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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可以稱的上是文藝批評的批評，似乎距離我們已經十分遙遠。

近幾十年來，我們可以說已經沒有文藝批評。這就很像給孩子洗澡，把臟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的故事一樣，為了表明那些年“大批判”不好，連真正的文藝批評便也給從此廢掉了。

不久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干部開學第一課發表講話，講話關鍵詞即“斗爭”。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用于擔當，是習近平主席講話的核心。廣義上的斗爭，自然包括文藝領域的思想交鋒，特別當內外敵人企圖以文化為突破口向我們瘋狂進攻的時候，斗爭必須旗幟鮮明。

許多年了，大凡有點鋒芒的文藝批評，大凡講點實話真話可以觸及本質的文藝批評，只能止于網絡，或博客，或微信圈里說說。因為報紙、期刊等公開的紙質媒體，大多不愿意或不敢使用這樣的批評文章。你如果置之于不顧，執意要寫這樣發這樣的文章，說你“極左”事小，很可能讓你從此在文壇沉寂消失，這已經是約定俗成的事。比如，如果你對文藝作品敢說實話和真話，任何文藝類活動或文章發表園地，便會自覺地拒你于門外———這就是當下的事實。

這樣一種現象，持續幾天幾個月還可以，如果持續幾年幾十年，必然給文藝工作造成損害，這同樣也是事實。所以，為什么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文藝提出了那么嚴格的政治要求，依然有不少被市場綁架的壞作品我行我素，就很能說明問題。原因就在于缺少真正的文藝批評。批評的文章止于民間，捧場的文章卻充滿媒體。

沒有批評，文藝便很容易自行其是。

絕非危言聳聽，沒有說實話說真話的的文藝批評，文藝就談不上健康發展。

魯迅先生早在1934年1月17日的《申報·自由談》上曾有過一段著名的論斷：

【“漫罵固然冤屈了許多好人，但含含糊糊的撲滅漫罵，卻包庇了一切壞種。”】

魯迅這里的漫罵，是極而言之，應該是指包括文藝批評在內的所有批評。魯迅常常把他的譬如雜文那樣的批評稱作匕首、投槍和銀針，目的是引起“療救者”的注意。所以，魯迅被稱為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思考的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未來。而今天我們的文藝批評，不要說匕首投槍，連銀針和撓癢癢的功能都做不到。

沒有批評，很多文化怪現象便迭出不窮。

先說文學，有些人已經不再把寫小說中國人民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作為標準了，而是美國人西方人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能不能拿西方的大獎作為標準。因此，那些充滿腐臭垃圾散發著消極頹廢氣息的所謂小說，便打著人性的幌子，堂而皇之地進入我們的各種出版物。那類因為沒有生活便開始胡編亂造的作品，特別是寫臍下三寸的下三濫作品，成了一些作家競相描寫的重要陣地。

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上世紀流行于上海十里洋場的“鴛鴦蝴蝶派”，那些以性描寫為主題的小說，遠遠趕不上我們今天某些所謂大家寫得那么骯臟和丑陋，鴛鴦蝴蝶派與今天某些獲得大獎的作品相比，開放尺度可以說望塵莫及。那些對性描寫的細膩和詳細，已經到了令人惡心和不堪入目的程度。已經到了大人不許孩子接觸的地步。但是，就是這樣的作品，在全國的質疑聲中，可以被評為很高的獎項。類似像“摸摸乳房就走了”之類的詩歌，居然可以成為一部分詩人追逐的熱門題材和樣板。

僅僅這些還不夠，有的作品，在思想傾向性已經有了嚴重問題，卻同樣聽不見任何批評的聲音。比如關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運動，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極其重要的事件，也是兩千年來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一場大革命，這是我們的光榮革命史的重要內容，是我們這個政黨贏得人民擁護的關鍵所在，也是我們這個政黨區別其它政黨的根本原因，因為這是人民利益的核心話題。但是我們有的小說家卻對土改極盡嘲諷和污蔑，對地主極盡同情和褒揚，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信口胡說，這其實是向共產黨的革命歷史發起的挑戰，但是，對這樣一類作品的批評也同樣永遠止于民間。我們的文藝界批評界，選擇的是聽之任之，對這樣一些原則問題一向置若罔聞。

歌頌地主，贊頌劣紳，褒揚民國，為漢奸說話，美化蔣介石，詆毀革命史，在某些文藝作品中已經成為見慣不驚的尋常事。對此，百姓百思不得其解。

至于有些影視作品，寫共產黨的革命史和人民軍隊的英雄史已經顯得羞羞答答，而寫起國民黨的抗戰或其他歷史，已經顯得毫無節制，顯得慷慨激昂并且非常大膽。中國歷史已經證明并且將永遠證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與國民黨蔣介石的斗爭，是關乎中華民族的生存和未來的斗爭。但是如今把國共兩黨的斗爭寫成兄弟之爭，已經是影視創作的一種時尚。從那部《人間正道是滄桑》的電視劇把國共兩黨斗爭主角安排為同胞兄弟角色開始，此后多部作品有意做這樣的主角設計，這樣一種宣傳的直接后果，把歷史的階級之爭和國家命運之爭寫成兄弟之爭，簡直到了極其荒唐的地步。用悲情的儒雅的甚至憐憫的手法去表現蔣介石，已經成為影視界一種時髦。你不這樣去寫去導，便認為你不懂市場，說你沒有歷史常識。

如此荒唐的事，在影視圈已經習以為常。我們的有些藝術家，私下或者公開場合稱呼人民公敵蔣介石，已經連蔣介石這個名字也不叫了，甚至有人厚顏無恥的尊稱“蔣公”。聽到這些，每每想到我們革命戰爭年代死去的379萬共產黨員，想到為理想為信仰犧牲的江姐、方志敏等千千萬萬的無數英雄，我們該如何面對這些為了今天而犧牲生命的先賢們？！如果一部電影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反復在銀幕展開，你要表達什么歌頌什么還要用語言嗎？對這樣的一些作品，群眾要求官方權威報刊予以批評的呼聲由來已久。但是，從來鮮見像樣的批評文章。

有的作品，帶有嚴重的政治傾向問題，而公開的主流媒體連像樣的批評文章都沒有。比如像前年公開放映的電影《芳華》，影片中，百姓抬著毛澤東主席畫像游行時，一頭豬橫穿畫像下，與主席像并行，這樣的特寫畫面與劇情毫不相干，在觀眾的哄堂大笑中，你難道感受不到這是對領袖的嘲諷和侮辱嗎？這樣的畫面語言不要說我們的批評家，就連普通百姓都能讀懂編導的“良苦用心”。這是對領袖的污蔑和謾罵，已經不是歷史常識問題，這是屁股坐在哪一邊的問題，已經有極其嚴重的政治立場問題。

還有，對這場自衛還擊保衛祖國領土安全的戰爭，這是黨中央中央軍委的重大決策，可在作品中，我們絲毫看不見對這場正義之戰的正面敘述，而是極盡渲染戰爭的殘酷、作戰傷亡的慘烈，渲染的是那些血淋淋的畫面。主角是一個平時學雷鋒的英雄，是一個戰場上英勇無比的戰士，但卻寫成了一個被嘲笑的呆子傻子，最后斷了手臂，找不到工作，找不到愛情，成為一個遭社會遺棄的弱者和可憐人。這里作者借用的復轉安置的某些不足來討好觀眾，用心極其險惡，這絕不僅僅是在批評我們的復轉軍人政策，而是直抵我們思想價值觀的核心，那就是你按照政府要求的主流價值觀去做，就是和主人公一樣結局。

作品從頭至尾，為了凸顯40年以前人們的愚昧，就把那時的軍營女兵寫得很糟糕，把軍營寫成勾心斗角、互相玩心眼的世俗場。沒有半點陽光。我們那個年代過來的軍人，都清楚得很，歷史絕不是這樣，這簡直胡說八道。這樣一部直接觸及我們共產黨核心價值觀的作品，已經突破我們的政治底線。可以說，這是一部問題百出的作品。但對這樣一部群眾反映極強烈的作品，批評界連基本的討論也沒有，主流媒體沒有任何發聲。這不能不讓我們產生極大憂慮。我之所以重提這樣的作品，就是這樣的作品已經非常具有代表性。

類似這樣的問題，文藝界還有很多。

而這一切問題的核心，是放棄了文藝必須堅持正確的批評導向的方針原則，放棄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給我們提出文藝為工農兵的根本方向。沒有批評，文藝就沒有未來，沒有爭論，就沒有對優劣的鑒別，沒有批評，文藝就談不上發展。這是古今文藝的一條基本規律。文藝方針是大是大非問題，這是不能離開批評的。對于那些觸及我們價值觀的核心的觀念和現象，不僅批評，而且要堅決斗爭。這是兩種意識形態的分野，關乎事業興廢和存亡。許多年來，我們很多人把正常的文藝批評弄的噤若寒蟬。于是，害怕批評，不愿批評，不敢批評已經成了文藝界一種普遍現象。也是制約文藝健康發展的關鍵。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中青年干部開學講話，特別要求：

【黨的各級干部要做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的戰士，青年干部要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直到斗爭勝利。】

他特別指出，

【我們的黨就是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發展，在斗爭中壯大的。】

以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來要求我們的文藝，當國內外敵人把文藝作為對我們進行顏色革命的手段，利用文藝來瓦解我們斗志渙散我們隊伍的時候，我們別無選擇，必須進行堅決的斗爭。對文藝種種與我們黨的主流價值觀格格不入甚至完全相悖的現象和思潮，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堅決斗爭，直至勝利。斗爭，這是當下意識形態領域尖銳復雜的形勢必須的選擇，文藝戰線的共產黨員們，應該成為斗爭中的堅強戰士。

【陳先義，中國作協會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國家重大題材影視作品審查專家組成員。原籍河南蘭考，北師大畢業，曾任后勤學院教員、解放軍報文化部主編，2011年退休，現從事重大題材文藝研究。著有《為英雄主義辮護》《走出象牙之塔》《捍衛我們的英雄》《追尋丟失的精神》等十余部，另有報告文學、散文集《橫槊東海》《戰神之戀》《在統帥部當參謀》《中國軍人看世界》等作品。其作品曾多次獲中國新聞獎政府一等獎，全軍文學創作一等獎。曾獲全軍具有突出貢獻拔尖人才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