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經濟陷入困境的重要癥結之一，是社會消費購買力的嚴重不足，經濟循環“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基本環節，因“分配”環節的嚴重失衡，在“消費”環節出現斷裂，已經逐步成為共識。同時，繼恒大暴雷總負債超2.4萬億元、凈虧8000億之后，碧桂園傳出爆雷倒計時，由于項目主要集中在三四五線城市，單個項目負債額可能比不上恒大，但涉及居民數量更多，抗風險能力更弱，危害性比恒大要大得多。而萬億“中植系”疑似爆雷，一旦爆雷其破壞力將遠超其他金融平臺。尤其，無數中小微民營企業生存艱難，甚至深陷熊彼特所謂“新舊交戰，引發經濟的周期性變化，金融危機和生產要素的重新分配”而產生的“創造性毀滅”及其邊緣。無不呈現著市場無序競爭的殘酷。
究其根源，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暫時的“過度私有化”，使馬克思揭示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呈現：生產無限擴大與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市場無序競爭的矛盾。但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性超越，在于“不是市場經濟救了中國經濟，而是中國以強大的宏觀調控能力救了市場經濟，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火車頭”（尹國明《面對民企困難，不要被誤導，說點我了解的真正原因》，昆侖策研究院 2023-08-12 ）。暫時“過度私有化”，造成的暫時消費環節的斷裂、暫時市場無序競爭的殘酷，以致經濟發展受阻的困境，這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現實！
一、《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過度私有化”的事實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第二款“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黨代會報告和《憲法》確定的堅定不移的根本制度。但是，《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呈現“過度私有化”已經成為無可回避的事實。通過對2017-2022年《中國統計年鑒》“按地區和控股情況分企業法人登記數”“按地區和登記類型分企業法人登記數”整理，各類企業法人單位數與占比組成（見表1）。表1 2016-2017、2018-2021年企業法人單位數、各類企業與占比組成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2年）】
近5年，私有企業法人數量與占比大幅度提升（見圖1），呈現出數量不斷增加的蓬勃發展狀況。而國有和集體等公有制企業法人數量與占比大幅度降低（見圖2），呈現出公有制企業數量的急劇減少狀況。圖1 2016-2021年私營企業、私人控股企業數量及占比情況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2年）】
圖2 2016-2021年國有企業、集體企業數量及占比情況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7-2022年）】
眾所周知，改開以來，我國商業領域早就基本上是私營企業的一統天下，國有商業企業已經微乎其微。那么，工業領域如何？從近5年《中國統計年鑒》的“私營工業企業主要指標”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主要指標”數據分析（見表2），“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在受到嚴重挑戰，過度“私有化”確實已成為必須正視的事實。表2 2016-2021年“私營工業企業主要指標”和“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主要指標”
（一）“資產總增長率”私營工業企業比國有控股工業企業高出一倍。雖然從“資產總計”指標看，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一直高于私營工業企業，但實際上國有控股企業總資產中的相當大部分屬非國有資產（由“混合所有制”股權結構決定），而且從總的變化趨勢看，私營企業資產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國有控股企業。私營工業企業由2016年的239542.7億元增至2021年的409303.1億元，總增長率為70.87%；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由2016年的417704.2億元增至2021年的565082.1億元，總增長率為35.28%。也就是說，從2016年至2021年雖然“資產總計”國有控股企業還比私營企業高155779億元，但“資產總增長率”私營企業比國有控股企業高出一倍多。（二）“流動資產”不僅“總增長率”私營工業企業遠遠高于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而且資產總量也已反超。私營工業企業由2016年的120053.6億元增至2021年的249374.7億元，總增長率為107.72%；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由2016年的147311.8億元增至2021年的212832.8億元，總增長率為44.48%。也就是說，國有控股企業的流動資產總量由2016年較私營企業高27258.2億元，降至2021年比私營企業低36541.9億元，總增長率遠不及私企的一半，低63.24個百分點。（三）“營業收入增長率”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是私營工業企業的近2倍。雖然營業收入總量指標私營企業一直比國有控股企業高，但是，國有控股企業的營業收入增長速度比私營企業高得多。私營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總量由2016年的410188.1億元增至2021年的517444.3億元，總增長率為26.15%；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總量由2016年的238990.2億元增至2021年的350557.9億元，總增長率為46.68%。也就是說，從2016年至2021年，國有控股企業營業收入總量比私營企業還低166886.4億元，但是總增長率是私營企業的1.78倍，說明國有控股企業較私營企業具有更為突出的高效率。（四）“利潤總增長率”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是私營工業企業的近4倍。與營業收入情況相一致，雖然利潤總額私營工業企業一直比國有控股工業企業高，但國有控股企業的利潤總增長率比私營企業高得多。私營工業企業利潤總額由2016年的25494.9億元增至2021年的31774.1億元，總增長率為24.63%；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由2016年的12324.3億元增至2021年的24435.2億元，總增長率為98.27%。也就是說，從2016年至2021年，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比私營企業的差距由13170.6億元減少到7338.9億元，但利潤總增長率是私營企業的3.98倍，這就進一步說明國有控股企業比民營企業效率要高得多。
二、“過度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徹底私有化”的邪惡誤導
如上“私營工業企業”與“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主要指標的數據對比分析，雖然，國有控股企業在“資產總計、流動資產、營業收入、利潤總額、用工人數”等方面的整體占比，無不處于不斷被擠壓、不斷在變小的狀態，但是，近5年“營業收入總增長率”和“利潤總增長率”比私營企業高得多（可以數倍計），均毋庸置疑地證明國有控股企業較私營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況且，國有企業在載入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探測、高速鐵路、特高壓輸變電、納米材料、量子信息、超級計算機等領域取得走在世界科技前列的重大創新成果，在智能電網、新能源、綠色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掌握大批關鍵核心技術，“嫦娥”探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眾多重大工程和標志性成果實現跨越式發展，無不呈現國有企業的強大引領推動突破力。但是，在以“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走上歷史舞臺，而且已經“顛覆前蘇聯、造成東歐劇變、摧毀英國智利”的新自由主義“推動全面私有化”的邪惡誘導性下，一些人恪守“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完全市場化”的理論信條，大肆宣揚“國有企業自身天生低效率，不能與市場經濟相容，而且還擠占非公有制經濟的生存空間，不利于資源優化配置，嚴重拖累國民經濟發展”等（參見肖斌《撥開“國企低效論”的迷霧》，《求是》2016年第18期），捏造“國企低效論”，從而欺騙政府、欺騙人民。他們企圖通過捏造事實、顛倒黑白來妖魔化國企，削弱乃至取消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并且在“國企低效率”與“私有化改革”之間建立起“破與立”的邏輯關聯，從而走上改旗易幟之路。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大肆鼓吹“市場經濟是不可能建立在國有制基礎之上的，唯有在私人財產制度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才能有效地運作！”（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2019年版，第66頁）。在新自由主義“用產權多元化分解和消化國有企業產權，用股份公司制取消全民所有制”的推動下，1978年，中國工業總產值近4/5來自國企，但到1997年萎縮到幾乎不超過1/4，尤其至2006年“國有企業生產僅占9.7%，非國有企業占到90.3%”的凄慘局面，繼續兇殘地大肆叫囂：“我們不僅完成了大部分國有企業的改革，而且已經找到了剩下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即繼續在國有企業非國有化的道路上前進！”（張維迎《市場的邏輯》，西北大學2019年版，第238、240頁）企圖把國有企業斬盡殺絕。
三、市場無序競爭：用公司制取消全民集體所有制的巨大破壞
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私有經濟占比增加而遠超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的“過度私有化”，必然呈現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通過購買勞動力進行剝削的占比變化狀況，從而潛在出現“私人資本企圖控制公共權力”的金錢政治、“勞動和資本、工資和利潤”的對立沖突、“財富日益集中于少數壟斷資本家”的貧富分化等，而消費領域“生產無限擴大和勞動人民支付能力”，生產領域“企業有組織性與市場無序競爭”的矛盾，無可回避地暴露出來。甚至，如果不是政府堅強有力、積極有為的宏觀調控和政策協調，還會出現“商品大量積壓、生產銳減、工廠大批倒閉，工人大量失業、信用關系嚴重破壞”等經濟危機的潛在跡象。同時，新自由主義“用產權多元化分解和消化國有企業產權，用股份公司制取消全民所有制”的推動，使市場進入違背基本經濟倫理的無序競爭狀態，使國家和人民正在遭受恒大暴雷、碧桂園暴雷、中植暴雷、紫光國有資產流失等難以承受的損失。公有制經濟是以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形式，產權分別屬于代表國家和人民的國資委和所在集體成員，有著非常清晰的產權所有制定位，任何人不可以輕易觸動。但是，“無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股份公司制，以不用冒“傾家蕩產”風險投資，而成為鼓勵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式，但是“抽逃資產”的巨大風險隱患，在資本逐利本性“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敢犯任何罪行”的驅動下，股份公司制成為市場無序競爭和暴雷頻發的直接癥結。與此同時，子母公司套狼術、公益基金欺騙術、金融杠桿無限術等紛紛登臺，不斷推動“資金私有化，壓力社會化，風險全民化”！出現“市場無序競爭、百姓遭受搶劫、社會陷入混亂、黨和國家強力扭轉”的狀態，近期，國家做出不論有限責任公司還是無限責任公司，出現違法事項，直接轉為無限責任公司，必須根本性扭轉有限責任公司“抽逃資產”的巨大潛在風險。
子母公司套狼術：依靠一些喪失基本經濟倫理和社會道德的財經專家設計，通過多層次股權布局的架構拆解，將企業的母公司做成“空殼”和“空客”，將資金轉入子公司，一旦有問題出現了，根本半毛錢都拿不出來。兩年前恒大暴雷之際，許老板就曾試圖將恒大物業通過低價的方式出售給別人，上演一場空手套白狼，最終將收入納進自己囊中。公益基金欺騙性：公司將核心產業以慈善捐助的名義往外潤，慈善基金會雖以慈善命名，但實際并沒有太多強制性要求，只需將總收益的5%用作慈善。碧桂園半年虧損500多億，掌門人楊惠妍把碧桂園服務的20%股份、價值接近64億轉到香港的國強公益基金，意味該五分之一的股份不會被破產清算。而兩個月前剛成立的國強基金創始人是楊惠妍的親妹妹楊子瑩。左手倒右手，最終都將資產放進了自己的腰包里。金融杠桿無限術：最具金融杠桿無限術的是螞蟻金服，國家及時叫停控制了巨大潛在風險。“中植系”在資本市場采用“上市公司+PE”操作手法，即定增入股上市公司、為上市公司實控人提供貸款、向上市公司注入中植系關聯資產，然后套現退出。向特定融資對象進行定向融資的“定融”，是企業私下募集資金，為非標準產品，如果沒有金交所備案環節，其性質實際為非法集資，而金交所備案難以起到實際監管作用，必然產生重要風險。但是，在繁榮時期私營金控家們通過金融杠桿無限放大野心，巨大的潛在風險為中植系暴雷埋下伏筆。
四、“公有制為主體”回歸：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基本規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六條第一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確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同時也確定了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追求“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對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基本矛盾的根本性突破，也是對其具體表現的“消費上，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生產上，個別企業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階級關系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的具體性突破。社會主義制度其基本要素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憲法》第六條第二款：“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初級階段，由于生產力發展相對薄弱并參差不齊，完全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對社會不同生產力的束縛，私有經濟以其利益驅動性特征，可以成為激活生產力潛質的生產組織形式，成為改革開放“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重要措施。但是，“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基礎，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削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掌握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國民經濟中處于主導地位。而新自由主義所倡導推動的“全面私有化”，不僅意味著必然造成“貧富分化造成消費購買力嚴重不足”、“市場無序競爭造成爆雷頻發與財富流失”，更意味著“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以資本主義價值理念對社會主義的挑戰，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在于：社會主義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資本主義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具體講，社會主義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創造財富，追求的是產品質量和產量對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實現，資本主義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創造利潤，追求的是資本家得到資本的最大值。尤其，伴隨以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發達生產力，無數傳統民營經濟由于“經營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管理水平不高，經濟效益低下；創新意識缺乏，數字科技水平相對落后”等，深陷發展瓶頸難以實現自我突破，如果聽從西方經濟學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理論，將意味著跟不上變化趨勢即面對死亡的冷漠殘酷。依據馬克思勞動聯合理論，無數進入瓶頸的中小民營企業，可以通過勞動聯合實現鳳凰涅槃。依據毛澤東主席“勞動合作互助”的第二生產制度的革命，將實現革命性的高質量發展突破。當前，基于“過度私有化”造成的“頂尖斷崖式貧富分化造成消費環節斷裂”、“市場無序競爭造成的暴雷頻發與財富流失”，迫切需要以馬克思“勞動聯合”理論、毛澤東延安時期“勞動合作互助”理論，在習近平總書記“人民理論與系統理論”的指導下，通過以華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為代表的“公有制”實現形式，方能使深陷瓶頸的小微企業擺脫西方經濟學“創造性毀滅”的冷漠殘酷，實現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勞動聯合新生”的鳳凰涅槃，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狀況”的基本規律。2020年7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強調：“我們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強科技領域開放合作，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自2020年春季，“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多次出現在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既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的體現，又凸顯從“經濟”到“政治”的遞進關系。“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就要與歷史真相站在一起，不被現實謊言和假象所迷惑與干擾。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相信“群眾”還是相信“精英”，依靠群眾還是依靠“精英”，是不同的思想路線和工作路線的根本分歧所在。共產黨人除了最廣大人民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要想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一定不能被少數利益集團以及代表這些利益集團的某些“專家”“精英”的忽悠與誘惑所綁架（參見胡懋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這話如何真正做到？》 昆侖策研究院 2023-07-27）。是依靠西方經濟學所推崇的“私有理念”“精英群體”“稀缺資源”思維，還是依靠馬克思主義“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人民主體觀，依靠“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依靠“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必然成為能否順利走出經濟困境的關鍵。（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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