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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繼東|“五一口號”的歷史意義及現實啟示
點擊:  作者:朱繼東    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2-05-02 17:33:01

 

70多年前的1948年4月30日,著名的“五一”口號發布,這是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厥坠鈽s歷史,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都應該牢記合作初心,尤其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更應該不忘合作初心、堅定政治立場、弘揚優良傳統、提高政治站位,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大力加強五大能力建設,積極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努力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進一步堅持好、發展好,更加堅決、自覺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共同攜手在新時代努力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努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在新時代提高到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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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全文刊發

 

1948年4月30日,為在新的形勢下更好地動員、團結全國各階層愛國人士盡快建立新中國,以毛澤東主席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號召,5月1日的《晉察冀日報》和5月2日的《人民日報》都在頭版頭條刊發,這就是著名的“五一口號”。“五一口號”不僅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而且在全國引起極大反響,使得建立新中國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人的熱切向往和努力方向。尤其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不僅通過發表宣言、通電和談話等方式積極響應,而且紛紛應邀奔赴解放區一起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開始一起為建立新中國并肩奮斗。“五一口號”發布是我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事件,不僅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經過長期實踐比較后終于開始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此堅定地走上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光輝道路,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從此開始譜寫新篇章,為最終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所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不能忘記為什么出發。” 70年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不忘合作初心,共同攜手前進,譜寫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壯麗篇章。新時代新號召,今年2月6日、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更是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兩次談起“五一口號”。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回首光榮歷史,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都應該牢記合作初心,尤其是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更應該不忘合作初心、弘揚優良傳統、提高政治站位,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大力加強五大能力建設,積極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努力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一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進一步堅持好、發展好,更加堅決、自覺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共同攜手在新時代努力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努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在新時代提高到新水平。

 

一、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要不忘合作初心、提高政治站位,更加堅決、自覺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歷史反復證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在經過長期實踐比較后作出的重大整治抉擇。1948年上半年,隨著人民解放軍在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后取得節節勝利,兩年多時間殲敵260多萬,越來越多人開始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必將在國共大決戰中取得最后勝利,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專制統治必將被推翻,再加上中國共產黨一直積極倡導和努力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新政權,以及國民黨反動派一手策劃、制造的“較場口慘案”、“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倒行逆施,鮮明的對比讓越來越多民主黨派人士開始從曾經主張在國共兩黨的道路之外另走“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中醒來,越來越深刻認識到只有與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才能真正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1947年11月3日,毛澤東在修改新華社時評稿《蔣介石解散民盟》加寫了一段話:“民盟方面,現在應該得到教訓,任何對美國侵略者及蔣介石統治集團(或其中的某些派別)的幻想,都是無益于自己與人民的,應當清除這種幻想,而堅決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來,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如果民盟能夠這樣做,則民盟之被蔣介石宣布為非法并不能損害民盟,卻反而給了民盟以走向較之過去更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在民盟乃至所有民主黨派中引起很大反響、共鳴。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民盟中央負責人沈鈞儒等一些愛國民主人士紛紛建議、提議中共中央應盡快成立新的聯合政府,以對抗國民黨一手主導的所謂總統選舉。沈鈞儒甚至明確希望由中共通電各民主黨派,建議召開人民代表會、成立聯合政府等。一些民主黨派中央也紛紛表示要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建立聯合政府等,不僅是1948年1月在香港召開的民盟一屆三中全會表示今后要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 ,1948年1月1日舉行成立大會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成立宣言中也宣布:“脫離蔣介石劫持下的反動中央……” 并宣布堅持同共產黨合作、贊同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等。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通過實際的教育,民革公開表示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并且,民建、民進等其他民主黨派也明確表示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革命形勢要求中國共產黨盡快承擔起歷史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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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期待,毛澤東雖然在1948年3月20日代表中共中央寫的黨內通報中認為:“本年內,我們不準備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為時機還未成熟。”并預言“其時機大約在一九四九年。” 但隨后不久,同年4月1日,他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也談到人民大眾將來要建立的國家和政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無產階級領導的各民主階級聯盟的民主聯合政府。” 并且,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也已經公開發表評論,表示愿意與民盟、民革等民主黨派“攜手前進”。4月27日,毛澤東更是寫信請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轉告民盟華北總支部主委張東蓀、著名文字學家符定一,邀請他們和九三學社創始人許德珩、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吳晗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關于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因此,可以說,“五一口號”發布并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單方行為,而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努力推動的結果。

事實也確實如此。在“五一口號”發布次日,即1948年5月1日,毛澤東寫信給民革主席李濟深和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務的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說:“在目前形勢下,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相互合作,并擬訂民主聯合政府的施政綱領,業已成為必要,時機亦已成熟。”“但欲實現這一步驟,必須先邀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一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討論并決定上述問題。此項會議似宜定名為政治協商會議。一切反美帝反蔣黨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均可派代表參加。不屬于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反美帝反蔣黨的某些社會賢達,亦可被邀參加此項會議。” 并以商量的語氣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提議,表達出中國共產黨的堅定決心與真誠意愿,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與主要的民主黨派之間已經形成很好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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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極大鼓舞了在艱難中堅持斗爭的各民主黨派,使得他們迅速、公開站到了中國共產黨這一邊。5月5日,民革的李濟深、何香凝,民盟的沈鈞儒、章伯鈞,民進的馬敘倫、王紹鏊,致公黨的陳其尤,農工黨的彭澤民等眾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擁護召開新政協。當天,他們同時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5月7日,臺盟發表《擁護中共“五一”號召告臺灣同胞書》。5月23日,當時在上海處于地下狀態的民建中央也秘密召開常務理監事會議,通過決議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這一切表明,“五一口號”發布,不僅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經過長期實踐比較后終于開始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此堅定地走上了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光輝道路。

為盡快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分別致信愛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陳嘉庚,誠邀二人盡快回國參加會議。同年1月22日,由李濟深、沈鈞儒、馬敘倫、郭沫若等55位民主人士簽署發表的《我們對時局的意見》向全世界公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 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確表示愿意在政治上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政治轉變,這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歷史的必然。

上述歷史進程表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在經過長期實踐比較后作出的重大整治抉擇,不僅對其自身發展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也對中國社會進步具有重大意義。正如民建中央原主席胡厥文晚年回顧自己的前半生所道出的一段心路歷程:我從立志實業救國,到投身抗戰拯救民族危亡,從創立民主建國會,企圖通過民主協商建設新中國,到響應中國共產黨的“五一”號召,準備參加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協,在思想上經歷了從實業救國到民主建國,從民主建國到相信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轉變。這道出了很多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共同心聲,也是新時代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應該銘記的重要初心。70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終引領著中國革命的前進方向。但是,現實中卻有一些民主黨派成員沒有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定位,竟然把民主黨派定位為中國共產黨的反對黨,甚至站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對立面,并指責、攻擊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黨派成員為“左”。這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極其危險。因此,今天回顧光榮歷史,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一定要牢記先輩們70年前作出的重大政治抉擇,不忘合作初心,牢記光榮使命,進一步堅定政治方向、提高政治站位,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尤其是各民主黨派要牢記自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決不是什么在野黨,更不是反對黨,從而更加堅決、主動、自覺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更加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同心同德建設好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必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好、發展好。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而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就是從“五一口號”發布之時開始生根、發芽,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精心培育的,經歷過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經過70年的風風雨雨終于長成參天大樹,這不僅是對中國政治建設、政黨建設的重大貢獻,也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毛澤東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一開始就是滿懷真誠地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進行合作的,并且在新中國成立后也主動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始終尊重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偉大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的不斷良性互動中實現了偉大政治創造。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形成了互幫互助的好傳統。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就多次會晤張瀾、柳亞子、沈鈞儒、王昆侖、黃炎培、許德珩、章伯鈞、郭沫若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并鼓勵和推動各民主黨派的發展和創立。特別是三訪被稱為“民主之家”的民盟總部特園,與張瀾等民盟領導人在就國共談判、中國共產黨與民盟的合作等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后達成“君子協定”——1945年9月,在特園的第三次會晤深談中,毛澤東提議,今后在重大政治問題上事先交換意見,共同商談后采取一致行動。張瀾毫不猶豫地回答:“甚好,先前我也早有此想。” 1946年1月,周恩來與張瀾會面,再次確認了此前毛澤東與張瀾的“君子協定”。此后,毛澤東、中共中央多次強調要加強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強調要團結、保護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強調要進一步建立和發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影響、感召著越來越多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心向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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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對“五一口號”的修改也凸顯出他對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重視。在審定“五一口號”時,毛澤東把初稿第5條“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修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并且把初稿第23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劃掉,把初稿第24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組織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這些修改表明,中國共產黨一向堅決反對一黨一派的專制獨裁統治,堅決主張建立各革命階級的聯合政府,堅決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

此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要堅持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長期合作。1949年3月5日,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特別強調:“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并進一步要求:“每一個大城市和每一個中等城市,每一個戰略區域或每一個省,都應當培養一批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有威信的黨外民主人士。” 新中國成立后,不少民主黨派人士認為原先反帝愛國、要求民主的政治綱領已經實現,紛紛提出解散自己組織的主張。對此,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同志都明確表態,民主黨派不僅不應該解散,而且應該鞏固發展,并強調中國共產黨愿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合作。1956年1月2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指出,要繼續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同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針對當時黨內外存在的“民主黨派還要不要”等爭論,他明確提出了共產黨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并進一步解釋:“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斗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 “黨政機構要精簡,不是說不要民主黨派。” 1957年2月27日,他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重要講話中又進一步解釋和強調指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物。” “長期共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為什么要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派同工人階級政黨長期共存呢?這是因為凡屬一切確實致力于團結人民從事社會主義事業的、得到人民信任的黨派,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它們采取長期共存的方針。” 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強調:“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這是我們的愿望,也是我們的方針。”“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么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 再次強調了要繼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并且準確闡釋了其內涵,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必須堅持的重要準則,是我們應該永遠牢記的。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并煥發出更強大的生命力。尤其是民建推動多黨合作制度“入憲”,更是成為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制定《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對憲法部分內容做出修改,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得知了這一消息,力主抓住時機,動員民建上下一起努力,希望能在修改憲法時把這一內容加進去。盡管當時中共中央向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修改憲法的八條建議中沒有涉及多黨合作問題,但在孫起孟的帶領下,民建上下齊心協力,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民建中央關于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議》,并得到采納。當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補充建議案》,其中第一條就是在憲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增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最終,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將多黨合作制度“入憲”,在民主黨派推動下完成了執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的重大轉變,書寫了中國民主政治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重要一筆。


為什么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新型政黨制度?習近平總書記給出了精彩解答:“新就新在它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能夠真實、廣泛、持久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著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過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種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決策施政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它不僅符合當代中國實際,而且符合中華民族一貫倡導的天下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異等優秀傳統文化,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的重大貢獻。” 從代表誰的利益、發揮什么功能、取得怎樣效果三個維度揭示出新型政黨制度是偉大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良性互動的結晶,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70年光輝歷程的深刻總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所強調:“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支持民主黨派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要求更好履行職能。” “五一口號”發布70年來的光輝歷史很好地證明了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是我們應該堅定不移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好、發展好,這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都必須具備的政治清醒和政治堅定。

 

三、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要大力加強五大能力建設,發揮獨特優勢,努力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多黨合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既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強調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就是這種民主最基本的體現。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不是不要民主了,而是要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這就要求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應該不忘多黨合作建立之初心,大力加強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決自身問題能力——五大能力建設,才能真正發揮好自身的獨特優勢,真正把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堅持好、發展好、完善好,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這是新時代的呼喚,更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70年前正式牽手之初就堅定的初心,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的必然要求。

 

熱烈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口號”后,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士紛紛奔赴解放區,有的甚至歷經千難萬險,更有馮玉祥、楊杰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的共同努力下,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開幕,包括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界民主人士、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等在內的23個單位的134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毛澤東在籌備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眾的革命,除了帝國主義者、封建主義者、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們的朋友,我們有一個廣大的和鞏固的革命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是如此廣大,它包含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個統一戰線是如此鞏固,它具備了戰勝任何敵人和克服任何困難的堅強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 在8月22日完成的《新民主主義的共同綱領》草案初稿中,新政治協商會議被改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9月17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正式決定將新政治協商會議定名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46個單位的662名代表參加會議,宣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正式成立。當天晚上,毛澤東致開幕詞時指出:“我們的會議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著全中國所有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這就指明,我們的會議是一個全國人民大團結的會議。” 并豪情滿懷地宣布:“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由于當時還不具備召開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條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肩負起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揭開了新中國歷史的第一頁。而這一切,正是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通力合作的結果,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建立新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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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視為親密、可靠的好朋友,視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力量,而不是讓他們當花瓶、做擺設。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特別強調:“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并進一步剖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關門主義作風所養成的對黨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確態度,警醒全黨:“這種態度只會使我黨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專政不能鞏固,使敵人獲得同盟者。” 在這個精神指導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產生的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中,除主席毛澤東和副主席朱德、劉少奇、高崗外,另外三位副主席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均為民革、民盟等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占據了副主席名額的一半。除此之外,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四位副總理中,也是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了一半,民建中央主委黃炎培被任命為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無黨派人士郭沫若被任命為副總理兼中國科學院院長、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并且,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竟在56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占了27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人民監察委員會主任譚平山、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何香凝、教育部長馬敘倫、農業部長李書城、水利部長傅作義、林墾部長梁希、郵電部長朱學范、交通部長章伯鈞、文化部長沈雁冰、衛生部長李德全、司法部長史良、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等重要崗位都是民主黨派或無黨派人士,很好地踐行了“五一口號”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的高度信任和大力關心下,這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積極性被大大調動起來,紛紛努力為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貢獻,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

 

毛澤東非常重視尊重和愛護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他不僅通過經常通信、會面等方式與其中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保持著密切聯系,而且多次提醒全黨要注意這個問題。1956年12月24日,他在審閱中共中央為批轉中央統戰部《關于加強政協地方委員會工作的意見》給上海局、各?。ㄊ校┪?、自治區黨委、西藏工委并轉各地委、市委、縣委的指示稿時,在末尾加寫了一段話指出:“對于有些在黨外人士面前愛擺老爺架子,宗派主義作風極為嚴重的同志,應當認真地給以批評和教育,端正他們的態度和作風。”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更是非常重視尊重和愛護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通過走訪、座談、協商、看望等方式征求意見、聽取建議,讓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和中國共產黨更加心連心、肩并肩,一起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旗幟,一起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毛澤東也非常關心民主黨派的自身建設,這也成為一個優良傳統。1952年10月19日,毛澤東針對民盟的各種會議存在的只談人事、不談工作等問題明確指出:“一個政治團體不談工作,是無法維系成員的,也勢必永遠陷在人事糾紛中。”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也強調,要支持民主黨派加強思想、組織、制度特別是領導班子建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組織領導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決自身問題能力。這五大能力既是民主黨派自身建設的重點,也是傳承優良傳統、再創時代輝煌的關鍵。尤其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民主黨派更應該進一步弘揚優良傳統,大力加強自身建設,切實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努力建設好適應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的參政黨,努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提高到新水平。這就要求各民主黨派要以思想建設為核心、以組織建設為基礎、以制度建設為保障,進一步大力加強五大能力建設,在合力推進打贏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等重大任務和舉措的關鍵時期、重要關頭切實發揮好自身獨特優勢,找準切入點、結合點、著力點,認真履行好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和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協商三大職能,真正做到言之有據、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誠協商、務實協商,道實情、建良言,參政參到要點上,議政議到關鍵處,在努力形成更廣泛、更有效的民主的進程中,全力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廣泛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正能量,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努力譜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建設的新篇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思想火炬”微信公眾號,原載“光明網2018年4月28日”,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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