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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承晉：必須重視“網信威懾”的戰略性研究和探索

點擊：3207 作者：牟承晉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6-10 09:57:34

目前，鮮見國內對“網絡信息空間領域威懾”（簡稱“網信威懾”，下同）的戰略性研究和探討，而多是關注或聚焦于某個事件、某個漏洞、某項技術、某個專項、某些數據、某類信息。尤其對網絡信息空間領域中違法(和騷擾)行為的執法、維護與保障國家安全(和生存)的策略之間，缺少明確的界定和方向，以至于難以形成(必須的)威懾力或有效地應對威懾。

一、什么是“網信威懾”？

在現代網絡信息戰爭中，“威懾”已經不再專屬于軍事領域。分析“網信威懾”的目的和本質，威脅（或試圖扼制、阻止）的對象是網絡信息（實施和應用）的行為，而不再限于單純的物理網絡。

6月1日，美軍網戰部隊司令官保羅·中曾根向英國天空電視臺證實，美國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采取了一系列作戰行動”，包括美軍黑客已經采取了支持烏克蘭的進攻性作戰行動。中曾根實際上描述了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的“網信威懾”。

中曾根表示，“追捕”（Hunt Forward）作戰，是美軍（網戰司令部）在海外的“獨立”行動和工具，目的是在外國黑客針對美國的行動之前，首先發現并識別之。（中曾根）“每一天”都擔心俄羅斯針對美國的網信攻擊（cyber attack）風險，“追捕”作戰行動就是保護美國及其盟國的有效方式，是在軍隊文職人員的全面監督下，執行國防部的既定政策，“為國防部長和總統的決策提供一系列依據”。

中曾根認為，俄羅斯的信息戰是以謊言開始，而美國的目標是揭露戰略性的真相。因而，“已經開展了一系列全方位的作戰：進攻、防御和信息戰（Information Operations）。”在這場危機中，美軍（網戰司令部）分享信息的能力極其強大，以在更廣泛的范圍內確保信息（情報）的準確性、及時性和可用性。

根據美軍網戰司令部網站2020年12月3日的信息，其“追捕”作戰是與愛沙尼亞網軍聯合行動；而所謂“追捕”作戰是（應立陶宛政府的邀請）以立陶宛為基地的行動。

尤其是，獨立的“追捕”作戰任務是由美軍網戰司令部的“國家網信特戰隊”（簡稱“CNMF”）執行，并且在“精準打擊”（Persistent Engagement）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旨在先發制人，保護美國免受網信惡意行動的侵害。

一般而言，“作戰”（包括常規性和非常規性）由三個層次組成，即戰略目標、戰術行動和技術效果；“作戰”（Operations）行動是關聯戰略目標與戰術細節的指揮水準及其過程。

因此，可以認為，美軍網戰司令部支持烏克蘭的“追捕”作戰是“戰術行動”的組成部分及其“技術工具”，包括：

其“獨立性”在于是駐海外的（國家）網信特戰隊；

其“重要性”在于為先發制人的“精準打擊”提供情報；

其“有效性”在于信息（和情報）共享以及聯合行動。

但是，所不能（不應）忽略的是，“戰略目標”以及不同于傳統冷戰（如核威懾）的“網信威懾”（Cyber Deterrence）；畢竟，“追捕”作戰的主要目的是“為國防部長和總統的決策提供一系列依據”（或情報）。反之，如僅對戰術和/或技術（以及現象）的關注和探究，所得到的“啟示”或存在誤會，或有失偏頗。

參考關聯術語包括：戰略威懾（Defend Forward），戰術行動（Persistent Engagement），技術過程（Hunt Forward）。

二、“網信威懾”研究探索的要點

“網信威懾”不僅是現代網絡信息戰爭重要的理論和決策的研究課題，而且是動態的科學和實踐的考試與驗證命題。其興衰和更替至少包括：

1）“核威懾”趨向于“核平衡”，因而核戰爭的毀滅性后果使得其威懾力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至少已與美蘇冷戰時期不可同日而語。

2）不同于核威懾以及常規性武力威懾，“網信威懾”的威脅目的不盡相同，脅迫對象也在隨機變化，“網信威懾”不應是“一刀切”，也不可能是“一勞永逸”。

3）盡管歐美日等國正在聯合研究“威懾理論”尚未取得共識，但多種主要的“網信威懾”機制已在實戰實用之中，且對“威懾理論”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其中，美國的“清潔網絡”和“未來互聯網宣言”是典型的“拒止威懾”。

從俄烏戰爭得到的最關鍵啟示，應該制訂和完善(并非“一刀切”的)網絡信息戰略和戰術規劃，指導跨網絡與信息領域以及多學科領域的研究和實踐。例如，在情報界研判如何有效發現和阻止網絡信息間諜活動，須從心理學、社會學領域探討如何緩解和應對信息戰等等。

三、美國對中國的“網信威懾”正在進行時

歷史和現實已充分證明：“沒有戰略的戰術是失敗前的喧囂。”國防高校有關戰略安全研究學者指出，網絡信息戰爭是圍繞全局性“國家安全”的網絡信息空間領域全局性的激烈斗爭。

FCC撤銷CTA、CUA等5家中國國有電信運營商“214條款授權”的理由，公開表明是出于美國的國家安全考慮，直言CTA向法院提出上訴“缺乏法定權利”；美國上訴法院明確支持FCC的答辯，駁回CTA不留余地。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撤銷“214條款授權”，實際上就是宣示“美國利益至上”的霸權，就是毫不掩飾對中國全面展開網絡戰爭的“宣言”，而如此霸道地“宣示”和“宣言”，受到了美國司法的認同、支持和庇護，更是有恃無恐。

FCC是在美國通訊電信領域擁有獨立決策權和執法權的機構，隸屬美國國會，不受美國政府的管轄和鉗制。CTA發言人在12月22日表示，“將在1月3日的最后期限后繼續在美國經營其私人運營商業務”。而美國及國際社會普遍認為，這是中國方面公然藐視美國司法，挑戰FCC的權威。路透社等報道，“中國電信誓言無視FCC的驅逐，繼續在美國運營”（China Telecom vows to defy FCC eviction, keep operating in U.S.）。國外媒體認為，美國政府可能介入制裁中國電信等。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戰略技術項目主任劉易斯（James Lewis）表示：如果我是中國電信，趕緊走人（If I were China Telecom, If start packing.）。

什么意思呢，至少是說，白宮（美國政府）一旦出手，制裁的范圍將更廣、選項會更多，更難有回旋的余地，中國的損失及被動局面會更大。如果美國政府認定，中國電信等挑戰FCC“出于美國國家安全”原因撤銷“214條款”授權命令的權威性、藐視美國司法，美國政府出手沒收中國各家電信運營商在美國的資產（包括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更不是沒有可能。

美國正在積極組建“未來互聯網聯盟”（The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并已經拉攏包括臺灣在內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簽署《未來互聯網宣言》，還正在推動發布被稱為“新盟約”（new covenant）的所謂行動倡議和高級別的愿景聲明（Vision Statement）。

根據被披露的“新盟約”文件（討論稿），“未來互聯網聯盟”的宗旨，是為了應對三大趨勢：

一是中國和俄羅斯等“專制大國”推動互聯網作為國家控制工具的另類目的興起；

二是世界范圍內虛假信息泛濫，主導權力被集中于少數科技公司，以及網信攻擊和其他安全問題增加，需要重新評估從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所盛行互聯網的理想化愿景，以及具有挑戰性的發展；

三是來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國家（及非國家的經濟實體），是時候應制定和促進一個開放、可信和安全之新的和更好的互聯網愿景，以促進核心民主價值觀和對人權的尊重。

“未來互聯網聯盟”的倡議和行動計劃，不僅是美國白宮“清潔網絡”計劃的進行時，而且被套上了“民主價值觀”（人權、自由）的外衣，及涂上了“互聯網治理模式”的色彩，更具欺騙性、混淆性和兩面性。

顯然，“未來互聯網聯盟”的目標是針對并企圖孤立“中國和俄羅斯”，形成新的圍困態勢。其綱領提出，“將提升、擴大、匯集和發展在七國集團（G7）、亞太經合組織（APEC）、經合發展組織（OECD）和不同國家正在進行的工作。”“聯盟的長期成員將向那些確實滿足商定的標準和承諾的國家開放。”

訂立“新盟約”的想法，是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國際經濟和競爭力高級主任彼得•哈雷爾（Peter Harrell）和技術與競爭政策總統特別助理吳修銘（Tim Wu）提出。美國試圖在互聯網治理領域再次發揮符合美國價值觀的“道義上”（moral）的領導（或制高點）作用。

不得不說，白宮在2021年3月任命的“臺裔美國人”吳修銘，祖父是日本占領臺灣時期的官員，父親出生于臺南，本人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教授，2013年入選美國《國家法律雜志》“美國100位最具影響力的律師”。2019年2月12日，吳修銘在《紐約時報》撰文“美國不該對中國的互聯網審查姑息討好”，認為：“姑息討好無法成為有效的外交政策或貿易政策。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和擁有最重要互聯網行業的國家，美國應當利用其優勢地位進行談判。…貿易談判向來都是如此這般進行的，互聯網也不應成為例外。否則，我們就會冒贏得昨日之戰、卻放棄明日之戰的風險。”

四、應對美國“網信威懾”須“以戰止戰”

美國、日本、印度和臺灣，已經聯手構成對中國實施網絡信息戰的同盟，潛在的還有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越南、韓國、北約等。印度高官揚言，要摧毀我軍西部戰區司令部（WTC）的指揮網絡（Command Network）。臺灣網絡安全機構煽動，對中國實施“長期網絡資訊（信息）戰”。日本將對中國網絡信息戰的戰略構想，載入了最新的“防衛白皮書”。

美國判定我國若干年內（至少是“十四五”期間），沒有構建主權網絡的能力，不得不繼續深度依賴和長期依附受美國完全指揮與控制的互聯網，因此，美國敢于對我國實施局部（一定區域）、大部（全國性行業）或全部（全國或全局性覆蓋）的“斷網斷服”，以造成我國經濟社會民生的恐慌，乘機制造動亂，嫁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

網絡信息戰爭將成為遏制、制裁、圍困中國的各種“作戰”（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軍事戰等）的“先導（先發制人）戰”、“戰中（情報）戰”、“輿論信息（社會心理）戰”，將出現精準打擊目標、公開勒索中國（政府、組織或企業）、迫使中國（政府、組織或企業）在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軍事戰等其它戰場讓步、退縮、妥協的常態化高壓模式（戰略壓迫態勢）。同時，美國必然策動中國國內外反華反共、親美媚美勢力，緊密配合美西方的網絡信息戰爭，千方百計地阻撓和破壞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建設網絡強國。

我國網信領域某些涉嫌嚴重觸犯黨紀國法的既得利益集團和人員，將會變本加厲地欺騙和誤導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在錯誤的網絡信息戰略和路線、方針上越走越偏、越陷越深，漸行漸遠。

必須強調，美歐日已經宣布2035年之前普及“量子互聯網”。“十四五”期間，我國網絡信息建設繼續維持安全系數極不穩定、很不可靠并難以解決嚴重安全弊端（及網絡信息關鍵基礎設施全面受制于人）的現狀，必然與美歐日網絡信息技術發展和應用的差距越拉越大、越拉越遠、越拉越被動，且持久難以追趕。

美國對中國的網絡信息戰爭已在進行時，我國自上而下不能不迅速做出明確的戰時反應，形成軍民聯合主動積極應戰和作戰的廣泛民族愛國統一戰線，實施強有力反擊“網信威懾”的戰略和戰術、方針和政策，堅決克敵制勝，從戰爭中學會戰爭。同時，“以戰止戰”、“借力打力”、順勢而上，搶占構建我國主權網絡信息空間領域的良機和戰機、制高點和優勝點。

【感謝網絡信息安全技術專家邱實提供寶貴資料和研究支持。】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移動通信聯合會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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