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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飛：讀懂父親

點擊：4997  作者：謝飛    來源： 總字部隊子弟  發布時間:2020-06-11 09:48:35

 

   謝覺哉是我的父親。

 

在網上查詢，對他的解釋一般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國法制奠基人”等，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部長、最高法院院長、政協副主席等職。所以我從小就被稱為“高干子弟”。

 

但是，我真正了解我的父親嗎？我到了自己老年時候，才發現對他的了解并不多。2014年是父親的一百三十歲誕辰，他大我母親二十九歲。母親王定國二十九歲時生的我，所以父親與我的年齡差別是五十八歲，可謂“忘年父子”。如果以二十或二十五年算一代人的話，我和父親生活的人生歲月，有著兩代多的巨大的時代差距。

 

父親健在的時候，我們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還多是學齡兒童、少年或青年；父親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雖已大學畢業、留校任教，但運動頻頻，上山下鄉，我在他身邊的時光也是少得可憐。1971年6月，當我興沖沖地從保定白洋淀農村干校返回北京準備結婚的時候，卻碰到了父親的去世與葬禮。在那時候“橫掃一切陋習”的“革命氣氛”下，記得在北京醫院的太平間里我們家人搞了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醫院養病的“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副主席，在他兒子良翮的攙扶下趕來見老友的最后一面。他兒子手里拿著董老手書的挽聯，我至今記憶猶新：“長征老戰士，文革病詩人。”

 

時光匆匆，一晃父親去世已經四十三年了。我的青壯年時期，欣逢改革開放的好時代，忙于開創自己的事業，教書、拍電影；忙于成家、撫育孩子，也沒有多少時間與精力去了解父親。只是當我自己進入老年，專業和家務閑下來后，才開始去讀母親早在三十年前的1982年就組織人編寫、出版好的《謝覺哉傳》、《謝覺哉日記》、《謝覺哉文集》等著作，才開始對他的思想、工作、才華以及生活、情感有了些實實在在的了解。

 

整整晚了四十多年啊，可謂“不孝子孫”！真是應了那句歌詞，“時間都去哪兒了？”我到了七十二歲，才開始真正“盡孝”。好在還有這句諺語：晚做勝于不做。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父親在工作之余寫作、發表了大量思想文化雜文，享譽社會。1956年12月24日，他在《愛父母》一文中寫道：

 

人，從出生到死即從小到老：中間是“養人”——勞動力強壯時期；兩頭是“人養”——幼小時期和衰老時期。這是人類生活的自然規律，絕不因社會制度不同而改變。

 

記不得是誰說的話也是這一道理：人生三件大事，即結婚、生子、送老人。當你送完老人時，你的孩子就開始送你了。

 

去年開始，我輪替我哥哥謝飄，搬到母親家住，有了更多的時間去陪伴老人，去閱讀父親的著述。母親王定國也是位老紅軍，已經一百零二歲了，身體康健，生活基本自理。她最大的愉快是每天看到有孩子們在身邊。還是在那篇文章中，父親寫道：

 

養父母，不只是給他們穿吃、不凍不餓而已，還要有親愛的誠意和敬意，使老人們感到愉快。

 

對于早已離去的父親，我們努力去讀懂他的人生、思想，了解父輩們的足跡與悲歡，是后輩的責任與敬意。這些，促使我開始編輯這本《謝覺哉家書》。

 

本《家書》收集了父親給家人的九十余封信件，最早的是1919年寄出，最晚的是他1963年中風后，用左手艱難書寫的；我的湖南的兄姐與母親將多數書信的珍貴手跡保存了下來，實屬不易。看著這些已經發黃變脆的信函，看著父親從青壯年到老年不斷變化的毛筆書法，看著那些信封、郵票，我不禁感慨這已經或即將永遠消失的書信交流方式的美好與偉大！數字、網絡技術的發展，電話、微博、微信等的使用，讓人們遠在天涯如咫尺；過去親人、朋友、同事之間的思念、擔憂、述說的需求與情感全沒有了醞釀和表達的空間與時間。它給我們人類的文化與情感帶來的是進步還是退化，誰又能說得清楚呢！

 

好在我們還可以整理出版前輩們的書信，像暢銷多年的《曾國藩家書》、《傅雷家書》等，從中去了解前輩人的思想、情感、生活，以至社會與歷史。

 

 

二

 

很可惜，沒有收集到父親青年時期給其父母的書信。父親十六歲時，他母親病逝；二十一歲時父親去世。除了父母，家庭的主要成員就是丈夫或妻子，即配偶?，F在找到父親的書信，不少是給他的前后兩位夫人寫的。

 

說來有趣，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前，我們兄弟姐妹都沒有聽說過父親的第一位夫人何敦秀的名字，更沒有見過她；只知道在老家湖南寧鄉，父親還有幾個孩子，年紀都很大了，有一位哥哥謝放，1937年5月也到了延安參加革命；知道我們的一些侄兒、侄女，不少比我們年紀都大，許多也在北京上學。后來通過父親的日記、書信，特別是1984年我拍電影《湘女蕭蕭》時，第一次回到了父親的故居——寧鄉沙田鄉堆資村的南馥沖，才第一次見到何夫人的照片。知道50年代她也隨其小兒子謝放到北京居住，直到1967年，八十八歲，沒有吃過一片藥，壽終正寢。也就是說，同住在北京多年，我們孩子們卻對她一無所知。

 

編輯和通讀了從20到40年代父親給何夫人的家信，我才漸漸地理解了為什么他會如此謹慎地瞞著我們孩子們，才逐步認識到時代的巨大變遷帶給父親的家庭生活的復雜境遇，才最終體會到父親一生中在處理家庭婚姻問題上顯示的理智、溫情與人性的光輝。

 

父親與何敦秀的婚姻完全是舊中國農村的典型的傳統婚姻。何敦秀出身一中醫世家，其父親中過舉人，做過清朝官員，家教敦厚，小時讀過三年私塾。那時候，父親曾在何家附近的一個書院讀書，與何敦秀的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耍，被何父看中，安排與其女見面，在兩人默許下，雙方家庭結下了這個姻緣。結婚時父親只有十五歲，何夫人比他長近五歲，妻子比丈夫大四至五歲，是當時當地的習俗。在1939年9月8日父親致何夫人的信里，曾回憶說：

 

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結婚了，那天，不記得誰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進去，說是什么“大事”。

 

那時的“大事”，就是家族的“傳宗接代”。他們生活在一起的頭十五年中，共同生育了四男三女。

 

父親和我母親王定國的婚姻則是“組織安排”的。1937年，父親已離開家鄉、妻兒十多年了，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父親被派到甘肅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做毛澤東代表。我母親在西路軍戰敗失散多日后，在張掖找到組織，展開了營救失散紅軍的工作，半年后她也來到蘭州辦事處工作。母親后來跟在她身邊工作的人講（注意，不是直接和我們這些子女講）：那時，組織上說謝老年紀大，生活上需要有人照顧；做時任蘭州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寧鄉同鄉賀耀祖的統戰工作，需要有夫人身份的人出面協助，希望我母親與謝老結為伉儷。母親同意了，但晚上吃飯慶祝后，讓她進謝老的臥室，她不干。母親出身窮苦，小時候做過童養媳，不識字，她說：“讓我照顧謝老我同意，怎么還一起睡覺？”別人告訴她，結為伉儷，就是夫妻，她猶豫了，說希望給她時間考慮，她自己在四方面軍時有個相好叫張靜波，是她參加革命的引路人，現在不知還活著沒有，希望組織上幫她打聽清楚。后來查清張靜波烈士已在紅軍西征戰斗中英勇犧牲了，母親才同意了婚姻。

 

生活在“一夫一妻”、“先戀愛、后結婚”時代的現代人，往往不理解或喜歡嘲弄、調侃舊時代人們“多妻、多婚”的婚姻情況，而不去了解我們的父輩，以至人類社會很長時期存在的歷史與社會背景。仔細閱讀父親半個世紀中給兩位夫人的通信，我具體地感知了百年來中國人生活形式與制度的復雜存在與變遷，更感受到中國人幾千年的“相敬如賓、珍惜親情”的美好民族傳統。

 

父親是清朝科舉的“末代秀才”，詩詞文章，四鄉聞名；而兩段婚姻的夫人并不是什么“才女”，我母親甚至還是文盲。母親曾回憶說，結婚后，父親寫文章時讓她去辦公室拿西北日報，拿了三次都沒拿對，就奇怪地問：怎么回事？母親才難堪地說：“我不識字。”父親聽后恍然，說：“不用怕，我教你。”本書第二輯中收集了父親在母親第一次提筆給他的信（1956年6月18日）上的文字修改，就是他們教與學的一個有趣例證。在他們相伴的三十四年中，母親不僅脫了盲，還跟著父親學寫詩詞，練書法；晚年成為了有名的書畫社會活動家。1963年1月，父親書寫了壽詩贈與母親，祝賀她五十大壽：

 

暑往寒來五十年，鬢華猶襯臘花鮮。幾經桑海人猶健，俯視風云我亦仙。后樂先憂斯世事，朝鋤暮飼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紛紛舞彩在庭前。

 

詩文表達了他們這對“先結婚、后戀愛”的伉儷令人羨慕的夫妻情誼。

 

父親年輕時還跟著岳父學過一年多的中醫。投身革命之后，教書、辦報，長年在外。“馬日事變”之后，更是與家里斷絕了音訊。湖北洪湖、江西蘇區、長征陜北，十多年的艱難革命生涯，父親從來沒有中斷對家中親人的思念。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給家鄉寫信、寄詩。在1937年寄給何夫人的詩詞中，他深情地寫著：

 

音書久斷絕，生死不可蹤。累汝苦思念，暮暮復晨晨。累汝御強暴，一夕或數驚。累汝家計重，荊棘苦支撐。遙知鬢發改，不復舊時容。

 

在遙遠的西北高原，已經和我母親在一起，并育有五個孩子的情況下，父親仍一直與何夫人通信，問候與幫助家人的生活，并堅稱“你永遠是我的夫人”。直到1951年9月7日，父親給何夫人寫的最后一封親筆信，明確表示：

 

我的意見，你不來北京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們離開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來，很不好處置，要發生糾紛?，F是新世界，和舊世界不一樣。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經不起煩惱，對我不好，對你也不好。

 

同有些人不承認、不理、不見的做法不一樣，父親理智、平和地處理了在新社會“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關系。50年代末，八十歲高齡的何夫人被她參加革命工作的小兒子謝放接到北京居住后，據說父親和母親請她來過家里，也多次過去看望她，并經常送去生活費。何夫人曾對我母親說：“王定國同志，感謝你對謝胡子照顧得這么好。”何敦秀1967年去世后，母親又親自過去幫助料理后事，兩人互敬互重的情誼，令我們晚輩贊賞、感嘆。

 

夫妻的親情是家庭的基礎，感情與責任并重，包容與堅持相伴，付出與獲得雙贏。從書信中，我們后輩可以了解與學習到許多人生的經驗與道理。

 

 

三

 

養育兒孫，是父親家書里的主要內容。

 

父親在湖南家育有四男三女，北京家有五男二女，加上后來代撫養的侄兒女、孫兒女們，不下三四十人，可謂“望族”。生而有養，養而有教，是為父母之道。書信集中收錄的多數信件是寫給我們這些孩子們的。

 

50年代初，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值青壯年時期的湖南的兒女們，紛紛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親給予他們“照顧”，走出農村，到城里工作。這一時期的不少信件里，父親都是在教育兒孫、親友們要安心農村生產，學習新知識，跟上新時代，過好“土改關”，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1950年1月21日在給兩位大兒子的信中，他寫道：

 

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

 

并寫出了那首有名的詩句：

 

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把自己比作家鄉村里有名的長工周老官，顯示了父親為民為國的共產黨人本色。

 

“四十離家七十回”，新中國成立后父親于1957年、1960年、1961年曾三次回到湖南，卻只有兩次去到家鄉南馥沖老家。后來他許多信里都提到這個經歷：

 

去年正月我到寧鄉看了許多好東西，值得稱贊的，但也有的看不順眼。為甚么我只在南馥沖站了兩個鐘頭就跑了，因為逼得我不能不跑。連夜由譚家灣修一條到我屋門走汽車的路，這是為什么？堆子山的木橋沒有了，不修（聽見細屋背嘴的橋也沒有了），卻趕修一條過汽車的橋——漲水就要被沖去。屋子里站幾個穿白衣的招待員，不知道在哪里學來的。

 

對子女和鄉干部們的浮夸接待、農村山林環境的破壞、老百姓生活困難等現狀很有意見，多次寫信批評、教育：

 

修車路，不是對我的尊敬，而是對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說我謝胡子是個官，是個架子很大的官，這是浮夸風的反映。

 

我兩次回鄉，都不很稱意。我還想回鄉一次，不過有三個條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圍我，要讓我行動自由；第二，要農村容易買到豬肉；第三，要看到到處都是幼林。

 

這些書信、言語中，顯示的我們老一輩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風范，值得體味。

 

給我們北京家里這些學齡中孩子們的信，就多是學習、品德教育的事了。父親老來又得眾兒女，分外高興，寄托著無限的期望。1945年12月15日，在八年艱苦抗戰勝利之后，父親步毛澤東剛剛發表的震動全國的《沁園春？雪》之韻，作了一首《沁園春？為諸？孩》：

 

三男一女，飛飛列列，定定飄飄。記湯餅三朝，瞳光灼灼；束修周載，口辯滔滔。饑則傾餅，倦則索抱，攀上肩頭試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嬈。？？一群驕而又嬌，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堅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騷。居新社會學新本事，縱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長久打算，記取今？朝。

 

好一幅“群孩戲父”的圖畫啊！那時候的姐姐哥哥七八歲，我三歲，弟弟不滿一歲，“一群驕而又嬌”，圍著六十出頭的老父親，“攀肩、索抱，持竿打仗、扭秧歌”，在父親心中，將養兒育女的辛勞化為快樂，把培育后代與自己終生追求的“真理”、“新社會”理想結合起來，豈非人生幸福的極致！

 

父親在我們孩子們眼中一直是個慈祥老人的模樣。確實，在人均壽命只有三十八歲的舊中國，他從五十歲起，在長征、延安時期就被稱為“謝老”；花白的八字胡須，溫文爾雅的性格更加深了人們對其“老人”的印象。在我孩童時的記憶中，父親總是在伏案工作，任憑我們在周圍嬉戲，打鬧成一片，他仍舊提著毛筆，獨自寫著東西；實在吵得無法工作了，他頂多呵斥幾句，伸出虛握的拳頭在我們腦殼前威脅一下?，F在當我老了，年過七十的時候，瀏覽父親當年用他純熟的毛筆書法寫下的這數以百萬計的著述，才開始真正進入了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世界中去。在大量的政府、法制、民政等工作的文件、報告、文章之外，父親寫的最多的是詩詞、日記和通信，這是他的私人天地，是他的精神、情感得以表達、活躍、豐富和宣泄的地方。

 

50年代，我們還都是小學、中學的學齡兒童、少年，多數又住校，父親就利用周末時間為我們集體上課：讓母親講述童養媳的經歷，憶苦思甜，請小楷書法家樊淑真來家教寫毛筆字，等等。他自己則時不時給我們集體寫信，讓秘書打印多份發給孩子們。60年代，自大兒子謝飄到外地上學起，父親給我們的信就多了起來，他抓緊一切可以寫信的機會，如去外地開會、休養，或當孩子們給他寫了信、送了禮物時，事無巨細地關心與教導著成長中的兒女們。1962年3月8日的“致兒女”一封信寫得最長，也最豐富。他從住、吃、穿各個方面談古說今，以自己和母親的經歷教育我們：

 

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職業的人，我到北京才穿上綢內衣，還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沒有，現在你們穿綢內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沒有表，可能也會要了。皮鞋，我記得一九三七年去蘭州搞統戰工作，公家給我買了一雙皮鞋，到北京為了接待外賓才買第二雙皮鞋。那時我快七十歲了。你們小小年紀就穿皮鞋，且已穿過不止一雙。

 

要求我們思想上“看過去，看別人”、“對人寬，對己刻”；生活中“要自己動手”、“愛惜東西”。今天讀來仍舊令人感慨、深思。

 

時光荏苒，許多書信都遺失了，本書信集只收集到九十七封家信。它們傳遞的內容豐富、寬泛，絕不限于我上面講到的幾點。父親一生中，把寫書信當作一個重要的生活方式。他不僅同家人通信，還和同事、朋友通信，更愿意和完全不認識的群眾、讀者、青少年學生通信。在他的書信存稿中，和內務部、最高法院、寧鄉縣委干部們的通信是最主要的部分；與自己文章讀者、通過報紙雜志轉來的青年、中小學生的通信也屢見不鮮。1954年11月，他主動給并不認識的寧鄉縣干部寫信，希望通過信件了解家鄉的情況和變化，從此與他們成為多年的信中好友；并讓他們對家鄉公眾宣布：“謝覺哉愿意和人通信！”不是親人勝似親人，在父親心中，親情、鄉情、民情是連為一體的。所以本書也收進了他給家鄉基層干部和友人的書信十八封。

 

全書總計收錄書信一百十五封。

 

今天，人類進入了“大網絡時代”，微博、微信、微說等正在替代傳統的通信、交流方式。編輯出版《謝覺哉家書》一書，是為了讓歷史留存，讓現代人不要忘記我們前輩們曾走過來的道路；在閱讀與把玩這些即將消失的文字、形式時，將前輩們以及人類長久積累的思想、情感、文化、才藝，幻化成新的形式、新的語言，永遠繼承下去，發展開來。

 

2014年10月15日初稿

2015年2月3日修訂

 

來源：人物傳記（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