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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越南衛生部長和科技部長因涉及核酸腐敗被開除公職（修訂版）

點擊：  作者：MRneoanderson    來源：盧瑟經濟學之安生雜談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2-06-10 11:56:15

 

編者薦語：

 

與美國不同，越南的上層建筑源于蘇聯體制，是小社會大政府。

 

與朝鮮不同，越南的經濟基礎是為利潤而運轉。

 

所以，出現了衛生部長和科技部長這樣的高級官僚為了特定利益集團利潤，推行特定政策，且幾乎沒有阻力的情況。

 

以下文章來源于盧瑟經濟學安生雜談 ，作者MRneoanderson

 

昨晚看到消息，越南衛生部長因為核酸腐敗被開除公職。

 

 

 

事情的來龍去脈很簡單：新冠疫情發生后，越南一家上市公司推出核酸檢測套裝。越南衛生部、科技部有關官員，密切配合，大力推廣，全國做了7300萬次檢測，耗資10億美元，上市公司獲利大約1.75億美元。

 

越南衛生部長、科技部長、衛生部副部長、科技部副部長，全部涉案其中。

 

事情其實很簡單，越南衛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員們，從上到下，嘴上喊著防疫，心里都是生意。

 

任何一項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背后都有經濟邏輯，只有能獲得巨大的物質資源，社會運動才能不斷自我強化，運行下去。

 

在私有制條件下，這種物質資源表現為私人的利潤。

 

核酸公司出錢，衛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員推動檢測試劑的廣泛應用，核酸公司賺了更多的錢，衛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員更賣力地推廣核酸檢測。于是，越南的核酸檢測生意必然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結果，“造成巨大損失，浪費了國家預算資源并影響抗擊疫情大局”。

 

私有制社會中，所有人都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運動，越南衛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員自然也不能免俗。至于其他社會成員的損失，那都是“外部性”問題。

 

 

 

越南衛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僚在制訂、執行防疫政策的過程中，自然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制訂、執行防疫政策的最重要標準。由于越南衛生部和科技部的官僚的利益來自資本的利潤，他們制訂、執行的防疫政策自然有利于資本利潤最大化。

 

于是，越南的國家政策被資本的利潤所綁架，是否有利提高全民的衛生狀況的改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謀求最大的利潤。

 

“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權，先要制造輿論，要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

 

為了推行相應的政策，必須制造相應的輿論。

 

要增加核酸公司的利潤，必須制造對應的輿論。在這種背景下，越南衛生部和科技部對新冠病毒的宣傳的內容是可想而知的。

 

比如：在民眾中制造對新冠疫情的恐慌；強調使用特定核酸試劑檢測的重要性；對過量核酸檢測造成的浪費和經濟損失避而不談，或者，進行有傾向性的對比。總之，按照對核算公司利潤最大化有利的原則進行宣傳，蒙蔽民眾。

 

越南衛生部和科技部與相關專業人士的關系顯然比普通民眾緊密，掌握相關專業人士的個人命運的榮辱興衰。專業人士可以選擇在相關社會運動中分一杯羹，也可以選擇被被衛生部和科技部邊緣化處理。

 

由于信息不對稱，掌握專業知識的專業人士態度統一而明確，越南民眾即使對衛生部和科技部的政策持懷疑態度，也很難和受衛生部和科技部支持的專家抗衡。

 

在越南衛生部和科技部的大力推動下，越南核酸公司的生意幾乎毫無阻力。9700萬人口，做了7300萬次核酸檢測，幾乎一人一次。

 

美國是小政府大社會，資本控制社會運轉，小政府為資本服務，保證作為一個整體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對內維護私有財產所有權對社會的統治作用，對外避免外來資本介入并司機擴張，保證資本現有的利潤，謀求更大利潤。資本的群體意志控制整個社會，美國政府則負責維持對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有利的社會秩序。

 

與美國不同，越南受前蘇聯影響，是大政府小社會。

 

理論上，這樣的上層建筑可以對經濟基礎產生反作用，制約資本，避免資本野蠻生長。

 

現實之中，大政府對資本的控制，只是理想狀態。由于整個社會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所有的物質資源都可以私有和交易，政府由生活在現實之中的社會成員組成，需要生活資料，政府必然會不斷受到資本的侵蝕。

 

理想之中，政府對資本的制約，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內。隨著資本的擴張，資本對物質資源的控制一旦達到一定程度，對政府的影響就可以由對個別官僚的侵蝕，變為對官僚集團的控制。

 

此時的越南政府與美國政府在功能上，殊途同歸，都是為資本的利潤服務。

 

所不同的是，美國政府由政務官和事務官組成，政務官由周期選舉產生，個人職位受社會輿論影響，政府職能有限，美國政府基本不能參與資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糾紛。

 

任何政務官，包括拜登，如果過分推行對某一特定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很容受到由其他利益集團資助的新聞媒體的攻訐，被大眾質疑。雖然拜登與輝瑞之間，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但是拜登強制推行輝瑞疫苗的政策最終擱淺。拜登執迷不悟，最終引發了年初的卡車司機上洛事件。由于防疫政策，拜登的支持率直線下降。

 

美國政府內部的事務官沒有任何決策權，可以在推行力度上按照對自己有力的方式拖延、折扣或過度執行政策，卻很難有大作為。不僅如此，與政務官一樣，他們同樣受到來自社會輿論的監督。

 

那些對某一具體政策不滿的人群，可以獲得來自其他資本提供的輿論平臺和物質資源的支持。

 

所以，所有資本聯手壓榨勞動者是很容易的，但是某一特定利益集團吃獨食是很難的。在壟斷資本建立廣泛的康采恩以前，對某一特定利益集團（比如輝瑞公司為代表的醫藥集團），而不是對整個資產階級有利，甚至對整個資產階級有害的政策，很難走向極端。

 

朝鮮則是另一種模式。

 

朝鮮的上層建筑與越南相同，都源于蘇聯體系。

 

政府擁有廣泛的權力，推行某一項政策，沒有來自民間的由某些資本集團資助的政治阻力。

 

朝鮮是封建制濃厚的公有制社會，其經濟基礎并不是市場經濟，生活必需品并不完全在市場上獲得。

 

個人的榮辱興衰與其私人掌握的物質資源關系不大。

 

在這種情況下，朝鮮的官僚集團沒有為了私人利益和資本利潤推動社會政策走向極端的動力和可能。

 

朝鮮的最高領導人視國家為私人世襲財產，沒有損失全局利益，增加局部集團利益的動力。由于接受過留學教育，能力基本合格，所以在處理朝鮮疫情過程中，中規中矩，相對穩妥。

 

由于有特定利益集團的存在且特定利益集團提供統計數據，所以，美國對新冠死亡人數的統計傾向于采用間接死亡的寬口徑，即尸檢陽性即算死于新冠。由于沒有特定利益集團，所以，朝鮮對死亡人數的統計傾向于采用直接死亡的窄口徑。所以，兩者的死亡率相差懸殊。一位風燭殘年的患者，本來已經病入膏肓，感染或不敢惹新冠，都已經時日無多。但是這樣的患者算不算新冠死者，在美國和朝鮮卻有兩種看法。兩種看法的分歧，在于是否存在特定集團的利益。

 

越南介于美國和朝鮮之間，選擇了類似美國的經濟基礎和類似朝鮮的上層建筑。

 

與朝鮮不同，越南的官僚有動力為了資本的利潤推行對某一特定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與美國不同，越南國內沒有相應的來自民間的其他資本集團的制約。

 

所以，越南出現了衛生部長和科技部長（現任胡志明市市長）聯手推動核酸檢測，并出臺相應政策，從中謀利，危害全越南的腐敗事件。

 

通過控制公共政策形成制度性腐敗，是西方常見的腐敗手段，在越南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本不多見。這種制度性腐敗的出現，與越南經濟基礎的變化密不可分。

 

資本一旦膨脹到一定程度，官僚集團就會被其全面侵蝕，由“走后門”、“批條子”等偶發性、個人性腐敗，演化為“為利益集團制訂相應政策并貫徹落實”的整體性、系統性制度性腐敗。

 

整體性、系統性腐敗，是美國腐敗的典型特點，所有的政務官都代表某一或某幾個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他們的腐敗不是個人收受一點小錢辦一些私事，而是利用手中的權力，推出對利益集團有利的政策，并全力督促落實。利益集團則投桃報李，在這些政務官退休或辭職后，提供年薪驚人的董事、顧問的職位，或政治獻金，或相應的股票債券收益。

 

對官僚來說，一切都是合理合法，在任期間官清如水，退休以后再就業有什么問題嗎？對資本集團說，只要由足夠的利潤，個人私事完全不必動用官僚的權力。

 

此時，作為一個整體的資本集團可以獲得對其有利的政策，如同開掛。個別資本集團也可以獲得對其有利的政策，迅速膨脹。前提是不觸犯其他資本集團的利益。或者，即使觸犯其他集團的利益，也有足夠的物質資源壓倒對方的反對意見。

 

于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變成了為資本牟利的生意。

 

對資本有利的政策紛紛出臺，并被大力執行。對資本不利的政策普遍難產，即使出臺也往往難以落實，成為一紙空文，或者在落實過程中變形走樣，違背初衷。任何大事小情，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都必然向有利于資本獲得利潤的方向發展。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前方不吃緊，要想辦法讓大家覺得吃緊，這樣才能創造條件，出臺有利于資本的政策讓后方緊吃。于是，只要細心觀察，就會發現每一條被大力推行的政策的背后，都有隱藏而清晰的利益鏈條。

 

資本紛紛轉型，向官僚集團靠攏。試圖通過對自己有利的各種政策，謀求更大的利益。官僚集團也向資本集團靠攏，推動對與自身關系密切的資本集團有利的政策。雙方互利共贏，皆大歡喜。

 

此時，利潤時公共政策制訂和執行的唯一考量因素，公共利益完全不在考慮范圍內，至多是掩蓋貪婪和罪惡的幌子。

 

利潤是宏觀政策制訂和執行的唯一因素，政府為小集團的利潤而運動，政治上層建筑被私有化。

 

 

 

越南衛生部長和科技部長東窗事發，說明四點：

 

第一、越南的制度性腐敗已具雛形，已經進入了收錢制定政策的階段，但還沒有完全成型。雙方的利益交換還處于一手交錢一手制訂政策的階段，沒有形成美國那樣成制度的現在辦事將來收錢的默契。

 

第二、越南上層建筑內部的制約制度，還沒有完全失效。越南的衛生部長和科技部長被越共中央紀委追究并被雙開，被官僚集團開除。個別官僚群體的利益與官僚集團的利益，并不吻合。這是整個官僚集團能清除個別敗類的經濟邏輯。

 

第三、從整個官僚集團來講，如何使用政府權力謀求更大的物質利益，是共同的利益所在。越共中央紀委在剔除個別敗類的方面有重大的意義。但是，因為越南上層建筑是建立在強大的資本控制的經濟基礎上的，所有越南社會成員的榮辱興衰都于個人掌握的物質資源有關。所以，越共中央紀委是整個越南官僚集團的絆腳石。越共中央紀委的官僚同樣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個人榮辱興衰同樣與私人擁有的物質資源有關，最終是否也會被徹底侵蝕，是可想而知的。

 

第四、只有完全脫離私有制經濟基礎，其榮辱興衰與私人擁有的物質資源無關的人，才可能制止這種制度性腐敗的潮流。在越南國內，這樣的人如果不是不存在的，也是數量極其稀少的。即使朝鮮領導人空降越南，也無法扭轉越南的發展趨勢，因為整個官僚集團都在向制度化腐敗的方向發展，沒有相應的團隊和對應的物質資源實現政治意志。越南的科技部部長調任河內市長，他調任的過程中是否使用了金錢，不得而知，但是可以預測的是，如果他清廉潔白，大概率會被官僚集團邊緣化。

 

可以預期，越南的腐敗將逐漸向美國的制度性腐敗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基礎之中私人資本的力量不斷強大，類似的事件還會出現，而且會更加惡劣。

 

轉自盧瑟經濟學之安生雜談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