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振當下的中國經濟,有人出了一個高招絕招,那就是鏟除所謂的“極左”,具體目標指向包括但不限于昆侖策網與司馬南等,其辭曰:“‘左‘人不除,國家經濟難以振興”。
干掉昆侖策網與司馬氏等,中國經濟就能振興起來嗎?
如此這般的政治論斷,使人不禁想起歷史上漢景帝誅殺晁錯的故事。
史載,晁錯向漢景帝進言,提出他的削藩主張說“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消息傳開,以吳王濞為首的勢力惶惶不可終日,準備鋌而走險拼死一搏,一場浩大的叛亂即將發生,并打起了“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在此國家空前困難之際,漢景帝卻聽信了袁盎等人所謂“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的謬論,將晁錯朝衣斬殺于東市。結果消息被傳達給吳王濞的時候,這個反叛頭子卻心滿意足地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也就是說,所謂清君側、誅晁錯,不過是虛假和借口與旗號而已,真正的用意卻是顛覆劉啟政權奪取江山社稷而已,正如鄧公所言,“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漢景帝也終于明白過來,于是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上述歷史故事與今天甚囂塵上除“左棍”的叫囂相當類似。最近一個時期,一些人對所謂的“左棍”發起了猛烈的政治攻勢,大有滅此朝食的氣概。這些人的具體做法有三:
一是將一些知名人士命名為“左棍”,扣上政治大帽子;
二是將中國經濟遇到的困難歸咎于“左棍”的破壞干擾,給他們定下彌天大罪;
三是強烈呼吁要鏟除消滅“左棍”。
至于具體怎樣地加以鏟除,則是戰國時期公輸盤那種心照不宣地“吾不言”也,其意也類在誅殺現代之“晁錯”。
考慮到現如今鏟除“左棍”以“清君側”的聲音是如此高漲,因此,有關究竟誰忠于這個國家?誰在維護這個制度?誰深懷民族情感?誰心懷叵測、陰謀算計?種種要害事項尤其需要擦亮眼睛,認真地加以辨析。為此不妨探討如下幾個問題:
把一些人打成“左棍”,攻訐所謂的“極左”浪潮,是要把中國社會割裂出了“左”、右兩個陣營,真實情況是不是這樣,可能要有較大的爭議。但不容否認的是,當代中國確實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改革開放”觀:一種“改革開放”觀的主張是,中國應該向所謂“人類文明主流”靠攏,進一步加大同美西方“接軌”、“融入”的力度與強度,目標是通過這種和平的“演變”過渡,漸進地使中國最終實現“改旗易幟”成為美西方的一部分;與之對立的另一種“改革開放”主張,則是要通過改革開放完善與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為了強盛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改革開放觀,盡管他們各自都高舉“改革開放”的大旗,但實際行動路線卻南轅北轍。由此可以斷言,彼此之間的斗爭是赤裸裸的政治路線之爭。也說明在當代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上,各方面都在力爭其主導權與主動權,這是當代中國最突出的政治現實。
對當下中國做何種評估評價,這是提出中國未來走向主張的理論前提與客觀基礎。如果今天的中國總體上“好得很”,那么當然就要一直這樣走下去,就要堅持既有的路線方針不動搖;反之,如果今天的中國總體上說“糟得很”,那無疑就得改弦易轍、另尋出路才行。因此,對當代的中國持怎樣的立場與態度,是總體肯定還是基本否定,這是根本性、原則性的政治大問題。
對于這個問題,當然不會有簡單的答案,誰也不會傻到一言以蔽之的程度,總要在辯證的敘事中貫徹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意見。其中如下兩點值得特別注意:
一是有人試圖把把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制度切割,具體手法就是把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同前三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對立起來。他們起勁地歌頌改革開放的成績,極盡所能地批判咒罵新中國建立之后前三十年的歷史,經常以痛說苦難家史的手法進行渲染,將其予以全面徹底的否定。
眾所周知,新中國前三十年進行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并且在當時的歷史階段,在理論上將這個制度闡釋得極其優秀。基本結論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實行這樣的制度,拯救了中國人民,拯救了中華民族,取得了空前偉大的成就,比較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上述那些人的描述卻完全不是這樣,在他們的描述下,前三十年的制度把中國推進了火坑與困境,幾乎民不聊生、餓殍遍野一般,只是改革開放才重塑再造了中國,才使得中國脫離苦海得以新生。由此把改革開放同社會主義制度二者嚴重地對立起來,在這樣的闡釋之下,社會主義制度就在理論與歷史層面失去了合法性,進而也使得今天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皮之不存焉。
痛陳前三十年的苦難,謳歌改革開放以來發財致富的業績,應該說,這樣一種政治手法相當別致、相當巧妙。這些人看起來是當今中國的歌德派或歌頌者,其實本質上卻是制度與主義的顛覆派、仇恨者。在這些人的詮釋下,改革開放就變了味,就不是什么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了。有的人就是在用這種春秋筆法來含沙射影,在政治碰瓷,在思想上搗亂,他們一直都樂此不疲。
二是當今世界究竟誰怕誰,具體落實到中美關系上。這個問題堪稱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標尺。毫無疑問,廣大中國人民從來也不怕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他們歷來主張同霸權做堅決的斗爭。但有些中國人則完全不是這樣,他們攻訐這樣的主張是可惡的“極左”,是可怕的“民粹”。這些人對霸權集團是怕得要死、愛得要命,他們認定中國絕對不是美國的對手,在各方面都無法同美國的優越性相比,因此只能臣服和屈從美國,并認定這是中國唯一的出路與未來。因此,盡管廣大中國人民始終都為民族自豪、為國家驕傲,但在相當一些人的眼里,當今中國這樣的一種以為自己很行、很能干的精神狀態,實在是“糟得很”。所以他們不但叫囂要除“左”,而且也極力叫囂要鏟除“愛國主義”,也不遺余力地攻訐愛國人士,并將其與所謂的“極左”劃上等號。
與上述這些人相對應,中國人民對改革開放真誠擁護,他們是擁護通過這種手段與方法完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并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能趨利避害、揚長避短,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最大限度地避免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他們認為這樣就是“好得很”。
中國能不能走向未來,能不能有一個美好的成長,對此不同人有不同的標尺。一切愛國的中國人認為,實現共同富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鞏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就是中國美好的未來,這樣的中國就是成功的中國,也是全體人民努力與奮斗的正確歷史方向。
但有些人卻不是這樣,在他們詮釋下,中國的未來在于能否融入所謂的“文明主流”,能否被所謂的“國際社會”接納與認可,這就是他們所詮釋的“現代化”。
因此,有關未來中國的“成”與“敗”,需要明確辨析如下兩個問題。
一是同美西方陣營分道揚鑣,究竟是成功還是失敗?
自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就發生了有中國究竟是該“中國化”還是走向“西方化”的爭論,現如今這個問題變得再度嚴峻了起來。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那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同美西方越走越近的趨勢正在發生明顯的逆轉,目前彼此已經行進在漸行漸遠的軌道上。照此趨勢發展下去,未來有朝一日,很可能要中西方分道揚鑣。應該怎樣看待這件事情呢?
一切愛國的中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離開美西方世界,實現自主自立的發展振興,這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成功,也是通往未來的必由之路,完全應該成為我們國家與民族所努力的方向。
但上述那些反“極左”的人則認為,這就是“閉關鎖國”,也是典型的“極左”。他們認為,中國千萬不可離開美西方,中華民族離開美西方世界就要“國將不國”,就將走進“歷史的誤區”而陷入困境絕境。
但事實上人們都知道,在當今的中國,之所以有人大叫大嚷離不開美西方,實際上是這些人對美西方有太多的牽掛羈絆、太深的利益關聯、太難的斷舍離合。因此,一想到重回中美對抗的狀態,他們就感到發自內心恐懼,為此不敢同霸權攤牌,也不愿攤牌、不能攤牌,總希望通過妥協、讓步與忍耐而迎來新的歷史轉機。因此,為取悅于美西方,他們強烈要求中國無條件、無限制地向美西方開放,同時還要鏟除所謂的“極左”。他們堅定地認為,只有這樣中國才能獲得美西方的認可與接納,才是成功之路。
二是究竟誰在中國興風作浪、在推動中國改旗易幟?
簡單地對照歷史,在今天究竟誰屬于當代中國的吳楚七國勢力,誰又屬于為國為民的晁錯之徒呢?
晁錯被誅殺之前,其父來都城看望兒子,父子之間有一段對話耐人尋味。晁父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晁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忠君愛國者沒有好下場,古往今來蕓蕓案例中莫此為甚。
晁錯的悲劇當然助長了吳楚反叛勢力的氣焰,正如叛亂頭子吳王劉濞所說的那樣,“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現如今中國是不是醞釀有這樣的政治與經濟勢力,諸侯林立般的商業與金融帝國算不算這樣的勢力,目前還不好說。但長期以來都存在有關“左”與右哪個更危險的爭議。有人認為中國的主要危險是“左”,也有人認為主要危險是右。但筆者認為,對于這個問題不可一概而論,應該說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與側重。在改革開放初期,因為“左”的阻力很大,許多人的認識還沒跟上來,所以來自“左”的阻力更具有現實性,將其列為主要危險無可厚非。但歷史進入到改革開放向何處去的時候,即到了抉擇走西化之路還是中國化之路的歷史時刻,挑戰與危險則主要來自右而不是“左”。正是那些所謂的“右”翼勢力,始終謀求在中國煽動制造社會動亂與顏色革命,是他們這股勢力在吃里扒外,要內外合流顛覆現如今中國的制度框架與發展模式(有關這個問題,參閱筆者2013年文章《右翼力量在中國的影響及今后出路》、《當今中國的主要政治危險是“右”而不是“左”》等)。現如今兇兇不已的除“左”喧囂就是其中的一個表現。而所謂的“左”則是堅定的制度與主義的捍衛者,充其量不過是對有些勢力在市場經濟下走西化私有化買辦化道路的鴟張跋扈氣不過而已。
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當代中國思想輿論領域的斗爭與較量始終都暗流涌動,而且越發展越高級,由此帶來的挑戰也越來越嚴峻。等到有朝一日霸權主義打上來了,一些勢力也有可能打著肅清中國“極左”“民粹”和“清君側”的旗號與借口發難,如同當年日本侵華動輒打著“防止共產主義擴張”的旗號一般。屆時,中國究竟是“誅晁錯”還是“反侵略”,則很有可能要成為難以回避“二選一”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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