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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紅力: 金融安全與國家利益

點擊：  作者：張紅力    來源：《金融論壇》  發布時間:2015-05-14 11:41:37

 

 

 

       201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指出：“堅持正確義利觀，實現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續安全，在積極維護我國利益的同時，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繁榮”。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中強調：“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要準確把握國家安全形勢變化新特點新趨勢，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我們據此認為，國家安全是安邦定國的重要基石，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時代要義，國家利益則是金融安全的核心目標。

       《孫子兵法》開篇有言：“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和平年代，金融市場就是沒有硝煙的戰場，金融安全是國家大事，決定著國家興衰，甚至是民族存亡?！段究澴印穭t說：“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在國際金融戰場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戰略對抗才是內涵。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取決于金融安全戰略的高下。而制定國家金融安全戰略，首先需要正確看待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是個技術問題嗎？金融安全是陰謀論還是陽謀論？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嗎？本文將圍繞這三個容易產生誤解的問題展開論述，力求正本清源，為全面、理性認識金融安全，進而務實、高效制定國家金融安全戰略奠定基礎。

一、金融安全是個技術問題嗎？

 

      技術指標是金融風險大小的重要表征，但不是金融安全與否的唯一衡量標準。事實上，金融安全不僅取決于金融風險的大小，還取決于金融體系對風險的承受能力、向外分散風險的紓解能力，以及金融安全戰略對風險的綜合處理能力。因此，技術指標對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僅從技術角度維護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險的。

 

      （一）金融安全不是一個技術問題

 

       金融是一個技術含量很高的專業領域，金融工具的設計、金融風險的測度和金融監管的執行，都需要深厚的經濟學、金融學、數學和心理學的專業知識。較高的專業門檻和技術含量實際上掩蓋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貨幣體系的運轉一定程度上是由霸權力量驅動的，技術指標作為體系運轉的結果，對不同國家的含義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金融安全并沒有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技術標準，用技術手段來觀察金融安全狀況、來應對金融安全問題，往往會陷入困境之中。而將金融安全視作技術問題，這首先就是一種危險，很容易在國際金融博弈中陷入戰略被動。

       金融產業是一種復合型組織體系，它一般由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專業部門構成。經濟界通過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研究，提出過不少影響國家金融安全的經濟指標。目前，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安全指標體系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WB）推出的金融穩健指標集（FSI）。

       金融安全指標體系里的指標很多，通用常用的有：經常性項目差額占GDP的比重、外匯儲備可供進口月數、償債率、償息率、債務率等。這些指標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對于判斷和預防金融風險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是，研究和應對系統性金融危機，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僅從技術層面上考慮是遠遠不夠的。經驗表明，技術指標的修復未必會伴隨著系統性風險的同步下降，如果戰略上處于被動，修復技術指標的努力甚至還可能會加大潛在風險，因此，要把金融安全放到戰略層面上來進行主動部署。

       金融安全不是一個純粹技術問題，也不是被動防御的過程，不能僅用指標來進行衡量和解決。金融安全是一個關乎國家政治、經濟、安全的戰略問題，是保衛國家安全和主權的根本，需要從整體的、長期的、全盤的、深遠的、主動的戰略角度上來進行考慮、設計和實施。

 

     （二）技術指標對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

 

       從邏輯上看，金融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即風險相對于風險承受者是否危險。同等程度的金融風險，對于一國可能是安全的，對于另一國則可能是危險的。金融安全取決于多個要素，包括：金融風險的絕對水平，一國金融體系的成熟度（決定風險承受力），一國在國際金融秩序中的地位（決定風險分散能力），以及一國金融安全戰略謀劃水平（決定風險化解機制）等。由于技術指標大多只描述了風險的絕對水平，因此其對金融安全的表征是片面的。金融指標高還是低，往往并不是金融安全與否的決定性要素。

       舉例來說，對一國是否會爆發債務危機，人們往往關注于兩個技術指標，即赤字率（財政赤字/ GDP）和負債率（債務總量/GDP）。很多經濟學家根據理論推斷和經驗研究，算出了這兩個指標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是3%，負債率是60%，超出警戒線，從技術上就意味著一國存在爆發債務危機的巨大風險，金融安全受到威脅。

       值得強調的是，雖然這兩個警戒線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并不能從財政角度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實際上，這兩個指標傳遞的很多信息是和現實不符的。例如，一些赤字率和債務率絕對水平很高的經濟體，就沒有爆發債務危機，未來爆發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也很小。根據IMF的最新預測數據，2015年，負債率高于100%的國家將有18個，分別是日本、希臘、黎巴嫩、意大利、牙買加、葡萄牙、厄爾特里亞、塞浦路斯、不丹、佛得角、愛爾蘭、格林納達、馬爾代夫、美國、巴巴多斯、比利時、西班牙和新加坡，負債率分別為245.49%、170.98%、147.41%、136.43%、131.45%、128.72%、126.63%、125.97%、117.66%、115.97%、111.68%、110.21%、108.9%、105.06%、103.88%、101.73%、101.1%和101.02%。2015年，赤字率預估值高于國際警戒線的重要國家分別有印度、日本、南非、西班牙、美國、法國、英國和巴西，其赤字率預估值分別為6.71%、5.81%、5.14%、4.72%、4.34%、4.3%、4.13%和3.13%，分別位居188個國家的第16、25、35、39、49、51、54和77位（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區域風險研究團隊，2015）?？梢钥吹?，負債率和赤字率都比較高的國家，例如日本和美國，都沒有爆發債務危機，其國債反而受到了市場的不斷追捧。如果單看技術指標，就會產生美國和日本將發生債務危機的錯誤判斷，而另一些技術指標值比較低的國家，從財政債務視角綜合審視的金融安全卻遠不如美國和日本。因此，技術指標往往不能說明問題，甚至可能產生誤導。

       （三）從技術角度維護金融安全往往是危險的

 

       由于技術指標不能全面表征金融安全，因此，一國圍繞技術指標來構建金融安全戰略是危險的。很多時候，旨在讓技術指標符合“國際警戒線”要求的努力反而會讓一國陷入戰略上的被動。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不僅需要技術上有考慮，更需要從戰略高度著眼，堅守底線思維，完善頂層設計，全盤統籌金融戰略的制定、國際博弈的應對、金融風險的緩沖、基礎體系的建設、各種威脅的化解等。

       通過金融史上的兩個案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僅從技術角度維護金融安全是非常危險的。

       案例一是印尼，亞洲金融危機后，為了修復技術指標以達到援助要求，印尼政治經濟兩方面都付出了巨大代價。1998年1月，IMF向印尼提供了一筆總價值430億美元的援助方案，盡管這項援助方案中包含了對印尼的經濟、金融、政治、貿易、外交等各個方面非?？量痰南拗茥l件，但迫于危機壓力，時任印尼總統蘇哈托還是在協議上簽了字。然而，協議簽完后的1998年3月，IMF就拒絕向印尼提供后續援助貸款，并進一步要求印尼放棄聯席匯率制，金融危機由此繼續惡化，印尼政治經濟震蕩持續加劇。2000年，IMF再次以救助為名與印尼簽署備忘錄，詳細規定了印尼應采取的兩項改革措施，包括清盤16家印尼國有銀行和發行中央銀行援助周轉金和重組銀行債券。這份備忘錄使印尼銀行業全面崩潰，政府負債率從1997年的23%急升至2001年的114%，印尼在IMF的總債務則從2000年的1200兆盾上升至2001年的1700兆盾。此外，IMF還對印尼政府施壓，迫使印尼政府將中亞銀行51%的股權以6億美元的低價出售給美國的信托投資公司，而印尼中亞銀行一年僅僅國債利息收入就高達5億美元。在被迫修復技術指標的過程中，印尼原有國有企業、金融機構和重要工業均被外國投資者控制。危機期間，印尼連續三任政府首腦被迫下臺，國內政治局勢幾度失控?？梢哉f，從技術角度著力，印尼不僅沒有實現化解危機的目標，還在受制于人的過程中失去了對國家金融安全的保護。

       案例二是美國，次貸危機后，美國并沒有著力于技術指標的修復，卻贏得了風險出清和強勢復蘇的契機。眾所周知，早在2007年4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的破產就暴露了次級抵押債券的風險。2008年8月，美國房貸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股價暴跌，持有“兩房”債券的金融機構大面積虧損。繼而，一系列突如其來的事件震驚了世界，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美林“委身”美銀、AIG告急等接踵而至，華爾街對金融衍生產品的過度使用和對次貸危機的估計不足終釀苦果。危機初期，市場形成了一致共識，認為美國信用將遭受重創，美國經濟霸權和美元霸權也將受到巨大挑戰。2008~2011年，全球經濟運行趨勢的確和共識方向一致，美國經濟深度調整，新興市場脫鉤增長，全球經濟多元化顯著推進。但2012年以來，全球經濟復蘇出現了新趨勢，美國經濟強勢復蘇和新興市場崛起受阻同生共存，以“去美國經濟霸權”為核心的多元化共識不僅沒有變成現實，反而朝向相反的方向出現倒退（程實，2014）。從2015年1月IMF的全球經濟展望預期更新來看，美國經濟一枝獨秀，多元化退潮還在繼續深化。在1月報告中，IMF將2015年和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上調了0.5和0.3個百分點至3.6%和3.3%。與此同時，IMF將2015年和2016年新興市場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下調了0.6和0.5個百分點至4.3%和4.7%。此番預期調整之后，2015年，美國經濟增速較2014年提升1.2個百分點，經濟走勢向上，而新興市場經濟增速則較2014年下降了0.1個百分點，經濟走勢掉頭向下。作為本輪危機的發源地，美國政府負債率等技術指標始終居高不下，但經濟卻在短暫衰退之后很快恢復了快速增長，說明美國將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修復經濟基本面、占據博弈主動和爭取復蘇利益上，而沒有過多地糾結于技術指標的修復。

       同是金融經濟危機，結果迥然不同，啟示深刻：一是技術參數作為指標和目標的意義被顛覆。僅僅從傳統意義上的標準衡量，如果把國際儲備與外債總額的比率、當年還本付息額與國際儲備的比率和短期外債與國際儲備的比率等作為國家金融安全預警指標體系及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標，我們會發現，印尼為了追求技術指標的恢復，在國際社會的救助下是（至少一度是）風險越來越大，并對整個國家、社會的長遠發展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而美國在指標上并不占優勢，它的經濟復蘇也不依賴于，或者甚至是忽略了這些項目指標的修復。二是金融安全的防護不能單純靠被動防御也需要主動出擊。印尼為了在某些指標項目上進行改善，將希望寄托于外界的經濟援助，不惜將自身的主動權利紛紛放棄，不但動搖了本國政治經濟的根基，還削弱了國家金融安全的物質基礎。美國則充分發揮了戰略主動，在復雜的全球政策博弈中始終維持著美國寬松貨幣政策的基調穩定和相對主動，美聯儲通過QE推出和退出把“對沖”職能發揮到了極致，推出QE→經濟溫和復蘇→退出QE→產生美元升值預期→美元從全球回流美國本土→美國長久縮減赤字、減少支出、持續復蘇。政策安排環環相扣，步步為營，美聯儲立足自身利益的戰略決心和高屋建瓴的戰略手筆為美國經濟走出危機并強勢復蘇創造了良好條件。

       因此，金融安全不是一個純粹技術問題，也不是被動防御的過程，不能僅用指標來進行衡量和解決，而需要從整體的、長期的、全盤的、深遠的、主動的戰略角度上來進行考慮、設計和實施。

 

二、陰謀論還是陽謀論？

 

       陰謀還是陽謀，這是一個問題。國際金融體系中浮現和隱藏著的是各國之間的權力、利益乃至民族文化的爭奪和較量，每一次國際金融危機都是國家間權力與財富重新分配的過程（Lantis，2002）。戰略實施過程中不能缺少戰術和手段，這些手段當然也應成為戰略緊密監控和嚴加防范的重點。無視他國“陰謀”的存在是危險的，但如果僅以陰謀論作為主線和戰略思維的基調來看待這些問題，則太過狹隘。我們應正視，國家的金融戰略應建立在國家利益而非國際陰謀論的基礎上，一國金融體系的建立、設計和調整，其目的無不是為國家利益服務。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光下的行為，不是陰謀，而是陽謀，靠的是實力和智謀。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陽謀，掌握政治經濟主導權是基礎，活用虛實結合的戰術技巧是手段。

 

     （一）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謀不是陰謀

 

       因為金融具有技術上的復雜性，大國金融博弈也有較強的隱蔽性，所以很多人從陰謀論的角度來理解金融安全，這是錯誤的。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保障國家金融安全就是要利用經濟、金融手段在國際經濟金融博弈中占據先機，用各種符合規則的手段最大化本國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謀不是陰謀，原因有三：第一，目標是清晰明確的，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隱藏目的；第二，實現目標的手段是公開的，盡管謀劃的過程可能不會大張旗鼓，但策略實施都是通過經濟活動和市場操作來實現的，任何不公開的“地下經濟”和“地下金融”，都會被各國一致抵制，難以真正產生深遠影響；第三，追求目標的結果是一目了然的，誰在利益博弈中占據先機，誰就有更強的話語權和影響力，誰就能主導國際利益分配，不存在不可獲知的隱藏收益。

       金融是市場的一部分。無論國際金融斗爭、金融殖民主義、金融侵略主義甚至金融恐怖主義，如果存在，也必然是存在于或者衍生于市場這個運作載體中。市場中的金融，其首要特征是逐利，它為社會和實體經濟服務，這種服務的本質，也是逐利。上升到國家層面，一國整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整個社會的發展目標，都是為了最大化本國利益，而不是為他國做嫁衣裳。只要能認識到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那么，大國戰略就都是陽謀，而非陰謀。

       國際社會中，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金融陽謀廣泛存在，特別是美國，金融陽謀充分體現在其國家戰略的方方面面。

       第一個例子是美國利用全球售債侵占新興市場金融利益的陽謀。這也是最被聚焦的所謂“陰謀論”起始點。中國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并購買了大量美國債券。一方面，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變成世界生產工廠，支撐發達國家消費；另一方面，由于美國債券收益率較低，中國外匯儲備的收益率不斷降低，甚至降至負值。基于美國財政部國際資本系統（TIC）的數據測算，若以人民幣計價，21世紀前十年，匯改之前的投資平均收益率約為5.54%，匯改后僅為1%；如果剔除外匯沖銷成本，匯改前的平均收益率為3.59%，匯改后則降至-1.64%（王永中，2011）。與低收益率甚至是負收益率不相匹配的是，中國外匯儲備還面臨著較高的資本損失風險。這種“對外輸出廉價商品，對外投資回報卻很低”情況并不罕見，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經歷過這個階段，經濟學上稱之為“斯蒂格利茨怪圈”。華爾街把這歸功于智力資本，認為更聰明的人理應掙得更高回報，即智力資本的回報差價。這種解釋顯然不公，造成這種“斯蒂格利茨怪圈”的根本是全球經濟結構失衡，失衡的根本則是美元霸權。憑借美國金融市場的避風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國利用市場實現了侵占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利益的陽謀。

       第二個例子是斯諾登的棱鏡門事件。美國國家安全局監控不僅涉及電話郵件等信息，還包括國際金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交易。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一項叫做追蹤金錢的監控項目，專門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銀行間交易往來，為此美國國家安全局專門成立了一個“Tracfin”金融數據庫，用來存貯從各個金融機構得到的信息。例如，原來伊拉克禁運石油，部分國家也承諾不買，但過幾個月后美國卻發現了某些國家在買。美國如何獲知？因為石油交易涉及資金往來，而全球清算系統的總部和備份中心在紐約，任何在此系統清算的數據每天晚上都匯總紐約，因此任何人和伊拉克、伊朗、緬甸、朝鮮交易，只要不是現金交易，美國都能通過金融系統獲知。此外，即使資金的路線不被監控，但是運輸石油需要船隊，就要繳納保險，與此相關的幾家大型保險公司都是美國公司，通過追蹤保費也可以知道運輸船從哪里走，到哪里去。

       這兩個例子很典型地說明了一點，美國能夠實現國家金融安全，靠的主要是經濟金融實力和主導能力（Nanto，2011）。雖然美國處處處心積慮、小心算計、攫取利益，但這些都不是陰謀，因為美國的行為說到底都是為了利益，追求國家利益最大化都是通過市場公開進行的事情，陰謀詭計派不上多大用場。戰略實施過程中無疑是不能缺少戰術和手段的，這些手段當然也應當成為安全戰略緊密監控和嚴加防范的重點，但如果僅以陰謀論作為主線和戰略思維的基調來看待這些問題，無疑是太狹隘了。決定長期金融安全的，是陽謀，不是陰謀。

 

      （二）政治經濟主導權是實現陽謀的基礎

 

       國家利益最大化是陽謀，不是陰謀，全球利益博弈中，每個國家的逐利本能都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底氣實現陽謀。所謂陽謀，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不需要陰謀詭計、憑實力也能實現的謀略。在國際經濟金融往來中，只有掌握政治經濟主導權，才能保障陽謀的長期實現。

      首先，強大的經濟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基石。美國雖然只有200多年的歷史，卻演繹了大國興起的罕見奇跡。它在歐洲文明的基礎上，獨創性地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將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位置占據了一個多世紀（亨廷頓，2010）。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的經濟實力驟然增長，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占有全面的優勢。在完成了由戰時經濟向和平時期轉變之后，美國經濟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上述優勢地位的基礎上進一步持續增長。從1955～1968年，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該時期美國經濟曾經出現連續106個月的持續增長，這一記錄直至20世紀90年代出現“新經濟”之后才被打破。國家和民族的騰飛在過去都是從血腥的戰爭中過來的，美國擁有地緣環境和資源稟賦的天然優勢，因此能夠在兩次世界大戰后積累大量財富，為美國金融霸權提供經濟基礎（科恩，2011）。時至今日，美國仍然是當仁不讓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其次，貨幣霸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關鍵。貨幣金融霸權和國家安全息息相關。二戰后，美國的懷特計劃戰勝英國的凱恩斯，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施行雙掛鉤，即美元和黃金掛鉤，其他貨幣和美元掛鉤。通過這一系列安排，確定了美元的世界貨幣職能和在世界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石油危機以后，美國宣布與黃金脫鉤，依靠已經獲得的強大國際信用，成了國際貨幣的主導，奠定了美國金融霸權的根基。當今的國際儲備多元化、國際收支多元化、匯率多元化，都是建立在以美元霸權為主的體系基礎上的。即使在金融危機后，美元依然是國際最重要流通儲備和國際避險貨幣。美國通過量化寬松政策放任美元貶值，沖擊他國經濟，歐元日元在金融危機中受到重創，最后反而突出了美元強勢，加固了美元的霸主地位（麥金農，2013）。此外，國際匯率體系依然是美元為主導的，在各國政府的貨幣框架中，美元仍然是公共部門進行干預的重要手段和制定經濟政策最重要的匯率包。按照IMF2014年的統計，世界上有191個國家匯率包，有46.6%是盯住美元或美元在內的一攬子貨幣。國際儲備體系也是以美元為主，截至2014年二季度末，美元占比從2009年年初的65.2%小幅下降至61%，基本上還是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

       第三，主導國際金融業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路徑。美國立國都是靠發債。英國是債券市場最早的發源地，可股票市場是在美國蓬勃發展起來的，可以做股本投資，風險投資，天使投資等等。美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發展奠定了美國對全球金融市場影響的微觀基礎。金融危機發生，但美國的金融市場始終在全球占主導地位，從2007～2014年的數據看，美國股票市值占全球的比例還是主要的。根據國際清算組織數據，國際債券市場以發行人居住地來劃分，美國、英國等還是占全球的前六名，在國內債券發行方面，美國在全球債券占23%，國內債券占40%。從國際銀行業前十大銀行排名來看，三十多年前十家里面大概有八家是日本銀行，五六年前十家基本都是歐美銀行，現在有四家是中資銀行。為什么日本能有七八家在世界前十大銀行，后來卻消失了？因為美國和歐洲仍是主導，通過誘導日本簽署廣場協議，美歐實現了削弱日本經濟和日本銀行業的戰略目的。在美國和歐洲主導的金融業中，中國盡管現在有一席之地，但也如履薄冰，挑戰很大。

       第四，國際金融組織控制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手段。在國際組織中，美國擁有IMF的實際權力。美國（16.8%股份）是唯一一家擁有超過15%以上股份而具有否決權的成員。IMF總部在美國，前幾任IMF總裁退下來都在華爾街，常務副總裁及90%以上工作人員都是美國人，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影響IMF的運作，對整個日常運作具有控制權。世界銀行原來是扶貧機構，但是為美國政治服務非常多。金融反恐和金融制裁也成為美國控制他國的工具，通常以反洗錢，打擊毒品、貪污、恐怖主義等犯罪行為為重要手段。后來延續到布什提出所謂的對無賴國家的制裁，現實是美國通過組織和法律體制發動金融打擊。911事件以后，美國反洗錢重點轉到打擊恐怖融資，特別是長臂司法管轄政策，擴大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話語權，這甚至是對任何一個其他國家主權侵犯，但是美國通過了這個法律，并用其國內法來監管世界。另外，美也以金融制裁為手段，實現其政治和軍事目的。

       第五，壟斷金融定價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保障。金融定價權是目前世界經濟秩序的一個重要方面。由于市場經濟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之一就是價格決定，金融定價權成了市場經濟的命門。當代社會，要獲得商品定價權，必須獲得供應鏈中的壟斷地位。目前市場的游戲規則是誰的金融定價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達程度）越強，誰就能牢牢控制住定價權。美國依賴二戰后通過美元國際本位幣地位的確立，承接了英國在全球大宗商品定價上的主導地位，如今以美國為首的發達金融市場通過金融衍生品繼續控制著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在現行國際貿易體系中，大宗商品的定價權直接體現為該國在該種商品全球市場中的國際影響力。由于商品期貨市場具有集中交易、交易成本低、信息容量大的優點，已經成為現行大宗商品定價體系的核心，商品期貨的價格成為相應大宗商品品種國際現貨貿易定價的基準。世界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基本都在美國三大證券交易所實現。農產品價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價格形成于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的輕質低硫原油期貨合約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貨品種之一。另一定價基準——布倫特原油所在的倫敦洲際交易所（ICE），2001年就被美國洲際交易所收購。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業交易所與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合并誕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團。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團收購紐約商品交易所，一統美國的期貨市場。芝加哥交易所集團這樣的巨無霸橫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價權。美國將生產外包，但只要將金融定價權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利益。這本質上是一種寄生關系。鄧小平將金融比作血液，金融定價權就是吸血的工具。

       第六，信息控制權是最大化國家利益的利器。斯諾登的棱鏡門已經家喻戶曉，但事實上，美國對全球的信息控制早已經趨于常規化、廣泛化（Reveron，2012），防不勝防。國際清算銀行（BIS）的總部在瑞士，世界三大信用卡公司維薩、通用、萬事達的總部都在美國，國際清算系統CHIPS和FEDWIRE等5家，每家的總部也在美國，都是美國監控信息數據庫的主要來源。我們進行的每一筆金融交易，即使我們發的是銀聯的聯名卡，只要出國交易，數據都會提交到美國，交易信息對美國來說全在掌握。大型金融企業和跨國機構，也成了美國在政治上利用的工具。微軟、蘋果、谷歌、雅虎等紛紛被暴露被美國國家安全局利用來獲取信息。這也是為什么美國要封鎖華為和中興，因為是國家安全問題。事實上，互聯網作為全球重要資源之一，對整個世界的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其治理機制卻是由一家私營部門和一個國家所主導。2005年7月1日，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美國商務部將繼續與ICANN（互聯網域名—地址管理機構）簽訂合約，保留對13臺域名根服務器的監控權，這一合約表明美國決定繼續掌握全球互聯網的最終控制權，這也使美國擁有獨自決策封閉某個國家互聯網的權力。盡管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質疑美國對互聯網的控制權，他們認為國際性資源必須由全球共同監控，但美國卻先發制人，以可能傷害互聯網自由為名，拒絕讓出控制權。

三、安分守己就能安全嗎？

 

       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陽謀的過程是一個復雜博弈的過程，安分守己反而容易受制于人，只有亂中有為，才能掌握主動，占據先發優勢，進而保障自身利益，甚至有望獲得超額收益。亂中有為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而是要有所節制，保有底線思維。

 

     （一）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

 

       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生產要素的流動跨越國界，還意味著各國政策的影響相互交叉。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每個國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不可能是自   發統一和協調的，而是充滿了對立和沖突。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安全博弈，從理論角度看，是一種非合作的多重博弈，博弈過程非常復雜，安分守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并不會自然實現國家利益的帕累托最優，在長期受制于人的情況下，一國很容易不知不覺就掉入了“溫水煮青蛙”的困境，不僅國家利益長期受損，國家金融安全遭遇威脅，甚至連政治穩定的底線都會受到沖擊。

       這里舉幾個因為國家金融戰略上受制于人而引致國家災難的例子。第一個是蘇聯被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拖垮的案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蘇聯開始軍事立國的征程，雖然GDP一度排在了世界第二，但糧食產量很低，實體經濟過度偏向重工業。本來，蘇聯曾有調整經濟結構的機會，但在蘇美博弈之中，蘇聯從經濟金融和政治軍事兩方面都有點安分守己，沒能主動引導博弈發展。倒是美國，瞅準蘇聯經濟金融的弱點，率先發起了虛虛實實的攻勢。1983年3月，美國總統里根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啟動“戰略防御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為此，里根總統公開游說國會撥款。“星球大戰”只是一個形象的描述，簡單地說，就是美國準備建立太空防御體系，用激光、電磁炮、粒子束在導彈飛行過程中摧毀任何飛向本土和盟國的核彈頭。1984年6月10日，美國南太平洋海軍發射了一枚截擊導彈，在160多千米高空成功地擊中了從加利福尼亞州空軍基地發出的另一枚洲際導彈。美國的舉動引發了蘇聯的高度關注，蘇聯為此加大了航空研究投入，僅1986年，蘇聯就發射了91枚火箭，美國當年只發射了6枚火箭；1987年，蘇聯研發成功“能量”號火箭，有效載荷是美國空間運輸器的5倍。后來的事實表明，蘇聯完全陷入了“莫須有”的被動，過了保密期的美國機密文件顯示，“星球大戰計劃”唯一的目的就是誘使蘇聯加速軍備投入，最終拖垮其經濟。1983~1993年，美國國會批準的計劃撥款沒有超過350億美元，和里根總統高調申請的1萬億美元差得很遠。由于安分守己，被美國牽著鼻子進入過度的軍備競賽，蘇聯金融安全完全失去保障，給最終蘇聯的解體也埋下了伏筆。

       第二個是拉美金融危機的例子。雖然拉美地區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雄厚的科研開發能力，阿根廷早在1913年，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20世紀90年代末期甚至已超過9000美元，被國際理論界認為有可能是第一個跨入發達國家的發展中國家，但是阿根廷在20世紀末很短的時間內就陷入了危機中，40%的人陷入貧困，30%的失業率，整個社會陷入了混亂之中。這主要是因為拉美地區國家沒有自己的主導產業或者產業沒有自己的核心競爭力，經濟發展模式過于安分守己，因此就沒有金融安全可言，在全球化的情況下就無法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

       第三個是“日本病”的例子。日本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實現了高速增長，成就了舉世矚目的“日本奇跡”。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產生了嚴重的“泡沫”并于90年代初破滅，從此陷入了長期衰退與持續通縮的艱難境地，被稱為“日本病”。21世紀初，日本經濟有所好轉，但隨后由于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2011年“311”大地震等因素的沖擊，日本經濟再次跌入低谷，日本國內悲觀情緒彌漫，甚至已經變為“失去的二十年”，根據IMF的數據，2012年日本名義GDP水平還不及1991年。表面上看，日本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滯后的經濟戰略和宏觀政策，愈加嚴重的“少子老齡化”等因素是“日本病”的成因；但本質上看，“日本病”的深層原因是受制于人，缺少長期主導權。雖然日本很發達，個人金融資產全世界第一，但基本上日本沒有進入金融社會，日本的金融水平無論是在金融理論還是在金融實踐上，對全球貢獻較小。日本的核心問題是，在金融上基本是被美國操控的，日本金融機構龐大但脆弱，日本十幾年前出臺了金融改革法案，一是把日本國內龐大臃腫的金融機構市場化，二是把基本封閉的金融市場完全開放，結果是美資金融機構大舉進入，日本巨額外匯儲備和民間資金大幅流出，日本最核心的金融資源被美國所侵占，美國在日本獲取了巨大利益，并左右了日本的匯率，最終導致日本經濟受制于人，陷入長期通縮。

 

     （二）亂中有為才能占據主動

 

       混亂和無序是國際金融運行的本質和常態，有序是短暫的，混亂是長期的，金融創新發展就是在“長期混亂→短期收斂于有序→長期混亂”的過程中實現的。在混亂的國際金融博弈中，安分守己不能換來安全，誰占據先機，誰主導格局，甚至誰引導失序，誰就能取得更有利的發展契機。理論上看，博弈論中的斯塔克伯格模型論證了亂中有為對于占據先行者優勢的重要性（讓·梯若爾，2010），現實中，也有通過亂中有為占據主動、進而實現長遠戰略目標的案例。

       美國就利用2008年金融危機制造的混亂，亂中有為，通過政策“折返跑”戰略的實施，完成了和新興市場的風險換位，向新興市場轉移了金融風險，保障了自身長期中的金融安全。

        2008~2014年間，美國始終處于一種引領狀態，無論是復蘇抑或是衰退，無論是進抑或是退，美國的經濟周期和宏觀政策總是引領著全球發生滯后、同向變化。危機的這幾年，就像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折返跑，美國經濟根據自身體質和階段狀況不斷主動調整步速和節奏，其他經濟體，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則始終處于被動跟隨的狀態。危機這幾年，多元化一調高過一調，獨立增長神話一個接著一個，霸權式微說也一浪高過一浪，而實際上，美國經濟金融霸權不僅沒有根本動搖，反而以一種且進且退的變化方式深層體現，霸權力量支撐的變速折返跑，讓美國經濟突破了體能瓶頸，也大幅消耗了跟隨者的增長動能和發展勢能。

       進一步細看，第一段折返跑是2008~2010年，美國經濟發生了第一次由強轉弱的變速。這一階段之前，全球經濟正處于新世紀之后的高速增長期，全球化在寫意的經濟環境中得以迅速推進，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處于打開國門、深度融入經濟大世界的過程之中。在開放性的全球經濟和外向型新興市場的格局之下，金融危機的突然爆發和美國經濟的突然變速迅速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帶來了外部增長壓力。增長壓力之下，美國財政政策的大尺度擴張又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新興市場為把握危機期間“全球經濟秩序重建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機遇，為進一步彰顯脫鉤增長的崛起實力，紛紛實行了跟隨性的財政政策擴張。對于中國而言，這一階段的4萬億政策，雖然讓中國避免了2009年全球性衰退，但也讓地方政府嘗到了大把花錢的政績甜頭，以至于逐漸形成了“大項目依賴”和“財政政策持續擴張預期”。這不僅給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和房市泡沫化風險的形成和惡化埋下了隱患，還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源自宏觀層的擠出效應，因為地方政府能夠借由財政擴張獲得短期政績，而扶持中小企業和實體經濟則沒有這種立竿見影的效果。

       第二段折返跑是2010~2011年，美國經濟發生了第二次由弱轉強又趨弱的變速。這一階段，借由擴張性財政政策和危機期間出口的異常貢獻，美國經濟自2009年第三季度正式走出衰退，并逐步走強，全球經濟也隨之反彈，甚至于2010年出現了通脹抬頭的跡象。但2010年下半年開始，前期政策的刺激效果逐步消失，美國經濟增速放緩，由于歐洲局勢的惡化，金融危機也進入第二波高潮，全球經濟被帶進“二次探底”的漩渦。這一階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在前半段的樂觀時期高調退出寬松政策，大部分經濟體為控制短期顯形的通脹而進行了加息，但緊接著后半段的經濟二次探底不僅將通脹迷霧一舉驅散，還給新興市場帶來了新一輪增長壓力。這次壓力之下，財政政策在全球財政鞏固大趨勢下已無太多發力空間，而美聯儲三輪QE政策又適時產生了引領效應，全球迅速由短暫的加息節奏進入更大幅度的貨幣寬松節奏。對于中國而言，這一階段大量的信貸投放給房地產市場在短期蟄伏后的蓄力爆發創造了適宜的貨幣環境，并讓諸多金融機構和經濟主體產生了“流動性持續寬松”的預期，影子銀行體系也在諸多刺激因素下進入高速膨脹期。

       第三段折返跑是2012年至今，美國經濟發生了第三次由弱轉強的變速。這一階段，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去泡沫化和美國家庭資產負債表的去杠桿化取得明顯成效，美國經濟復蘇進入習慣性的消費驅動軌道，內生增長動力不斷趨強，美國銀行業盈利大增，美國企業競爭力趨強，美國股市進入強勁牛市，收復危機失地并不斷刷新歷史新高。在復蘇基礎漸趨穩固的背景下，美聯儲穩健啟動QE政策，美國進入增長和政策雙重周期性領先階段，美元由此表現強勢。雙重領先帶來的資本虹吸效應給新興市場帶來了又一輪的危機壓力。對于中國經濟而言，這一階段面臨著由于三段折返跑效應疊加而產生的多重難題：其一，地方政府項目依賴、房價高企和資金價格高企共同對實體經濟產生了擠出效應，普通實體經濟行業缺乏投資青睞、資金支持，并由此進入“盈利空間有限→投資吸引力下降→發展更趨困難”的惡性循環。其二，潛在的財政持續擴張預期和貨幣持續寬松預期共同激勵了透支行為和投機行為，經濟金融主體非理性選擇和泡沫化發展傾向悄然加劇，整個經濟的風險蘊藏悄然增大。其三，由于人民幣的匯率形成與一攬子貨幣中的美元始終具有較強的實際聯系，所以人民幣匯率兌美元的大幅升值以及美元匯率的趨強實際上對中國的全球貿易產生了雙重壓力，而全球保護主義在危機階段的逐步抬頭更進一步加劇了外需增長壓力。其四，由于缺乏支持實體經濟的有效激勵，流動性整體充裕和結構性稀缺的矛盾悄然加劇，而美國雙重領跑帶來的全球流動性虹吸效應又進一步加大了中國面臨的流動性風險。

       反思危機，美國經濟引領的周期折返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經濟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美國能夠利用危機實現自身的風險釋放和快速釋放，在向新興市場轉嫁風險的同時最大化了本國國家利益，實際上就是亂中有為戰略的具體體現。

 

     （三）亂中有為也需底線思維

 

       基于國家金融安全的全球利益博弈需要亂中有為，亂中有為才能占據先發優勢，但值得強調的是，亂中有為的前提是自己不能亂，也就是說，亂中有為需要底線思維，“對外亂中有為，對內底線思維”共同構成了國家金融安全戰略的兩大核心。國家金融安全的底線思維，從根本上說就是政治穩定，從技術上看則包括了多種內涵。就中國而言，國家金融安全的底線思維就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充分支持實體經濟，并以此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主要基石。

       從技術上看，國家金融安全的底線思維包括以下內涵：第一，金融體系不爆發系統性風險，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融通主功能不被抑制；第二，國家物價穩定，CPI同比增幅不超過3.5%的警戒線；第三，國家主權貨幣幣值穩定，兌主要國家貨幣匯率不發生巨幅波動；第四，國際資本流動順暢但不過度，不發生大進大出風險；第五，銀行業運轉正常，不良率不超過資產利潤率；第六，政府和企業負債保持適度，債務風險可控，不發生企業廢債風潮和主權債務違約事件；第七，金融市場流動性充足，不發生支付危機，貨幣資金價格不過度波動；第八，金融改革對銀行業整體的沖擊有限，即便利率市場化等因素導致行業競爭加劇，銀行業整體也不出現虧損；第九，民營銀行和互聯網金融等新生金融力量有序進入銀行業，不發生非理性的惡性市場競爭；第十，保險行業和證券市場穩定發展，不發生惡性道德風險事件和突然性的股市崩盤。

 

四、小 結

 

       金融安全事關國家興衰和民族存亡，是舉足輕重的大事。在國際金融戰場上，利益博弈是表象，戰略對抗才是內涵。國家利益博弈的結果，取決于金融安全戰略的高下，而制定國家金融安全戰略，需要正確看待金融安全。首先，金融安全不是一個純粹技術問題，也不是被動防御的過程，不能僅用指標來進行衡量和解決，而需要從整體的、長期的、全盤的、深遠的、主動的戰略角度上來進行考慮、設計和實施。其次，金融安全是陽謀不是陰謀。雖然陰謀論很是流行，但金融安全的核心是國家利益，最大化國家利益是陽光下的行為，靠的是實力和智謀，而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的陽謀，掌握政治經濟主導權是基礎，活用虛實結合的戰術技巧是手段。最后，亂中有為才有所為，亂中有為也要有底線思維。每個國家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陽謀的過程就是一個復雜博弈的過程，安分守己反而受制于人，只有亂中有為，才能掌握主動，占據先發優勢，進而有望獲得超額收益。亂中有為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而是要有所節制，保有底線思維。“對外亂中有為，對內底線思維”共同構成了國家金融安全戰略的兩大核心。國家金融安全的底線思維，從根本上說就是政治穩定，從技術看則包括了多種內涵。就中國而言，國家金融安全的底線思維就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確保金融充分支持實體經濟，并以此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主要基石。

 

      （作者系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原文發表于《金融論壇》期刊2015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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