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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慧芳 游深鋮｜新型舉國體制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獨特優勢與實踐路向

點擊：  作者：傅慧芳 游深鋮    來源：東南學術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9-20 10:41:12

  

 

傅慧芳

作者簡介

傅慧芳，法學博士，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游深鋮，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新型舉國體制充分彰顯了我國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對于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科學統籌與協同攻關相統一的組織應變力、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相協同的要素內聚力、戰略謀劃與高位推進相銜接的規劃執行力是新型舉國體制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優勢所在。新型舉國體制內蘊的獨特優勢并不能直接轉化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動能，只有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積極探索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協同攻關模式助力技術革命性突破，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各類生產要素自主有序流動和高效配置，逐步完善“產學研用”一體化融合機制以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成效與產業化水平，實現體制機制的改革與創新，才能有效推進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地方考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在第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系統概述了新質生產力的基本內涵，并就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了一系列科學部署與戰略安排。與之相應，學界興起了一股以新質生產力為主題的研究熱潮。研究成果主要聚焦新質生產力理論本身，如厘析新質生產力的內涵特征與價值意蘊，探討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找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實路徑，等等。新質生產力就其本質而言屬于生產力，從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科技、產業組織等維度，提出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指標、關鍵性任務、基礎性工程是研究的應有之義。一些學者從新質生產力助推或賦能中國式現代化、高質量發展、共同富裕、數字經濟、海洋經濟等展開縱深研究，指出新質生產力既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以及核心所在，強調將新質生產力的巨大潛能轉化為推動各項事業發展的強大動能。上述研究拓展了新質生產力的論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梢姡沦|生產力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命題，更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命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積極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他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進一步強調：“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堅持科技創新驅動，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以制度的革新驅動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開展新質生產力與新型舉國體制之間關聯性和具象化研究，剖析發展新質生產力為何需要新型舉國體制支撐、新型舉國體制何以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以及如何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聚焦解決影響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體制機制問題，有助于進一步釋放制度改革創新的紅利，增強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動能。

 

 

 

一新質生產力呼喚新型舉國體制的支撐

 

舉國體制，顧名思義就是舉全國之力實現某個重大戰略目標。西方國家的舉國體制是在特定領域運用國家力量實現國家意志的一種特殊制度安排。我國的舉國體制是黨和政府聚焦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依托自上而下的強力整合全國范圍內的資源、要素的體制機制安排，深刻體現了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傳統舉國體制與計劃經濟相聯系。而新型舉國體制不僅沿承了傳統舉國體制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原則，還著眼于新的時代需求，依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環境實現了政府和市場的有機結合，進行了新的主體結構、組織實施方式和工作協同機制的創新創造，“是一種兼具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多重內涵的制度安排”。

 

（一）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催生了舉國體制

 

近代中國飽受戰爭的荼毒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新中國成立之初，集中力量恢復國民經濟是一項緊迫任務，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企圖以政治孤立、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等手段扼殺新生的人民政權。面對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局面，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優勢，通過舉國體制“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后狀況”。從資源配置來看，這一時期黨和政府主要借助行政手段將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集中到事關國家生存發展的關鍵領域和重要行業，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運行方式來看，舉國體制遵循“任務帶科學”的原則，黨和政府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科學發展的方向，確定國家重大戰略任務，“重點發展、迎頭趕上”，把各種資源和力量統合在一致的目標下，由不同的主體在同一時空協同推進。通過行政集結、通力協作的方式，相繼完成了“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第一艘核潛艇下水”等國家重大項目，極大壓縮了重大戰略任務從理論構想轉變為現實圖景的時間，在短期內完成既定目標并實現彎道超車。但是由于傳統舉國體制以計劃機制配置資源，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市場活力、社會發展潛力的充分迸發，不利于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基于國內外形勢的綜合研判，提出了“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重要論斷，為我國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提供了直接依據。與之相適應，這一時期舉國體制有了新的發展。從資源配置來看，由于從思想上重新認識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在資源配置的實踐中開始重視市場機制的作用，但彼時計劃機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直至黨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才得以顯現。從運行方式來看，舉國體制以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為目標，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任務導向型”轉變為“任務與民生雙輪驅動型”，更加凸顯民生維度，兼顧完成戰略任務目標與增進民生福祉的有機統一，組織實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和經濟建設項目，如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北斗導航試驗衛星成功發射、“三峽工程”順利完工等，在諸多領域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但是由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并未起到決定性作用，傳統舉國體制還存在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權力過大，以企業為主要代表的市場主體競爭不積極、生產要素市場不健全以及創新成果難以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等問題。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改革的推進，黨和國家在新型舉國體制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并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實踐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由“基礎”到“決定”，這表明我們黨對于資源配置中市場的角色定位以及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黨的十九大作出“一個變與兩個沒有變”的重大判斷，即“一個變”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兩個沒有變”指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正確把握這個變化，在實踐上就必須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牢牢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時把著力點放在發展更高水平的生產力上，切實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大力增強創新能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點明了新型舉國體制誕生和發揮作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環境，明晰了構建和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的載體、抓手是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黨的二十大提出了健全新型舉國體制的任務要求，在資源配置與運行方式上更加重視“政府”與“市場”的協同，從提出“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到要求“健全新型舉國體制”，進一步解決舉國體制“從有到優”的問題，以適應新時代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現實需要。

 

（二）新質生產力對舉國體制提出了變革要求

 

第一，新質生產力內蘊前沿顛覆性技術，迫切要求改變傳統舉國體制下政府各部門單一力量源的狀況。新質生產力是先進的生產力，標志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躍升至新的階段，它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前沿顛覆性技術取得革命性突破，這就離不開原創性、引領性的科技攻關予以支撐。由于原創性、引領性的科技攻關項目極具復雜性，傳統舉國體制以單一力量源集結為基礎，依靠政府部門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進行分工，所形成的“單元式”任務分解和目標組合模式，不利于構建政府、市場、社會多主體深度融合與聯合攻關的協同創新機制，難以形成突破關鍵核心技術所需要的強大合力，進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以科技創新為核心要素的新質生產力的生成。

 

第二，新質生產力內蘊各類先進優質資源要素的合理集聚，迫切要求改革傳統舉國體制下行政主導資源配置的方式。傳統舉國體制調配資源要素主要依靠政府主導的行政手段，通過層層行政審批甚至行政命令來配置各類資源要素。不可否認，這種方式在經濟結構與需求結構較為單一的情況下，可能有利于在短時間內直接推動大量資源要素向既定目標集聚。但這種資源配置方式以審批排斥選擇，以統管排斥競爭，難以適應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復雜化以及市場需求的易變性和多樣化要求，容易出現資源閑置或重復性投入，阻礙了新質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優質資源要素組合。

 

第三，新質生產力內蘊產業發展的高度集群性，迫切要求調整傳統舉國體制下產業發展的任務驅動性。新質生產力需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融合集群發展，逐步構建起產業體系融合發展的新格局，以便更好地釋放產業發展的整體效能。在傳統舉國體制主導下，產業布局主要是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開展，帶有濃厚的人為規劃與國家意志色彩。盡管這種產業布局方式有助于完成國家短期的戰略需求，然而從長遠來看，國家戰略需求在各個時期有所不同，產業布局也要隨之發生調整，固化的產業布局可能導致產業鏈某些關鍵環節缺失，從而不利于產業的融合集群發展，甚至可能阻礙以產業群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建立。

 

（三）新型舉國體制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有效回應

 

第一，新型舉國體制強調科技創新的導向性，形成以高科技為動力的生產力。傳統舉國體制以技術創新為導向，新型舉國體制則強調以科技創新為導向，科技創新與技術創新盡管只有一字之差，卻有著不同的含義?？萍紕撔碌暮w范圍較之于技術創新而言更加廣泛，是科學創新與技術創新的合稱。從這個意義而言，科技創新內蘊基礎理論層面與實際應用層面的集成創新。在新型舉國體制下，科技創新擺在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通過科技創新推動傳統生產要素提質升級，以科技力量重塑發展方式，尤其是轉變既往那種依靠資源要素大量投入推動經濟增長與規模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催生了一系列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推動了以高科技為動力的新質生產力的生成。

 

第二，新型舉國體制重視資源配置的協同性，形成以高效能為表征的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出現了變化”并且“舊的生產函數組合方式已經難以持續”。在此種情形下，需要對既有的生產要素進行創新性配置，推動各類要素優化組合，使其發揮出“1+1>2”的整體協同優勢。在新型舉國體制的安排下，各類生產要素與創新要素充分涌流、高效配置，不僅使每一類要素發揮出最佳性能，而且在此基礎上充分整合了各類要素資源，使其不斷完成量的積累為最終實現全新質態的飛躍做好準備。簡言之，基于新型舉國體制下的資源要素創新配置，主要是通過促進各類要素資源的優化組合躍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為形成以高效能為表征的新質生產力奠定堅實的基礎。

 

第三，新型舉國體制注重目標效益的聯動性，形成以高質量為目標的生產力。高質量作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目標特征，可以從供給與需求動態平衡維度予以理解。一般而言，高水平供需動態平衡的實現需要以高質量的生產力為依托，只有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才能提高社會供給能力，這一能力既包括供給產品的數量，又包括供給產品的質量。擁有高水平的供給才能更好地滿足高質量的需求。新型舉國體制不僅著眼于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目標的實施，還進一步考慮了實現該目標過程中如何做到效益最大化，即摒棄了既往只顧完成目標而不計成本投入的方式。由此，新型舉國體制以目標推進與效益提升的良性互動兼顧了供需平衡，從而有力地支撐了以高質量為目標的新質生產力形成與發展。

 

二新型舉國體制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獨特優勢

 

新質生產力表面上是科技層面的創新驅動，實際上是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的“雙輪驅動”，尤其是制度層面的創新是更深層次的驅動力量。新型舉國體制不僅繼承了傳統舉國體制的優點，又進行了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創新，具備了促進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獨特優勢，主要表現為組織應變力優勢、要素內聚力優勢和規劃執行力優勢，這些優勢有利于推進“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進而加快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

 

（一）組織應變力優勢：科學統籌與協同攻關聯合應對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不確定性

 

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前提是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然而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作為一項集技術化、商品化、產業化于一體的系統性工程，其研發攻關較之于一般技術而言具有長周期性與高投入性、不確定性與高風險性相疊加的特點。在此情形下，僅僅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調節可能會面臨“失靈”風險。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可以通過科學統籌促進資源集聚與人員整合，在“有組織科研”中以集中攻關與分散試錯相結合的協同方略主動應對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不確定性。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堅持自主研發，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歷史經驗表明，新型舉國體制內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對于加快關鍵核心技術的攻關具有重要作用。關鍵核心技術的創新突破涉及多種資源要素的綜合運用、多個創新團隊的團結協作，離不開強勁的國家力量予以科學統籌。新型舉國體制通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優勢進行組織動員和資源統籌，能夠有效地解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長周期性和高投入性的難題。具體而言，新型舉國體制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下明確戰略主攻方向，根據國家發展的戰略需要及時調整目標和任務，同時打破各部門和各層級之間的行政壁壘，充分發揮各級政府部門的組織職能，科學統籌人才、資金等資源，最大限度地集聚科技創新力量聯合攻關，由此跨越橫亙于科學探索與技術研發之間的“魔川”，推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實現“驚險的跳躍”?？梢哉f，正是由于新型舉國體制內蘊強大的資源統籌力與社會動員力，使其可以有效地應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風險挑戰。

 

但人員整合與資源集聚僅僅只是提供了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重要條件，要想加快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還需要將人員整合優勢與資源集聚優勢轉化為技術攻關效能。新型舉國體制作為兼具組織性與協同性的制度體制，在應對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路線的不確定性上體現出顯著的協同優勢。新型舉國體制依托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協同攻關體系進行集中攻關與分散試錯。所謂集中攻關，是指在新型舉國體制下，產學研各個創新主體以深度融通的關系超越相互區隔的關系，即企業、高校與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之間實現深度合作，尤其是在進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時，依托新型舉國體制迅速集聚各個創新主體的合力，助力攻關過程的順利推進。所謂分散試錯，是指在新型舉國體制下，不同創新主體所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任務是有所差異的，各個創新主體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過程中都可以進行大膽探索，尤其是對一些極具前沿性的甚至包括發達國家在內均無成熟經驗可資借鑒的尖端技術，倘若沿襲集中攻關的方式可能會導致資源的大量浪費。在此情形下，以分散試錯的方式予以推進，在試點試驗的先行探索中找尋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的正確路線，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做法，應對關鍵核心技術突破的不確定性，降低技術攻關的各類成本。

 

（二）要素內聚力優勢：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協同促進各類優質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

 

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需要各類優質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及其優化組合躍升。然而，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并非自動生成的，而是需要依托相應的機制才能實現。實踐已經證明，政府和市場的協同機制對于推進各類要素創新配置實現優化組合躍升具有重要作用。新型舉國體制的優勢在于能夠協調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通過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協同互動作用，統合各類要素并釋放要素集成的效能，推動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

 

生產要素一般指涉勞動力、土地、資本、數據等各類資源，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則意味著需要優化整合各類資源要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將其轉化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動能。既往傳統舉國體制強調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性作用，一般是以“上傳下達”的行政指令促進資源分配，市場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這種“政府主導、市場缺位”的模式盡管在短時間內能夠快速地集聚資源以服務于國家戰略的需要，卻不利于充分挖掘和利用各類生產要素的潛力、優化其性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新型質態生產力的生成。較之于傳統舉國體制下政府和市場的相對疏離，新型舉國體制實現了二者的有機融合，推動了“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新型舉國體制理順了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定位，既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各類創新主體的活力，又注重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面向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組織引導各類生產要素優先配置，進而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更好結合中集聚各類生產要素，讓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順暢流動。

 

所謂有效市場，是指市場作為高效配置生產要素的主要場域，內在地要求政府減少對于生產要素的非必要性的直接干預，而主要依托供求機制、價格機制等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促進各類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在發揮有效市場的主導作用下，以企業為主要代表的市場主體力量得以充分激活，各類生產要素流動效率全面提升，并逐步達到全域性動態平衡與最佳配置，為進一步生成新型質態的生產力提供重要條件。值得一提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從總體上講的，不能盲目絕對講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因而還需要重視發揮有為政府的組織引導作用，“創造條件使競爭盡可能有效，在不能行之有效的地方給競爭提供補充”，以保障各類生產要素有序流動。所謂有為政府，是指政府通過制定相關政策法規、優化市場環境等方式，為各類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提供保障。同時，對于市場配置資源要素過程中出現的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偏差予以糾正，以保證市場配置資源的合理性與高效性。有為政府的引導，有利于防止市場主體由于趨利本性驅使而導致的對資源要素的不合理使用等問題，從而增強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有效轉化為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動能?？梢哉f，正是由于新型舉國體制正確地處理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關系，使二者在生產要素配置中互促共進，實現了生產要素配置的優化，有力地推動了新質生產力形成與發展。

 

（三）規劃執行力優勢：戰略謀劃與高位推動銜接持續推進傳統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催生新質生產力離不開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作為一項系統性工程與長期性任務，需要“加強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新型舉國體制內蘊戰略謀劃與高位推進相銜接的規劃執行力優勢，通過國家的戰略規劃對產業布局進行前瞻性、全局性部署，同時，依托自上而下的位差勢能落實既定戰略規劃，推動傳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以便為催生具有新型質態的生產力提供重要的產業支撐。

 

在推動傳統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以戰略謀劃與高位推進相銜接為表征的新型舉國體制發揮著重要作用。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固然離不開關鍵核心技術的突破，但也需要及時洞察與謀劃產業的未來發展方向。進而言之，產業的轉型升級離不開前瞻性的科學謀劃與不打折扣的貫徹落實。馬克思曾以蜜蜂建筑蜂房與建筑師比喻，認為“最蹩腳的建筑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筑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在馬克思看來，人較之于動物的一個突出優勢就在于具有思維意識，能夠在實踐之前先在頭腦中形成相應的規劃。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政黨，歷來十分重視戰略謀劃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自1953年制定“一五”計劃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從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對事關人民幸福安康、國家前途命運的偉大事業進行科學謀劃，并依托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國家意志，再經由相關政府部門執行落實，從而在戰略謀劃與高位推動的無縫銜接中發揮出新型舉國體制的規劃執行力優勢，推動黨和人民的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新型舉國體制內蘊戰略規劃性，對于研判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具有重要意義。國家的戰略規劃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國家“選擇最佳方案以達到特定目標的一種有組織的、有意識的、持續的努力”，實現短期目標與中長期規劃的有機結合。戰略規劃并非計劃經濟時代的殘余，而是作為決策者判別優先事項的重要驅動力。它對于產業結構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國家根據發展的現實需要研判時代大勢，判別并確定各個時期不同產業發展的優先級別。換言之，國家基于不同歷史時期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洞察未來產業發展前景，以此調整產業發展結構，促進傳統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當然，戰略規劃只是作為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條件之一，倘若科學的謀劃未能落到實處，那么也會淪為空中樓閣而失去其原初意義。新型舉國體制內蘊高位推動形成的自上而下的位差勢能，借助這一勢能有助于在黨政機關的各層級全面落實黨中央關于產業發展的戰略部署。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產業的轉型升級離不開高位推動的保障?？傊谛滦团e國體制下，以頗具前瞻性的戰略規劃擘畫產業發展藍圖，以高位推動的政治勢能把藍圖轉變為現實，二者有機協同所釋放的規劃執行力動能對于推動傳統產業優化升級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新型舉國體制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路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新型舉國體制內蘊的獨特優勢對于探索構建原創性、引領性科技創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可以通過“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使原創性、顛覆性科技創新成果競相涌現，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然而，構建新型舉國體制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在堅持和完善傳統舉國體制優勢的基礎上，根據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統籌謀劃和整體推進，形成協同高效、運行有序的新型舉國體制。

 

（一）探索政府、市場、社會“三位一體”協同攻關模式助力技術革命性突破

 

科學技術作為人類偉大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科學技術是“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在當今時代，科技對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更是發揮著舉足輕重，甚至是決定性作用。誠如鄧小平同志所作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重要論斷，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技術的革命性突破。然而，促進技術革命性突破并非易事，僅憑一己之力是難以實現的，為此需要依托新型舉國體制集聚政府、市場、社會的強大合力，形成技術攻關的整體優勢，以便為催生新質生產力提供堅實的基礎。

 

推動技術實現革命性突破作為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程關涉多個方面，需要發揮我國新型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凝聚和動員政府、市場、社會的精銳力量，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難題。具體而言，從政府層面來看，需要推動政府職能從研發管理轉變為服務創新。“研發管理”職能強調政府以行政方式直接介入科研活動的全過程，而“服務創新”職能則更加注重發揮政府對于科研活動的宏觀調控與政策支持作用。職能的轉變意味著政府力量的著力點從微觀層面的技術事務管理轉變為宏觀層面的技術方向把控。因此，在推動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革命性突破的過程中，政府應當發揮戰略導向作用，科學部署重大技術攻關的戰略任務，在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謀劃中推進實施重大技術攻關項目，統籌優勢科研隊伍，完善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引導重大科技攻關項目始終圍繞國家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現實需要。此外，政府還應當扮演好“支持者”的角色，尤其是對于事關國家發展全局的基礎性研究、前沿引領技術研究，必須出臺相關的政策法規給予支持，盡可能地為技術攻關營造良好的創新氛圍與法治環境。

 

從市場層面來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必須激活市場主體活力，發揮市場主體對于技術攻關的重要作用。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力量，在技術攻關中居于主體地位，尤其是科技領軍企業在攻破技術難題中肩負著重大使命，因而必須充分發揮企業作為技術攻關主力軍的作用。具體而言，一方面，要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重視企業家在技術攻關中的領航作用，通過引導企業家樹立創新意識，培養擔當精神，建構一支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家隊伍；在優秀企業家的帶領下，以前瞻性思維與全球性視野培育一批創新型科技領軍企業，使其成為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要發揮科技骨干型企業對于攻克技術難題的引領與支撐作用，打造科技骨干型企業引領、科技型中小微企業協同的技術攻關聯合體，以聯合攻關的方式加快形成共性技術攻關供給體系，促進關鍵核心技術難題的攻關與突破。

 

從社會層面來看，社會力量在攻關技術難題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能夠對企業這一主導力量形成有益補充。恩格斯曾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因此，必須發揮好社會力量在技術難題攻關中的助力作用。一方面，要注重調動各類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尤其是要發揮高校、科研院所等社會組織的作用，釋放基礎性研究深厚、學科交叉融合的優勢力量，加快建設原始創新策源地，打造重大科技創新高地，使其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以攻克技術難題，推動技術實現革命性突破。另一方面，要重視發揮社會組織在技術攻關中的橋梁與紐帶作用，明晰社會組織在技術攻關中的角色定位。在此基礎上，通過加強跨界合作與交流，著力破解行業、部門之間的壁壘，從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營造重視科技創新的生態環境。

 

（二）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各類生產要素自主有序流動和高效配置

 

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需要各類生產要素實現創新性配置。在傳統舉國體制下，生產要素的配置主要以行政手段為主，市場調節的作用甚微。新型舉國體制較之于傳統舉國體制而言，更加重視運用“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協同發力，在尊重和利用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讓市場真正在創新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在新型舉國體制支撐下，通過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各類生產要素自主有序流動并實現高效配置，為催生新質生產力創造要素條件。

 

當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類生產要素配置得到了一定的優化，但對標新質生產力的創新性要素配置要求仍存在較大差距，主要表現在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等方面。為此，必須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下“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協同優勢，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各類優質生產要素自主有序流動并實現高效配置，從而在要素創新性配置中催生新質生產力。具體而言，一方面，完善市場制度規則，健全要素市場體系，更好地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監管的服務職能。一是堅持以問題為導向，針對市場配置要素范圍有限、要素流動存在壁壘等問題，政府應當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在充分尊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基礎上，破除阻礙要素自主流動的體制機制障礙，在宏觀調控中促進要素的自主順暢流動；二是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機制，強化政府對于要素市場化配置的監管職能，轉變既往地方保護主義思維，推動各類市場主體公平競爭，讓政府在要素市場配置中既做到“放活”又實現“管好”，從而在秩序維護與活力迸發的內在統一中引導各類生產要素向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另一方面，加快要素市場化步伐，提高各類生產要素配置效率。在更好發揮政府宏觀調控作用的同時，充分發揮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依托市場經濟手段高效配置各類先進優質資源要素，并以共同目標為導向、以共同利益為紐帶鞏固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提高市場化要素配置效率。一是打通制約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跨區域跨行業流動的關鍵堵點，促進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與更短時間內以更加自主有序的方式順暢流動，激發要素流通活力，使其更好地服務于培育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需要。二是重視對各類先進優質生產要素進行優化組合，構建社會生產力發展所需的新型要素形態，并根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優化組合各類生產要素，促使其實現創新性配置，從而在激發市場活力中提升要素配置的效率與效益。

 

此外，在以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各類生產要素自主有序流動與高效配置的過程中，還應當處理好供給與需求的關系。新質生產力要求實現供需動態平衡，滿足人民高品質需求。為此，要注重發揮市場的規模效應，尤其是用好我國超大規模內需市場的強大優勢，深入實施擴大內需的戰略，依托全國統一大市場集聚各類資源要素，暢通國內大循環，有效激發潛在的消費。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3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2.5%。未來要想繼續保持有潛能的消費，發揮其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需要進一步優化供給層面各類要素的創新性配置，以高質量供給回應高標準需求，進而在維系二者動態平衡中開掘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潛能，加快新質生產力初步形成與發展。

 

（三）完善“產學研用”一體化融合機制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成效與產業化水平

 

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科技成果的轉化應用和產業化水平的穩步提升。近年來，在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驅動下，我國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水平得到了較大的提升。然而，較之于新質生產力成果轉化順暢、產業化水平高的要求仍有差距。而要想縮小這一差距必須依托新型舉國體制的有力支撐，建立和完善“產學研用”一體化融合機制，打通科技與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堵點，破除制約產業化水平提升的藩籬，進而加快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

 

建立與完善“產學研用”一體化融合機制，通過前期創新準備、中期成果轉化、后期服務保障的全鏈條貫通，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提升產業化水平，助推新質生產力形成和發展。從某種意義而言，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的過程可以理解為科技成果供給與市場需求實現動態平衡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科技成果如欲實現由實驗室向生產線的現實轉變，需要跨越從科學研究到產品研發的“魔川”，從產品研發到商業化的“死谷”，從商業化到產業化的“達爾文海”。為此，必須著力打通源頭供給、成果轉化、配套服務等產業化進程中的關鍵環節。

 

一是聚焦源頭供給，重視基礎性研究，提升基礎研究體系化水平。從研究到應用、再到生產的科研鏈條中，基礎研究處于起始端位置，只有把基礎研究做扎實，才能推動科技巨輪乘風破浪、行穩致遠。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著眼于世界科技前沿與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布局，加大力度從理論層面對基礎研究重大項目的技術路線進行可行性評估與科學論證，最大程度地降低科技成果研究在實驗室“夭折”的風險；同時，要打造以國家實驗室、高校、科研院所為主要代表的基礎研究高水平支撐平臺，支持科研機構、高校開展聯合攻關，鼓勵科研人員大膽探索，在勇于試錯中下好基礎研究“先手棋”。

 

二是聚焦成果轉化，著力打通科技成果轉化的梗阻，努力推動科技創新的理論設想向實質成果的轉變，實現科技成果產業化落地。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技創新絕不僅僅是實驗室里的研究，而是必須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動力。”企業作為市場的主體力量，科技成果從“實驗室”邁向“生產線”需要發揮好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創新主體作用，扮演好承接者角色。一方面，要鼓勵企業積極參與科技創新活動，提高企業在科研項目運行全過程中的參與權和話語權，扮演好項目組織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要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力度，提高企業自身對于承接與實施重大創新性科研成果的能力，推動科技成果無障礙轉化與規模化量產，扮演好成果轉化者的角色。

 

三是聚焦配套服務，打造支撐科技成果轉化與實現產業化的服務體系，保障科技成果順暢轉化和產業化水平持續提升。完善配套服務是跑好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水平提升之路的“最后一公里”。新形勢下必須著眼于日益增長的科技成果轉化需求，持續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服務體系。一方面，要著力提升科技成果的轉化效益，切實發揮“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的整體效能，在保證科技成果轉化質量的前提下盡可能地降低轉化過程中耗費的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最大限度地增益服務質效，提升科技成果轉化效益；另一方面，要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與產業化水平提升機制，尤其是對于一些重大科技成果轉化項目與產業化工程應當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打通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各類堵點，保障科研成果的轉化成效，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水平的穩步提升。

 

為適應微信閱讀，略去注釋

原文見于《東南學術》

2024年第5期

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