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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羅思義（John Ross），英國倫敦市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2024年度中國政府友誼獲得者

羅一（Roy Singham），三大洲社會研究所顧問委員會主席

吉塞拉·塞爾納達斯（ Gisela Cernadas），阿根廷經濟學家

在中國，有關投資和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引發了大量的討論。其中大多數討論存在一個大的漏洞，即僅僅立足于抽象的理論，而沒有對事關發展的現有事實進行系統性研究，或者只參照了少數經濟體的發展模式——后者犯了統計學中的“摘櫻桃謬誤”（即僅僅挑選支持主觀判斷的數據，而忽視與主觀判斷不一致的數據）。

本文作為投資與消費系列研究的第一篇，將對整個全球經濟、全球主要國家和中國的投資、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系統性實證研究。這項研究顯示，投資和消費在中國以及發展中（全球南方）經濟體和發達（全球北方）經濟體的經濟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毋庸置疑，這些事實不僅清晰明了，而且是系統性的，這些事實也清晰地反映了許多地緣政治問題。

這兩個基本事實是‌：

第一， 在大型經濟體中，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與中長期經濟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的正相關性（等于或大于0.90）。也就是說，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和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生活水平增長速度也隨之越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低，經濟增長速度、消費增長速度以及生活水平增長速度就越慢。

第二，與此相反，在中國等大型經濟體中，消費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和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強烈的負相關，也就是說，消費占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消費/生活水平增長速度也隨之越慢。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是指，一年新增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ross fixed capital formation，簡稱GFCF） 減去固定資本消耗（consumption of fixed capital) 。這里側重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因為替代折舊資本的部分新增投資在價值上不會增加一個國家的資本存量，而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能同時增加一個國家的GDP和資本存量。

下文的實證數據將顯示，在大型經濟體中，影響經濟增長、消費、生活水平、國防、政治和地緣政治的許多關鍵的實際政策問題，均源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超高相關性。

這些相關性如此之高，以至于在實踐中無法回避。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高，那么它的經濟增長速度和消費增長速度也就快，而如果中國削減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比如通過擴大消費占GDP比重的辦法，那么其經濟增長速度和消費增長速度都會放緩。

由于這些事實關系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所有大型經濟體，它們對經濟增長、消費、生活水平、國防、政治和地緣政治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由于這些事實所產生的影響對經濟政策和戰略非常重要，因此本文將就此進行分析印證。為此本系列文章將分為上下兩篇展開論述，本文為上篇。

上篇第一部分，首先介紹了本研究的方法論；第二部分我們通過經濟規模劃分不同經濟組別，并詳細闡述了不同經濟體組別和全球經濟增長模式的事實細節，這也是本研究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部分通過總結經濟增長模式的事實及其產生的影響，闡述了為什么這些事實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體對決策者非常重要。因此，不愿意閱讀數據實證研究的普通讀者和那些希望追蹤大勢的人，不妨直接跳讀這一部分。

上篇的第四部分是附錄部分，是通過詳細的統計數據來評估較小經濟體，完整繪制世界發展模式的圖景。附錄適用于希望所有的分析數據都經得起檢驗的經濟專家。對于那些主要關心中國自身發展模式的人來說，可以略過。

下篇將詳細闡述這些實際的全球經濟發展模式對消費和生活水平的影響，尤其是對中國的影響，以及這一全球經濟發展模式對經濟理論和經濟發展戰略的影響。

與“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相反，最著名的邊際主義經濟學家之一，也即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哈耶克，曾清楚地闡明了大部分“西方經濟學”重理論輕實踐的錯誤立場。

例如，他在《貨幣理論與商業周期》一書中指出：“實證研究，無論是出于實際目的，還是僅限于借助特殊統計工具來增加我們對特定階段貿易波動的了解，充其量只是對現有理論的驗證”。【1】

這種從理論出發輕視實證分析的方法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無法分析不同經濟體的具體特點，而是從抽象的“一般”理論模型出發，設想出一種單一“普適”的經濟模式。

與此相關的一個連鎖反應是，盡管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在世界銀行有據可查（有217個經濟體，其中210個國家有數據可查），但各種利用“面板數據”（即不同主體在不同時間點上的數據集，描述多個主體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情況）進行的所謂“比較研究”，并沒有根據經濟體的規模進行分類，而是在研究中賦予它們同等的權重。

正如下文所示，這使得我們嚴重低估了世界經濟過分集中的后果，從而得出的結論謬以千里，因為這些研究有時假設這217個經濟體的經濟模式都是相同的。

另一個錯誤則是，這類研究僅從地理角度（即按地區）對經濟體組別進行分析，而沒有區分不同國家的不同規模和發展模式。如下文所示，這些錯誤的做法會導致對世界和各國經濟發展模式得出錯誤的結論，進而對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誤導。

本系列文章是首次通過對經濟體規模分門別類所進行的實證研究，從而能夠精確識別不同規模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模式。為讓大家初步清楚地了解世界經濟極端集中的現實及其影響，有必要指出：

1）按當前美元匯率計算，僅美國、中國、德國和日本這四個經濟體就合計占世界GDP的50.9%；

2）世界前20大經濟體占世界GDP的五分之四以上——80.3%。這一數字足以說明，這20大經濟體決定著世界發展道路和模式；

3) 世界前50大經濟體占世界GDP的絕大多數——93.0%；

4) 除世界前50大經濟體之外，其余111個經濟體中，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在世界銀行有據可查的經濟體的GDP合計只占世界的5.0%；

5) 所有161個世界銀行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數據可查的經濟體GDP合計占世界的98.0%，即接近百分之百（其他經濟單位占世界GDP的0.9%，其余占世界GDP1.1%的經濟體世界銀行未列出）。

為直觀地反映世界經濟的這種極端集中程度，圖1呈現的是所有161個有世界銀行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數據可查的經濟體占世界GDP比重，其中特別標出了世界前二十經濟體各自占世界GDP比重。如圖1所示，少數大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占據壓倒性主導地位。

1.Top30大型經濟體：投資與經濟增長相關系數高達0.85

上文提到因忽略經濟規模的巨大差異，而得出錯誤結論的例子屢見不鮮，下面舉一實例。

圖2呈現的是世界前30大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簡潔起見，下文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是指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除非另有說明）。這30大經濟體合計占世界GDP的85.8%。

圖2顯示，在這30個大型經濟體中，固定資本投資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858。這些經濟體發展模式相似表明，這些經濟體之間的差異主要是由定量因素決定的。

在這一點上，這些大型經濟體之間不存在根本不同的發展模式，即不同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不存在根本性的差異。因此，GDP增長的實際結果顯而易見，呈現出一些明顯的趨勢：

這些數據表明，大型經濟體發展模式有著共通之處。而且，對世界前30大經濟體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非常強的相關性。

對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中國來說，與占世界GDP的85.8%的其他大型經濟體進行比較，更有可比性。

圖2還顯示，大型發展中經濟體（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土耳其、泰國或墨西哥）以及發達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這意味著它們的發展模式與中國相似。這一結論，對中國乃至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

2.世界最小的30個經濟體：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聯系數很低

相比之下，圖3呈現的是世界最小的30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這些經濟體合計只占世界GDP的0.1%，其中最大的赤道幾內亞占世界GDP的0.01%，最小的基里巴斯則占0.0002%。

可以看出，這30個世界最小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和經濟增長的相關系數和R平方值都較低，分別為0.36和0.13。

因此，根據這些數據可以得出結論：這些小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很低，甚至幾乎沒有相關性——這與從世界前30大經濟體的研究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

3.不區分經濟規模的比較研究會產生嚴重誤導

最后，世界經濟極端集中在少數大型經濟體也進一步產生了其他影響。

因為小型經濟體的數量遠遠多于大型經濟體，但這些小型經濟體僅占世界經濟的極小部分。如上文所述，世界前50大經濟體占世界GDP的93.0%，其余111個有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數據可查的小型經濟體僅占世界GDP的5.0%——這50個大型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幾乎是小型經濟體的近20倍，盡管小型經濟體的數量是這50大經濟體的兩倍多。

因此，任何以特定發展模式的國家數量為標準，而不考慮在世界GDP中不同權重的研究，都可能對中國或其他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產生誤導——即使它以囊括所有國家為由，誤導性地聲稱其研究分析是“全面的”。

為證明這一點，圖4呈現的是占世界GDP的98%的所有161個有數據可查的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數據顯示，這種相關性僅為0.49，屬于低/中低水平，R平方值僅為0.24。

因此，這項未考慮經濟體規模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所有161個有數據可查的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較低/中等或較低。但是，如上文所述，這一結論具有誤導性，因為占世界GDP絕大多數的Top30大型經濟體的這種相關性極高。

因此，這個簡單的例子說明了，要弄清世界及各國發展模式，就不應將各國等量齊觀，而應根據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來分類分析——世界經濟的這種極端聚集模式，在以下數據圖中展示地更加清楚。

4.區分大小型經濟體的必要性

回到世界經濟總體發展模式事實的系統性的搭建，及其對中國的影響。本系列文章中的首次實證研究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利用國民核算數據和最新的增長核算法（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經濟總量數據庫使用的方法）來驗證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基礎數據集將包含120個世界銀行數據庫中有國民核算統計數據和增長核算數據的經濟體數據——這些經濟體占世界GDP的97.3%。也就是說，我們的數據覆蓋到了世界經濟近乎百分百的經濟體。

但是，還有41個經濟體在世界銀行有國民核算中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數據，但沒有增長核算數據。加上上述120個經濟體，一共是161個經濟體，合計占世界GDP的98.0%。因此，為窮盡所有可用數據，我們也將對包括這41個經濟體在內的161個經濟體數據進行分析。

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中長期結構性的經濟發展，而非經濟周期波動，因此我們研究的時間段將限定在最近一個從低谷到高峰的世界經濟周期，即2007年至2019年。各經濟體占世界GDP比重選取的時間段，是截至2019年經濟周期結束。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將時間延長到有最新國際可比數據可查的2021年并不會實質性地改變研究結果。

我們將利用四組經濟體作為標準對照組：

一，世界前20大經濟體；二，世界前50大經濟體；三，世界前50大經濟體之后的70個較小經濟體；四，所有有數據可查的經濟體。

由于大家都很熟悉經濟學普遍采用的國民核算數據，因此本系列文章的上篇將從世界銀行的國民核算數據開始分析。下篇文章將表明，雖然其他更準確的增長核算法提高了研究結果的準確性，但不會改變關于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結論。

由本人——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羅思義和“全球南方洞見”（GSI）的羅一與吉塞拉·塞爾納達斯，利用GSI提供的高水平編程和數據分析資源，牽頭完成了關于世界經濟真實發展模式的實證研究。

為概述世界經濟發展的相關模式，表1呈現的是世界銀行數據庫中的217個國家經濟體中，不同規模和某些不同經濟類型的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其中的實證數據反映了一個既全面又清晰的世界增長模式：涉及分析的經濟體規模越大，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正相關性就越高。

在這一點上，唯一的例外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組別——占世界GDP的5.8%的19個石油/天然氣出口國，與其他經濟體的發展模式有著根本的不同。因此，按經濟規模降序排列：

總之，無論是前50個大型經濟體，還是合計占世界GDP的90%以上的前93個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都存在極高的相關性。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來說，這種相關性接近完美，為0.95；對于占世界GDP的90.4%以上的經濟體來說，這種相關性超高，為0.90；對于占世界GDP的91.5%的117個經濟體而言，這種相關性仍然極高，為0.80。

但是，如果不分門別類而是整體來看142個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占世界GDP90.4%的93個經濟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超高相關性，將被合計僅占世界GDP的1.8%的49個小型經濟體（第5和第6組）所掩蓋，使相關性降至0.57。

僅占世界GDP的 1.8%的經濟體，掩蓋了占世界GDP的 90.4%的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情況。這可謂是一個極具誤導性的例子，可以稱之為統計學上的“尾巴搖狗”現象（即本末倒置）！事實上，從包括中國、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和G7在內的大型經濟體以及世界經濟發展角度來看，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超高相關性非常關鍵。

為進一步佐證這一點，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大型全球北方發達經濟體和全球南方發展中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均存在較高的相關性。

最后，關于世界經濟增長的實際模式，有必要指出的是，盡管作為一個整體的較小經濟體組（第4組）的發展模式與大型經濟體差距不小，但具體到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相當多的較小經濟體的增長模式與大型經濟體是一樣的：50個較小的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為0.90；如果將這50個較小經濟體與前50大經濟體中的43個大型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相加，所有93個經濟體的相關性仍保持在極高的0.90。【2】

因此，如上文所述，鑒于大型經濟體、小型經濟體以及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發展模式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在不對經濟體按規模大小進行分組的情況下，將所有經濟體作為一個整體進行分析得出的結果將極具誤導性，是一種欺騙性的“全面”。

現在將就上述不同類型經濟體的實際發展模式進行詳細的分析。

【表1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

1. 世界前10大經濟體：“相關性”為0.95

先對占世界GDP三分之二以上，即66.9%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G7加上中國、印度和巴西這三個金磚國家）的發展模式進行詳細的分析。如上文所述，圖5顯示，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0.95。

正如前文所述，從實際角度來看，這種相關性非常高，這意味著包括中國在內的最大經濟體不可能在不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的情況下提升GDP增速，而通過提高消費占GDP比重來拉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導致其經濟增速放緩。

2.世界前20大經濟體：相關性為0.90

本節對占世界GDP的80.3%的世界前20大經濟體的發展模式進行分析。圖6顯示，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0.90，R平方值為0.82。這20大經濟體除中國和其他6個發展中經濟體/全球南方國家——印度、巴西、俄羅斯、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和土耳其外，其余均為發達經濟體，特別是包括G7。

3.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之外的世界前20大經濟體：相關性為0.93

即使上述這20大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之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也低估了這種相關性對絕大多數國家的實際影響。

正如前文所述，這是因為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增長模式與其他經濟體存在顯著差異。但是，很明顯，能被稱為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這說明其國土上石油/天然氣儲量高、且其他經濟行業發展相對較弱。

這是兩個必要條件，因為一個國家可能是大型石油/天然氣生產國，但如果其經濟規模很大，這個行業不一定主導其經濟，正如美國一樣。鑒于此，任何不具備必要的地質先決條件的國家，都無法選擇石油/天然氣出口作為戰略。因此，我們為了避免遺漏數據提供了包括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在內的所有經濟體的統計數據，但在做經濟戰略比較時，研究不包括石油/燃氣出口國的趨勢對于大多數經濟體來說更有用的。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數據將在下面單獨給出。

在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中，俄羅斯和沙特屬于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為避免有人認為這是選擇性使用證據，它們將被納入這20大經濟體的分析。但如果將俄羅斯和沙特這兩個特定的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排除在外，那么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中其他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將進一步升至0.93，R平方值則升至0.86（見圖7）。

世界前20大經濟體（不包括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占世界GDP的77.4%。在本系列的下篇中將可以看到，更準確的增長核算法會導致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和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更高。

對于不包括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在內的大型經濟體來說，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之間0.93的超高相關性，顯然適用于中國和其他大型經濟體。從下文可以看出，這基本上同樣適用于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經濟體。

4.世界所有前50大經濟體：相關性為0.77

世界前50大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和GDP增長率之間存在的較高相關性表明，這種相關性已延伸到范圍更廣的大型經濟體，特別是隨后排除了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經濟體組別。

這一節探討的占世界GDP的93%的世界所有前50大經濟體，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高達0.77（見圖8）。

5.世界前50大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相關性為0.90

但是，在世界前50大經濟體中，有七個是石油/天然氣出口國——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亞、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挪威、伊朗和伊拉克。如果排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那么其余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90（見圖9）。這些經濟體占世界GDP的絕大多數，88%。

因此，對于不包括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在內的大型經濟體來說，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0.90的極高相關性，才是最能反映其發展模式的相關性。因此，這不僅適用于中國，也適用于全球南方的主要發展中經濟體，如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亞、阿根廷、土耳其、越南、南非等。

本研究稍后將分析這種發展模式對大型全球北方經濟體，特別是G7的影響。

6.Top50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中，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相關性接近

現在談談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情況。那么問題來了，大型發展中（全球南方）經濟體的發展模式與大型發達（全球北方）經濟體是否不同？實證研究表明，事實并非如此。大型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全球南方經濟體的這種相關性略高于全球北方經濟體。

在世界前50大經濟體中，17個是發展中經濟體（指的是21個發展中經濟體剔除4個石油/天然氣出口國），26個是發達經濟體（29個發達經濟體去除3個石油/天然氣出口國）【3】。在不包括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在內的世界前50大經濟體中，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分別為0.82和0.87。

但尤為引人注目的，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數據變化范圍截然不同，無論是在固定資本形成凈額，還是GDP增長率方面。圖10顯示，與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情況相比，大型全球北方經濟體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和GDP增長率之間的變化幅度更緊湊，它們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和GDP增長率均處于較低/中等水平。

在這些發達經濟體中，韓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最高，為11.5%；新加坡的GDP增長率最高，為4.3%；大多數全球北方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和GDP增長率都處在較低水平。如下文所示，相比之下，一些快速增長的發展中/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遠高于它們，GDP增長率也遠快于它們——例如，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為21.0%，GDP增長率為8.0%，印度的這兩項數據則分別為21.1%和6.4%，越南為16.5%和6.4%。

7. G7國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GDP占比極低—>GDP增長率較低

首先分析較大的發達經濟體，其中一個特別顯著的特征是G7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極低，導致其GDP增長率較低。為證明這一點，圖11再次呈上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數據。

特別突出的是，與中國和印度相比，G7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例和GDP增長率極低。下面首先給出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數據，然后是GDP增長率數據，美國的這兩項數據分別為4.4%/1.7%，日本為0.2%/0.4%，德國為2.3%/1.2%，法國為4.6%/1.0%，英國為2.5%/1.2%.意大利為1.1%/-0.3%，加拿大為7.0%/1.7%。相比之下，印度的數字為21.1%/6.4%，中國為21.0%/8.0%。

鑒于最大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這種超高的相關性，中國和印度增長非常快而G7維持緩慢增長態勢的原因顯而易見——因為中國和印度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高，而G7的這一數據則較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極低（1.0%），GDP增長率較低（1.6%）的全球南方經濟體巴西印證了這種負相關性。

因此，就G7成員國的上述經濟表現得出的結論是，它們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非常低，因此導致其維持緩慢增長的態勢。

8.全球南方經濟體內部：增長為何存在顯著差異？

如果將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視為一個整體，排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世界前50大經濟體中的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非常高，為0.87（見圖12）。

因此，總的說來，就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例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而言，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發展模式與全球北方經濟體一樣。但是，如果說G7引人關注之處是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和GDP增長率普遍處于較低水平，那么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值得注意之處則是，各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占比和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存在顯著差異（見圖12）。

如上文所述，中國的GDP增長速度非常快，為8.0%，越南和印度均為6.4%，這與它們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分別為21.0%、21.1%和16.5%）非常高有關。同樣快速增長的還有印尼和菲律賓，前者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為12.9%，GDP增速為5.4%，后者的為11.8%和5.8%。

但是，與這些快速增長的亞洲經濟體相比，其他一些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GDP增長速度非常緩慢，例如阿根廷為0.9%，墨西哥為1.5%。巴西和南非為1.6%。這四個經濟體緩慢的增速與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低（分別為5.1%、7.3%、-1.0%和4.4%）有關。

南方經濟體之間的巨大差異意味著，不能籠統地說，“全球南方的GDP增速快于全球北方”。發展模式的差異化正在發生，即一些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GDP增速遠遠快于全球北方——這些經濟體雖然絕大多數在亞洲，但也在非洲和全球南方的其他地區存在。但是，另外一些全球南方經濟體的GDP增速與增長緩慢的全球北方經濟體/G7相比，差別不大。

因此，從數據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之間的GDP增速存在顯著差異的原因，是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占比的差異。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高的全球南方經濟體GDP正在快速增長，而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較低經濟體的GDP則增長緩慢。

還應指出的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GDP增速遠快于全球南方其他地區，這一事實與它們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遠高于全球南方其他地區有關，與所謂的“儒家文化或東亞文化”優勢等概念無關。

例如，信仰印度教文化的人占多數的印度、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印尼和世界第四大穆斯林人口大國孟加拉國，顯然均不屬于儒家文化圈，但它們的GDP增長速度很快，這是因為GDP增速與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高高度相關。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水平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的這種極其密切的相關性，對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具有明顯的戰略政策影響——只有當它們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很大一部分時，它們的GDP才能快速增長。

9.石油/天然氣出口國：不符合“相關性”的特例

在此就這項關于世界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證研究進行總結。上文不斷提到，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發展模式與其他經濟體存在顯著差異——用統計學術語來講，它們表現為“異常值”。但是，圖13顯示，這組的19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占比與GDP增長之間不存在一致關系——相關性極低，為0.07，R平方值為0.01，這幾乎是無相關相關性的完美例子。

因此，在這一點上，石油/天然氣出口國與其他經濟體不同，但作為一個整體，它們沒有統一的發展模式。

10. 161個經濟體滿足“超高相關性”原則

在這項關于世界趨勢的實證研究的結尾，我們用圖14呈現了查看數據的另一種方法。它反映，隨著各經濟體在世界GDP中所占比重的累積增加，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也逐漸增強。

也就是說，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是從占世界GDP的24.4%的世界最大經濟體美國開始算起，然后加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累計相加占世界GDP的40.6%，再加上第三大經濟體，以此類推。

以所有161個有數據可查的經濟體（19個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為例，那么可以看出，占世界GDP的88.6%的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之間的相關性仍然超高，為0.90。

因此，只有占世界經濟很小比重的小型經濟體才會導致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大幅下降。

因此，圖14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上述研究，即占世界GDP絕大部分的大型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的比例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相關性。

我們如此全面詳細地分析世界經濟和個別經濟體的發展模式，是因為這些事實在經濟、社會和地緣政治方面會產生了極其嚴重的實際后果。當兩個變量存在0.95/0.93/0.90的相關性時，一方不可能擺脫另一方的影響。任何基于這些不符合事實的理論/分析制定的經濟政策必然將遭受失敗——實踐往往比理論更有力量。

我們在分析世界發展趨勢、比較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時候，中國一直是關注的焦點。對中國來說，根據事實得出的結論顯而易見：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提升中國經濟增速，而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例如提高消費占GDP比重，將導致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無論宣揚何種理論/分析，沒有政策能擺脫這些事實所帶來的實際經濟影響。

當前，中國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許多其他全球南方國家來說，則是追求獨立自主。對所有國家來說，其目標都應該是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增進民生福祉。只有通過順應并利用經濟發展中最強大力量的政策，才能實現這些目標。反過來，只有通過實證研究才能印證這些力量是什么。

因此，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唯一正確的做法是以中國名言“實事求是”為依據——那些喜歡西方格言的人可能會遵循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所言：“事實是頑固的東西；無論我們的愿望、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無法改變事實的狀態。”

從事實出發也是馬克思主張的方法論【4】，正如習近平所說：“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別的什么經濟理論。”【5】

與基于事實的分析相反，“西方經濟學”（確切地說是“邊際主義衍生”經濟學），不是從事實出發，而是從抽象的理論出發。如下文所述，這會釀成大錯，特別是影響實際的經濟政策制定。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事實”反映了決定實體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經濟力量，而這些力量過于強大，從不會被抽象的理論所欺騙。

結果證明，這些事實如此顯而易見，以至于無論采用哪種理論框架來分析，都無法擺脫其實際后果。這并不意味著從經濟理論或分析角度來看，這些事實是“中性的”，相反，這些事實決定性地駁倒了一些經濟理論的謬誤，并呼應/印證了文末討論的其他理論。這意味著，無論采用哪種理論框架，這些經濟事實都是如此強大，以至于任何經濟政策都不可能違背它們而取得成功。

這一首次研究關注的具體經濟事實是，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型經濟體中，固定資產投資與GDP增長率之間——確切地說，固定資產投資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的相關性。正如下文所示，選擇研究這種關系，是因為它對經濟增長、消費和生活水平乃至經濟發展的諸多其他方面均具有決定性影響。

此外還因為關于投資和消費作用的討論一直是中國經濟辯論的中心議題之一，部分中國媒體則提出一些違背事實的令人困惑的錯誤觀點——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提出的一些論點直接違背事實，因而對事實的任何系統性研究都會證明他們的謬誤之處。其他國家同時也在討論這一問題，因此對其他經濟體和世界發展模式進行系統性實證研究，有助于看清中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是否正確。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GDP占比與GDP增長之間存在超高相關性

首先用實證數據證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有多么密切。

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來說，這種正相關性為0.95。也就是說，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低，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

對于分別占世界GDP的77%和88%的世界前20大和前50大經濟體（不包括少數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主導型經濟體）來說，這種正相關性分別為0.93和0.90（如下文所示，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主導型經濟體的增長模式截然不同——為簡潔起見，這些經濟體將被稱為石油/天然氣出口國）。【6】

如下文所示，0.95、0.93或0.90的數字表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近乎完美的相關性，或者稱為超高相關性。因此帶來的實際結果是，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型經濟體中，如果不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就不可能提升GDP增速，而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同樣會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下文的分析還將表明，大型經濟體的這種超高相關性不適用于小型經濟體，雖然這種現象確實在許多小型經濟體存在，它也不適用于少數（19個）石油和天然氣出口國。

但是，后兩個事實與中國的政策無關，因為它既非小型經濟體，也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這些國家也與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大型全球南方/發展中經濟體以及七國集團（G7）等大型全球北方經濟體無關。

1.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快

在大型經濟體中，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正相關性，所帶來的第一個最直接的后果是，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就越快，而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低，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些極高的相關性對主要經濟體/經濟體組別具有如下關鍵的實際影響：

因此，盡管短期刺激措施可能會暫時改善經濟，但在目前的情況下，G7成員國的中長期GDP不可能實現較高水平的增長。這在地緣政治上對G7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權重下降產生了重大影響。

這也解釋了G7大多數成員國內政相對緊張和不穩定的原因，如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內斗愈演愈烈，法國極右翼和極左翼的崛起，德國極右翼政黨的崛起，和英國的種族主義騷亂等。

2. 消費占GDP比重越高，經濟增長速度就越慢

與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超高的正相關性直接相矛盾的是，消費占GDP比重和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對于最大經濟體來說，這種相關性極為負面——消費占GDP比重越高，GDP增長速度就越慢。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來說，這種負相關性極高，為0.85。因此：

（1）中國通過促進消費來應對某些短期情況（例如經濟周期上下波動）是正確的。但如果中國按照一些媒體的建議，在短期戰術調整范圍之外提高消費占GDP比重，那么中國經濟增速和消費增速都將放緩。

（2）消費占GDP比重較高導致固定投資水平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將維持緩慢增長的態勢，而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高、消費占GDP比重較低的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GDP將快速增長。

（3）由于消費占GDP比重較高，導致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低的G7成員國的GDP增長將繼續放緩，由此帶來上文所提到的負面的政治和地緣政治影響。

3.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

本節談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對經濟增長和消費乃至生活水平的影響。大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的正相關性。也就是說，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也就越慢。

以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為例，這種相關性高達0.94。對于中國自身而言，這種相關性也同樣高，為0.95。因此，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將提升消費增速。

但是，要評估這對人類和社會的影響，就有必要指出，上述相關性是針對消費總量增長而言。消費總額增長在多大程度上提升或未能提升平均生活水平，即消費總額增長能否惠及大眾或者只惠及其中較小的群體，也將取決于收入分配政策。但就，就總消費增長率而言，如果采取適當的分配政策，會提高平均生活水平的總體潛力：

（1）對于中國來說，如果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消費增長率將會增長，而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消費增長率將會下降。

（2）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較高，將帶動其消費總額快速增長，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采取適當的分配政策，那么將惠及廣大民眾。

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較低，導致其消費增長速度也較慢，因此提高生活水平的可能性較小。因此，雖然現有的經濟再分配可以在短期內提高平均生活水平，但如果不實現經濟增長，就無法在中長期內提高生活水平——正如本研究表明的那樣，對于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來說，這需要持續提高固定投資。

（3）對于G7來說，由于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較低，它們的消費和生活水平增長速度將繼續放緩——這導致這些國家內政持續動蕩，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加劇社會分裂和政治緊張局勢。

4. 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

與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較高的正相關性直接相矛盾的是，消費占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在最大經濟體組別中，這種相關性極為負面——世界前10大經濟體的這種相關性為-0.85。因此，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從而生活水平的潛在增長增速也就越慢。

（1）對中國來說，這對討論投資和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具有決定性的實際影響。提高中國GDP占消費比重將導致消費增速放緩，進而導致人民生活水平增速放緩。

（2）對于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而言，消費占GDP比重較高的經濟體消費總額增速較慢，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較小；而消費占GDP比重較低的經濟體消費總額增速較快，因此生活水平提高的可能性較大。

（3）G7所有成員國的消費占GDP比重都較高，因此其消費/生活水平增速將繼續放緩，進而加劇其內部的社會/政治緊張局勢。

鑒于此，明確區分兩個截然不同的消費問題至關重要，因為依據這兩個問題制定的經濟措施會產生相反的結果。這兩個問題是：（1）消費增長率，（2）消費占GDP比重。事實表明，消費占GDP比重越高，消費增長速度就越慢，即便固定資產投資凈額占GDP比重較高；消費占GDP比重越低，消費增長速度就越快。

因此，從這些關系中還可以看出，就生活水平而言，消費占GDP比重較高，這本身并不是一個可取的目標——消費占比只是一個數字，不能代替人們的吃喝用。因此，重要的是人們的消費實打實的增長，而不是抽象的數字。消費占GDP比重最高的國家是納米比亞（98%）、蘇丹（97%）、津巴布韋（94%），而這些國家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而且，正如上文所述，在大型經濟體中，消費占GDP比重高將伴隨著消費增長放緩。相比之下，消費增長率高，即生活水平提高的潛力大，這需要較高的投資水平，從而導致消費占GDP比重被拉低（根據GDP支出法，消費率和投資率之和約等于百分之一百）。要保持生活水平持續提高，需要關注的是消費的快速增長，而不是消費占GDP比重更高。

5. 創新與固定投資的關系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超高相關性，闡明了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糾正了部分媒體的誤解。沒有高投資率的經濟體GDP不會快速增長。也就是說，沒有證據表明創新可以替代高水平的投資。相反，高水平的創新和高水平的投資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國家的創新潛力與其研發支出占GDP比重有關，而研發支出不屬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但實證數據證明，要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創新必須從理念層面落實到投資上——舉一個革命性的例子，互聯網不僅僅是一個理念，而是體現在計算機、電信、能源供應和其他領域的大量投資中。

同樣，以當代為例，中國在全球綠色能源領域占據主導地位，不僅僅在于高水平的研發投入催生了一個簡單的好點子，還在于對太陽能、風力渦輪機、電池等領域的投資。下面就此談談這對不同經濟體的影響：

（1）在某些領域（如電信、綠色能源和商用無人機等行業），中國顯然已經成為全球技術領導者。但是，總體而言，中國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尚未達到美國的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中國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為2.4%，而美國為3.5%。因此，中國面臨的決定性挑戰是進一步提高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同時保持高水平的固定投資，將創新轉化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2）除中國外，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較低。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除中國外，全球南方經濟體研發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是土耳其，為1.4%，巴西僅為1.2%，俄羅斯為1.0%，印度和南非為0.6%。因此，大型全球南方經濟體面臨著雙重任務，即大幅提高其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同時輔以高水平的固定資本投資，以將更高水平的研發支出轉化為推動GDP更快增長的動力。

（3）數個G7成員國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高于中國——G7成員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如下：美國為3.5%，依次為日本為3.3%，德國為3.1%，英國為2.9%，法國僅為2.2%，加拿大為1.7%，意大利為1.5%。但是，所有G7成員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都很低。因此，盡管美國、日本和德國這三個G7成員國的研發支出占GDP比重均高于中國，但它們中沒有一個的GDP平均增速達到中國的一半。這證明，將創新和研發轉化為經濟增長需要的高水平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非常重要。

6. 個人企業家精神無法取代固定投資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相關性表明，個人企業家精神不可能取代高水平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在大型經濟體中，無論個人企業家精神如何，只有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時，才能提升經濟增速。

7. 哪些固定投資最有利于經濟增長？

需要哪些固定資本投資，取決于每個國家的具體發展水平和單個投資項目的效率。并非所有投資都能產生相同的結果，優化特定投資的效率顯然是當務之急。但是，所有國家的數據已顯示，從總體上看，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增加凈投資的大型經濟體增長更快，而無法增加凈投資的大型經濟體則增長有所放緩。

8. 美國如何試圖說服中國進行“經濟自殺”？

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超高的相關性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美國可能會試圖阻撓中國經濟發展，即要求中國“經濟自殺”。這也意味著，如果能夠說服中國通過提高消費占GDP比重來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那么中國經濟增速和消費增速，即生活水平增速都會放緩。

為達到這一目的，美國不斷向中國兜售，中國要向消費拉動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如果中國真如此做，那么中國經濟增速將放緩。盡管美國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對付中國，但這與美國早期減緩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增速的手段相似，有關詳情請見拙文《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

9. 提升經濟增速的政策建議應解釋如何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

“超高相關性”的事實意味著，任何聲稱將提升大型經濟體GDP增速的政策建議，都應解釋將如何提高實現這一目標所需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合組織聲稱將提升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速度的“新自由主義”和“緊縮”政策，應解釋如何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如果不這樣做，這些計劃就不能被視為連貫且嚴謹的。

10. 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穩步上升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和消費增長

消費的GDP占比和投資的GDP占比加起來約為100%。因此，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必然意味著降低消費占GDP比重。但是，如果要避免消費/生活水平變差，大多數情況下就是要避免固定投資占GDP比重的下滑，這需要相應地在短期內大幅降低消費占GDP比重，因為這將涉及在更快增長的有益影響顯現之前降低生活水平。

相反，投資占GDP比重逐年小幅增長，而且長期保持穩定，是國際上已被證明最成功的發展戰略。一旦建立了固定投資占GDP比重較快增長的模式，這就可能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在此過程中，經濟快速增長會促進消費快速增長，并將在總體上更快且持續地提高生活水平。這一戰略在國際上的實踐表明，它創建了一種消費占GDP比重逐漸下降、固定投資占GDP比重逐漸上升的模式，從而促進經濟和消費/生活水平的快速增長。

11. 這些事實對經濟理論和政策制定的影響

從經濟理論上來講，各色迥異的經濟體都會發展經濟。但事實表明，絕大部分的世界GDP增長是由占世界GDP絕大多數的經濟增長，是由大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較高相關性決定的。也就是說，全球經濟的總體增長是由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和GDP增長之間的這種極其密切的關系決定的。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相關性與因果關系是不同的概念，因此沒有必要為上述結論和相關性的實際影響對任何因果關系進行分析。事實證明，在大型經濟體中，提升經濟增速需要提高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降低將伴隨著經濟增速下降。這種因果關系的分析將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

哪些經濟理論與這些事實是一致的，哪些與這些事實相矛盾，將在本系列文章的結尾進行分析。但是，由于這里重點關注的是這些事實對經濟政策的實際影響，下文首先將就上述概括的經濟發展問題方面的事實進行系統性的論述。

結 語

如上文所述，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這種極其密切的相關性，對經濟增長、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地緣政治都具有極大的實際影響。

本系列的下一篇文章，將就這些事實對消費/生活水平和經濟理論的影響進行分析。 

上文為大家分析了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市場匯率計算）的中國與大型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經濟體的發展模式。但是，為便于大家了解世界發展模式及其對經濟理論和戰略的影響，本附錄將通過詳細的統計數據來評估較小經濟體，完整繪制世界發展模式的圖景。

這篇附錄適用于希望所有的分析數據都經得起檢驗的經濟專家。對于那些主要關心中國自身發展模式的人來說，本章節可以略過。

與大型經濟體發展模式相同的較小經濟體

為闡述事實，在此沒有必要分析較小經濟體與較大經濟體發展模式不同的原因——一個明顯的假設是，由于規模較小，這些經濟體可能更容易受到外部經濟因素的影響；而相比之下，大型經濟體的發展主要取決于國內經濟走向。

石油/天然氣出口國作為一個整體也與非石油/天然氣田出口國有很大不同，原因顯而易見——這些經濟體以石油/天然氣出口為主，而其他經濟體則不然。

如下文所示，為了有助于闡述事實，我們將較小經濟體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大型經濟體發展模式相同的較小經濟體，這類數量較多；另一類是與大型經濟體發展模式不同的一小部分較小經濟體。

在世界銀行國民核算和世界企業聯合會增長核算均有數據可查的120個國家中，除了上文分析過的世界前50大經濟體外，還有占世界GDP的4.4%的70個較小經濟體。圖15證明，這些被視為一個整體的較小經濟體的增長模式與大型經濟體不同——這些較小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0.49，R平方值為0.24，與較大經濟體的0.90或以上的這種超高相關性截然不同。

但是，更仔細的分析顯示，大多數的較小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GDP占比與GDP增長率之間確實存在較高的相關性，但也有相當多的其他較小經濟體并非如此。現在將分類進行分析進行分析。

較小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

在上文分析過的70個較小經濟體中，有10個是石油/天然氣出口國。【7】 將這些經濟體排除在小型經濟體組別之外，意味著其余經濟體占世界GDP的3.5%。這些較小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為0.61，R平方值為0.37（見圖16）。

因此，如果排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較小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占比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中等程度的相關性。但這遠低于大型經濟體的0.95/0.93/0.90的相關性，即排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占比和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會明顯增加，但不會像大型經濟體那樣高。事實上，這證明，經濟發展模式中明顯存在“規模效應”和“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效應。

所有120個經濟體

如上文所述，不考慮其規模以及它們是否是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國際比較分析，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全面”，實際上具有嚴重的誤導性。為進一步澄清這一點，將所有120個既有《國民賬戶》數據又有增長核算數據可查的經濟體納入考慮，不分規模大小，不進行加權計算，所有120個經濟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相關性為0.58，R平方值為0.33——這樣的相關性只處于中等程度（見圖17）。

此種平均值掩蓋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占世界經濟絕大多數的大型經濟體，其固定資產投資凈額占GDP比重，與其GDP增長率之間高度相關，只有少數小型經濟體可以例外。

120個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

如果將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排除在120個經濟體之外，即消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效應”，其余這些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升至0.71，R平方值則為0.50（見圖18）。

這是一個顯著的相關性，再次印證了不區分是否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所帶來的扭曲效應。但0.71的相關性仍然遠低于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二十大經濟體的0.93的超高相關性，也遠低于不包括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在內的世界前50大經濟體的0.90的相關性。

如上文所述，排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之外的120個經濟體，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GDP比重和GDP增長率之間0.71的這種相關性，是由兩個不同的組成部分組成的——更大一部分是與大型經濟體類似、相關性很高的一類，另一小部分是相關性較低的較小經濟體。

所有161個經濟體

為利用所有可用數據，在此將占世界GDP的97.3%的120個經濟體，還有41個有世界銀行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數據，但沒有增長核算統計數據可查的經濟體加起來，構成占世界GDP的98.0%的161個國家。【8】將小型經濟體納入的效果是，所有161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值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驟降至0.49，R平方值則降至0.24。（見圖19）

這一相關系數低于前面分析過的120個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GDP比重與GDP增長率的相關性，印證了更多較小經濟體加起來將進一步降低了其相關性的判斷。

161個經濟體（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除外）

如預期的那樣，將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排除在這161個經濟體外，將使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升至0.57，R平方值則為0.31（見圖20）。0.57的相關性并不高，低于將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排除在120個經濟體外的0.71的相關性，更不用說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的0.95的相關性了。

這再次證明，將最小的經濟體加進來，會大大降低固定資本形成凈額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

面板數據方法并不能真正反映較小經濟體發展趨勢

最后，為完整起見，將對不同組別的較小經濟體的發展模式進行更詳細的分析——這對整體分析很重要，因為了解實際趨勢對這些較小經濟體的影響顯然至關重要。

總體而言，實證數據表明，大型經濟體提到固定資產投資凈額占比，就能提高經濟增長率的增長模式高度類似，而被視為一個整體的較小經濟體則不然。但是，將較小經濟體劃分為兩類就會發現，大多數較小經濟體的增長模式與大型經濟體相同，仍有少數較小經濟體是列外。

為證明這一點，有必要指出的是，占世界GDP的88.0%的43個經濟體（世界前50大經濟體減去石油/天然氣出口國）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占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90。但是，圖21顯示，再加上50個較小的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這種相關性仍然超高，為0.90。這93個經濟體合計占世界GDP的90.4%。

加入了50個較小經濟體仍然維持較高相關性的原因，是因為這50個較小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凈額和GDP增長率之間存在的0.90的極高相關性（見圖22）。

如果將0.80的極高相關性作為標準，那么為反映更廣泛的經濟體組別之間的模式，經過計算，將世界前50大經濟體中的43個非石油/天然氣出口國，與74個經濟體加起來，它們的此種相關性正好為0.80，這117個經濟體占世界GDP比例達到了91.5%。（見圖23）。

與大型經濟體的增長模式不同的較小經濟體

如果將石油/天然氣出口國排除在外，那么還有僅占世界GDP的0.7%的25個經濟體，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確實很低——相關性為0.43，R平方值為0.18（見圖24）。

但顯然，試圖讓僅占世界GDP的 0.7%的經濟體，掩蓋占世界GDP的絕大多數的經濟體和大型經濟體的發展模式，是荒謬的。

總之，可以看出，除石油/天然氣出口國外，較小經濟體分為：

（1）數量更多的較小經濟體的發展模式與大型經濟體相似；

（2）數量較少的較小經濟體的發展模式與大型經濟體不同。

結 語

因此，從實證數據可以看出，不按規模分析經濟體的研究，完全掩蓋了世界經濟發展模式和決定世界增長、且占世界GDP和世界人口的絕大多數的大型經濟體（如中國、大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經濟體）增長模式的事實。用代表世界GDP的一小部分的經濟體來掩蓋這一事實，用貼切的話來說，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事實顯而易見。對于大型經濟體（包括中國與大型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經濟體）來說，其GDP增長率，取決于其固定資本形成凈額的占GDP比重，這一事實將對全球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