用木頭搭起一個酒吧，外面罩上藍、白土布；把老鄉篩面粉用的籮（細銅絲編織而成），用木片裝飾成筒狀，掛在四面墻上，一盞小油燈從絲網里射出迷蒙的光線；把一個大籮筐吊在屋頂，用抽成褶的白土布圍成燈罩。有點像現在的798藝術空間。冼星海，這個廣東漁民的苦孩子來了。他認定“延安就是新中國的發祥地”，“那里有著無限的希望和光明”，延安窯洞暖、小米香，是最理想的施展才能的地方。著名音樂家劉熾來了，他出身于西安的某銀行職員家庭，海倫斯諾記錄有誤，說他是銀行行長的兒子。劉熾從一個鑄字的童工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一名小戰士。在北上延安的途中，劉熾興奮得不能自己，又跳又唱。一位東北軍的軍官說：“這娃像顆小火苗，一張能唱歌的嘴，兩撇又粗又重的眉毛，活像個熾熱的熾字組成的人，叫啥劉德蔭么，就叫劉熾吧！”到延安后，有著傳統封建意味的原名就這樣被人們所遺忘了。眾多名家，都懷著一個希望，選擇一條道路——延安光明之路。繼袁牧之、陳波兒之后，演藝圈內受盡凌辱的十分柔弱的女明星周璇，也曾多次聯系去延安，可惜含恨未能成行。與賀綠汀同行的鄒韜奮，出版界的領軍人物，不幸病逝在新四軍開赴延安的途中。臨終前，留下遺書請求黨中央追認他為中共黨員，并將骨灰運往延安。畫家蔡若虹臨到延安附近卻被受阻，只好繞道香港、河內、昆明，費時七個月才到達理想之地。舞蹈家吳曉邦及其夫人盛婕，背著沒過滿月的小女來到延安，為此他們給女兒起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小名“安娘”。這個新生命的降生，也標志著他們夫婦新生活的開始。留法的“洋學生”陳學昭也來了。她說：“我們像暗夜迷途的小孩，尋找慈母的保護與扶持，投入了邊區的胸懷！”從此，她成為延安唯一的文學博士。文壇名將茅盾攜妻帶小也來到了延安。毛主席多次會見了這位闊別十多年的老朋友。詩人田間幾次往返延安，放歌吐心曲：“黨呵，母親，你的兒女回來了。”“世界上哪有這樣美的城市？我在這里喝一口水，都是甜滋滋的；我在這里抓一把土，都是香噴噴的。”“割掉我肉還有筋，打斷骨頭還有心；只要我還有口氣，爬也爬到延安城。”著名科學家、作家高士其來得比別人更為艱難。他因科學實驗招致癱瘓，同樣也來到延安。在一首《不能走路的人的吶喊》詩中，他豪邁地呼喚：“哦，我是一個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來到延安，也要在路上助威吶喊：趕走日本鬼子，還我中國河山！”為什么如此眾多的專家學者、文藝青年，離開大城市跑到小山溝，不住樓房愛住土窯，不走柏油路喜歡爬陡坡，脫掉高跟鞋綁上麻草鞋，甚至走出課堂沖進戰壕？這是因為理想、信念和意志給了他們力量。正像“狂飚詩人”柯仲平回答的：“青年，中國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么你愛延安？”“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不能到前方抗戰；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典，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
四、大批文藝青年和紅軍中的文藝工作者匯聚延安，給延安文藝的百花園帶來了生機盎然的新局面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就多次談到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結合，文化人要“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丁玲率先領導西北戰地服務團開赴前線。毛主席在歡送晚會上鼓勵他們：“要用你們的筆，用你們的嘴與日本打仗。”“從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夾攻日本帝國主義”。服務團凱旋后，周恩來副主席贊許說：“丁玲等所組織的戰地服務團，在前線艱苦奮斗，獲得全國人民的稱頌。”隨之出現的便是風靡陜北的“街頭詩運動”。1938年8月7日，延安“戰地社”、“戰歌社”成員紛紛走上街頭，打出“街頭詩運動”的條幅，發布《街頭詩宣言》。宣言號召：“有名氏、無名氏的詩人們，寫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唱吧——抗戰的、民族的、大眾的！”頓時，延安大街小巷，坡坡洼洼，到處布滿花花綠綠的街頭詩。柯仲平、蕭三、艾青、田間、公木、朱子奇、魏巍、高敏夫、魯藜、侯唯動、張季純都是街頭詩的倡導者和參與者。詩人艾青主張“詩必須成為大眾的精神教育工具，成為革命事業里的宣傳與鼓動的武器”。聽，“我的兄弟，我的爹娘，都慘死成一堆泥漿；我的田舍，我的家鄉，也轟炸得一片精光。”“給我一支槍，我要上戰場，國仇家恨千萬樁，那個能夠再忍讓！”這些詩，能讀的，讀得有味；能聽的，聽得入神。為抗日風云添彩，為中華健兒畫像，為神州大地助威。謝覺哉說得好：“敵人看了驚，人民看了樂。”當時的延安，又是一座歌的城——戰斗的歌，團結的歌，勞動的歌；頌歌，凱歌，壯歌。這歌聲，有“信天游”的高亢、悠揚，有“藍花花”的深情、溫馨，而更多的則是大地的激蕩，黃河的怒濤。光未然、洗星海在延安窯洞里創作的《黃河大合唱》，就是其中最響亮的歌。它唱出了民族的苦難，也唱出了炎黃子孫的剛強。毛主席聽后連連贊好。周副主席欣然命筆：“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黃河大合唱》從延安唱到全國，所有抗日戰場，無不發出“怒吼吧，黃河”的戰斗強音。
詩人公木和作曲家鄭律成創作的《八路軍大合唱》，是繼《黃河大合唱》之后的又一力作。大合唱由八首歌組成，《八路軍進行曲》是其中最拔尖最受歡迎的一首。它那雄壯的旋律，剛健的節奏，伴隨著進軍的號令響遍全軍。最值得稱道的是《東方紅》。這首民歌原為陜北民歌《騎白馬》。1943年冬，陜西葭縣（今佳縣）農民歌手李有源（1903-1955）依照《騎白馬》的曲調編寫成一首長達十余段歌詞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敘事的成分，又有抒情的成分，表達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貧苦農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欣悅心情。歌曲編成后由李有源的侄子、農民歌手李增正多次在民間和群眾集會上演唱，很受人們歡迎。隨后，延安文藝工作者將《移民歌》整理、刪修成為三段歌詞，并改名為《東方紅》，1944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
五、熱情澎湃的文藝青年的到來，使延安文藝出現了嶄新面貌，也帶來了新問題
毛主席對文藝界的情況十分關注，看到了優點，也發現了問題。他說：“到了根據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結合，要有一個互相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可能而且一定會產生許多痛苦，許多摩擦”。主要是什么問題呢？
首先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突出表現在戲劇的舞臺上。當時不乏一些好劇目，如李伯釗、向隅的《農村曲》，王震之、冼星海的《軍民進行曲》，王亞凡、劉熾的《塞北黃昏》，王震之的《流寇隊長》，姚時曉的《棋局未終》，馬健翎的《查路條》等。但更多的則是從大城市搬來的一些大戲。中國戲如《日出》、《雷雨》、《蛻變》、《北京人》、《李秀成之死》、《太平天國》等；外國戲有《欽差大臣》、《偽君子》、《慳吝人》、《求婚》、《蠢貨》等。上演這些戲，對活躍文化生活，開闊視野，交流經驗，都是有益的。但問題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寫的東西太少，直接反映現實斗爭生活的作品更少。有的人“對于活潑生動的邊區生活不感興趣，缺少政治責任感”。其次是關門提高，學用脫節。魯藝校長（后來曾任中國民協主席）周揚就談道：“魯藝的教育和實際脫節的現象是嚴重的。”它“貫穿于從教學方針到每一具體實施的全部教學的過程中”。在魯藝任教的周立波也說：“魯藝的院址是在離城十里的橋兒溝，那里是鄉下，教員的宿舍，出窯洞不遠，就有農民的場院。我們和農民可以說是毗鄰而居，喝的是同一井里的泉水，住的是同一格式的窯洞，但我們卻‘老死不相往來’。整整四年之久，我沒有到農民的窯洞去過一次。”而且這種情況，“別的文藝團體里，也不在少數”。再次，藝術觀點屬舊的一套，無非是自我復歸，自我表現一類，個性解放，放飛自我。由于對工農兵“不熟、不懂”，只好在知識分子圈內找朋友，把創作視為個人情緒的表露，或用工農兵的外衣裝飾作品。有人主張還是雜文時代，有人提倡超階級的人類愛，有人甚至認為馬列主義會破壞創作情緒等等。總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總是經過種種方法，也經過文學藝術的方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宣傳他們自己的主張，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更嚴重的是政治思想混亂，片面否認延安的光明面，放大過失和局部的問題，如認為延安一片“黑暗”，沒有光明；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看不見從領導到下級，從長官到伙夫的政治平等、團結友愛；認為延安生活“單調”、“枯燥”、“沒有趣味”，感覺不到延安那種生機勃勃、歌聲朗朗的景象。當時一些文章和作品，明顯反映了這種觀點和情緒，起到了渙散軍心、瓦解斗志的作用。
對此，毛主席批評說，延安文藝界存在的種種問題說明：“同志們中間還有很多唯心論、洋教條、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等缺點，需要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必須從思想上組織上認真地整頓一番”。
六、延安整風運動結束，給文藝整風提供了堅實的政治、思想和群眾基礎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整頓學風黨風文風》的報告，拉開了整頓“三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其中以反對主觀主義為中心任務）的序幕。這是一次全黨范圍的生動活潑的馬列主義教育運動。為了推進延安文藝界的整風學習，黨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座談會之前，毛主席和有關中央領導同志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毛主席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過了幾天，艾青將毛主席委托他收集文藝方面的意見材料交給毛主席，并經修改成文發表在《解放日報》上。毛主席又約請劉白羽談話，共三次。第一次詢問了文藝界的情況，提了一些問題，讓把議論結果告他。第二次劉白羽作匯報，其中談到文藝界的問題不是立場問題，大家心是好的，只是表現不好，起了壞作用，毛主席聽后笑了起來。第三次是毛主席向劉白羽闡述了為工農兵服務和深入工農兵的思想，使劉耳目一新，豁然開朗。毛主席還約請在魯藝任教的五位教師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到楊家嶺交談。毛主席說：“知識分子到延安之前，按照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很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點。這樣的人到了延安，看見了缺點，看見了不符合他們的幻想的地方，就對延安不滿，就發牢騷。”談到人性問題時，毛主席舉例說，比如打仗，我們正在追擊敵人，這時我們旁邊的同志受傷了，倒在地上了。到底是應該停下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還是應該追擊敵人呢？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先追擊敵人，把敵人消滅。完成戰斗以后，再回來照顧受傷的同志。這樣，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說我們沒有人性，沒有人類愛，沒有同情心。在延安春夏之交、風和日麗、萬物蘇醒之時，人民領袖如此耐心地約請幾十位文藝界人士為“座上客”而促膝談心，通過這種平等、坦誠和親切的交談，使毛主席不斷在思考著、估量著和構想著中國革命文藝的方向、道路和未來。
七、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推心置腹的座談會，事先沒有書面的文字稿
1942年4月27日，延安的重要文藝家陸續收到了一張特殊的請柬：“為著交換目前文藝運動各方面問題起見，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時半在楊家嶺辦公廳樓下會議室內召開座談會，敬希屆時出席為盼。”落款：“凱豐 毛澤東”。 與以往的會議相比，能夠接到毛澤東的邀請信，何其芳、劉白羽、賀敬之、胡采等文學家藝術家，都感到特別新鮮，特別高興，當然，他們當時還無法想象這次座談會將會對共產黨領導下的文藝工作產生多么巨大又深遠的影響。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召開。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主持會議。毛主席一到會場，與會者馬上活躍起來。周揚陪同毛主席和大家握手見面。當見到《八路軍進行曲》詞作者公木時，毛主席含笑說：“寫兵好，唱兵好，演兵好。”毛主席握住一二九師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的手親切地問：“你從前方回來了？”在會議大廳里，大家靜靜地聽著毛主席關于“引言”部分的講話。他頗有風趣地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即“手里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而文化軍隊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指出，召開座談會的目的是“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當談到魯迅“總司令”領導文化軍隊時，全場響起了掌聲和笑聲。接著毛主席提出立場、態度、對象、感情和學習等問題，供會議討論。由誰先發言呢？丁玲是第一個發言的，她主要是檢討了自己的《三八節有感》的一些錯誤想法。然后她激將蕭軍。蕭軍沒有謙讓，滔滔不絕地講了一通《對于當前文藝諸問題的我見》。蕭軍是東北淪陷去過來的作家，在上海時候得到過魯迅的幫助，他說，“我對政治不感興趣，我不光要成為中國第一的作家，也要成為世界第一的作家。”朱總司令聽不下去，插話說，“好啊，當偉大的作家是好事，不過不要自己給自己封，要讓別人封才好。”接著又有幾位同志談了各自對當前文藝的看法。毛主席一邊聽著，一邊不時地在紙上記著。時而微微點頭，時而淡淡一笑，時而插上幾句話。休息時，女作家白朗打趣地說：“主席，今天可還得請我們吃一頓啰？”主席笑著說：“小米飯是有的。”三天會議，中央辦公廳都款待一頓小米飯。大家三五成群地蹲在會議廳外面邊吃邊聊，而毛主席吃著飯，還在翻看記錄，思考著問題。5月16日，座談會舉行第二次會議。毛主席、朱總司令繼續聽取大家的發言。李伯釗發言說，我們有個作家寫故事，寫到老紅軍想跟洋學生談戀愛，作家用了一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老紅軍是癩蛤蟆，國統區來的學生就是白天鵝，這顯然說立場不對”。蕭軍當時不是黨員，發言依然個性張揚。他說“我一支筆指揮兩個黨，一個是國民黨，一個是共產黨”。還說“你們共產黨”如何如何，民眾劇團團長柯仲平講了他們下鄉演出盛況，說群眾看了演出送來許多慰勞品。“我們就是演《小放牛》。你們瞧不起《小放牛》嗎？老百姓都很喜歡。你們要找我們劇團怎么找呢？你們只要順著雞蛋殼、花生殼、水果皮、紅棗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與會代表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不過毛主席講：你們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沒有雞蛋吃了。從晉西北前線歸來的戰斗劇社社長歐陽山尊發言說：“戰士和老百姓對于文藝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們要你唱歌，要你演戲，要你畫漫畫，要你寫文章，并且還要求你教會他們干這些。看起來似乎你付出去的很多，但事實上，你從他們身上收到的、學到的東西更多。”他還說：“前方的戰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藝活動，這樣多的文藝干部，留在后方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線去吧，我舉雙手歡迎！”毛主席十分贊賞他的發言，說還是前方來的同志了解情況，熟悉群眾，提出了很好的意見。5月23日，座談會舉行最后一次會議。都是星期六。晚上，三根木棍懸起一盞汽燈，照得會議廳前邊的院子一片通明。朱總司令首先講話。他針對有人提出要做中國第一作家、世界第一作家；有人說魯迅一直革命，沒有轉變過，為什么要我們轉變；魯迅還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等觀點提出反駁。他說：“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農兵群眾批準。”關于轉變問題，他說：“豈但有轉變，而且是投降。”他以自己的經歷說道：“我是一個從舊軍隊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產黨的。我認為共產黨好，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到上海找黨，沒有解決參加黨的問題。后來到德國，才入了黨。我投降無產階級，并不是想來當總司令。后來打仗多了，為無產階級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還可以，才推我當總司令的。”他又說：“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為什么不該歌、不該頌呢？”最后，毛主席作“結論”。他說，座談會開了三次，開得很好。我對文藝是小學生，是門外漢，向同志們學習了很多。前兩次是我出題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題目，要我做文章。題目就叫“結論”。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他已經作了結論。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有些問題我再講一點。毛主席針對延安文藝界的現狀和爭論，聯系“五四”以來革命文藝運動的經驗，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度，明確地解決了文藝工作的方向問題、道路問題。他說：“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具體講，就是我們的文藝必須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文藝工作者“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不能有任何遲疑”。由此出發，規定了一系列完整的革命文藝路線、方針、政策，解決了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文藝的源與流的關系、普及與提高的關系以及文藝批評的標準、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重大問題。《講話》將現代文學運動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會議結束時，安排了大合影。丁玲坐在了毛主席的身邊。當事人會議說，照相的時候，主席專門招呼丁玲“坐到前排來，否則明年三八節又要有感了”。大家都笑了。
九、講話開啟了文藝新時代，影響至今
1943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七周年紀念，《講話》公開發表在當天的延安《解放日報》上。
為什么拖了這么久才發表呢？據當時《解放日報》副刊的黎辛回憶，是因為三次開會都沒有現成的稿件，由兩個速記員負責記錄。整理修飾花了一些時間，交給毛主席審定的時候，又耽誤了一些時間。黎辛說，前邊的整風報告很快就發表了，為什么這個拖延了好幾個月。主席說你們不要催了，該給的時候就給你們了。說明毛主席非常慎重。發表的時機，也是煞費苦心。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發出通知，指出《講話》“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理論建設事業上最重要的文獻之一，是毛澤東同志用通俗的語言所寫的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教科書。此文件決不是單純的文藝理論問題，而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的具體化，是每個共產黨員對待任何事物應具有的階級立場，與解決任何問題應具有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黨組織收到這一文章后，必須當作整風必讀的文件，找出適當的時間，號召在干部和黨員中進行學習。”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作家們紛紛深入生活第一線。蕭三、艾青、塞克赴南泥灣，陳荒煤赴延安縣，劉白羽、陳學昭下農村與連隊，高原、柳青去隴東，丁玲到工廠。魯藝、邊藝、部藝、平劇院、民眾劇團、西北文工團、聯政宣傳隊等也紛紛奔赴農村與前線。《講話》的貫徹，使延安文藝出現空前的繁榮局面。延安文藝運動敲響的第一聲鑼鼓，是1943年春節興起的“大秧歌運動”。魯藝師生率先推出秧歌劇《兄妹開荒》。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人觀看了演出，無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說：“像個為工農兵服務的樣子。”朱總司令說：“不錯，今年的節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作就是要密切結合政治運動和生產斗爭啊！”受熱火朝天的秧歌鑼鼓感染，大詩人艾青自告奮勇組成秧歌隊鬧騰起來。他帶領的一百多人的中央黨校秧歌隊，演遍了楊家嶺、王家坪、橋兒溝、南泥灣等地。首演周而復、蘇一平寫的《牛永貴掛彩》，影響很大，中央公辦廳特登報表彰。周副主席參加了延安整風之后，高興地把延安秧歌帶到重慶。在周公館的過道，在《新華日報》場地和八路軍辦事處的草坪上，周恩來同重慶文藝界人士與國際友人，歡歡笑笑，踏著秧歌鼓點扭跳起來。秧歌劇《兄妹開荒》、《一朵紅花》、《牛永貴掛彩》的演出，使在場觀眾大開眼界。郭沫若不禁開懷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聽罷秧歌醉拍欄。”
【1945年延安魯藝演出歌劇《白毛女》】
此后，歌劇《白毛女》引起巨大反響，成為中國歌劇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個由詩人邵子南寫出詩劇初稿，后在集體討論的基礎上，重新由賀敬之、丁毅執筆，馬可、張魯、瞿維、李煥之、向隅、陳紫、劉熾等作曲的歌劇，作為向黨的“七大”獻禮節目，標志著作家深入生活的重大收獲。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七大召開。會議結束后，毛主席回到家里，跟自己的姑娘演出《白毛女》，一開始扮演楊白勞、黃世仁，女兒李訥扮演喜兒。在延安戲劇舞臺上，利用舊戲形式，表現新的內容，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民眾劇團上演的新編秦腔《血淚仇》和《窮人恨》，感人淚下，催人奮進，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應。在改編歷史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收獲。其中影響最大的要推《逼上梁山》。毛主席看了中央黨校的演出后，連夜給作者楊紹萱、齊燕銘復信，贊揚這出戲將“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并稱贊它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
【毛主席看了《逼上梁山》演出后給延安平劇院作者楊紹萱、齊燕銘的信】
與此同時，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相繼推出，如李季的長詩《王貴與李香香》，柳青的《銅墻鐵壁》，歐陽山的《高干大》（延安第一部工業題材的小說），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以及一百多位美術家、音樂家的作品，給延安文藝園地帶來了百花爭妍的新局面。郭沫若驚喜寫道：“我完全陶醉了。”“這是一個新的時代，新的天地，新的世紀。”“在人民翻身的時候，同時也就是文藝翻身的時候。”徐悲鴻講：“新中國的藝術必將以陜北解放區為始。”女作家丁玲和歐陽山在深入邊區生活之后，分別創作了報告文學《田保霖》和《活在新社會里》。毛主席看到這兩篇作品后，當即寫信勉勵他們：“你們的文章我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國人民慶祝，替你們兩位的新寫作作風慶祝！”后來，毛主席又講：“丁玲現在到群眾中去就能寫好文章。”丁玲感動地講：“這封信給我很大幫助，我的新的寫作作風開始了。什么是新的寫作作風呢？就是寫工農兵。”丁玲的話，道出了延安作家、藝術家的心聲，《講話》給延安文藝界帶來了嶄新的精神面貌。從此，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中國革命文藝不斷出現新的高潮。《講話》精神，不僅在戰爭年代，而且在建國以來，都指引著中國革命文藝的方向，成為照耀革命文藝家前進的一座燈塔。我們相信，作為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獻，即使在將來，《講話》必將發出久遠的回響。最后，寫打油一首送給大家：
使命光榮任在身，
探索前行不忘本。
與時俱進不保守，
革命文藝四季春。
人民文藝人民愛，
四個自信記在心。
延安精神代代傳，
江山總有后來人。
（作者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