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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辟！中國和西方的真實對比：一個接著干，一個對著干

點擊：  作者：張維為    來源：月下孤僧  發布時間:2019-03-25 11:47:47

 

           在3月18日東方衛視節目《這就是中國》第七期節目中，張維為教授從“民有，民治，民享”等方面，對中美民主制度及其成果進行了系統比較。張教授說的非常精辟，現整理出演講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演講者 | 張維為 文 | 觀察者網韓京霏整理 原文有刪減

張維為：西方模式玩的是對抗政治，中國模式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我們有黨的領導，在這之下形成了堅定的全民的共識，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讓老百姓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有了這樣一個共同的目標，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真是可以好好比較一下中外民主模式了。

我們這個節目首次開播的時候，我談過“韜光養晦，有所作為”這個問題。

我覺得中國的崛起本身也呼喚中國話語的崛起。那么中國話語崛起的“坎”是什么呢？我覺得是西方話語，背后是西方整體的政治和文化的軟實力。但這個坎一定要過，而且我覺得一定能夠過。

比方說西方迄今為止，或多或少還壟斷著對“民主”這個概念的解釋權。所以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個案例，也是我自己的一個研究，就是究竟什么是民主。

應該說民主是當今世界最具爭議的話題之一。話題的討論難點首先就在于如何界定民主，實際上整個世界沒有真正的共識。

如果你問一個西方人，他往往不加思索就說，這不很簡單嗎？多黨制加一人一票。

但這個叫做形式民主，它與實質民主沒有必然的關系：形式可能反映實質，也可能不反映實質，但形式不等于實質。所以這是我們今天討論民主這個話題的一個邏輯的起點。

但如果你用中國人經常講的“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來討論民主，西方人也很難理解。

所以面對這樣的定義困境，我們有沒有辦法以中西方都能聽得懂的語言來討論民主呢？

實際上是有辦法的，我做過嘗試。2016年的時候，我到牛津大學做過一個比較中西方民主的演講，我覺得效果還過得去。

我本人包括我們中國研究院的特點，是喜歡把我們研究出的中國話語的最新成果跟強手過招，看看反饋如何，我覺得這個是真正有意義的中西方的對話。

今天我想就基于我那次在牛津大學的演講，再結合這些年一些新的發展，把我主要觀點給大家做一個介紹。

 

2016年，張維為在牛津大學舉行講座（圖自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

我當時是這樣講的：既然現在中西雙方、中西學者之間，無法就民主的定義達成共識，那么我們能不能working definition，用一個暫時的定義先開始討論問題。

比方說，借用美國已故總統林肯的話：“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

這里我要補充一句，林肯當時提到的“民”不包括黑人，不包括印第安人，不包括婦女，也不包括華人。美國在1882年還通過排華法案，剝奪華人的基本人權。

當然，我覺得這不排斥也不妨礙我們現在暫時借用林肯的表述來討論。然后來看看中美在這三個方面表現如何，進行一個比較。

因為美國是最喜歡向全世界推銷民主的，所以要講這個問題，就要直接把美國作為一個參照來互相進行比較。我覺得中國也到了這個時候了，確實可以跟美國來比較一下。

我們先從“民享”說起，for the people，要翻得更直白一點，就是“為人民做事情”。

我覺得我們中國模式即使再不完美，也創造了一個巨大的經濟奇跡。過去40年中國有7億4千萬人脫貧，中國創造了世界最大的中產階層，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水平獲得了空前的提高。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7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格因素，比40年前的1978年實際增加了23倍，年均增長8.5%。中國的中產階層的規模從零到現在世界最大，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8年是4億人。

那么同一時間段內美國是什么情況呢？

美國多數人的實際收入，40年來幾乎沒有增長。根據美國皮尤中心2018年發表的調查，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美國普通工人的工資與1978年，也就是40年前水平相比的話，是大致持平的。

然而美國中產階級的規模縮小了很多，我們看到的數據是，中產階級占美國成年人口的比例，從1971年的61%下降到了52%。

另外還可以看家庭凈資產。中國的家庭凈資產增長是非常之迅速，而美國的家庭中位凈資產則下降了不少。

我現在看到最新的統計，2016年美國的中位家庭凈資產是97,300美元，到現在為止還沒有達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

如果按照現在的匯率，大概1:6.75來計算的話，大概等于656,000元人民幣。我們四舍五入給美國增加一點財產，算它66萬。

但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包括年輕人也可以問問你們的家長，你們的家庭凈資產跟美國的中位家庭相比是什么水平。我個人覺得，至少在中國的發達板塊，美國中位水平應該屬于比較弱勢的群體了。

新中國成立前，我們經歷了上百年的戰亂，導致中國“徹底地貧困”。我特別建議大家去讀一讀美國作家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書《中國的驚雷》，1946年他是駐重慶的知名記者。如果能看英文原版更好，寫得非常好。

你看他當時描述的中國，給人感覺就是今天非洲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戰爭造成了數千萬人的傷亡，整個國家哀鴻遍野，經濟徹底崩潰，人均壽命才40來歲。

所以我們過去新中國短短70年，整個國家面貌已經煥然一新。40年前怎么可能想象進行中美兩國家庭凈資產的比較，今天我們一點都不害怕這樣的比較。

 

1939年，白修德帶著費正清的推薦信來到重慶，1944年初返美，開始著手寫作《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1946年出版

所以難怪《經濟學人》在2014年的時候發表過一篇封面長文，叫做《西方民主出了什么問題？》，它引用了美國皮尤中心的民調：2013年的時候，85%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發展的方向感到滿意，當時在美國這個比例是31%，英國是25%。然后它認為，西方在世界范圍內推動所謂“民主化”的浪潮現在停滯了。為什么停滯了？兩個原因：第一，2008年金融危機給西方制度帶來了重創，他們不那么自信了；第二，中國在世界范圍內迅速崛起。

 

《經濟學人》雜志2014年3月1日期封面

第二點我們講講“民有”，of the people，翻得直白一點叫“來自于人民”。

中國社會具有非常深厚的平民文化傳統。據我看到的資料，中央國家機關的公務員90%來自普通家庭。然后我們看美國，美國國會議員富翁的比例是50%左右，現在的總統特朗普本人是個超級富翁。

所以，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干脆說，今天的美國，“of the one percent，by the one percent，for the one percent”，即“1%有、1%治、1%享”。

中國政府的“民有”的程度顯然高于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政府，特別是高于像美國這樣資本力量影響過大的國家，也高于像英國這樣的具有貴族傳統的國家。

在2014年的時候，美國學術雜志Perspectives on Politics秋季號刊登了一個成果，是普林斯頓大學和西北大學學者進行的一項聯合研究。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從1991年到2002年間，美國政府的1800多項政策，幾乎都是通過商業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團來制定的，而普通公民對這些決策的影響幾乎為零。

現在我們來看第三點，by the people，“民治”或者說“人民治理”。

坦率地說，這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問題，究竟怎么讓人民可以真正治理這個國家。

西方一直說，我們的方法就是很簡單，每四年選舉一次國家最高領導人，選舉國會議員，即代議制民主等于人民治理。

但在西方內部，有多少人還相信這個說法？我只能說是越來越少了。

所以現在西方有一個很普遍的現象“Elect and Regret”，選完就遺憾。

以美國國會為例，蓋洛普的民調顯示，過去五年的支持率總是低于20%。說白了無非就是制定了一個法律，規定只要你選上了，那么不管你今后支持率多少，做得多么爛，法律上你還是可以代表國民的。

今年1月份的時候，我參加了在瑞士舉行的達沃斯論壇，這次論壇的主題是討論全球化下的全球治理新架構。當時在討論中，一位美國的資深學者認為，新的全球治理架構還是需要以民主價值觀為基礎。

我說，同意，但是如何界定民主才是關鍵，這一定要是一個國際社會通過討論談判達成共識的民主，而不是、絕對不能是美式民主。

這位學者可能都沒想到人家會問這個問題，他說民主還能有其他形式嗎？

我說，你講這話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你真的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好，Please stay with it，你自己留著用，千萬不要拉其他國家一起下水，中國是肯定不奉陪的。

 

張維為教授（右二）在達沃斯現場，右一為美國蘭德公司資深政治學者Michael Mazarr

那么過去幾十年，中國是怎么做的？我們是探索自己的民治、民主。

西方模式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把很多國家搞亂了，人民四分五裂。我們可以看到，敘利亞現在正在進行內戰，阿富汗天天都有爆炸等等等等，結果給人民帶來很多的苦難，沒有幸福生活可言。

中國比較注意融合自己歷史傳統的元素，社會主義的元素，也包括西方模式中的一些有益元素，所以進行了很多大膽的創新。

這種探索內容非常之廣。中國自己治國理政的許多理念是充滿智慧的，而且是歷史上源遠流長的，比方說“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非常重要。我們也講“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這些觀念都是我們數千年的一種共識，是我們文化的一種深層的心理結構。像西方那樣能說會道就可以競選當總統，這與中國的文化坦率說是格格不入的。

其實除了這些標準外，我想我們中國還可以提出一些自己的標準，我也套成英文，比如with the people，“與人民在一起”。

我們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的黨和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總體上與全國人民是一起努力干出來的。

我們的政府叫人民政府，我們的軍隊叫人民軍隊，我們的警察叫人民警察，我們的鐵路叫人民鐵路，我們的教師叫人民教師，我們的國家叫人民共和國。所以“人民”這兩個字在中國是神圣的。

我們最高領導人說，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什么是不能改的？“人民”這兩個字所代表的意涵，是絕對不能改的！而且在今天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上，緊緊地和人民在一起，這是中國克敵制勝的法寶。

因為我們堅持這一點，所以在過去全球化的幾十年中，中國絕大多數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而不像其他一些國家，包括西方國家，絕大多數人沒有受益。

我還想到一個to the people，“到人民中去”，或者“到群眾中去”。

我們“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個決策過程是很經典的。中國已經形成了新型的民主集中制，這個概念是蘇聯模式下產生的，但后來逐步變成了只有集中沒有民主，中國汲取蘇聯的教訓，現在形成了“謀定而后動”的新型民主集中制。

最經典的案例就是，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需要定期的制度化的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磋商協商，包括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請進來走出去等等，最后達成共識，作出決策，形成計劃。

所以從國際比較角度來看的話，中國模式的戰略規劃能力和執行能力，應該是世界上最強的，一個接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迅速崛起的穩固基礎。

而西方多黨競選制度決定了，一個政黨所制定的規劃，換了一個政黨來執政，它就無法延續了。比方說，奧巴馬說他唯一的最大成就，就是他的醫改計劃。但總統換了特朗普，馬上就全部推翻了。

所以中國模式特點是一屆“接著”一屆干，直至成功，西方經常是一屆“對著”一屆干。坦率地說，（西方）這個模式跟中國競爭是有很大的困難的。

 

巴馬：我改變了美國；

朗普：我又把美國改回來了，哈哈！

我的結論很簡單，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模式，一切在于比較。從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在以上五個方面的比較中，我認為我們的模式相對勝出，而且前景看好。

當然我們也有自己的問題，還有不足和很多挑戰，我們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改革，想辦法做得更好。但我老是講，就是以現在這個水平，我們也可以跟美國模式競爭，我們一點都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