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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裘蒂：中國的斯皮爾伯格——馮小剛，為什么目前還沒有辦法讓非華裔的美國大眾走入電影院看他的《芳華》？

在美國大眾文化中，“文革”是人盡皆知的少數當代中國史標簽之一。作為一個電影主題，自然有它的商業賣點。而馮小剛的《芳華》雖然在影評界取得了比《戰狼2》要好的成績，但是在紐約的戲院里，我看到的100%還是華人。

很多人把馮小剛（有商機，戲路廣）比喻成中國的斯蒂芬•斯皮爾伯格，但是為什么目前還沒有辦法讓非華裔的美國大眾走入電影院看他的《芳華》？

《芳華》講述了一批60后在“文革”后期經歷的“青春”故事，一群“青春吐芳華”的年輕人在一個部隊文工團里，由于階級的隔閡所帶來不同的命運，以及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后，如何應變時代和社會的變革：貫徹實踐雷鋒精神、助人不疲的劉峰、敏感又執拗的晚到者何小萍、一心以相貌取得婚姻優勢的林丁丁、相信權貴資源的郝淑雯、旁觀又搶鏡的敘述者蕭穗子……

我認為《芳華》的主題不足以在傳譯上產生障礙，但問題是表現的方式，正如《電影探索》的影評所說：“雖然宏大的主題可以傳譯給全球的觀眾，但馮（小剛）用斯皮爾伯格式的意圖，想要讓每一個場景過度感性，都意味著整體來說，《芳華》并不動人而令人沮喪。”

為什么《芳華》沒有能夠建立起中國電影想要走向國際時電影界人士經常鼓吹的所謂“普世價值”？中國電影如何才能在跨文化的語境中引起共鳴？

如果說《芳華》的著眼點是“青春”，認為它是人類跨越代際、超越文化而共同擁有的經歷，我認為這是一個錯置的“普世價值”，使電影表面上看起來帶著近乎“風花雪月”的虛幻情懷。有人甚至嘲笑《芳華》是老人版的青春片。其實《芳華》的故事，比青春有潛力，但是可惜沒有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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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職業影評人對于《芳華》的評論中，最常出現的兩個關鍵詞是：“煽情/濫情”(sentimental)（《紐約時報》、《電影觀點》、《電影探索》、《羅杰•埃伯特影評網》）和“情俗劇”(melodrama)（《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兩個詞兒都跟藝術價值沾不上邊，即使在商業電影的范疇，也多少帶有貶義。

目前在《爛番茄》的官網上，有十個影評人給予《芳華》評價，在10為滿分中拿了6.8（比《戰狼2》的5.5略好，但并不突出），而在124個用戶評論中，滿分為5的評價中拿了3.8（1409個用戶評《戰狼2》為4.2）。

《羅杰•埃伯特影評網》的影評人西蒙•艾布拉姆斯抱怨這部電影“無齒的多愁善感和歷史修正主義……不幸的是，《芳華》的制作團隊沒有有效地交代時代背景，來顯示其主角之間的緊張關系。事實上，電影制作者過度延伸自己，為他們命中注定結局不好的主角拉取同情。《芳華》是如此令人難以忍受的美好，我最終希望它是由憎恨人類者重拍。最讓人失望的是，《芳華》的制作團隊甚至連間接的方式都不愿承認，國家主義就像信仰圣誕老人或紐約大都會棒球隊，注定要讓人心碎……”

艾布拉姆斯的結語是：“不過，我對《芳華》的期望還是比較高，特別是今年中國票房預計將超過北美票房。今年也是有史以來中國（票房）最成功的電影是《戰狼2》，一部丑陋的外侵主義動作片。《芳華》并不令人滿意……它可能會以一切錯誤的方式讓你心碎。”

其他影評人的用詞沒有這么刻薄，比方說《洛杉磯時報》的賈斯丁•張認為，“在所有的流血和子彈中，以及對配樂的不放手地情感沖擊，導演只是幾乎勉強讓他的人物保留在他的視線之中，在90年代文工團解散后，才及時趕上他們和前同志的境遇。盡管我們對這些角色所遭受的失落了解不夠，面對這些男女回顧初入成年的時光以及歷史變化的旋風，很難完全不為之動容。”

《綜藝》的影評家李美琪（音譯）寫道：“中國大陸的電影泛濫著90年代懷舊的青春片，但青春這個人生的關鍵階段，從來沒有像中國電影票房之王馮小剛最新的《芳華》中所描繪得那樣純粹、極樂和殘酷。追蹤解放軍文工團從‘文革’到九十年代的狂暴命運，電影是對理想主義和耐力的贊歌，但‘傷心’一詞卻一個場景接一個場景地浮現在腦海。

“即使中國的千禧一代沒有時間留給老時代的主題，一大群年長的觀眾集體分享馮的懷舊感，應該給予這部史詩電影衷心的支持。另一方面，這部電影長達146分鐘（注：該影評者看的是多倫多影展中放的未刪減版）的放映時間，和表面對軍隊的推崇，可能會影響海外的反應。”

對于普通的美國人來說，最好奇的是”文革”的天翻地覆是否徹底地改變了中國人的人性？其實，從許多中國網友的評論來看，“人性”不也是中國人眼中《芳華》的主題之一？

從某種角度來講，“文革”雖然是中國一代大陸人獨特的歷史經驗，在國際上畢竟有固定的認知度，因此應該不會完全造成“同理心”上的障礙。但是我個人認為《芳華》缺乏的是一種普世的代入感，因為任何一個跨越時代、地域而具有說服力的作品，既要訴諸特殊性，也要有普遍性。

《芳華》雖然能夠透過一個時代的氛圍，撩起有著懷舊情緒的國人情懷，但是對于一個對“文革”時代沒有親身體驗的觀者來說，故事本身情節缺乏戲劇張力，人物之間沒有強烈的互動和情緒的演繹，除了讓美國觀者覺得像是2004年上映的美國校園青春電影《賤女孩》（抱歉，不是我翻譯的）中校園欺凌、弱肉強食的惡意版，并沒有完全傳述片中主題其實可以更深入表達的“人性”問題。

或者，更確切地說，是“階級”的問題。

我還記得多年前看《辛德勒的名單》時的震撼。在此之前，我非常擔心以討巧家庭科幻片著稱的斯皮爾伯格，會把這個嚴肅的主題搞砸。但是《辛德勒的名單》還是給我一個非常大的驚喜（后來在美國電影協會票選的100部美國經典好片名單中排行第八），這不僅僅是因為我曾經翻譯過一本關于猶太大屠殺見證的書，對于猶太大屠殺的歷史有基本的了解，事實上那也使我更加挑剔。

如果說《辛德勒的名單》凸顯的是，在最大的罪惡里面也可以找到人性的善，那么，《芳華》是不是讓我們問：善良的價值和本質是什么？

“善良”成為中國網民和評論家議論《芳華》的熱詞，從某種角度來說，這是一個對于人性最根本的質疑。也就是在劇中，雖然馮小剛在片尾給劉峰和何小萍來個相濡以沫的“安慰獎”，但是從社會公義的角度來看，沒有人認為這是個“大快人心”的結局。

或許這正是《好萊塢報道》的影評家克拉倫斯•崔認為的，這是馮小剛對于中國社會最悲哀和最悲觀的電影。純粹是因為理想的幻滅嗎？還是理想本來就不存在？

當然，我們上電影院，如果只是圖個大快人心的結局，我們就太膚淺了。但是《芳華》真正讓我失落的，不是因為缺乏大快人心的好收場，而是缺乏張力的渙散情節。

嚴歌苓的小說原著里，探討了集體主義生活對個體情感的壓抑；然而電影中少了小說里營造的禁欲主義氣氛，也少了隱含的人與人之間的緊張和對立，因此當劉峰貿然擁抱林丁丁時，好像是鄧麗君一首“靡靡之音”的隨機誘發，黃軒（扮演劉峰的演員——編者注）的肢體語言傳遞了整個性壓抑的顫抖，但是這個表白還是來得有點唐突，即使在這之前，借著行軍時林丁丁腳上起泡，劉峰給林丁丁擠膿挑泡，還有林丁丁不喜歡吃餃子，劉峰替她煮了面，但是在片中劉峰似乎對什么人都好得過分，整體而言顯得缺乏對于他鐘情于林丁丁的鋪墊。

我很想從這些人物的經歷，看到一個大時代的悲喜。但是我哭不出來，也笑不出來。我只是覺得很濫情。

什么叫做濫情？對我而言，濫情就是劇中的人物哭得一塌糊涂，但是觀眾卻無動于衷，這就是我在戲院里泡了兩個多鐘頭、從來沒有改變的感受。

何小萍被指控偷竊軍裝的時候，她哭得死去活來，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覺得很想哭；何小萍在中越戰爭中對著16歲的臨死傷兵哭；文工團解散之前的大鍋菜酒別，大家哭成一團；何小萍入了精神病院的時候，醫生對劉峰的解釋，是她像一棵寒冬里放在冰凍室外都好好的大白菜，一拿到室內就崩了。劉峰握著她的手，也哭。

卻哭不出來。

《芳華》的敘述者蕭穗子，不但時常搶鏡，她的旁白也常常有畫蛇添足之譏，比方說在片頭，她便提示我們，何小萍偷用軍裝去照相，是為未來的事件埋下的“伏筆”。我問，如果這么明說了，還算什么“伏筆”？

其實劇中的幾個主要角色，由清新的新手演員擔綱，我認為他們的表現很稱職。但是松散的情節，匱乏的戲劇性張力，讓這些人物之間沒有真正的互動。

馮小剛本人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一直強調《芳華》講的是一個人人皆有的青春，也是他個人最懷念的時期。電影中似乎更沉浸于馮小剛朦朧懷舊濾鏡下的“意淫”，讓觀眾仿佛都聞到了年輕女孩兒剛洗過頭發后從脖子泛出的淡淡香味。

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文革”的青春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很多人在“文革”期間失學、或是失去家庭，他們所面對的是雙重失落：一種是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活過的青春，另外一種是用回顧的濾鏡來對比今昔。

在故事情節中，文工團的成員大多數來自當時享有特權的干部子弟，因此他們的經歷不能夠反映整個“文革”時期的青春，也就是說文工團里的青春，是一種特殊待遇的濾鏡下的青春。

而文工團的作用便是要用這些受寵年輕人美好的肢體語言，來為其他年輕人做思想工作，鼓勵他們效忠軍隊、奮勇犧牲的一種理想精神。

然而作為所謂理想主義的使者，電影里面呈現的文工團人員本身，從他們的身上我們難道真的看到一種理想精神嗎？從某種角度來講，自私、情欲、享受、斗爭、壓抑，這些都是人類永恒的情緒，跟現在的高中生比起來也許沒有差別，然而這難道是電影所要傳達的“普世精神”嗎？

也許勉強說的上有理想主義精神的角色，是兩個身份與文工團不相匹配的主人翁：何小萍為了逃避在家里面繼父和弟妹的欺凌，和她父親下放勞改的委屈，相信一旦穿上軍裝，便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給自己來個“平反”，也因此當她的軍服還沒有馬上發下來的時候，她偷偷地穿了林丁丁的軍服去照相館拍了照。

但是，這算得上是真正的理想主義精神嗎？

劉峰是片里面最悲慘的“爛好人”，他好到讓人無法想象：寧愿去鍋里盛所有的餃子皮，寧愿放棄深造的機會讓給隊友（后來他對林丁丁說其實是為了等她），寧愿替林丁丁擠腳上的膿皰，甚至當他在中越邊境打仗的時候，根據敘述者穗子的分析，只有犧牲了才能變成受難英雄，才能讓林丁丁正視他。有些中國的評論者認為演員黃軒的帥氣陽光外表，其實誤導了觀者對劉峰的真實身份評價。

事實上，在嚴歌苓的小說里面，木匠出身的劉峰的長相平凡得讓人記不住，沒有出眾的才藝，他除了穿上“活雷鋒”的人設，似乎沒有選擇。即使1976年后，文工團的年輕人們開始偷偷穿緊身牛仔褲、戴太陽鏡、聽鄧麗君的歌，劉峰卻還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精心維護著曾經給他帶來存在感和榮譽的“活雷鋒”形象。隊友要結婚買不起一百多塊錢的沙發，他就花了三十多塊錢，買了材料，花了幾個月的功夫，打了一對橘紅沙發。

但是，劉峰的善舉不只是限于討好比他“出身”好的隊友，從片頭他交代何小萍不要跟別人說，他替她在軍隊個人資料中填寫的父親是干部，到后來數度替備受排擠的小萍解圍，可以看出他的善良雖然也帶有政治的自覺，但是卻不僅僅出于一種政治姿態。

但是，對于不熟悉、或是從未聽過像“雷鋒精神”這樣的政治口號的外國人，可能很難體會劉峰實踐“雷鋒精神”到極致而遭到的命運，這其中有多大的諷刺。

這部電影就像里面文工團的舞蹈表演一樣，我沒有看出任何一個令人振奮的舞蹈場景，唯一真正讓人情緒激動的是，在文工團解散前為戰爭病患做最后一場演出的時候，何小萍穿著病服，跑到禮堂外的光禿禿的草地上，獨自把全部的曲目跳出來。

何小萍剛到文工團的時候，在老師的要求下，積極要做一些示范動作，卻栽了一個跟斗。即使作為特長生，她一直沒有機會上臺演出，被調到舞臺后勤整理服裝。等到在高原宣慰騎兵團演出時，隊友卓瑪不能表演，她總算有上臺當A角的機會，但是這時候的她，見證了劉峰被批判放逐，曾經懷有依靠跳舞迎來美好新生活的幻想就此破滅，因此以生病為由避免上臺，也就是因為這樣的裝病，導致她后來從文工團被調崗到野戰醫院。

何小萍剛到部隊的時候，大伙兒嘲笑她身體有股餿味，這一方面是因為她坐了兩天火車，她在家里只能夠擦澡，不像文工團里的隊員，享受著每天可以洗澡的優越待遇，但是因為身體異味而被排擠，同時象征了何小萍的成分不好，即使被解釋為她身體容易出汗，后來跟她配對的男兵甚至用身體餿味為借口拒絕跟她同舞。

電影一開始，文工團的導師在介紹何小萍的時候便說明了，她在前一年的入學考試中考了第一，但是沒有辦法進入文工團，因為已經額滿了。可見比她身份成分好的隊友，即使考分不如她，卻能夠被優先錄用，她要到了第二年才后補進來。

何小萍在文工團的日子，從來沒有和隊友培養出感情，她的身份問題從頭一天開始，便沒有停止纏繞著她，而她犯了偷借軍服的錯誤，也變成了她一生的詛咒，到她后來裝病而被送到前線去當護士，也是因為這樣。

劉峰算是何小萍真正意義上的同路人，他透過當“爛好人”得到了很多嘉獎，但是當他從文工團被放逐到前線時，他準備丟掉那些已經毫無意義的“雷鋒”獎狀勛章，何小萍提議由她保管。

這也是片中最受用的名句：“一個始終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識得善良，也最能珍視善良。”

最后，這兩個人一個得到身體的殘缺，一個是得到精神上的殘缺，都沒有辦法從他們的宿命中翻身。經過了這些分分合合，卻從來沒有令人驚心動魄的愛情故事。何小萍和劉峰最后能夠走到一塊兒（沒有婚姻，只是互相依傍），難道只是馮小剛給觀眾在兩個多鐘頭后的“集體安慰獎”？

相反地，女生宿舍的舍長郝淑雯，卻覺得世界是她的。她擁有豐富的政治資源：父親是空軍軍長，母親是護士長，因此當她在打靶場主動挑釁要和陳燦比射擊，賭注是陳燦輸就給淑雯背手風琴。

郝淑雯打靶贏了，她的勝利是因為何小萍在旁邊練習的時候，把所有的子彈都誤發到她的靶板上。郝淑雯說的對，不論如何，她還是贏了。因為在那個環境里，階級低下的人出力射擊，只是為了讓階級高上的人當贏家！

從頭到尾，郝淑雯認為自己理所當然擁有一切，因為這個天下就是她家打下來的！陳燦最先甩出文工團即將解散的新聞，同時也暴露了他是高干子弟的身份，這個節骨眼兒他發生了車禍，為了讓他有堅實門牙可以繼續吹喇叭，蕭穗子給了陳燦她的金項鏈用來做牙套，但是郝淑雯在了解陳燦軍二代的身份后，立馬義無反顧地從穗子手中搶走陳燦，因為在她的世界里，只有門當戶對的人（陳燦的父親是昆明軍區副司令；郝淑雯的父親是軍長）才配在一塊兒。

后來在戰爭中失掉右臂的劉峰過得很落魄，只能靠賣盜版書糊口。到海南找房地產開發商丈夫的郝淑雯在海口碰到劉峰，他的三輪車，也就是吃飯的家伙，因為事故被聯防隊沒收。劉峰一個月的工資不到300塊，三輪車價值3000，而贖回三輪車的罰金，卻要1000塊。

劉峰不顧聯防員的阻撓，見到了聯防隊長，送上了一條用報紙裹著的香煙，但是隊長堅持劉峰繳納1000罰款才肯放車。劉峰的乞求推拉成了爭執，聯防隊長推劉峰倒地，劉峰的假肢脫落在地上。

郝淑雯見狀，扶起劉峰，除了爆出粗話，又說：“你敢打殘廢軍人，戰斗英雄！”但是隨后還是靠甩了一張人民幣，也就是三輪車1/3的價錢，把劉峰的車贖了回來。

這里面的反諷是，劉峰當了一輩子的老好人，用了他辛苦的勞力來換取這個榮譽頭銜，為了隊友結婚，他辛辛苦苦打了兩把沙發，在市面上，一把沙發椅需要一百多塊，而他自己手工操作，只要30多塊，大約是1/3的價錢。

劉峰當雷鋒打沙發要經過幾個月汗流浹背的苦力，然而軍二代郝淑雯可以舉手之勞地當一回“雷鋒”，只因為她成功地嫁了一個錢串子，也就是文工隊的吹號手軍二代陳燦。

很多人認為，我們當前的社會更像陳燦價值的縮影。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好人無好報的故事主軸，我們問的是：當好人是為了有好報嗎？但是對于一個西方語境的人來說，他們不能夠了解這個好人無好報的結局背后，是要探討人為的“制度”因素？還是不可避免的“命運”使然？在一個歷史時代，卻繞開了一個歷史成分來說故事，這本身究竟是一種勝利？還是另一個悲劇？

不論是“人性”，或是“階級”，觀眾可以忍受沒有交代答案的電影，因為電影可以成為我們面對沒有答案的人生的一種方式，但是在《芳華》的青春情懷中，我們似乎面對的是錯置的“普世價值”，盡管我們都能體諒制作團隊的“苦衷”。

對于我這一個“眼淚罐”來說，恐怕《芳華》最大的悲劇，不是價值的模擬，而是它沒有可以讓我可以大喜大悲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