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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斯：我不想和中國開戰，新保守主義對待中國的方式是最愚蠢的

點擊：  作者：萬斯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24-07-27 12:36:53

 

 

當地時間7月15日，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詹姆斯·戴維·萬斯作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一時間，這位曾寫出《鄉下人的悲歌》這本暢銷書的年輕人，不僅成為美國媒體追蹤的焦點，也在世界范圍內引發關注與議論。

 

今年5月，萬斯在由美國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主辦的會議上發表主旨演講，此次會議主題是“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全球沖突中的現實主義與克制”（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Realism & Restraint Amid Global Conflict）。

 

彼時的萬斯在提到中國議題時，還批評了新保守主義的主張，認為新保守主義對待中國的方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為愚蠢的一個——既想讓中國制造美國所需的一切產品，又想著要與中國開戰；同時，他強調自己堅定地屬于不想與中國開戰的陣營，希望美國能自主生產更多自身所需的物品。

 

以下為萬斯演講全文，觀察者網轉載自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文章供讀者批判性參考。

 

詹姆斯·戴維·萬斯：

 

大家早上好！很高興與大家共聚一堂。感謝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和《美國保守派》（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雜志共同主辦此次活動。雖然我不記得自己曾說過這是“嬰兒潮一代”的新保守主義（Boomer Neoconservatism），但因為我確實是如此認為，所以如果我真有這樣說過，我也不會感到訝異。

 

我認為今天的這場討論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借此機會，我想與諸位談談我是如何打算將我個人的外交政策原則用以應對國家現今所面臨的重重挑戰，以及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為何。這其實就與我們今天會議的主題相呼應，即如何建立一套真正能夠為美國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鑒于此，今天能在這里與大家交流著實讓我非常興奮。

 

我接下來要說的事情，可能會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但同時也可能會有人完全無法認同，或者只能部分贊同我所說的內容。

 

但關于2024年美國的外交政策，我想說的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外交）需要揮別那些陳腐老舊的口號，并且擺脫我們過去的行事方式——即每當有人提出某個特定的論點時，外交決策中的建制派就如同機械故障了一般地停止運轉。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美國的外交政策是如何運作的？讓我們先一起來想想那些殘骸與廢墟，再來想想（美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上都造成了怎么樣的結果。在《圣經》中，我最喜歡的一段是：“憑著他們的果子，你們就能認出他們來”（By your fruits you shall know them)。

 

那么，美國的外交政策經過了過去的四十年，結出的果實是什么？當然了，是發生在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黎巴嫩的災難，是那些接連不斷發生的種種事件。不知怎的，這個國家內部就外交政策所達成的共識幾乎可以說是，一直都是錯的。而每當有人去挑戰這個共識時，我作為美國參議員所觀察到的最有趣的事情，并非是人們（為捍衛這個共識而）用來反駁的那些論點，而是那些不停重復的、老生常談的口號。

 

拿烏克蘭的例子來說，他們會說：“這是一場民主對抗暴政的斗爭”。這顯然是一種過分簡單化的理解。我不認為會有任何人，甚至包括說這些話的人們，會真心相信這一套說辭。雖說烏克蘭很難稱得上是一個完美的民主國家，而我說這話的意思也并不是說我們不應支持烏克蘭人，但我確實認為我們已經（為烏克蘭）做得夠多了，遠超我們應做的份。我想說的是，不能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復那些老掉牙的口號了。不僅如此，我覺得有意思的并不是那些人如何重復這些口號，而是當美國外交政策的傳統智慧受到挑戰時，他們奇怪地表現出的那種如同機器失靈般的反應。

 

我認為，他們之所以會害怕面對新的觀點，是因為他們懼怕直面自己在過去四十年中的失敗。我在2022年被選為美國參議員，而我是在1984年的8月出生的，所以這也意味著我的40歲生日馬上就要到了，感謝您們對此表示哀悼（笑）。而參議員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是在我出生的那年被選為參議員的。米奇·麥康奈爾先生基本上對他的每一個外交政策觀點都極為自信。雖然自打我出生以來，他就一直是參議員，但實際上他所持的所有外交政策立場幾乎全是錯的。

 

所以無論諸位的觀點為何，若我真能向在座的您們，以及此刻在社交媒體上或從其他地方收聽（我的演說）的人們傳遞一些極為重要的信息，我想對您們說，我們必須要對新的觀點持開放的態度。當有人說出一些挑戰我們先入之見的話時，如果您的反應是先去仔細思考一下，那則是好事一件，無論您最終得出的結論為何。

 

但如果您的反應是停止一切動作，然后馬上重復那些我們已經聽了四十多年的口號，那么您其實就是問題的一部分。而為了修正國家現在的情況，我們必須要擊敗這個問題。所以接下來，讓我清晰地闡明兩點，雖說這并非是我對我本人的外交政策理念的全面解釋，但這兩個原則是我真心在意且個人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與中產階級的問題息息相關。

 

第一點是，我們必須要真正地明白，我們大多數人都是現實主義者這一點。換句話說，我們都認為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追求美國的利益，并且是堅定地追求。雖說我們可以批評我們過去的道德主義，但那卻不意味著我們能夠實行一套完全與道德背離的外交政策。我想說的是，我們應擁有一套承認道德直覺的外交政策，并且意識到美國公民的道德直覺是至關重要的。這是第一個原則，稍后我會更仔細來談。

 

而第二個原則是，美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部分實為我們國內經濟及人口的力量。如果真有什么事是我們所有人都應該擔心的，其實并不是中國在東亞展現出的那種愈發好戰的態度——雖說那的確也是我們該擔心的問題；也不是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將影響力擴展到南美洲和非洲——盡管我再次認為這也是我們應該擔心的。（但其實真正需要擔心的是）由于華府往屆領導人的愚蠢，中國現在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工業經濟體。如果我們在未來要打敗仗的話，那將會是因為我們自己允許了我們的首要對手變成了最強有力的工業競爭對象。

 

我擔心在十年內——但愿這事不會發生，中國就已不再是美國的首要工業競爭對手，反倒是我們成為了他們的主要競爭對象，因為他們現已是當今世上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如果真到了那一步，我們又可以批評中國，說是因為中國做的壞事（才導致了如此的結果）。但若我們真的到了那步田地，最主要的原因將會是由于我們的領導人帶著我們走上了一條非常愚蠢的道路，通向完全可預見的后果。

 

雖然我對中國的崛起感到憤怒，也絕不認為中國人是我們的朋友，但最讓我憤怒的是，美國領導人們就這樣讓它發生了。所以以上就是我想要探討的兩件事情，我們美國的國內力量，以及我認為奠定了美國外交政策基礎的那些道德直覺。讓我先以幾個我們國家當前所面臨的最緊迫的外交政策爭議為例，來著重聊聊我關于道德直覺的論點。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該怎么處理以色列的事情？我們現在在以色列該做什么？第二個問題是，我們該怎么處理烏克蘭的事情？關于這兩個特定的問題，我所持的立場是完全不同的。我一直對以色列及他們與哈馬斯的戰爭表示支持，也當然欽佩那些與俄羅斯作戰的烏克蘭人，但同時我也并不覺得我們為烏克蘭的這場永無休止之日的戰爭繼續提供資金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所以，為什么說這兩件事是不同的呢？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釋。首先，關于我們國家的人們想當然地認為以色列和烏克蘭是同樣性質的事件，這點其實挺怪的。

 

以色列和烏克蘭當然不是一樣的。我覺得把二者分開來去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同等重要的是，我認為我們中的那些親以色列人士必須清醒過來，面對新的現實。您們可以在各大高校的校園內看到（親）以色列所造成的后果。可以看到年輕一代有多么心系世界各地民眾，以及他們有多希望美國回應他國民眾（的苦難）。即便在這群年輕人中，有人是親以色列的，那他們也厭倦了那些陳腐的論點，對吧？女士們、先生們，這些口號已不再奏效。

 

如果我們要在未來繼續支持以色列——而我認為我們也應該那樣做，那么我們就必須闡明為什么那樣做是最符合國家利益的。如果我們要在未來繼續支持烏克蘭人——正如我們已再次做了的那樣，那我們則應該停止支持這場沖突。如果您想駁斥我的觀點，那您必須先向我說明，您為什么會認為這樣做是與美國的最佳利益所相符？

 

關于以色列，有幾件事是尤為值得一提的。當我談到中產階級的道德直覺時，我想問，為什么美國人會在乎以色列？大家會提出各種各樣的論點，而在這些論點中，有一部分是對的，一部分是錯的，還有一部分是憑空捏造的。

 

但是，美國人之所以會關心以色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們仍為世界上最大的、以基督教徒為主體的國家。我自己也是基督徒，而這也意味著大多數的美國公民都認為，他們的“救世主”是在地中海旁那片狹窄的土地上出生、死亡又復活的。因此，那種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會關心那一片土地”的觀點是荒謬不經的，因為我們美國人擁有基督教的身份認同。

 

對比在過去二十年間指導美國外交的最重要的一項道德直覺——將民主傳播到世界各地符合我們的利益，這一論點毫無道理可言。將民主傳播到伊拉克難道符合我們的利益嗎？數以萬計的美國人在此無謂喪生，換來的卻是使伊拉克淪為伊朗的地區代理人，這簡直荒謬至極。不僅如此，我們還導致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群體之一慘遭迫害。

 

現在，當我們談起道德直覺時，我認為我們必須要影響我們的外交政策目標。如果在2003年時，小布什（George W. Bush）站在美國人民面前說：“嘿，伙計們，我們要去打仗了！這場仗不是為了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或是傳播民主價值而打，而是為伊朗創造一個地區代理人而打，并使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徒聚集地遭受上百萬死傷——雖說他們不是死在我們的刀下，但我們的行動將會導致他們的滅亡”，那么我認為不會有美國人支持這場戰爭。

 

坦白講，如果回頭看看2003年的民調，大多數美國人其實根本不在乎伊拉克到底是不是民主國家。美國民眾當年之所以會支持伊拉克戰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以為薩達姆持有大量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會將這些武器用于對付美國平民。也就是說，在當時，實際存在著一個非常現實的理由促使美國民眾支持（美國政府）對伊拉克動武，而這個理由本身就是錯的，希望我們所有人現都已意識到了這點。

 

然而，我想表達的點是，即使是由現實主義指導的外交政策，也絕不能完全拋離道德考量。美國人是希望自身的價值觀能反映在國家的外交行動中的。在所有反對美國在海外進行各種干預的論點中，我認為最有力的一個是，或是因為我們粗心草率，又或是出于偶然，我們正持續地導致著世界各地古老的基督教群體們走向消亡。我覺得這根本是一個“道德丑聞”，我也相信大多數美國的基督教徒們都會認同我的觀點。

 

所以令我感到古怪的是，就連在共和黨那種理論上屬于基督教保守黨派的政黨中，都從未有人為此發聲——即傳統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正不斷致使基督徒慘遭迫害。但事實就是如此，這也是新保守主義外交政策在戰略與道德層面都表現得頗為“愚蠢”的眾多原因之一。所以以上就是我早前所說的第一個原則。我們的道德直覺應該由美國中產階級的實際道德觀點來驅動，那么，我們為何不停止（我們）對古老的基督教群體的迫害？這是我們的外交政策應當做到的基礎之事啊。不過，請讓我就這一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誠然，美國人對以色列的關心有宗教方面的原因，但這絕非唯一緣由。

 

我認為，其實是有更為務實的戰略論點，來解釋我們為何應當關心以色列。就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而言，以色列是世上最具活力、技術最先進的國家之一，丹·塞諾（Dan Senor，美國政府外交政策顧問，美國外交關系理事會中東問題資深研究員，美軍前駐伊聯軍發言人）在《創業的國度》（The Startup Nation）一書中也闡述了這點。

 

以色列在“鐵束”激光防空系統上取得的成功就是典例之一，這個系統可以讓美國和我們的盟友與那些無人機發送者、火箭襲擊實施者之間真正取得某種平衡。如果對手為進攻性武器支付的費用，是我們部署防御性武器費用的十分之一乃至百分之一，我們就不可能與他們進行長期導彈防御戰。而以色列目前正在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實現導彈防御的均勢。這對美國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國家安全目標，也是我們與世界上最具創新精神的經濟體之一進行合作所期望實現的目標。

 

此外，還有另一個（支持以色列的）簡明原因，那便是，美國無法（為盟友）“包辦一切”。我們必須自我拷問，我們想從以色列那里獲得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們想從我們所有的盟友那里獲得什么？我們想要的，究竟是一群高度依賴我們、沒有我們就一事無成的附庸，還是在美國發揮引領作用的情況下，有能力自主推動國家利益且能有所建樹的真正盟友？因此，我對我們當下烏克蘭政策的首要批判是，這一政策沒有戰略終點，不會產生任何對我們國家有益處的最終結果。

 

我的第二大批判是，我們在一直在對歐洲人給予持續補貼，但他們卻毫無作為。歐洲國家沒有承擔起自身應盡的職責，特別是在武器供應這一方面，他們一邊高喊“必須不惜一切代價擊敗普京”，另一邊又在國內推行去工業化。倘若我們的德國朋友真的認為需要不惜一切代價戰勝俄羅斯，那就請不要以荒謬的綠色能源政策為名，繼續削弱本國工業。但我其實認為美國政府——至少當前執政的華盛頓領導層，極其樂見歐洲人完全依賴我們的局面。但這并非真正的聯盟，這些國家也不再是真正意義上的盟友，而是淪為了美國的附庸國——我們讓他們做什么，他們就得做什么。

 

就此而言，我認為當下存在一個切實的機會，能夠確保以色列成為一個能夠自主追求利益的、名副其實的盟友，他們的利益有時不會與美國完全一致，但這種情況是完全合理的，起碼他們能夠基本實現自給自足。要想在以色列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將《亞伯拉罕協議》與擊敗哈馬斯相結合，從而使以色列和遜尼派國家能夠作為抵御伊朗的地區制衡力量發揮效用。我再強調一遍，我們不希望看到一場范圍更廣的地區戰爭。

 

我們并不想被卷入一場地區戰爭，最優方法是確保以色列和遜尼派國家能夠切實維護當地安全。如此一來，我們便能減少在中東消耗的時間與資源，把更多精力投向東亞。正如我們期望歐洲盟友能夠做好工作，以使我們能夠專注于東亞一般，我們對以色列和中東遜尼派國家也抱有同樣的期望。我們希望更多地關注東亞，因此盟友需承擔更多地區安全職責，然而，他們目前還無法做到這一點。除非擊敗哈馬斯，不然以色列就無法承擔更多責任。這便是我們應該支持以色列消滅哈馬斯軍事能力的原因之一。

 

坦率而言，有人認為我的觀點存在謬誤，因為哈馬斯的意識形態力量是難以徹底磨滅的，這種說法有道理。的確，伊斯蘭激進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無法被消滅，試圖在中東建立民主也是愚蠢之舉，但擊敗作為功能性軍事組織的伊斯蘭國與基地組織（ISIS）是可以做到的。除非以色列擊敗哈馬斯組織，并與遜尼派國家構建真正意義上的聯盟，否則《亞伯拉罕協議》就無法真正啟動，美國也無法從中東抽身。

 

在我看來，以上所述應被作為美國中東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標，這也是為什么我認為美國應區別對待以色列、烏克蘭的原因。或許在座的諸位并不同意這一觀點，我很愿意就此進行探討，但總之，以上所言基本上就是我對這些問題的見解。我們應當如何將注意力集中于東亞？如何讓美國中產階級的道德直覺積極影響我們的外交政策，而非去做一些諸如“將民主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之類的瘋狂行徑？這些是我對這些特定沖突的思考，以及我所秉持的原則和應用這些原則的方式。

 

第二點是，除非國內經濟保持強勁態勢，否則無法支撐起為中產階級服務的外交政策。我無意復述或你們許多人聽過的論點，但請諸位聽好，我們當初允許中國在美國中產階級的支持下成功構建起其自己國內的中產階級，實際上助推了中國超級工業經濟的崛起。令人抓狂的是，即便到了2024年，那些自由貿易者依然從未承認過這一點，當美國政府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做出助力中國工業經濟建設的決定時，決策者對此舉將損害美國中產階級利益的負面影響心知肚明。

 

回顧他們在七八十年代的政策表述，當時他們就曾明確表示這將損害美國的中產階級，將致使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眾多鋼鐵、汽車工人失業，但他們卻說這是“值得的”，因為這將促使中國變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這種怪異的自負心理再次展露無遺。倘若你們去問問那些我所代表的來自內陸地區的普通美國民眾，問問他們到底更關心中國是不是民主國家，還是更關心維持社區生計的就業機會，我們都清楚答案會是什么，對吧？

 

 

美國街頭失去工作的流浪漢（資料圖）

 

但當下的情況是，直至今日，中國依舊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工業大國。在我看來，這與美國推行對中產階級有利的外交政策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我們不能自力更生，不能生產我們自身所需的藥品、彈藥以及日常生活所依賴的各種零部件，那么我們永遠無法在這個國家建立我們所期望的中產階級。特朗普政府的前貿易代表鮑勃·萊特希澤（Bob Lighthizer）——順帶一提，我希望他未來能夠擔任財政部長、商務部長之類的職務。那么萊特希澤就曾舉過一個很有名的例子，而我本人在硅谷也有過親身經歷，就是如果打開一部iPhone，它仍會顯示“設計于加利福尼亞”，對吧？它的確是設計于加利福尼亞，但卻是在其他地方制造的。那么它是在哪里制造的呢？是在深圳。

 

在過去二十年間，我們學到的一件事是，隨著某一經濟體在制造方面越來越精通，其設計與技術開發的能力也將相應地提升。西方人總是荒唐地認為，制造與技術創新可以完全割裂開來，而如今，中國正迅速提升芯片自主制造的能力，上述想法的荒謬之處顯而易見。那么，中國為什么能夠如此擅長制造和芯片技術？那是因為在過去的二十年里，我們允許他們制造iPhone等諸如此類的產品。雖說這是瘋狂至極的，但如今的局面也是早可預見的，而我們現在必須著手應對這一情況。

 

如果按照“是否支持與中國開戰”以及“是否支持讓中國制造我們所需的一切”兩個標準制作一個四象限圖，新保守主義對待中國的方式是所有可能方案中最為愚蠢的一個，他們既想讓中國制造美國所需的一切產品，又想著要與中國開戰。就我個人而言，我堅定地屬于不想與中國開戰的陣營，但與此同時，我也希望我們國家能自主生產更多自身所需的物品。

 

在2024年美國國內圍繞中國的討論中，令我深感憂慮的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借用了我們中的許多人近十年來一直在談論的論點，搖身一變成為真正的“對華鷹派”，但卻仍然希望讓中國為我們制造一切所需。這是所有可能選項中最為愚蠢的一個。作為三個孩子的父親，我著實不想與一個為我們制造所有抗生素的國家開戰。所以，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在接下來的十年里或許應該稍微剎剎車，但是，女士們、先生們，如果我們仍未意識到中產階級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驅動力源自我們國內，那么，新保守主義的圖景就是我們將要走向的道路。

 

如果我們重建起一定程度的工業實力，我們的敵人就不太可能挑起沖突。如果我們有那種工業實力，即使敵人挑起沖突，我們所受的傷害也會降低。如果我們有那種工業實力，即使完全不考慮我們在外交領域的作為，我們的祖國也會更加健康和幸福。所以，我再次重申，這并不是我對外交政策的所有看法，但我希望能向您們說明我對其中一些具體問題的思考方式，同時我也想鼓勵您們思考一下這些問題。

 

首先，我們不能將道德維度完全從外交政策中剔除，但我們所追求道德，應該是我國人民所崇尚的道德。其次，海外力量投射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實則是擁有一個強大的國內制造經濟。最后，目前政府高層在上述事宜中的觀點完全碎片化，他們彼此對烏克蘭及以色列的看法互不兼容。

 

昨天，我與以色列政府的一名代表會面，恕我不便透露機密，但有一件事我在許多新聞報道和其他地方都看到過相關暗示，那就是在2023年1月，拜登政府曾迫使以色列清空彈藥庫全部送往烏克蘭，如此看來，你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延長加沙戰爭是為了延長烏克蘭戰爭。所以，如果非要在這一點上爭論到底，那就是必須接受這么一個現實——我們需要做出權衡、有所取舍。美國無法制造出足夠的武器來支持世界四個不同地方的四場不同戰爭。我們做不到，部分源于我那些來自兩黨的同事在過去40年里所做的決定，但這就是我們當下所處的現實境況，也意味著我們必須進行抉擇。

 

我們必須明確哪些利益對我們而言最為重要，也必須竭力將外交力量轉移到這些特定的事項上。在我看來，這是未來三四十年的多極化世界里最為關鍵的一點。中國的工業優勢并不是在十年之間一舉構建的，即使我們希望在十年內瓦解他們的這一優勢，我們也必須得承認，中國的工業力量將會長期存在。

 

那么，在這樣的一個世界里，我們究竟該如何是好？我再次強調，在多極化世界中，我們期望以色列、遜尼派國家以及歐洲能夠管控他們所處地區的基本局勢，所以我們才能夠更多地將注意力投向東亞。然而，如果不愿做出取舍，上述目標就無法達成。

 

在這個城市，我每天都能目睹領導層在各種選項之間優柔寡斷。大約六個月前，我在參議院的共和黨同事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炮彈的數量是有限的，我們無法完全滿足（中國）臺灣、以色列和烏克蘭的需求 ，向它們提供充足的武器，所以我們必須進行排序取舍。

 

有人曾指責我，說我的這套計算根本沒有意義。然而昨天，一名以色列政府代表卻告訴我，我的計算完全正確。實際上，正是由于缺乏權衡，才導致加沙戰爭的持續，這極大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制定對中產階級有利的外交政策，或許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得認識到這個國家的每個中產階級家庭都明白的一個常識，那就是我們的資源是稀缺的，我們必須進行權衡取舍，我們必須專注于真正關鍵的事務。

 

謝謝大家，愿上帝保佑你們。

 

（翻譯：曾楚瑤、胡可怡、張潤芃）

 

來源：觀察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