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尤其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敗，使不少西方學者不得不再次正視馬克思“兩個必然”的斷言，回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旨趣和淵源流變。
當代不少西方學者越來越意識到，在中國煥發出生機和活力的歷史唯物主義，對西方來說是打破自身局限、走出理論傲慢窠臼和實現自我更新的關鍵資源。對西方學界的這種新動向，我們應該保持敏感和開放的態度。近年來，在金融危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下，一些西方學者重燃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熱情，開始結合新的社會現實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重新闡釋。這一現象背后，體現了一些西方學者和社會民眾對超越資本主義現存秩序、尋求更好發展路徑的渴望。歷史一再證明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與預言，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具有歷久彌新的生命力。金融危機尤其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敗，使不少西方學者不得不再次正視馬克思“兩個必然”的斷言，回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旨趣和淵源流變。首先，資本主義的固有局限促使一些西方學者不斷回望馬克思，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和有效抗擊疫情這三大奇跡，也促進了一些西方學者的反思。西方學者批判、反思資本主義的傳統由來已久，海德格爾曾引用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的詩句說，“人當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他的弟子阿多諾在1949年出版的《文化批判與社會》里也對此有所繼承，“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近現代以來，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社會的扭曲異化日益加深，呈現為馬爾庫塞筆下不斷深化的“單向度”的人。在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隨著“華盛頓共識”迷夢的幻滅，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光芒顯得尤其奪目。其次，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一些正直的西方學者開始放下理論上的傲慢，向歷史唯物主義尋求新的思想資源。自1825年英國第一次爆發經濟危機以來，大約以10年為波動周期不斷發生經濟危機，直至今日，西方仍在尋找擺脫危機的路徑。早在2009年4月，全球左翼論壇以“轉折點”為主題召開會議，探析金融危機之后資本主義的未來，議題包括“馬克思主義與經濟危機”、“美國要轉向國家社會主義嗎”等。與會學者從不同維度聯系歷史唯物主義，討論西方如何渡過經濟危機，如何突破和替代現有世界經濟體系，建立一個更加平等、持續發展的世界體系等問題。如理查德·沃爾夫根據馬克思主義反思美國近150年的資本主義發展歷程，強調現在“是時候討論社會主義了”。施韋卡特則認為，存在既保證公平與民主、又合理高效的替代資本主義的有宏觀計劃的市場社會主義體系。很多左翼學者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看到了這種理論的可能性。最后，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真理性、學理性，在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多的體認。2011年伊格爾頓以“申辯”式的寫作手法，創新性將西方對馬克思主義的質疑和責難進行歸類，然后有理有據地進行一一反駁。霍布斯鮑姆則在對《共產黨宣言》的再解讀中，重新確認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前途命運的分析的真理性，重申了“兩個必然”的學理根據。奈格里、哈特、羅薩等人試圖通過對馬克思的經典文本尤其是《資本論》的新解讀，結合新的時代特征，彰顯了“帝國”、“非物質勞動”和“加速度異化”等主題，希望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在理論與現實、時代與歷史的雙重維度中實現突破。除此之外，2020年恰逢恩格斯誕辰200周年，這也促進了西方學界對恩格斯的新研究，如特雷爾·卡弗的《馬克思之前的恩格斯》、卡恩·坎加爾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自然辯證法〉》等著作，都展現出這些西方學者對歷史唯物主義極高的學術熱情。
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深刻批判。近年來，一系列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以金融危機為分析對象，試圖進一步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提出了數字資本主義、傳媒資本主義、延伸資本主義、認知資本主義等新概括，以分析和批判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幽靈一直飄浮在資本主義的上空。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運動高潮衰退之后，西方民眾順從了后福特制，激進革命的實踐進入寒冬。里根與撒切爾夫人上臺后，新自由主義開始席卷整個西方世界，而大衛·哈維與齊澤克等人也從多個角度對其展開猛烈的批判。此后，批判隊伍規模日漸擴大，涉及領域也愈發廣泛。例如大衛·哈維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個人至上觀并將其后果總結為“世界性的貧富差距”；托馬斯·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里，從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所無法跨越的原生張力來展開對新自由主義的鞭笞；齊澤克和巴迪歐等人則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以探求建設共產主義的可能性；福斯特、阿格爾等人從近年成為熱點的生態問題著手批判資本邏輯，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于資本增殖邏輯的無限膨脹，并據此論證人類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然性；杰森將數據作為一種與經濟資本不同、但是由資本積累的永恒周期驅動的形式資本，并將其與政治經濟體制聯系起來分析；朱迪斯·巴特勒、高華蒂、漢納根等人則批判資本的邏輯向性別領域的殖民，主張女性解放是超越資本邏輯的重要維度。除了借助唯物主義對新自由主義展開批判外，西方學者對資本的無限膨脹導致的消費社會、“空間資本化”和“新帝國主義”也展開了多重批判，試圖撕開資本主義的偽善面具，形成了對資本主義批判的政治轉向與空間轉向。需要明確的是，無論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是以何種具體形式、在何種場所中呈現的，都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矛盾。也就是說，以上西方學者的各種分析和論證，不是取消或推翻了歷史唯物主義，而是在不同層面、角度、路徑上進一步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結論。應當把握住資本主義各式危機背后隱藏的、不變的基本矛盾，以求從根本上超越資本邏輯。正如大衛·萊恩在2020年的《建設社會主義：從“科學”到“積極”的馬克思主義》中所表達的：各種形式的統治、壓迫和歧視（官僚主義、父權制、種族主義、軍國主義和證書主義）產生了它們自己獨特的權力關系形式，但它們不應等同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剝削本質的重要洞見，即使這些矛盾在政治框架內得以解決，也不太可能超越資本主義。總體而言，無論從何種角度切入，落腳點在何處，以上這些對資本主義的新批判，都體現出當代西方學者對超越資本主義現狀、實現自我更新的訴求，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空間。現實最能教育人。金融危機與世紀疫情嚴重打擊了西方民眾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政府的信心，直接引發了“占領華爾街”、“黑命貴”、“黃馬甲”等各式反抗運動，而中國在疫情防控、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方面取得的優異成績，兩相比較，一些西方學者重燃了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研究熱情。伯尼·桑德斯在美國的崛起，就被很多西方學者看成一個信號。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已被歷史證偽，眾多西方學者試圖論證“另一種選擇是可能的”，希望能夠找到解決當下西方世界種種困境的方案，包括復興共產主義概念、探討市場社會主義、提出烏托邦社會主義、重視社會發展的生態視域以及“21世紀社會主義”思潮，等等。吉登斯和布萊爾提倡的“第三條道路”認為，可以創造“混凝土混合經濟”，在經濟領域與非經濟領域間取得平衡，這在當時對英國和其他國家產生了明顯的政策影響。哈特與奈格里提出，“新帝國”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也孕育出了抵抗自己的“替代物”，這個“替代物”很可能就是社會主義。朗西埃認為，文化與藝術創造可以超越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通達理性的共產主義。福斯特、奧康納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西方和整個世界的生態問題，倡導一種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米勒與羅默則分別用合作制的市場社會主義和證券的市場社會主義，來展示市場與公有制結合的現實可行性。大衛·哈維在《希望的空間》中詳細描述了可追溯到布洛赫“希望哲學”的美好未來社會想象，用一種對當下保持間距的希望的空間來引導和規范現實的空間。拉美各國則出現了對“21世紀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探索，強調一種個體解放與社會解放相結合的新的社會主義可能性。可惜的是，這些摸索雖有明確的批判與進步意識，但大部分理論構建都沒有找到超越資本邏輯的現實道路和實踐主體，難以在現實中落地。朗西埃、奈格里、哈特等人的闡述，更多的是理論操演而非具體的變革方案。米勒、羅默等人有關證券和合作制的社會主義的結論能否以及如何復制到其他社會領域，拉美的“21世紀社會主義”能否真正超越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能否真正實現經濟和社會的長期繁榮發展，都還是未知數。于是，一些西方學者在重新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過程中，逐漸將目光瞄準了當代中國，他們力圖在對中國飛速發展的理解中，找到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復興的密碼。朱利亞·達爾·馬索于2019年通過對中國獨特的金融市場結構的探討，界定了新自由主義金融霸權可能存在的邊界和走向解體的可能性。2020年，大衛·萊伯曼在《中國：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下來看》中提出，有必要將歷史唯物主義與五千多年的中國歷史結合起來，分析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崛起的重要性。施韋卡特認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嚴重的后果是強化了社會風險與不穩定性，并據此圍繞中國的發展呼吁“經濟民主的市場社會主義”。保羅·格雷戈爾在2021年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進行了概述和比較，試圖了解毛澤東思想和儒家思想對中國成就的作用。日往月來，時移世易。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中最突出的特點是“東升西降”。在這樣一種大的時代背景和歷史趨勢之下，可以說，當代不少西方學者越來越意識到，在中國煥發出生機和活力的歷史唯物主義，對西方來說是打破自身局限、走出理論傲慢窠臼和實現自我更新的關鍵資源。對西方學界的這種新動向，我們應該保持敏感和開放的態度，用西方人聽得懂的語言，傳播歷史中國的內蘊，講好當代中國的故事，使歷史唯物主義在西方成為一種重構現實和規范未來的力量。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原載《歷史評論》2021年第5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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