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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亞夫：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文體 民國時代的代表文體是？

點擊：  作者：朱亞夫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1-12-07 12:00:37

 

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文體，

民國時代的代表文體是——

朱亞夫

 

在綿綿幾千年的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有一條文脈清晰可見，就是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文體，漢有賦，唐有詩，宋有詞，元有曲，明清有小說。這是中華文化的獨特文化現象，是世界文化發展史上的奇葩。值得我們細細推敲，好好研究。

 

民國時代的代表文體是雜文

 

代表文體既是文脈所在，人們會問，那明清之后的民國時代的代表文體是什么呢？我的回答，其代表文體當推雜文。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開始了民國時代，“五四”之后，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新文學也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在新文學的百花園中，雜文是一枝沖天而起而又異香撲鼻的奇葩。她宛如帶刺的薔薇花，長得枝葉繁茂，色彩繽紛，格外醒目。正如現代雜文大師魯迅在論及這一時期文藝發展狀況時所說的：“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

 

好一個“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就有力地印證了民國時代的代表文體當推雜文之論。魯迅還在1936年對埃德加·斯諾談起新文學的代表人物有周作人、林語堂、陳獨秀和梁啟超。從他的舉例來說，魯迅無疑指的是議論性散文——雜文。因此民國時代，推雜文為代表文體，它是當之無愧的。

 

從作品、作者、陣地看雜文的繁榮

 

事實勝于雄辯。說雜文在民國時代 “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是以事實為基礎的。

 

首先是因為當時雜文橫空出世，雄居天下，其花多葉茂，作品如林。拿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魯迅來說，他在1935年末曾作過一個大致的計算，“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歷18年，單是雜感，約有80萬字。”（《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這就是說，魯迅每年要寫近5萬字的雜文，以“千字文”計，他每年創作雜文約50篇，而且后九年，要比前九年多兩倍。夏衍是以戲劇家、翻譯家著稱的，但他也是雜文隨筆的高手。廖沫沙在《〈夏衍雜文隨筆集〉代序》中這樣說：“聽夏衍同志談過，從1936年參加救亡運動到1948年全國解放的前夕，整整12年之間，幾乎是手不停筆，每天至少寫一兩千字的文章。”因此，單是夏衍所寫的雜文、政論文章、隨筆，估計就有五六百萬字。豐產如此，令人嘆服。唐弢也說過：“就文學生涯來說，我的大部分時間是消磨在雜文的寫作上。”

 

由于作品遍地盛開，結集的也不少。產生過影響的，除魯迅《且介亭雜文》等16本雜文集外，還有郭沫若的《羽書集》、《蒲劍集》、《今昔集》；茅盾的《話匣子》、《速寫與隨筆》；瞿秋白的《亂彈及其他》；夏衍的《此時此地集》、《蝸樓隨筆》；馮雪峰的《鄉風與市風》、《有進無退》；陳望道的《望道文輯》；鄭振鐸的《短劍集》；劉半農的《半農雜文》；鄭伯奇的《兩棲集》；阿英的《夜航集》；唐弢的《推背集》、《海天集》、《短長書》；林語堂的《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藝術》，朱自清的《標準和尺度》、《論雅俗共賞》；巴人的《常識以下》；林默涵的《獅和龍》；聶紺弩的《二鴉雜文》、《血書》；胡風的《文藝筆談》、《密云期風雪小記》；徐懋庸的《打雜集》、《不驚人集》、《街頭文談》；孟超的《長夜集》、《未偃集》；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秦牧的《秦牧雜文》，李宗吾的《厚黑叢話》等。

 

由于雜文集花團錦簇，遍地怒放，其中奇花異草，名作涌現不少。如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劉半農的《復王敬軒書》；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當緩行》、《紀念劉和珍君》、《“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郭沫若的《請看今天之蔣介石》；易水的《閑話皇帝》、茅盾的《白楊禮贊》；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唐弢的《小卒過河》、毛澤東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

 

其次是栽種雜文之花的園地多，陣地廣。從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開始設立“隨感錄”這個欄目，現代雜文開始登上文壇起，以后雜文便“一發而不可收拾”，猶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出來。對比小說、戲曲和詩歌，其生長的天地似更為廣闊和多樣。在眾多的報章雜志中，既有以發表雜文為主的刊物，也有借報刊一疇之地開設專欄的。前者如魯迅主辦的《語絲》、《莽原》，左聯機關刊物《十字街頭》、《巴爾底山》，陳望道主持的《太白》，徐懋庸主編的《新語林》，曹聚仁主編的《濤聲》，徐懋庸、曹聚仁合編的《芒種》，胡適等創辦《現代評論》周刊、《獨立評論》等，林語堂創辦的《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上海孤島時期的《魯迅風》，茅盾主編的《筆談》，秦似編輯的《野草》等等；后者，除《新青年》上的“隨感錄”之外，當時許多重要的報章雜志都增設了“隨感錄”之類的雜文欄目。《每周評論》、《新社會》、《民國時報·覺悟》就是如此。上世紀30年代后雜文專欄，更是“日見其斑斕”。如魯迅、馮雪峰編的《萌芽月刊》，創刊號上就開辟了“社會雜觀”的雜文專欄，魯迅擔任編委的《文學》辟有“社談”、“散文隨筆”、“雜記雜文”等專欄，聶紺弩、胡風合編的《海燕》辟有“短評”專欄，方之中主編的《夜鶯》設有“舊話重提”專欄，黎烈文編輯的《中流》辟有“立此存照”小專欄。還有《北斗》、《文學界》、《光明》等也都刊登過不少雜文。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據《中國新文學大系·雜文（1937-1949）》不完全統計，“這十二年間，國內大量刊載雜文并有一家影響的報刊雜志就有數十種。”如上海有《魯迅風》、《雜文叢刊》、《文匯報·世紀風》、《申報·自由談》等，重慶《新華日報》的副刊，《新蜀報》的“蜀道”，成都《華西晚報》的“藝文志”等等，這些雜文刊物和專欄，在當時“文禁如毛，緹騎遍地”的白色恐怖下，時常遭到查封和腰折的命運，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東邊被查封，西邊再創辦，如此此起彼伏，始終綿綿不斷，甚至遠在日本東京的左翼文學青年也先后創辦了專門的雜文刊物《雜文》、《質文》，正像其在《緣起》中指出的：“在今日的中國文壇上，淋菌并未完全肅清，蒼蠅也仍舊嗡嗡地吵鬧著，還是需要雜文的時候。”

 

再次是雜文的繁榮表現在作者隊伍眾多，名家迭出。好花要靠園丁培養，雜文興旺的局面是由眾多的雜文作者開創的。“五四”前后，是現代雜文的草創時期，當時在戰斗的《新青年》陣地上聚集著一批雜文作者，除現代雜文的奠基者魯迅之外，還有他的戰友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以及周作人、胡適等，他們以雜文為武器，抨擊時弊，揭露痼疾，其戰斗的觸角遍及封建制度的各個領域，使雜文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的一支生辣的勁旅。以后，魯迅又發起創辦《語絲》，編輯《莽原》。除《新青年》同人外，還有林語堂和一批新的雜文作者，如向培良、高長虹、許廣平，尚鉞、呂靜農、韋素園、李霽野、朋其、成均等，基本上形成了一支效力于“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的精悍的雜文作者隊伍。在此同時，還有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揮戈上陣，在《中國青年》的“雜評”上，也參與雜文的創作，如惲代英、沈澤民、施存統、瞿秋白、陳望道等，而郭沫若、茅盾、郁達夫、鄭振鐸也是早就開始撰寫雜文的行家。在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和以后的革命斗爭中，更是涌現了大批的有影響的雜文作者，如唐弢、徐懋庸、周木齋、馮雪峰、夏衍、夏征農、胡風、徐詩荃、楊朔、柯靈、巴人、黎烈文、曹聚仁、杜宣、聶紺弩、邵荃麟、鄒韜奮、何家槐、金仲華、朱光潛、施蟄存、宋云彬、孟超、吳晗、秦似、秦牧、王力、林默涵、丁易、樓棲、黃裳、曾彥修等，幾乎所有的進行文化活動的作家，都曾拿起過雜文這一武器來戰斗。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雜文作者隊伍迅速壯大。“這是一支由許許多多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民族、不同風格的作家和作家群所組成的多層面的浩浩蕩蕩的大軍。”（廖沫沙語）而且民國時代雜文寫作群有個明顯特點，除了革命的、戰斗的、健康的主流雜文之外，還有非戰斗主流的雜文，如林語堂的幽默式的雜文，梁實秋的雅舍小品的閑適雜文，胡適、錢鐘書、傅斯年的學者雜文等等，真所謂雜樹生花，五彩繽紛。由于作者眾多，陣營可觀，使雜文風靡文壇．當然這支隊伍在洶涌的革命浪潮中，也有分化，有的落伍，有的頹唐，有的蛻化。但是，從總的來說，這支隊伍是不斷前進的，是日益壯大的。也真是在這一時期，造就了魯迅這位“現代雜文的偉大旗幟和偉大代表”（聶紺弩語），為雜文作為這時期的代表文體奠定了基石。

 

民國時期雜文繁榮的原因分析

 

那么，民國時期的雜文何以會如此繁榮興旺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點：

 

其一，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需要促成了雜文的繁榮。

 

正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樣，一種新文體的產生和發展，也是基于社會政治和經濟的需要。現代雜文這種文體之所以在民國時代發生，是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的。從民國開始，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開始解體，新民主主義革命從此發端。以后，內亂不息，外患不斷，階級斗爭激烈，民族矛盾尖銳。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猶如風雷激蕩，震撼著神州大地。文藝既是社會生活的藝術的反映，那么根據時勢的需要，勢必要創造一種文體，來迅速而恰當地反映社會上的日常事變，以揭露敵人，教育人民，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于是戰斗的雜文便應運產生了。正如魯迅所指出的：“潛心于他的鴻篇巨制，為未來的文化設想，固然是好的”，但是，“現在是多么切迫的時候，作者的任務，是在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是攻守的手足”。

 

那么，為什么說雜文這種文體最能勝任反帝反封建的斗爭呢?魯迅說：“猛烈的攻擊，只宜用散文，如‘雜感’之類。”雜文，它既不像小說和戲劇那樣，必須通過典型形象的塑造，通過完整而嚴密的情節結構來展開，也不像詩歌那樣講求韻律、節奏和文字的精練。它在表現方式上，既可敘事，又可抒情；既可描寫，又可議論。在體裁上，既可采用雜感隨筆，也可選擇札記短文，還有對話日記，甚至有特寫通訊。在題材選擇上，嚴肅重大的政治社會問題，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個人的機遇和詠嘆，都能信手拈來，點綴成篇。“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里，從宇宙窿穹之大，到草卉昆蟲之微，都是雜文馳騁的天地。郭小川就說過：“由于斗爭的需要，又得快馬上陣，寫點雜文來戰斗，比寫別的來得直截了當，快速。”因此在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中，從事社會革命的啟蒙戰士，首先找到雜文這種藝術形式，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其二，書報雜志的蓬勃發展推動了雜文的繁榮。

 

作品是寫給人看的，這就需要有中間媒介物——書報雜志。就像種子和苗圃一樣，沒有苗圃，種子就得不到生長發育的條件。古代沒有報章雜志，這就大大減弱了雜文的戰斗性，限制了雜文的發展。古人曾經不無感慨地說過：“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五四”之后，新文化運動的蓬勃興起，報章雜志如雨后春筍般地破土而出，這就為現代雜文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導論集·現代散文導論(上)》中說：報紙的副刊，“因為每日出版，適宜于發表雜感短文，比月刊周刊便利得多，寫文章的人自然也多起來了。”這段話，說得是有道理的。

 

伴隨著報刊雜志的遍地出現，現代雜文也大大地發展起來。繼《新青年》1918年4月開始設立“隨感錄”之后，1918年12月創刊的《每周評論》從一開始也開辟了“隨感錄”，發表了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的不少富有號召力的雜感文章；《新社會》從1919年12月起也增設“隨感錄”，發表了瞿秋白、鄭振鐸等人揭露封建痼疾的作品。《民國日報·覺悟》則從1920年元旦開始增辟“隨感錄”，發表了陳望道、施存統、劉大白等人的抨擊時弊的作品。除此之外，當時還有不少報刊以“雜志”、“論壇”、“亂談”等欄目，發表了很多具有文學意味的議論性的短文，就像種子得到了溫床一樣，雜文在全國各地報刊雜志上風行起來。

 

有了雜文刊物或者專欄，就有了一個陣地，就能聚集戰友，培養新人。《新青年》就聚集了魯迅、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這樣的雜文大家；《語絲》、《莽原》又培養了一批新的雜文作者；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主辦的各家刊物，又催發了大批創作雜文的新生力量，為我國現代雜文的繁榮興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到上世紀30年代，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步步進逼的侵略行徑，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全國刊物不下千余種之多，單是上海一地就有一百多種。如前所述，專以刊登雜文為主的刊物，全國已達十多種，雜文陣地呈現出遍地開花的喜人局面。

 

其三，雜文大師魯迅的苦心經營、著意哺育釀成了雜文的繁榮。

 

每個時代的代表文體，都有著名作家為其倡導和實踐，就像司馬相如、揚雄之于漢賦；李白、杜甫、白居易之于唐詩；蘇東坡、辛棄疾之于宋詞；關漢卿、王實甫之于元曲；羅貫中、施耐庵、曹雪芹之于明清小說一樣；現代雜文的繁榮，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魯迅倡導和實踐的光輝成果。

 

魯迅為促成雜文的繁榮傾注了畢生的精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倡導，魯迅始終不懈地為雜文的繁榮而呼喊，而奔走。他積極參與發起的中國第一個以雜文為中心的文學刊物《語絲》，其宗旨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和美的生活”。而《語絲》上的文學，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為主。在1925年創辦《莽原》時，魯迅就言明《莽原》，“所要多登的是議論”。后來，他在《華蓋集·題記》中說得更為明白：“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于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魯迅曾經對唐弢興致勃勃地說，雜文“敵人禁止它，我們就來提倡它！多幾個人手，事情就好辦……”魯迅晚年面對雜文波瀾壯闊的局面，他樂觀地呼吁：“我是愛讀雜文的一個人，而且知道愛讀雜文的還不只我一個，因為它言之有物。我還更樂觀于雜文的開展，日見其斑斕。”

 

第二是實踐。魯迅可以放下打好腹稿的長篇小說，可以放下構思成熟的《中國文學史》，但是雜文，他一直緊握在手，揮灑、運用到生命的最后。從“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吼聲起，經過對反動軍閥以及資產階級右翼文人的長期鏖戰，直至狼煙遍地、刀刃相接的反文化“圍剿”，魯迅始終緊握手中的“金不換”，指點江山，抨擊時弊，書寫出了一篇篇戰斗檄文，射向敵人的心窩。毛澤東同志說：“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期他學會了辯證法。”魯迅的16本雜文集子，600多篇雜文，130多萬字，就像勾勒出整個法國時代面貌的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一樣，也勾劃出了黑暗中國的整個時代風貌。

 

第三是哺育。上面我們提出的一長串雜文刊物或者報刊上的雜文專欄，無不留下了魯迅辛勤耕耘的足跡。拿1934年創辦的《太白》來說，據陳望道回憶說：“是在魯迅直接關懷和支持下創辦的。”“《太白》雜志有關重要事宜時的討論、決定都同他商量過”，刊名是陳望道與魯迅商定的。據唐弢回憶，《中流》刊名及其雜文專欄“立此存照”都是魯迅親自起的。為了培養、造就大批新的雜文作者，魯迅甘愿為文學青年“打雜”。巴金在《魯迅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中就這樣說過：“他仍然常常花費時間替一些不認識的青年人做種種事情。改稿，介紹稿子，甚至出錢替他們刊印作品。”實際上上世紀30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涌現出來的許多有影響的雜文作者，大都直接和間接地接受過魯迅的教育和陶冶。徐懋庸說：“魯迅創作了他的雜文，并且促進了中國的雜文創作。”是很有道理的。

 

其四，民國時代雜文的繁榮也是其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

 

魯迅說過：“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古代雜文，在其發展的歷史上，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是先秦諸子散文階段。清代評論家章學誠說：“后世之文，其體皆備戰國。”雜文也是起自春秋戰國的時代。馮雪峰說：“拿中國文學史來說，那么，例如在古代，先秦諸子的文章，就都是好的、最本色的和最本質的文章。”這一時期的雜文，雖在草創時期，但也出現了不少名篇，如莊子的《逍遙游》，荀子的《勸學》，韓非的《說難》等，已經具備了“議論而兼敘述”的雜文特色。第二是唐宋雜論階段。唐宋的古文運動，把我國的古代雜文推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高峰，韓愈的《師說》，柳宗元《捕蛇者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等，觸及時弊，論辨有力，結構嚴謹，富有感情，而且以小見大，具有形象，已基本上接近于現代雜文的技法。第三是明末清初的小品階段，這是雜文的一支。雖多抒寫性靈之作，頹放感慨之情，但也“并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了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閑的文臣的筆鋒。”這種清新活潑，看事雕琢的小品寫法，豐富了雜文的表現方法。到了“五四”前后，魯迅創造性地繼承了我國古代雜文的優良傳統，又汲取采用了外國散文中的有用部分，融會貫通，熔鑄提煉，終于作出了具有獨創性的貢獻，奠定了現代雜文的基礎。正如聶紺弩在《中國新文學大系·雜文集（1927-1937）·序》中說的“魯迅把雜文提高到一個很高的水平，以他為標志，現代雜文的歷史才開始形成。”

 

魯迅創造的現代雜文，其特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強烈的戰斗性。是“匕首、投槍”，能對有害的事物迅速給以反應，立即給予掃蕩，表現了雜文這種形式確是“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是舊社會的解剖刀，是新社會的催生劑。第二，鮮明的形象性。現代雜文是“論時事不留面子，貶錮弊常取類型”，盡管寫的是—時一地的事情，畫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是許多篇合起來，同樣生動鮮明。第三，辛辣的諷刺性。現代雜文經常運用幽默、反詰、夸張等藝術手法，使雜文達到了“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境地，從而使它從古代雜文中脫穎而出，走上了雜文發展的嶄新階段，開創了雜文的全新局面。馮雪峰說，“給雜文以魯迅所給的這樣巨大的戰斗性能和作用，在藝術上達到魯迅所達到的這樣晶瑩燦爛的成就，把政治化成為詩而又絲毫也不減弱思想的深廣性和政治的尖銳性與直接性，都是無論在中國文學史上，在世界文學史上，簡直空前的新人的創造。”

 

現代雜文是民國時代的代表文體，是我中華文脈之一支，它像唐詩、宋詞一樣，已經成為我國人民寶貴的文化珍寶。竊以為，就像歷史上有《唐詩選》《〈宋詞選》《〈元曲選》，我們如果能編本《民國雜文選》，那是一定會大受歡迎的，也是傳承我中華文脈之功德無量的大好事！

 

參考文獻：

一、《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二、《中國新文學大系·雜文集（1927-1937）》，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

三、《中國新文學大系·雜文集（1937-1949）》，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

四、邵傳烈：《中國雜文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五、陳  柱：《中國散文史》，上海書店出版1984年版

六、李  寧編《小品文藝術談》，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版

七、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八、黃修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為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上海浦東雜文學會顧問，本文原載《雜文界》；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