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比世界上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建設模式,可以說開創了世界區域經濟發展史上未有之先例。如果能通過標準和規則對接實現一體化發展,將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后發優勢,彼時,無論是人口規模、制造業規模、GDP規模還是創新能力,粵港澳大灣區都將超過東京灣、紐約灣、舊金山灣等世界標志性主要灣區。
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灣區是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地方,也是科技創新的重要輸出地。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進一步強調,要推進科技自立自強。頂著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眾多頭銜,被委以重任的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對標世界一流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對于中國科技自立自強顯得尤為重要。 對比世界上其他灣區,粵港澳大灣區“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建設模式,可以說開創了世界區域經濟發展史上未有之先例。如果能通過標準和規則對接實現一體化發展,將是粵港澳大灣區的最大后發優勢,彼時,無論是人口規模、制造業規模、GDP規模還是創新能力,粵港澳大灣區都將超過東京灣、紐約灣、舊金山灣等世界標志性主要灣區。 一體化發展迎來春天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加快推進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等重大平臺開發建設,引領帶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2021年9月,《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發布,賦予前海、橫琴作為粵港、粵澳合作的試驗示范使命,確立了雙合作區在粵港澳大灣區中各自不同的功能與實驗內容。政策疊加,使粵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戰略高地,為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建設注入強大動力。 實際上,近些年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已經在加速推進中。目前,粵港澳大灣區企業所得稅稅率降到15%的水平,個人所得稅基本與香港水平相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近日宣布,將建設香港北部約300平方公里宜居宜業宜游的都會區,額外開拓約600公頃用地作為住宅和產業用地。面積比原來的香港老城區還要大,有望成為未來港深一體化、港深同城化的基礎構架,多城市由此形成連接一體的、連綿不斷的大都市,為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奠定基礎條件。 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粵港澳大灣區目前已形成立體化、綜合化的交通體系。港珠澳大橋落成后連接三地,原本進展較慢的陸上高鐵,現已通向香港,形成了暢通無阻的高鐵網絡。從交通運輸體系來說,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港口群、機場群正形成。 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迎來了真正的春天。 創新集成優勢初現 目前,中國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但仍應清醒地看到,我們國家的創新能力特別是原始創新能力,還比不上美國。2020年,中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達到24426億元人民幣,占GDP的比重達2.4%,穩居世界第二,但經費總量約為美國的54%。 要實現科技自立自強,需要真正把創新放在建設全局的核心地位,培育國家創新高地,而粵港澳大灣區有可能率先通過優質制度供給形成創新集成優勢。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建設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具有獨特優勢,形成了廣深港澳的科技創新長廊,城市各有分工,這是粵港澳大灣區最大的創新布局。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長廊一定是非常有競爭力的科技創新高地。 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粵港澳聯合實驗室等的建立,使粵港澳大灣區形成了多方位、多維度、多方面推進創新的格局。粵港澳大灣區匯集了國家力量、粵港澳三地力量、企業力量,集成創新優勢已開始顯現。 廣東省還有先進制造業優勢,既有華為、中興通訊、騰訊等一批在創新方面走在前列的頭部企業,也有一些專精特新的中小企業。粵港澳大灣區2020年經濟總量達到了11.5萬億元人民幣,規模超過了俄羅斯、土耳其等國家。 粵港澳大灣區獨特的創新基礎和集成優勢,在全國乃至全亞洲,都具有巨大發展潛力和空間。 須跨越五道坎 未來,進一步激發粵港澳大灣區創新驅動的集成優勢,還要直面一些問題,掃除制度和體制機制的障礙,使創新能夠形成疊加優勢,爆發出不可阻擋的動能。當前問題主要是五點: 一是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如何突破現有法律、制度等不同,形成更高層次的標準規則對接,這個是核心問題。如果沒有標準規則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資本流、數據流等不能順暢地流通,將難以形成一體化發展的布局。 這些年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進度比較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標準對接不夠,造成了很多環節擁堵,很多問題難以逾越。粵港澳大灣區應該形成制度集成優勢,哪一地的制度規則最先進、最開放,處于世界前沿,就向這些先進制度規則標準看齊。針對三地的制度空白區,比如說數據流通、跨境電商等,世界上還沒有統一的標準規則,那么三地就共同創造、占領世界標準規則的高地。只有進行多層次的標準規則對接,才能形成協同創新的疊加優勢。 二是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協同機制。目前,三地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創新方面的協同機制還未真正建立起來,尤其是疫情影響了人員往來,包括粵港澳大灣區三地人員往來。未來恢復正常之后,第一個事情就應恢復粵港澳大灣區的協同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創新的體制機制,做好常態化的工作制度安排。 三是進一步提高對粵港澳大灣區加快一體化發展的認識。要深層次地進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研究,解決思想認識問題。特別是認識到三地相互融合的迫切性,真正解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體系帶來的高樓鄰居窘境,求同存異。 四是充分認識香港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獨特地位,增強香港對祖國的認同感,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同感。增強香港民眾身為一名中國人的自豪感和責任感,特別是充分發揮香港吸引高端人才的優勢,與內地人才形成合力,這是至關重要的。 最后,粵港澳大灣區還要更多地推進在教育、醫療衛生、法律服務等方面的軟連接。香港的現代營商環境、法律制度和西方法律制度相通,這是香港的優勢,有利于粵港澳共同探索新的道路,探索更加符合國際更高標準的規則。 解決了這些問題,粵港澳大灣區才能形成創新驅動的集成優勢,激發出更大的后發優勢,真正成為世界創新高地。
(作者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2021年12月1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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