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總統一怒之下,要求外交部驅逐西方國家的外交官。這項外交史上,是非常嚴重的事件。可是透過這一外交糾紛,人們就會發現,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是何等貨色。
2021年10月23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宣布美國、德國、法國、丹麥、芬蘭、荷蘭、瑞典、加拿大、新西蘭、挪威等十個國家駐土耳其大使為“不受歡迎的人”。這在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絕后。
之所以出現如此外交風波,原因非常簡單,2016年7月,土耳其發生未遂軍事政變,土耳其總統認為,是宗教人士居倫及其支持者在幕后策劃,因此,逮捕了大量這位宗教人士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一位名叫“卡瓦拉”的反政府人士。
2021年9月,《歐洲人權公約》執行機構歐洲理事會,向土耳其發出警告,如果這位反政府人士沒有獲得釋放,將會起訴土耳其,因為土耳其是《歐洲人權公約》的成員。歐洲國家認為,如果提起訴訟,土耳其將會失去《歐洲人權公約》成員國和投票權資格。
2021年10月18日,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國駐土耳其大使館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土耳其政府必須立即釋放這位反政府人士。
土耳其總統勃然大怒,明確要求外交部長,必須立即處理這些西方國家的駐土耳其大使。如果這些國家駐土耳其大使不離開土耳其,土耳其有可能將他們強制驅逐出境。
土耳其總統再一次表現出自己特有的行事作風,那就是把矛盾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然后進行外交談判,通過私下磋商,解決問題。
當年在處理與俄羅斯關系方面,土耳其總統就曾經采取類似的手法。土耳其擊落俄羅斯在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地區飛行的戰斗機之后,俄羅斯總統公開表達不滿,土耳其總統強烈譴責俄羅斯的飛機侵犯領空,認為土耳其有權這樣做(擊落俄羅斯飛機)。
可是,當俄羅斯決定采取報復措施的時候,土耳其總統立即采取外交行動,私下與俄羅斯溝通。不僅如此,俄羅斯利用自己的情報系統,向這位土耳其總統通報土耳其境內發生軍事政變的消息,從而使土耳其總統躲過一場災難之后,土耳其總統立即飛往莫斯科,當面向俄羅斯總統賠禮道歉。
可以這樣說,這位土耳其總統特殊的政治風格,使得他始終處于國際政治風口浪尖之上。
不過,這一次西方國家的駐土耳其大使行為,已經違反了《維也納公約》。
不管怎樣,美國、德國、加拿大等國駐土耳其大使,必須遵守國際公約,不得干涉所在國家的內政,不能對所在國家的司法行動指手劃腳。可是,西方國家打著“人權、民主”的旗號,動輒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如今公然發出聲明,要求土耳其政府釋放反政府人士。是可忍孰不可忍。土耳其總統作出的決定,實際上就是徹底撕破臉,讓西方國家陷入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
如果西方國家繼續向土耳其施加壓力,土耳其將按照國際公約,要求西方國家駐土耳其大使必須離開土耳其。如果西方國家作出妥協,西方國家駐土耳其大使發表的聯合聲明就會成為絕妙的諷刺。
說到底,西方國家駐土耳其大使奉命行事,他們試圖利用自己國家的地位,向土耳其施加壓力,迫使土耳其乖乖就范。可是,他們沒有想到,土耳其總統特立獨行,西方國家對土耳其施加的壓力,反而激起了土耳其總統的斗志。
土耳其總統作出的決定,有利于在國內的凝聚人心,使土耳其國內的民族主義高漲。
不管土耳其總統是否打擊迫害反政府人士,也不管這場外交糾紛的如何收場。從西方國家駐土耳其大使的行為可以看出,西方國家的所謂司法獨立,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西方國家強調司法獨立,強調政府不得干涉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可是,西方國家在土耳其問題上,似乎忘記了自己堅持的基本原則,要求土耳其政府干涉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在司法機關沒有被反政府人士作出公開審判之前,西方國家駐土耳其的外交官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土耳其政府干預司法,立即釋放反政府人士。
筆者多次指出,法律是政治的產物。所謂司法獨立,并沒有統一的概念。司法公開,可以檢驗司法的質量。但是,在任何情況下,司法都不可能獨立。
這是因為司法不可能脫離一個國家的整體戰略獨立存在。司法也不可能脫離國家的政治獨立發揮作用。司法就是政治的組成部分。三權分立的國家,司法與行政、立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雖然美國“馬伯里訴麥迪遜”確立了司法審查原則,司法機關可以對國會制定的法律是否違反憲法作出審查,但是,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司法機關在許多情況下必須屈從于立法機關的壓力,屈從于政府壓力作出判決。
從這個角度來說,司法機關對抗行政機關、立法機關的力量,來自于司法公開,只有公開審判,才能確保司法機關沿著法制的軌道維護法律的尊嚴。
司法獨立和司法公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司法獨立是希望司法獨立于立法、行政,獨立社會。這只不過是西方國家施放的煙幕彈,是中國一些學者的夢中囈語。司法公開則是衡量司法科學與否的重要標志,也是確保司法質量不斷提高的有效途徑。只有司法公開,才能確保司法機關審理案件的過程中,不會枉法裁判。
正是在司法公開的理念下,中國建立了專門的網站,公布判決書或裁定書。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司法公開不僅面臨價值取向問題,同時還面臨許多技術上的難題。
司法公開如何保護個人隱私,司法公開如何維護國家利益,司法公開如何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所有這些都有待進一步討論。但是不管怎樣,司法公開才是司法改革的正確方向,而司法獨立,必然會走向死胡同。
西方國家駐土耳其大使可以通過外交渠道,建議土耳其司法機關公開審判,但是,直接要求土耳其政府釋放反政府人士,顯然是越俎代庖,是在沒有公開審判的情況下,要求土耳其政府釋放犯罪嫌疑人。這是對土耳其法律粗暴踐踏,同時也是對土耳其政府的蔑視。正因為如此,土耳其總統才會要求西方國家駐土耳其大使離開土耳其。
可以肯定的是,這場外交風波最終將會低調處理。土耳其不可能與西方國家斷絕外交關系,而西方國家也不會徹底與土耳其斷絕外交關系。
土耳其是中東地區主要國家,橫跨歐亞大陸,擁有豐富的資源。無論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還是歐洲聯盟,都不會切斷與土耳其的聯系。作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重要成員的土耳其,將繼續特立獨行。購買俄羅斯的武器,更多的是向美國示威,要求美國高度重視土耳其的主權,不要試圖利用土耳其的領土,發動顏色革命,推翻土耳其總統。
歐洲聯盟雖然拒絕土耳其加入,但是,歐洲聯盟已經意識到,土耳其非常重要,無論是在敘利亞難民安置方面,還是在歐洲軍事防務方面,都離不開土耳其。德國、法國雖然強烈厭惡土耳其總統,但是,他們不得不與這位在土耳其境內具有巨大影響力的政客打交道。
筆者始終認為,考察一個國家的司法狀況,必須和一個國家的政治聯系起來。中國一些法律工作者習慣于美化西方國家的司法體制,對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推崇備至。實際上,西方國家的司法體制都是歷史的產物。
在美國的歷史上司法冤假錯案層出不窮。到目前為止,美國監獄關押的有色人種犯人比例遠遠大于白人。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由于美國監獄實行商業化經營,因此,美國一些州立法機關廢除死刑,可能是出于商業考慮,讓更多罪犯關進監獄,從而為美國監獄的經營者創造更多的利潤。政治與商業疊加在一起,充分反映出美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本性。
討論個別案件,必須堅持司法公開。如果缺乏公開制度,司法不透明,那么,一切關于司法的討論,都會變成盲人摸象。只有在公開的前提下,探究案件發生發展的過程,才能對司法審判結果作出科學的評判。
筆者無意批評土耳其的司法體制,當然更沒有打算對西方國家的司法制度進行徹底批判。筆者只是希望學術界意識到,各國司法體制和司法制度都根植于本國的文化傳統,和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制度密切相關。如果脫離一個國家的國情,討論司法獨立問題,那么,就會變成毫無意義的空氣振動。
解決司法中存在的問題,前提條件是必須公開透明。因為只有在公開基礎之上,才能發現真相;只有在透明的前提下,才能找到案件發生的因果關系,并且對司法判決作出適當的評價。
西方國家駐土耳其大使急不可耐地跳將出來發表聯合聲明,一方面充分反映出西方國家司法獨立的本質,另一方面也充分反映出,西方國家根本不尊重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基本原則。土耳其總統發出的威脅,最終可能會不了了之。但是,通過這一事件,人們可以看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司法獨立是何等貨色。
其實,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經常通過外交渠道,干涉一個國家的司法活動。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所主張的司法獨立格格不入。國際強權的存在,是對司法最大的威脅。
2021年10月25日星期一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喬新生”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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