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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亞夫：“覺醒年代”的爐火，鑄成了魯迅的前期思想

點擊：4744 作者：朱亞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10-19 06:27:38

【謹以此文紀念魯迅逝世85周年】

魯迅思想，經歷了早期、前期（中期）和后期。對于早期和后期思想，學界似無大的分歧，而對于魯迅的前期思想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魯迅的前期思想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和赫胥黎的存疑論”；有的說是資產階級的“進取的爭斗解放的個性主義”；有的說是“運用方法是從自然科學的觀察方法運用到人文科學方面”；有的說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認真學習黨史、國史，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了解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的來龍去脈，汲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經驗，正確了解黨和國家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這對正確認識黨情、國情十分必要，對開創未來也十分必要，因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在當前認真學習“四史”，慶祝建黨100周年之際，正確認識魯迅的前期思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以魯迅前期撰寫的雜文《墳》、《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等為主要的文本，試就魯迅的前期思想作一探討。

一、“覺醒年代”萌生旗手

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為了說明魯迅的前期思想，有必要先回顧一下釀成魯迅這一思想的社會政治環境。

魯迅的前期思想，一般是指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到1927年第一次國內戰爭結束這一時期，即魯迅36-46歲這一時期，是魯迅告別青年，進入壯年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處于“覺醒年代”，是一個社會大變局的時期。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列強重新開始瓜分中國，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歷史的新紀元。正是在十月革命曙光的照耀下，馬克思主義的東風吹進了古老的中國，從而引爆了偉大的“五四“運動的發生，把中國革命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時期。

一定的文化思想是一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這種政治、經濟的大變動必然深刻地反映到文化思想戰線上。毛澤東在其名著《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在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僅是最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他還在此文《十三四個時期》中著重指出：“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只要我們深刻領會毛澤東的這一論述，就不難看出魯迅在十月革命這一“新世紀的曙光”的指引下，開始大量接觸并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當時《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是宣傳反帝反封建的主要陣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最初的醞釀，其源頭就在《新青年》雜志編輯部，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新青年》又成為黨中央的機關刊物。魯迅是《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部成員，與日后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陳獨秀、李大釗等關系密切，耳濡目染，深受影響。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雜志上首次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出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第一聲吶喊。由此一發不可收拾，先后寫了50多篇作品。正是在這里，周樹人開始成為“魯迅”，是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戰友。“覺醒年代”的爐火，鑄成了魯迅的前期思想。因此，我們從魯迅這一時期的言行中，可看出他是一個“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現在熱播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就是一個很好的印證。

事情很清楚，既然在“覺醒年代”的五四運動之后產生的嶄新的文化生力軍，不是用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理論，比如資產階級的進化論作為指導思想，而是以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作為戰斗武器，那么作為這一嶄新的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和“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當然應是一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份子”。否則很難設想，一支浩浩蕩蕩的文化新軍，那走在隊伍前面、高舉戰旗的旗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思想上是資產階級的進化論的信徒。旗手高舉的旗幟代表著前進的方向；如果魯迅當時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那怎么能代表“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呢？歷史證明，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誠然再激進，他們也只不過是文化新軍的盟友和同路人，而決不可能是什么旗手和主將。

請注意這句話“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這就是說，衡量這樣的知識分子，有兩條標準，一是政治上贊成俄國革命，二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下面我們就從這兩個方面來談談魯迅的前期思想。

二、贊成十月革命

毛澤東有句經典名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魯迅就是這樣的先進分子。他熱烈地贊美十月革命，我們可從三個方面來認識。

（一）謳歌十月革命

正如李大釗稱頌十月革命是《庶民的勝利》一樣，早在1918 年7 月，魯迅在其生平第一篇雜文《我之節烈觀》中就熱烈地贊美十月革命：“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的眼前，早已閃出曙光。”到了1919年，魯迅更熱烈地歡呼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明確指出：十月革命是“新世紀的曙光”。他揭露北洋軍閥誣篾馬克思主義為“過激主義”的反動實質，號召中國人民學習“有主義的人民”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的精神，走俄國革命“這樣的路”，去迎接新世紀的曙光的到來。

十月革命的曙光，深深地映照到魯迅的心坎上，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而對前途充滿了信心。這從魯迅1918年年8月20日致友人許壽裳的信中可以看出：“歷觀國內無一佳象，而仆則思想頗變遷，毫不悲觀。”

以后，隨著中國革命的深入，魯迅在實踐中更加深了對十月革命的認識。他在1926年熱情謳歌說：“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三月的革命，算不得一個大風暴；到十月，才是一個大風暴，怒吼著，震蕩著，枯朽的都拉雜崩壞”。后來，魯迅在談到十月革命對自己世界觀變化時曾說：“先前，舊社會的腐敗，我是覺到了的，我希望新的起來，但不知道‘新的’該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來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這‘新的’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曙光，使魯迅看到了人類的希望是寄托在無產階級身上，從而一掃魯迅先前由于看不到前途和力量而悲觀、苦悶的情緒。

（二）擁護共產黨

贊成十月革命，必然擁護領導了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共產黨，魯迅正是這樣。當時軍閥當政，豺狼當道，踐踏民主，鎮壓革命，視共產黨為最大的禍害，正如魯迅指出的，反動派把共產黨、社會主義，看作“是最不好的名詞，象洪水猛獸一般”，傾全力嚴加防范，橫加殺戮。在中外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當時知識界不少人或認識不清，或迫于反動派淫威，對共產黨加以譴責。但是，魯迅慧眼識金，從十月革命的火花中瞥見了人類的希望，始終站在紅色大旗下同情共產黨，向往共產黨，支持共產黨，遵奉革命前驅者的將令，同敵人展開了殊死的斗爭。如他后來自己宣布的：“我所遵奉的，是那些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魯迅善于從反面的事實中看出正面的道理，中外反動派憎恨共產黨，這從反面證明共產黨是正確的。當反動派以反“赤化”，反“暴動”為幌子，對革命人民進行血腥鎮壓時，魯迅就拍案而起，對其陰謀加以揭露；當英帝國主義為其制造的“五卅”慘案的暴行辯護時，他立即予以回擊；當北洋軍閥以共產黨“暴動”為名，為“三•一八”血腥罪行開脫時，他有力地給予駁斥；當發生“四•一二”大屠殺時，他憤怒地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他悲憤地寫道：“我以為法律上的許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語，只消以一語包括之，曰：可惡罪。比如，有人覺得一個人可惡，要給他吃點苦罷，就有這樣的法子。......若在‘清黨’之后呢，要說他是以CP或CY，沒有證據，則可以指為‘親共派’。那么，清黨委員會自然說他‘反革命 ’有罪。” 像這樣駁斥國民黨反動派，堅定維護黨的聲譽的言論，僅從1925年到1927年，這短短的兩年，魯迅的雜文中，就有近20處之多。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魯迅在《關于知識階級》一文中聲稱“共產黨思想”并不可怕，而應加以吸收。從這些言行中，我們可清楚地看出魯迅跟黨是同心同德，步調是一致的。因此，當魯迅晚年，宣布自己把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稱作“同志“，并引為光榮的時候，難道這不是勢所必然嗎？！

（三）主張社會革命

社會如何改革？是改良還是革命？對此，魯迅是經歷了一個曲折、艱苦的過程。早在日本留學時代，魯迅受到西方資產階級哲學的影響，認為改革“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立”，把發展個性，喚起人們的覺悟當作“第一要著”。為實踐自己的主張，他為此棄醫從文。這比起那些“洋務派”、“改良派”來，自然高明了許多，但是畢竟沒有擺脫唯心主義的色彩。1919年他在《寫在〈墳〉后面》一文就稱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對其的影響“這不過是我生活中的一點陳跡”。因此他當時就主張“舊象愈摧破，人類便愈進步”，已經含有社會革命的因素。在這之后，也就是在他寫出上面所引之話的三個月，就以極大的熱情稱贊十月革命的勝利。還有就在這年年底，魯迅在《隨感錄五十六生命的路》中，指出：“什么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辟出來的。”這種披荊斬棘、勇開新路的精神，不就是十月革命的生動寫照嗎？這絕不是進化率所能解釋的，恰恰相反，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反映，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論的表現。

1925年之后，在魯迅的思想武器中，社會革命論越來越明顯，越來越成為他的主導思想。就在這一年，魯迅忿恨地指出，當時的社會好似“人肉的筵席”，因此大聲疾呼：“掃蕩這些食人蟲，掀掉這筵席，毀壞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1926年，他進一步指出“世界的進步，當然大抵是從流血得來的。”到了1927年，他更是大力支持沖擊舊制度的革命行動，他在《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中明確指出：“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他堅定地站在革命人民一邊，熱烈稱頌“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敏銳地指出“中國現在的社會情況，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 這些社會革命論的思想在1927年4月12日寫的《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中，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論述。它標志著魯迅在十月革命曙光的照耀下，已經完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革命論者了。

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文化論》中指出，共產主義思想，也即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我們說前期的魯迅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首先表現在對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上。魯迅早在留學日本期間，就初步接觸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著作，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后，他有意識地閱讀了不少馬列著作，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積極地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而吶喊。早在1920年魯迅就曾收閱了陳望道翻譯的我國第一本《共產黨宣言》中譯本，1925年在他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上發表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部分章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夕，他在《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中，更是公開大段引用列寧的教導，鼓動人們“永遠進擊”，已儼然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了。

誠然，魯迅前期沒有專門文章論述馬克思主義，在他所寫的文章中，馬克思主義詞句也很少，但是判定一個人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單看他嘴上是否高唱擁護馬克思主義，是否說過多少馬克思主義詞句，而是主要根據他的行動，看他的立場、觀點、方法，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據此，我們從三個方面，來談談為什么說前期的魯迅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一）樸素的唯物史觀

魯迅在前期思想中，對許多問題，就持有樸素的唯物史觀，包含著馬克思主義的因素。比如，對于認識和實踐、思想和存在，魯迅就認為：“我想，照著境遇，思想言行當然要遷移，一遷移，當然會有所以遷移的道理。” 他主張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他在《記“發薪”》中就說：“但這不過是一個大意，此外的事，倘非身臨其境，實在有些說不清。比如，一碗酸辣湯，耳聞口講的，怎不如親自呷一口的明白。”這同毛澤東所說的要知梨味，就得親口嘗一下，有異曲同工之妙。

魯迅還運用唯物主義的思想來分析社會和歷史現象。早在1923年，對于婦女解放問題，他就認為“為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并針對那種脫離實際的論調指出“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關于愛情，他對那種認為愛情是天賦的東西，是持異議的。他在《寡婦主義》一文中說：愛情“倘沒有相當的剌戟和運用，就不發達。比如同是手腳，坐著不動的人將自己的手和鐵匠挑夫的一比較，就非常明白。在女子，是從有了丈夫，有了情人，有了兒女，而后真的愛情才覺醒的；否則，便潛藏著，或者竟會萎落，甚且至于變態。”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他在《文藝與政治的岐途》中指出：“我以為文藝大概由于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響到文藝中去。“至于他在《鐘樓上》一文中說的：“那結論只好是這樣：有余裕，未必能創作；而要創作，是必須有余裕的。故‘花呀月呀’，不出于啼饑號寒者之口，而‘一手奠定中國的文壇’，亦為苦工豬仔所不敢望也。”這中間閃發出唯物主義的異彩，階級分析的光芒，那更是非常接近馬克思主義的了。

特別在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這個馬克思主義根本觀點上，魯迅有了飛躍的進步。1920年，他在《一件小事》中，就滿腔熱情地歌頌勞動人民的高貴品質，認識到知識分子應向勞動人民學習，這樣才能提高前進的“勇氣和希望”。1922年，魯迅進一步看到了人民群眾中“包著人類的希望”。由原來認為群眾落后，而變成”慚愧“。“這種慚愧，往往成為我的懷疑人類的頭上的一滴冷水”。這點晶瑩的冷水，使魯迅清醒了頭腦，看清了革命的動力。因此，到了1926年在廈門的時候，他就認識到“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 因此，他盛贊十月革命所造成的“平民的世界”，神往“平民時代”。

（二）革命的辯證法

說前期的魯迅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還因為這時他已初步掌握了革命的辯證法。魯迅當時對許多問題已經能夠一分為二地分析，比如對天才問題，他認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長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產生，長育出來的，所以沒有這樣的民眾，就沒有天才。”一掃在天才問題上的唯心史觀，接著他又充滿辯證地分析說：“做土的功能，比要求天才還切近，否則縱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為沒有泥土，不能發達，會像一碟子綠豆芽。” 他對文藝批評家的分析，也已經是兩點論了：“不但是剪除惡草，還得灌佳花，——佳花的苗。”

當時魯迅也已經沖破形而上學的羈絆，學會了用發展、變化的觀點分析問題。早在1919年，他在譴責“現在的屠殺者”北洋軍閥時，就認為“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到了1926年，他已經看到“但歷史雖說如同螺旋，卻究竟并非印板，所以今之與昔，也還是小有不同。” 以至到了1927年在《黃花節的雜感》一文中，提出了“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 這已經成為至理名言了。

事實同樣清楚，魯迅的前期思想決不是資產階級的“進化論”所能包含得了的，而應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文化思想，雖然說是“初步的”。

（三）初步的階級分析觀點

在階級社會里，階級斗爭的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魯迅對此逐步吸收，化成自己的思想武器。1918年他發表的《狂人日記》，撕下了封建社會的罪惡嘴臉。他借著“狂人”之口，憤怒控訴說：“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這個“吃人”的結論，正是幾千年來階級壓迫、階級剝削歷史的深刻總結。以后他又認識到，有史以來的中國社會，“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明確指出，吃人者是“闊人”，初步意識到社會有“吃人”與“被吃”兩個集團。在1925年寫的《編完寫起》中，更是明確提到“階級”兩字，他洞察到：“嗚呼，人和人的靈魂，是不相通的。”感到階級對立宛如高墻鴻溝，他說：“在我自己，總彷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他還進一步指出：“并且，變本加厲，連一個人的身體也有了等差，使手對于足也不免視為下等的異類。”

同時，魯迅還能初步運用階級分析觀點，來分析和研究社會和歷史現象。比如，當時有些洋人極力宣揚中國人的禮儀好，中國人肴饌好。而某些中國人也附和著，魯迅就《在老調子已經唱完》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事和民眾有甚么關系？車夫就沒有錢來做禮服，南北的大多數的農民最好的食物是雜糧。”并挑開燈紅酒綠筵席上的帷幕，尖銳指出：“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溫厚，然而并非國民的常食。”這樣，使人猛然醒悟，奮起反抗這不平等的社會。對于迷茫混沌的歷史，魯迅也能用階級分析的觀點，撥開迷霧，看清真相。他在《學界的三魂》中就告誡那些“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是“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之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之所謂‘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分析是多么深刻，眼光是多么銳利，若不是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是根本無法寫下如此文字的。

四、魯迅的前期思想演變過程

也許有人會說：毛澤東同志這里分析的是“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說的是黨成立之前的五四運動時期，而你在論述魯迅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時，說的是他的整個前期，即延長到1927年，豈不矛盾？

其實并不矛盾。因為毛澤東同志這里分析的是文化革命的戰斗經歷，分析的是五四時期國內各階級的情況，分析的是黨誕生之前的狀況。這一分析，就整個革命情勢和五四運動的革命力量的組合來看，無疑是十分精確的。但是，這畢竟不能替代對某個特定人物思想演變的詳細分析。事實上，在黨成立之前，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黨成立之后，這大批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大多數參加了黨的隊伍，積極投入到黨領導的各項活動中。然而不可否認，其中有一部分人，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履行入黨手續，進入黨的大門，這在當時那種烽火四起、兵戈連年大動蕩、大革命時代，是不可避免的。何況，我們這里分析的是魯迅世界觀的轉變問題，是研究其思想上入黨的問題。

分析研究一個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的確立，組織上入黨，當然是一個重要標志，但是更主要的是其思想上入黨，即從其言行實踐來判斷其是否從思想上真正樹立了共產主義世界觀。魯迅的情況正是這樣。因為從組織上來說，魯迅一生并沒有履行過入黨手續，我們稱其為“共產主義戰士”，是從思想上來分析的。從世界觀轉變上來研究，魯迅是經歷了一場破舊立新、脫胎換骨的演變過程，才最后確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并在斗爭中成為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的。這一過程并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具體來說，是經歷了從早期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前期的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后期的共產主義者——最后成為中國文化革命的傳人。

對于魯迅思想這一演變過程，特別是其前期思想的轉變過程，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第十三節中所分析的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所經歷的四個時期，為我們提供了指導性的線索。

按照毛澤東的分析，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革命的統一戰線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1黨的成立，以五四運動為主要標志。這一時期雖然沒有中國共產黨，但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如前如述，我們認為這一時期魯迅應是從早期的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前期的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從1921年到1927年，以黨的成立和五四運動、北伐戰爭為標志。毛澤東指出：“那時，以共產黨的《向導周報》，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曾經共同宣傳了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共同反對了封建古裝的舊文學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為內容的新文學和白話文。”很明顯，毛澤東說的“以共產黨的《向導周報》，國民黨的上海《民國日報》及各地報紙為陣地”，這“各地報紙”中，就有魯迅當時主編或參編的報紙，如《國民新報》、《晨報副刊》等，魯迅是堅守了這些陣地，英勇投入了這一戰斗的。這一時期，應是他從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到比較成熟的共產主義思想，也就是共產主義戰士的過度時期。

第三個時期是從1927年到1937年的土地革命時期，“這一時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圍剿’，又一方面是革命深入時期。這時期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革命深入。......而共產主義者魯迅，卻正是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這里告訴我們兩點：第一，1927年后，魯迅已經是一個共產主義者，即已經從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第二，魯迅是在與反革命的文化圍剿的斗爭中成為文化革命的偉人的。

第四個時期，因魯迅已去世，故從略。

明確了魯迅前期思想演變這一過程，那么，對于有些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比如，有人說既然魯迅在五四時期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那為什么1924年前后還會在思想上出現彷徨和苦悶？我們說，這并不奇怪。因為我們說魯迅的前期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這里請注意“初步”兩字，這就是說，還不成熟。思想上已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因素，但還殘存著不少“進化論”和個性主義的觀念。這種新的共產主義因素與原先的舊觀念處在不斷的斗爭中，從總的發展趨勢而言，新的共產主義因素不斷克服、取代和最后戰勝舊的思想殘余。但是這并不能排斥在某一階段，斗爭的勢均力敵和艱苦劇烈。這就形成了這個階段魯迅思想上的矛盾復雜的狀況，出現“彷徨”和“苦悶”的情況。其實，這種 “彷徨”，不是“失望”，而是對戰斗的追求；這種“苦悶”，也決不是“頹唐”，而是思想突變前的預兆。這在世界觀轉變過程中是常見的現象。它反映了世界觀改造的曲折性和長期性，沒有什么可大驚小怪的。

又比如有人說，既然當時魯迅是在十月革命這一“新世紀的曙光“照耀下，成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那為什么他自己還說：“但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對于十月革命還有些冷淡，并且懷疑。”魯迅這句話是在《答國際文學社問》里說的。在這句話的前面他明確指出：十月革命后使他知道取代“腐敗”了的舊社會是“無階級社會”；新社會的創造者是”無產階級“。因此使他“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但是正因為是“初步”，還處在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中，而且還“因為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故而“還有些冷淡，并且懷疑”，這不是很正常嗎？當時處于那種是非顛倒、黑白混淆的白色恐怖中，不能設想一下子就洞察真理。從認識論的角度講，任何新的知識，總是要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的，是要經歷一番波浪式的發展過程的。但是，魯迅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所經歷的過程比較短暫，卻是千真萬確的。就是上面所說的“冷淡”、“懷疑”，在他所寫的《林克多〈蘇聯見聞錄〉序》中有一段很好的說明：1922年以前，“看見一幅關于十月革命的漫畫，畫著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揑著手槍。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于十月革命的諷剌畫，但也不過心里想，有這樣兇殘嗎，覺得好笑罷了，后來看了幾個西洋人的旅行記，有的說是怎樣好，有的又說怎樣壞，這才莫名其妙起來。但到底也是自己判定：這革命恐怕對于窮人有了好處，那么對于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這說明：當時的“冷淡”、“懷疑”，既是反映了魯迅思想上對十月革命認識逐步深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對資本主義各國的反宣傳的諷剌，而且在濃重的迷霧中，“到底也是自己判定”是非，這倒真正說明了魯迅當時不愧為一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作者系上海作家協會會員、上海浦東新區雜文學會顧問；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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