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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紅力：以金融為核心維護國家安全

點擊：5910  作者：張紅力    來源：金融論壇  發布時間:2015-05-20 07:16:09

 

 
原題：金融與國家安全???

 

　　本文將討論三個問題：首先，為什么新時期下國家安全必須以金融為核心？其次，金融有哪些手段可以用來實現國家安全？最后，金融力促國家安全需要什么樣的戰略指導思想？我們認為，新時期下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順勢而為、創新發展。在分析上述三個問題的過程中，本文努力從五個方向嘗試理論突破：一是解析“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深刻含義，將“總體”定義為“外延擴散而內涵收斂”，并將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定義為“國家安全”的核心；二是建立新時期國家安全的整體分析框架，提出核心價值、軍事國防、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生態資源“六大支柱”，剖析金融與“六大支柱”的緊密關聯；三是梳理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歷史演進，依據時代觀、認識觀、戰爭觀、利益觀、發展觀和戰略觀的創新發展，將金融定位為國家安全的時代內涵；四是提出金融作用于國家安全的五大機制，論證金融手段對于實現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五是提煉利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的頂層智慧，提出“積極防御、蹄疾步穩、親誠惠容”的戰略指導思想。

 

　　一、金融是新時期下國家安全的重要支撐

 

　　國家安全并不單純是一個戰爭與政治問題，而是以核心價值為靈魂的一套復雜系統。核心價值與軍事國防、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生態資源共同構成了國家安全系統的“六大支柱”。雖然國家安全層次豐富，但并非一個發散的概念。從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觀”可見，國家安全的“六大支柱”是一個有機整體，外延擴展而內涵收斂，始終圍繞著利益這個核心在運轉。作為最大化國家利益的關鍵手段，金融不僅僅是國家安全的一個子系統，更是貫穿于實現“總體安全”的各個層面和進程始終。通過資金融通的有力支持、金融數據的提前預警和反制手段的主動出擊，金融能夠為“六大支柱”提供多渠道的支持與引領，是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命題。

 

　　（一）國家安全是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復雜系統

 

　　“國家安全”在國內外理論界一直都是頗具爭議的概念。“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只有人民安居樂業，國家才能安全太平。蘇聯出版的《大百科全書》認為，“保衛國家安全，即保衛現行國家制度、社會制度、領土不可侵犯和國家獨立不受敵對國家的間諜特務機構以及國內現行制度的敵人破壞所采取的措施的總和”。美國最早提出國家安全概念的學者李普曼則指出：“當無須為避免戰爭而犧牲利益，或能夠通過戰爭來保護其利益時，這個國家就處于安全狀態”（Lippmann，1943）。近年來，中國學者對國家安全的概念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提出了“國家安全學”等諸多理論創新（劉躍進，2004），并將國家安全的研究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為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做出了重要貢獻。

　　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從歷史實踐看，有關國家安全問題的討論，最終都是圍繞國家利益來展開的（Jordan and Taylor，1993）。美國總統歷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均明確強調是以捍衛國家利益為宗旨。事實上，正是得益于對國家安全的頂層設計與運籌帷幄，作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震源地的美國，在錯綜復雜的后危機時代卻“一枝獨秀”。通過國家安全戰略與金融手段的密切配合，美國成功地向全世界輸出價值判斷，集全球之力助其渡過危機難關，同時綜合運用金融、外交、國防、情報、科技和其他方面的優勢，極力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最終，當全球其他經濟體仍處在錯綜復雜的復蘇環境、下行風險相對嚴峻之際，美國經濟卻實現了穩健復蘇。強大的國家安全戰略體系讓美國不僅沒被危機打倒，反而利用危機實現了經濟結構調整，踏向新的增長軌道。

　　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背景下，除了面對外部主體所體現出的諸多利益之外，國家利益對內亦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成為國家安全的新領域。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需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成為國家利益的關鍵內容（中共中央宣傳部，2014）。與此同時，中國社會逐步轉型帶來的利益結構重新調整，使高度整合的傳統社會結構面臨沖擊，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漸顯（羅寧，2010）。正確處理社會矛盾，建立利益協調機制、維護社會穩定大局，既是國家利益的重要體現，也是國家安全的必然要求。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的，國家安全的落實必須重視內部安全，對內要求發展、求變革、求穩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習近平，2014）。

　　綜上所述，國家安全是一個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復雜系統，既涉及相對于外部主體的主權利益，保障國家領土不受侵犯，意識形態不被顛覆，軍事國防不受威脅，經濟發展不受制約，社會文化不受侵蝕；同時也關注內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需要，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實現經濟社會穩定、和諧、可持續發展。

 

　　（二）“六大支柱”構建國家安全的框架體系

 

　　2013年，在新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并對國家安全進行了明確細致的解讀，提出了集政治、國土、軍事、經濟、文化、社會、科技、信息、生態、資源、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習近平，2015），體現了當前中國的核心利益訴求。2015年《國家安全法》草案（二審稿）進一步明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構建國家安全體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根據對外對內各種利益之間的關聯性，可以將國家利益歸納劃分為核心價值、軍事國防、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科學技術、生態資源六個方面，從而構成了國家安全的“六大支柱”，即核心價值安全、軍事國防安全、政治社會安全、經濟金融安全、科學技術安全、生態資源安全。

　　其中，核心價值安全是關鍵，其內容涉及意識形態層面，關注文化傳承以及國家民族的夢想，是國家安全的靈魂支柱，對其他支柱具有重要的價值指引作用。軍事國防安全是保障，以現代化軍事國防建設為重心，積極應對可能出現的區域大規模動蕩以及未來非常規戰爭，是維護國家利益的防御支柱，為其他支柱提供武力保障。政治社會安全是根本，核心內容既包括防范腐敗問題動搖政權穩定、抵御外部恐怖主義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同時也關注人口數量合理增長、人口質量不斷提升，是國家安全的本源支柱。經濟金融安全是基礎，通過引領國家戰略、促進體制改革、發展實體經濟，為其他支柱的運行提供有力的支持，是國家安全的動力支柱。科學技術安全是引領，以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互聯網以及推陳出新的智能計算機硬軟件為載體，是提升其他支柱運行能力、發展水平的創新支柱。生態資源安全是前提。國家安全的任何支柱都以人的存在與活動——即“生命”為前提，保護生態環境、保障資源的可持續性與糧食安全關乎整個民族永續發展，因此，生態資源安全是國家安全的綠色支柱。

 

　　（三）國家安全利益最大化必須以金融為保障

 

　　鄧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作為市場的一部分，金融的首要特征是逐利，即實現主體利益的最大化。現今提出金融為社會和實體經濟服務，這種服務本質上也是逐利。上升到國家層面，一國整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整個社會的發展目標都是為了最大化本國利益，而不是為他國作嫁衣裳。在國際社會上，以金融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更是廣泛存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憑借美國金融市場的避風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向全球兜售了大量的美國國債，使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國家陷入了對美國輸出廉價商品，在美國投資回報卻很低的“斯蒂格利茨怪圈”，從而最大化美國自身利益（張紅力，2015a）。

　　對于國家安全而言，如何實現“六大支柱”所關注的國家利益最大化，恰恰與金融不謀而合。金融能夠以“資金融通”的方式，為“六大支柱”提供有力支持，如人體系統的血管一樣將資源營養順利運輸到六大支柱器官，保障各支柱器官的健康運轉。正如人體血象異常能夠提前發現疾病一樣，當國家安全系統面臨威脅時，金融又能通過資金流動的異常數據提前預警風險，有利于及時采取防范措施。此外，金融還能通過金融制裁、提高融資成本、凍結資金、“反洗錢”等方式主動出擊，將免疫細胞送達疾患處，直接消滅危害安全的各種因素。金融能夠引領國家戰略，推動體制改革，促進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為經濟外向發展、在經濟全球化中贏得主動權提供支持（張紅力，2015b）。正如鄧小平所言，“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由此可見，金融已然成為“六大支柱”的關鍵引領，是踐行“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核心命題與重要保障。

 

　　二、金融是新時期下國家安全的時代內涵

 

　　觀念決定行為，觀念影響結果。國家安全觀的形成和演化對能否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國家安全觀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伴隨著經濟社會進步而不斷豐富和發展（Lantis，2002）。受時代觀、認識觀、戰爭觀、利益觀、發展觀和戰略觀不斷變化、更新的影響，中國國家安全觀可以劃分為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和習近平時期三個主要階段。歷史車輪的滾動從不停滯，中國國家安全觀的內涵也在不斷擴展，在此過程中，金融的重要性不斷凸顯。進入習近平時期，“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日漸清晰，內涵不斷豐富；與此同時，科學技術加速進化，金融發展日新月異，金融不僅是社會資源配置的核心手段，還對價值形成、產業變革、社會演化、文化傳播、信息交互和生態變化產生著深遠影響。可以說，金融是國家安全的時代內涵，發揮金融引領作用已成為踐行“總體安全觀”的核心命題。

 

　　（一）國家安全觀是在思想傳承基礎上動態發展的

 

　　國家安全能否實現、如何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政府對于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理解和認識，即國家安全觀。基于國家安全的定義，國家安全觀包含了五重內涵：第一，國家利益是什么；第二，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是什么；第三，對國家安全產生沖擊的威脅有哪些；第四，應對威脅的防御手段有什么；第五，反制威脅的進攻手段有哪些。從這五重內涵看，國家安全觀具有階段性演變的核心特征。短期內，國家安全觀是穩定的，一旦形成就會逐步自我強化，持續顯現于國家行為中，并最終改變國家安全的現狀；長期內，國家安全觀則是動態發展的，時代背景、威脅來源、國家狀態和利益取向的變化會潛移默化改變政府觀念，最終量變引發質變，帶來國家安全觀的升級更新。

　　觀念是主觀的，帶有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的深刻烙印；觀念又是客觀的，受到時代潮流和世界趨勢的深遠影響。決定國家安全觀動態發展的，是時代觀、認識觀、戰爭觀、發展觀、利益觀和戰略觀的綜合演進。從中國的角度看，一方面，自建國以來，意識形態和政治方向始終是穩定的，因此，中國國家安全觀具有區別于西方的較高傳承性，國家領導人的變更并不會必然帶來國家安全觀的系統性改變；另一方面，不同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前后，外部環境和內部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領導人對國家利益及其實現手段的認識也在不斷充實和更新。綜合來看，根據量變引發質變、環境主導變化的劃分原則，中國國家安全觀的動態發展經歷了三個個性鮮明的階段：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和習近平時期。其中，鄧小平時期包含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代領導核心對國家安全觀的理論貢獻，由于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期間的內外環境和國家整體發展理念具有較大的相似性和傳承性，我們將這一階段統稱為鄧小平時期。

　　中國國家安全觀的階段轉變，集中反映了相應時期中國主流時代觀、認識觀、戰爭觀、發展觀、利益觀和戰略觀的觀念演進。從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時期再到習近平時期，金融在中國國家安全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特別是在習近平時期，金融集中體現了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全球趨勢的主流方向、社會發展的關鍵訴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和尋夢追夢的可行路徑。綜合而言，金融是習近平時期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時代內涵，以金融手段為核心，是當下中國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實現國家安全的必然選擇。

 

　　（二）從時代觀的演進看，金融是多極與博弈時期的主題核心

 

　　時代觀是對自身所處歷史階段時代主題的認識，反映了頂層設計者對世界潮流和國際趨勢大背景的理解。順著階段演進看，毛澤東時期，對時代主題的認識是“戰爭與革命”。1940年初，毛澤東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表示：“現在的世界，是處在革命和戰爭的新時代，是資本主義決然死滅和社會主義決然興盛的時代”；1966年，毛澤東在針對時局的講話中則表示：“我們現在正處于世界革命的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定將給整個的舊世界以絕對性的毀滅性的打擊”。鄧小平時期，對時代主題的認識轉向“和平與發展”。1985年3月，鄧小平就對這種歷史觀進行了明確闡釋：“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習近平時期，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又進一步擴展至“多極與博弈”。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中指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風云變幻的時代，面對的是一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這個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時代潮流，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冷戰時期的集團對抗不復存在，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再也無法單獨主宰世界事務”。冷戰結束后全球霸權力量的日漸式微反映了“多極”，而對時代潮流的表述里，合作與共贏都是“博弈”的結果。因此，可以說，習近平時期，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已從“和平與發展”延伸至“多極與博弈”。

　　從時代觀的演進看，金融在世界潮流中的重要性不斷提升，進入習近平時期，金融則已經變成多極與博弈這一時代主題的趨勢核心。一方面，金融是多極格局形成并不斷深化的核心推力。在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金融的力量都尚不足以改變世界政治經濟的大格局，而進入習近平時期，金融危機重創了美國霸權力量，全球金融秩序重建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則將全球政治經濟發展導向多極方向，金融已成為主導格局轉變的關鍵變量。另一方面，金融成為影響利益博弈的重要因素。在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各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對抗主要體現于軍事、政治和貿易領域，而進入習近平時期，金融市場定價權、金融體系影響力和金融制裁掌控權則成為決定大國博弈均衡走向的重要因素。

 

　　（三）從認識觀的演進看，金融是把握歷史機遇的有效手段

 

　　認識觀是對自我的認知，反映了頂層設計者對中國國情和綜合國力的理解。順著階段演進看，毛澤東時期，認識觀的核心關鍵詞是“中間地帶”。1946年8月，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談話時說：“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雖然“中間地帶”理論隨后發展為“三個世界”理論，但中國在“中間地帶”夾縫中求生存的狀態始終沒有大的改變。鄧小平時期，認識觀的核心關鍵詞轉為“初級階段”。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著重強調：“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規劃”。習近平時期，認識觀的核心關鍵詞加上了“歷史機遇”。2012年，習近平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沒有變”；同年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習近平進一步指出：“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表明“有能力把握歷史機遇”已經融入習近平時期的認識觀。

　　從認識觀的演進看，金融實力伴隨著綜合國力同步提升，進入習近平時期，金融發展已變成最大的中國國情，金融力量則已成為把握重大歷史戰略機遇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將金融置于發展核心是迫切需要。毛澤東時期，生存需求集中于政治方面而非經濟金融，鄧小平時期，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重中之重，進入習近平時期，解決金融瓶頸問題則是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關鍵。另一方面，把金融作為改革抓手是勢在必然。毛澤東時期和鄧小平時期，中國金融都處于發育不足的狀態，進入習近平時期，中國金融則已初步成長為調節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并對深化改革、釋放改革紅利、實現可持續發展發揮著“牛鼻子”作用。

 

　　（四）從戰爭觀的演進看，金融是應對多樣化威脅的新式武器

 

　　戰爭觀是對戰爭的認識，反映了頂層設計者對戰爭發生可能性、發生形式、預期結果等方面的理解。毛澤東時期，戰爭觀的核心是“戰爭不可避免”。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多次強調，“絕不可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絕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同他們大打，準備同他們早打，準備同他們打常規戰爭，也準備同他們打核大戰”。鄧小平時期，戰爭觀的核心是“戰爭可以避免”。1987年5月12日，在會見荷蘭首相呂貝爾斯時，鄧小平明確指出：“爭取比較長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習近平時期，戰爭觀的核心是“威脅形式多樣”。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演講時就指出：“這個世界，人類依然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形形色色的保護主義明顯升溫，地區熱點此起彼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軍備競爭、恐怖主義、網絡安全等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這實質上點明了威脅形式多樣的核心特征。

　　從戰爭觀的演進看，金融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進入習近平時期，不僅金融戰爭本身已成為非軍事對抗的主要形式，而且金融也是應對多樣化威脅、特別是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新式武器。一方面，后金融危機時代，在多極格局下，金融控制力和主導權的爭奪決定著利益博弈的走向，而攻擊一國金融體系、對一國進行金融制裁往往比直接軍事打擊更容易取得明顯效果，因此，霸權國家更加注重金融權力的爭奪和金融戰爭的運用，而通過金融渠道進行防御和反制，是迫在眉睫的選擇。另一方面，網絡安全、恐怖主義、文化侵蝕等非傳統威脅，都不可能孤立于金融領域之外單獨發生，金融是這些非傳統威脅的“七寸”，利用金融新武器來打這“七寸”，就能更有效地從源頭上遏制非傳統威脅。

 

　　（五）從利益觀的演進看，金融是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力量

 

　　利益觀是對國家利益的認識，反映了頂層設計者對國家利益主要內容、目標排序和核心關切的理解。毛澤東時期，利益觀的核心是“政權鞏固”。早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奪取全國勝利后黨要站住腳，要維持并鞏固革命政權，必須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進行各種斗爭”，并先后將日本、美國和蘇聯分別視作顛覆政權最大的外部威脅。鄧小平時期，利益觀的核心偏向“經濟發展”。1984年2月，鄧小平就表示“中國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會神地搞國內建設”；鄧小平將國家利益的重心從意識形態對抗上轉移開來，著重轉向“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習近平時期，利益觀的核心擴展至“偉大復興”。2012年11月，習近平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明確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中國夢的核心目標可以概括為“兩個一百年”，即“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并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表現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

　　從利益觀的演進看，金融的決定性作用日益凸顯，進入習近平時期，經濟發展的物質積累和金融體系的持續建設已經賦予了金融以強大的力量，使其能夠對中國追夢和圓夢真正起到關鍵作用。一方面，金融是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無論對于宏觀經濟的“穩增長”，還是對于微觀層面的“惠民生”，金融都大有可為。另一方面，金融是追求民族振興的有效途徑，用好金融手段，有助于中國破解周邊困局、促進經濟影響力轉化為政治影響力；提升金融的國際地位，則有助于中國在民族之林中穩健崛起。

 

　　（六）從發展觀的演進看，金融是推動全面發展的驅動引擎

 

　　發展觀是對國家社會發展的認識，反映了頂層設計者對發展路徑、發展速度和發展目標的理解。毛澤東時期，發展觀的核心是“快速趕超”。毛澤東對建國后經濟發展形勢的判斷非常樂觀，認為超英趕美“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鄧小平時期，發展觀的核心轉變為“摸著石頭過河”。他強調“摸著石頭過河”是我們今后長期的指導方針。至此，漸進改革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精神。習近平時期，發展觀的核心更新至“全面發展”。2014年12月，習近平在江蘇調研時提出“四個全面”，即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正式將全面發展觀融入施政綱領。

　　從發展觀的演進看，金融的重要性不斷提升，進入習近平時期，金融已經融入政體運行、政黨運轉、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和法制建設的方方面面，進而成為全面推進“四個全面”的驅動引擎。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源源不斷的金融助力，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金融作為攻堅克難的改革催化劑。另一方面，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也需要金融作為重要輔助手段來穩步推進。

 

　　（七）從戰略觀的演進看，金融是體現兩大思維的重要抓手

 

　　戰略觀是對國家安全戰略的認識，反映了頂層設計者對如何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戰略性理解。毛澤東時期，戰略觀的核心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鄧小平時期，戰略觀的核心轉變為：“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習近平時期，戰略觀的核心更新至“強國思維、底線思維”。2013年1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要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充分顯現了不惹事、不怕事的強國思維。2013年年初，習近平在一次重要會議上強調：“要善于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2013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習近平再次強調：“要繼續按照守住底線、突出重點、完善制度、引導輿論的思路，統籌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藥衛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產等，切實做好改善民生各項工作”，充分展現了要干事、不出事的底線思維。

　　從戰略觀的演進看，金融的關鍵作用不斷彰顯，進入習近平時期，金融已成為在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過程中充分體現強國思維和底線思維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金融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支撐，“站立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著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十三億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強國思維是有底氣的，而金融是發揮資源優勢、彰顯改革底蘊的核心渠道。另一方面，金融是干成事、不出事的有效手段。從金融自身而言，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危機就是踐行底線思維；從全局來看，金融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通過金融手段遏制各類損害國家利益的行為，也是堅持底線思維的重要方面。

 

　　三、金融是新時期下國家安全的實現手段

 

　　全球化時代的當今社會以經濟為根本、以金融為血脈，金融和國家安全休戚相關，保障國家安全需要從金融著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通過金融“血液循環系統”引導資金運行，調節資金余缺，降低市場參與主體的交易成本以及信息獲取成本，優化各市場部門間的資本配置，并進一步派生出對勞動力、生產技術、自然資源的優化配置。從金融發揮的多渠道作用來看，金融完全有能力成為實現國家安全的利器。

 

　　（一）金融是調整資源配置、支持國家安全的高效利器

 

　　國家安全作為一個開放的復雜系統，核心價值、軍事國防、政治社會、經濟金融、網絡科技、生態資源“六大支柱”的可持續運轉需要龐大的資源支持。雖然從某種程度上看，國家安全是一種公共品，根據西方經典經濟學理論，應由政府供給來保障。但在國家安全系統運行過程中，國家利益、民族利益與個人利益緊密關聯、互為依托。倘若僅依靠政府供給不足以保障社會資源向國家安全的高效率配置。通過金融方式實現國家整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統一，充分契合個人利益訴求，調動全社會每個人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是保障國家安全系統持續穩定運行的關鍵。

　　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制定過程中，如何運用好經濟與金融手段協調資源配置，通過金融支持國家安全系統的資金供給、人才供給、產品供給乃至文化供給等，增強國家安全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正是其戰略布局的關鍵環節（Nanto，2011）。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過去三十多年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金融的改革、開放與發展有力地發揮了協調利益關系、優化資源配置的優勢，是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關鍵支持力量，有力地維護和促進了中國的國家安全。隨著改革開放走向“深水區”，更多的風險不可避免，充分發揮金融在資金供給、效率供給、信息供給、政策供給方面的多渠道功能，為國家安全領航、護航是新時期中國的客觀選擇。

 

　　（二）多元化融資體系為維護國家安全輸送資金支持

 

　　資金對國家安全系統的“六大支柱”而言，毋庸置疑是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西方發達國家在建構國家安全體系的過程中均充分運用了包括銀行信貸、財政資金、資本市場直接融資等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打造了在國防軍工產業、高新科技產業以及文化產業等方面的領先優勢。

　　作為全球軍事強國，美國除了通過高居全球榜首的國防預算支持軍事力量建設之外，華爾街財團以及風險投資基金同樣也是國防軍事產業的重要資金來源，尤其是為美國國防科技實力的不斷鞏固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金融資本的支持下，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文化產業融入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運行軌道，在提升美國文化軟實力的同時，還為其對外文化擴張與滲透提供平臺。其中，美林銀行、普羅維登斯資本、德克薩斯太平洋集團、帝杰商業銀行就是最早一批金融資本支持者。高盛集團等耳熟能詳的華爾街金融機構也緊隨其后加入支持美國文化產業的行列。

　　總體上看，多元化融資體系能夠為一國文化產業、軍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走出去”產業、環保產業的發展提供持續穩定的資金支持，鞏固提升文化軟實力、軍事硬實力、科技新實力以及經濟遠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近年來，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依托網絡平臺以更便捷的方式、向更廣泛的資金持有者融資逐漸興起，目前許多文化產業、創新產業都開始嘗試這種融資方式，未來或能為更多的國家安全相關產業、企業提供支持。

 

　　（三）多層次金融創新提升國家安全系統運行效率

 

　　金融創新在金融發展史上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盈利動機的引導下，適度、可控的金融創新是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的關鍵。金融創新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既包括信息技術主導下的金融技術創新、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創新以及基于行業理念變革下的金融服務、金融業務的創新，同時也包括金融市場、金融企業的創新，此外還涉及金融體系、貨幣制度等方面的創新。對于國家安全而言，多層次、多領域的金融創新也是提升各項子系統運行效率的重要途徑。

　　美國可謂是當前全球金融創新的引領者。雖然全球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緣于金融創新脫離實體經濟以及衍生工具的過度使用，但金融創新的風險分散功能也讓美國國內的次貸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稀釋，從而為美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走出危機、實現有效復蘇創造了有利條件。金融機構將金融創新引入風險管理，發揮衍生工具和證券化等創新產品風險“吸收器”和市場動蕩“減震器”的作用，能夠為文化產業、軍工產業、高新技術產業、“走出去”產業、環保產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各類風險提供防范乃至規避手段，增強國家安全相關產業發展的韌性，提升風險自我平衡的強大消化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安全“六大支柱”中亦不乏產能過剩的現象。發揮金融創新的力量，能解燃眉之急。例如，當前以“綠色金融”為代表的金融創新可以通過金融渠道扶助綠色經濟和新興產業快速發展，推動生產要素從過剩產業流向新興產業，實現市場資源自發趨向有效配置。

 

　　（四）多維度金融數據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

 

　　對于天然具有數據屬性的金融業而言，能夠通過多維度金融數據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首先，金融賬戶的開設與變動信息為國家安全系統提供重要監測對象，是“六大支柱”所需信息的重要載體。無論是境外勢力還是境內違法組織，試圖開展活動必然會涉及資金的流轉，即使其想方設法進行掩飾，但在經濟金融高度發展的今天，這些活動總會在相關金融賬戶中有所反映。其次，金融賬戶的異常資金流動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預警信號。在行賄受賄的腐敗行為、具有針對性的恐怖主義活動中，往往會出現異常資金流動的情況，當重點關注的某個組織、個人或者某類群體、區域的金融賬號出現這類信號，就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危害國家安全的事件、行為。第三，金融市場上相關資產價格的重大變化也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例如，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當能源價格出現劇烈變化時，可能意味著國際形勢出現某種變化，甚至可能出現局部戰爭；當大豆、玉米等糧食價格出現劇烈變化，可能意味著某些地方出現災荒、戰亂，未來可能出現大量難民，給國家安全帶來不穩定因素。

　　此外，隨著金融機構將大數據轉化為信息和知識的速度與能力不斷提升，通過對大數據的分析、挖掘和應用，以及整合金融機構業務經營及內部系統數據、社交媒體網絡行為數據和各種外部公共數據，大數據可以為信貸征信提供風險評估，判斷金融環境變化及發展趨勢，更重要的是還能為反洗錢、反欺詐等提供重要的預警信息，為提前應對安全隱患提供支持。與此同時，倘若金融數據的安全未能得到有效的保護，也可能成為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據《今日美國》報道，僅在2014年黑客竊取的銀行記錄就超過了5億筆。美國更是通過全球金融清算系統、互聯網企業以及“棱鏡計劃”等項目全面監控全球金融數據。在大數據時代，金融業每天處理的敏感數據數以萬計。這些數據的安全本身就是影響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更是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需要站在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既要在管理和技術上采取措施，更要在觀念上予以重視。

 

　　（五）差異化金融政策充分發揮支持與制裁雙向功能

 

　　金融政策作為國家宏觀政策中的核心構成部分之一，在維護國家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為了直接或間接為貫徹、配合國家特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可以依托國家信用，嚴格按照國家商業銀行法所限定的業務范圍，以向規定的業務對象提供優惠性存貸利率、貸款期限、擔保條件等支持性政策培育特定的戰略性產業。在支持國家安全“六大支柱”的相關產業發展中，可以通過帶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優惠金融政策，在投資、擔保、貼現等方面給予支持，并通過信用保險、存款保險、利息補貼等措施激勵這些產業創新發展，鞏固和提升“六大支柱”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與此同時，金融政策也不僅僅是“支持”一方面，也具有制裁、懲罰的功能，同時運用差異化金融政策，能夠更好地發揮維護國家安全的作用。

　　對于國內可能影響國家安全系統運行的因素，可以通過限制性的金融政策使其保持在適度、可控的范圍內，避免對國家安全帶來危害。例如，對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產業，應采取總量控制、行業限貸和環保一票否決制等手段，限制污染性的貸款與投資，實現節能減排和淘汰落后產能。對于資產泡沫過度膨脹的行業，應適當抬高融資門檻，避免資金過度流入造成風險持續累積以至最終帶來不可挽回的危機。對可能出現資金大幅外流的行業，應當保持連續、嚴密的監測，并采取適當的對沖乃至管制措施，避免資金大進大出對金融市場的穩定造成巨大沖擊。

　　對于來自外部的威脅或者潛在的危害，可以通過有效的金融制裁措施予以懲戒。作為經濟制裁中的一項重要內容，進入新世紀以來金融制裁的重要性日益顯現。作為頭號發達國家的美國，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以來就將金融制裁作為金融領域的“大棒”融入其對外政策體系。如今，不只是美國，聯合國、歐盟、英國、日本等都就金融制裁出臺了相關法律法規，金融制裁已然成為各國維護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制裁作為一種外交手段的延伸，需要以雄厚的金融實力及配套的法律體系為保障，還需要國際上其他國家的配合與合作，這對金融制裁的發起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金融力促國家安全的戰略思想

 

　　金融是國家安全的時代內涵和實現手段，金融力促國家安全不僅是應時之需，還是可行之舉。那么，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中國該體現怎樣的整體戰略思想？我們認為，在具有強烈中國特色的革命之路和建設之旅上，大量質樸務實、行之有效的中國智慧已經經受了實踐檢驗和歷史沉淀，雖然這些智慧來源于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但對于以金融手段為核心構筑國家安全戰略依舊具有極大的借鑒價值。特別是新中國幾代領導核心的軍事思想、發展理論和創新實踐，格外具有指導意義。在借鑒這些中國智慧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金融力促國家安全的核心戰略思想：“積極防御、蹄疾步穩、親誠惠容”。

 

　　（一）積極防御

 

　　積極防御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精髓。對于積極防御的原旨，毛澤東有過精辟闡述：“防御，是直接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時也是輔助進攻或準備轉入進攻的一種手段”；“為了進攻而防御，為了前進而后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許多事物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軍事運動”；“在軍事上來說，我們的戰爭是防御和進攻的交替的應用”。積極防御的指導思想，解決了防御中的進攻、進攻中的防御、內線中的外線、持久中的速決，以及打與走、進與退、殲滅與消耗、局部戰與整體戰、運動戰與陣地戰等一系列矛盾關系，是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和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一個閃光之點（王素立，2009）。我們認為，積極防御體現了虛實結合、進退自若、以攻代守的軍事智慧，與《孫子兵法》的“始計篇”不謀而合：“兵者，詭道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的過程中，積極防御是首要戰略指導思想，其內涵包括三個層面：一是亂中有為。要認清國際金融體系在混亂中曲折發展的歷史趨勢，發揮金融作為國家“軟實力”的引領作用，積極有為，大膽作為，主動作為，在全球資源配置中把握有利位置，在全球貨幣金融博弈中占據主動，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金融秩序重建中爭取主導地位，進而為在復雜環境中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創造條件。二是底線思維。要樹立穩健、均衡和可持續的發展觀，“在外部引導混亂，在內部避免混亂”，通過有序推動金融改革、牢牢掌握金融主權、深化金融體系建設、完善金融協調監管、做大做強金融機構、激勵有效金融創新、培育成熟金融市場、引導理性金融行為，把控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危機的底線，將金融服務并引領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的重要作用發揮出來、持續下去（時吳華，2015）。三是頂放結合。要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將“抵御”和“吸收”辯證結合；在經略周邊過程中將“走出去”和“引進來”深度結合。要積極融入歷史洪流中，吸收符合中國國情、有利于中國深化改革的國際金融發展經驗；與此同時，要全力抵御金融顏色革命、金融恐怖主義和金融制裁等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要積極抵御國際機構和他國政府利用各種借口對中國經濟改革橫加干預或施加壓力；要時刻抵御各類市場機構和相關人士利用各種手段唱空、做空中國。在“一帶一路”大戰略和整個國際經略的推進過程中，金融要充分發揮引領作用，要加快“走出去”、真正“頂出去”，深入并融入周邊國家；要創新“引進來”，讓周邊國家企業有激勵、有動力、有途徑進入中國市場，加強雙向融合。

　　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必須堅持積極防御的戰略指導思想：第一，當前國際環境中積極作為比被動防御更安全。金融危機沖擊下，全球經濟長期增長中樞下降，弱復蘇成為一種“新常態”，復蘇利益的國際爭奪變得日趨激烈，政策博弈愈發復雜，地緣政治沖突頻繁出現，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大洗牌正在進行（IMF，2015a），如此背景下，如果不主動出擊，在混亂的局勢演化中盡量占據有利位置，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將難以得到保障。第二，當前中國經濟金融已經具備了有所作為的實力。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中國經濟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外匯儲備接近4萬億美元，中國金融機構借助體制機制改革取得長足進步并進軍全球市場，充分的物質積累已經賦予中國金融有力自衛并重拳出擊的力量。第三，當前中國所處發展階段決定了需要防御。雖然中國經濟金融在快速發展中積聚了強大力量，但從本質上看，中國還是新興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金融總量大、人均小、底子薄，體制機制改革也正在進入深水區，如此背景下，如果一味進攻不加防御，不僅中國崛起將遭遇更強的國際阻力，而且整個中國經濟發展都將面臨力量透支、均衡缺失的系統性風險，政治、社會和經濟安全都將面臨不必要的威脅。因此，用金融手段力促國家安全，既要有所作為，又不能為所欲為；既要適時進攻，也要穩健防御；既要先發制人，也要避免受制于人，積極防御是必須貫徹始終的戰略指導思想。

 

　　（二）蹄疾步穩

 

　　蹄疾步穩是鄧小平以來幾代領導核心改革理念的核心。蹄疾步穩正式出現是在2014年1月22日，習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講話中指出：“對改革進程中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困難要一個一個克服，問題要一個一個解決，既敢于出招又善于應招，做到蹄疾而步穩”。蹄疾步穩的原旨是指“深化改革既要果敢加速推進，不能瞻前顧后，又要小心逐步推進，不能硬碰亂闖”。從原旨看，蹄疾步穩和“膽子要大，步子要穩”的提法一脈相承，1985年3月，鄧小平就明確指出：“現在我們正在做的改革這件事是夠大膽的。但是，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前進就困難了。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須做的事，盡管是有風險的事。我們的方針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走一步，看一步。我們的政策是堅定不移的，不會動搖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總結經驗”。由此可見，蹄疾步穩是中國特色改革觀的跨世紀傳承。我們認為，蹄疾步穩體現了動靜自如、循序漸進、以迂為直的軍事智慧，與《孫子兵法》的“軍爭篇”不謀而合：“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的過程中，蹄疾步穩是重要戰略指導思想，其內涵包括兩個層面：一是痛下決心“干成事”。要認識到，開弓沒有回頭箭，在中國經濟直面“三期疊加”壓力、中國社會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挑戰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釋放改革紅利是中國經濟社會繼續穩健發展的唯一出路，必須堅定不移地將改革進行到底。既要發揮金融作為產業改革催化劑的重要作用，也要將金融改革果敢向縱深推進，堅定不移地推進利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金融機構體制機制改革、金融監管改革和金融市場深度建設。二是穩住心態“不出事”。要認識到，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要避免拔苗助長。要以最大化綜合效應和最小化伴生風險為目標，妥善安排具體金融改革次序；要以適應金融需求變化和保障金融消費者權益為目標，穩健選擇合適時機推進綜合化經營和資本項目開放；要以滿足實體經濟需要和平穩物價水平為目標，適時適度對貨幣政策進行預調微調，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工具創新，優化政策搭配，疏通政策傳導，強化政策效果。

　　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必須堅持蹄疾步穩的戰略指導思想：第一，深化改革容不得閑庭信步。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多元化退潮”的異變時期，“美國經濟向上，新興市場向下”的分化態勢不斷加劇（程實，2014），如此背景下，中國經濟既有新興市場國家共有的發展瓶頸問題，又面臨著內部經濟結構失衡風險不斷凸顯的轉型挑戰，只有果斷、快速地深化改革，才能借由創新創業充分挖掘潛力，開啟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第二季。第二，步子不穩會摔大跟頭。當今世界，大國博弈如火如荼，地緣政治高度動蕩，外部環境險象環生，而在內部，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地方債務、影子銀行、產能過剩、兩極分化等一系列發展問題的挑戰（IMF，2015b），如此背景下，無視風險、盲目闖關很容易激化風險，甚至可能導致局部或階段性經濟社會危機。第三，有決心加有耐心才能有信心。中國國家安全具有既不同于歐美、也不同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復雜性，經驗主義和本本主義都是不適用的，固守陳規和盲目冒進則都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的改革之路，在實踐中耐心積累經驗，才能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保有改革促發展的充足信心。

 

　　（三）親誠惠容

 

　　親誠惠容是中華民族外交理念的四字箴言。2013年，習近平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提出：“中國周邊外交的基本方針，就是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突出親、誠、惠、容的理念”。對于親誠惠容的原旨，習近平在隨后多次講話中進行了闡述，具體包含五大方面：“一是講信修睦，人與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國與國相處講究誠信為本；二是合作共贏，計利當計天下利；三是守望相助，摒棄冷戰思維，積極倡導綜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四是心心相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五是開放包容，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我們認為，親誠惠容體現了義利并重、統籌兼顧、兼權尚計的軍事智慧，與《孫子兵法》的“始計篇”不謀而合：“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在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的過程中，親誠惠容是重要戰略指導思想，其內涵包括三個層面：一是隨世而制。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不變的主題。保障國家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需要遵循這一主題，而金融作為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工具，是時代內涵之所在。因此，金融要在力促國家安全中發揮引領作用，要用金融手段打造命運共同體，實現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的利益共贏。唯有追求共贏，才是順應時代潮流、力促國家安全的根本。當然，用“一刀切”的方法來推行國家安全戰略也是不可行的，要理解和尊重多重分化，發揮金融工具多樣、業務全面的優勢，用富于變化的手段滿足多樣化的金融需求，保障復雜局面中的國家安全。二是先予后取。雖然共贏是實現國家安全的根本，但在以我為主推進利益共贏長期機制建設的過程中，總會有短期得失的區別，如此背景下，中國要有先付出再回報的大國風范，要借鑒美國實行馬歇爾計劃、日本推行黑字還流政策的先行經驗，勇于先予后取，用包容心態和惠人理念贏得其他國家的尊重，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三是以德服人。當今世界，文明的沖突廣泛、持久且深入（Huntington，1996），中國要實現國家安全、破題周邊困局，就要在利益共享的同時實現情感交融。建設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安全體系，中國勢必要以德服人，展現出穩定性和凝聚力。這里的德包含國家信用和文化包容兩層內涵，信用是金融的核心，中國在用金融手段攻略周邊的過程中要充分展現國家誠信，鞏固整治和戰略互信，要在金融破局周邊的過程中注重向其他新興市場國家輸出經濟社會發展的中國模式，既幫助其少走彎路，又使其對中國主導的國際戰略帶有較強的親近感和融入感。

　　用金融手段實現國家安全，必須堅持親誠惠容的戰略指導思想：第一，中國金融無信不立。用金融手段力促國家安全的過程，同時也是中國金融鞏固信用基礎、推動誠信建設的過程，只有對外、對內都堅守信用底線、體現誠信特征，中國金融才能真正成為值得依靠、可以依仗的國家“軟實力”。第二，領軍國家有容乃大。當今世界，全球和區域領頭羊的地位爭奪格外激烈，誰占據主導地位，誰就更有底氣實現國家安全，中國要想在爭奪中占據優勢，就勢必要展現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國姿態。第三，國家安全攻心為上。安全是個長期狀態，短期不受威脅并不代表長期沒有危險，要想實現長治久安，中國勢必需要著眼長遠，對內注重用金融手段實現宏微觀利益的相互促進，守住政治穩定、社會和諧的底線，對外注重在交往過程中的交心，實現利益共贏與情感互融的同生共存。第四，利益共享是金融反制的前提。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下，金融反制是對抗非傳統威脅的重要手段，而只有在建立利益共享機制、實現利益融合的背景下，金融才能真正發揮“軟威懾”作用，才能成為主動制約各種不友善勢力的強大武器。第五，和而不同是整體安全的保障。整體是由一個個鮮活的個體構成的，當今世界，獨立成長、個性發展是主要趨勢，只有有針對性地顧及每一個個體的利益訴求，實行和而不同的政策，才能讓整體安全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

 

　　五、本文小結

 

　　國家安全是一個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復雜系統，既涉及相對于外部主體的主權利益，保障國家領土不受侵犯，意識形態不被顛覆，軍事國防不受威脅，經濟發展不受制約，社會文化不受侵蝕；同時也關注內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需要，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實現經濟社會穩定、和諧、可持續發展。圍繞國家利益最大化，就構成了國家安全的“六大支柱”，即核心價值安全、軍事國防安全、政治社會安全、經濟金融安全、科學技術安全、生態資源安全。對于國家安全而言，如何實現“六大支柱”所代表的國家利益最大化，是關鍵所在。這恰恰與金融不謀而合。

　　國家安全能否實現、如何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政府對于國家安全的系統性理解和認識，即國家安全觀。觀念是主觀的，帶有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的深刻烙印；觀念又是客觀的，受到時代潮流和世界趨勢的深遠影響。決定國家安全觀動態發展的，是時代觀、認識觀、戰爭觀、發展觀、利益觀和戰略觀的綜合演進。中國國家安全觀的動態發展經歷了三個個性鮮明的階段：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和習近平時期。從毛澤東時期到鄧小平時期再到習近平時期，金融在中國國家安全觀中的地位不斷上升。特別是在習近平時期，金融集中體現了國家利益的核心內容、全球趨勢的主流方向、社會發展的關鍵訴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和尋夢追夢的可行路徑。綜合而言，金融是習近平時期中國國家安全觀的時代內涵，以金融手段為核心，是當下中國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實現國家安全的必然選擇。

　　金融不僅必須用來最大化國家利益，也完全有能力作為國家安全的實現手段。金融毋庸置疑是調整資源配置、支持國家安全的高效利器。一方面，多元化融資體系能夠為維護國家安全輸送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多層次金融創新有利于提升國家安全系統運行效率；與此同時，多維度金融數據能夠為維護國家安全提供關鍵信息，及時預警以便于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此外，差異化金融政策能夠充分發揮支持與制裁雙向功能，在維護國家安全、最大化國家利益方面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因為金融力促國家安全是必須的、可行的，所以，迫切需要樹立并明確金融力促國家安全的戰略思想。在借鑒中國智慧的基礎上，我們提出了金融力促國家安全的核心戰略思想：“積極防御、蹄疾步穩、親誠惠容”。積極防御的內涵包括亂中有為、底線思維和頂放結合。蹄疾步穩的內涵包括痛下決心“干成事”和穩住心態“不出事”。親誠惠容的內涵則包括隨世而制、先予后取和以德服人。

 

　　(作者是中國工商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原文轉自《金融論壇》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