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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稱為“中國經濟諾貝爾獎”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近日公布了2014年度獲獎作品，一篇題為《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的獲獎文章引發關注。該文作者是被媒體稱為習近平經濟顧問的劉鶴，他在文章中指出，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收入分配差距是危機爆發的前兆，兩次危機都與寬松貨幣政策有關。同時，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

　　此前，李克強、周小川、樓繼偉、陳錫文、林毅夫等先后獲此獎。劉鶴是十八屆中央委員會205名委員之一，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副主任人中排名第一)、黨組副書記。

　　劉鶴曾是一名知青，后來又有在王牌軍38軍的部隊經歷，學術道路起步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系，獲碩士學位，其后在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學習，并在哈佛肯尼迪學院獲MPA學位。

　　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財辦是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是中國經濟決策的核心部門，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為習近平，副組長為李克強。

　　作為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分管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該司的主要任務是對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中的重大問題進行研究，指導推進和綜合協調經濟體制改革。

　　1952年出生于北京的劉鶴是著名獨立學術論壇“中國經濟50人論壇”的發起人，論壇于1998年發起組成，學術委員會成員中有吳敬璉、樊綱、林毅夫以及劉鶴等人。

　　劉鶴早年曾長期在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前身)工作，在此期間，劉鶴曾主持制定過十多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五部由國務院正式頒布。

　　據媒體報道，2013年5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向來訪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多尼隆介紹身邊的一位“身材高大、有著學者風度的助手”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根據《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章程》和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評獎公告規定， 6月20日對初選小組推薦的5部著作、10篇論文進行評審，最終評出獲獎著作3部，獲獎論文4篇，劉鶴的論文就是其中之一。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是劉鶴負責的一項課題研究報告總結。報告通過對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對比觀察，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未來提出了諸多思考與建議。報告在一系列對比分析后，做了這樣的總結：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扎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

　　以下為劉鶴獲獎論文

　　第一部分：兩次危機的共性

　　通過比較研究，關于兩次危機的共同之處，我們側重于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歸納。初步得到10點結論，簡要描述如下：

　　1、兩次危機的共同背景是都在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

　　其警世意義在于，今后當重大的技術革命發生之后，不僅需要認識它的進步作用，抓住它帶來的機遇，同時也要充分意識到重大變革會隨之出現，充分估計震動性影響和挑戰。

　　2、在危機爆發之前，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危機發源地的政府都采取了極其放任自流的經濟政策。

　　在兩次繁榮期間，經濟的自由放任和企業家創新精神的發揚互為補充，推動著經濟的高增長，但也與后來危機的發生存在某種邏輯關系。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

　　兩次危機發生前的另一個共同特點，是較少數的人占有較多的社會財富。這次危機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4、在公共政策空間被擠壓得很小的情況下，發達國家政府所采取的民粹主義政策通常是危機的推手。

　　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

　　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5、大眾的心理都處于極端的投機狀態，不斷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

　　兩次危機前的產業神話和收入分配出現的巨大差距，往往導致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心理狀態出現變異。改變其社會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眾都開始追求一夜暴富，人們寧愿相信各種投機奇跡，人類本性中的貪婪和健忘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沒有多少人可以經受泡沫產業的誘惑……正如加爾布雷思所描述的，當經濟處于過度繁榮狀態的時候，沒有人不相信泡沫會繼續膨脹，人們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險的正確性。

　　6、兩次危機都與貨幣政策相關聯。在兩次危機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為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

　　大蕭條前，泛濫的信貸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機的狂熱;在這次危機前，美聯儲極其寬松的貨幣政策、金融放松監管和次級貸款都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經濟泡沫惡性膨脹。

　　7、危機爆發后，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在面對嚴重危機的時候，主要國家在應對政策上總犯同樣的錯誤，特別是應當采取行動的時候總會錯過時機，應當采取宏觀擴張政策的時候則采取緊縮政策，應當開放和進行國際合作的時候往往采取保護主義政策，應當壓縮社會福利、推動結構改革的時候卻步履艱難甚至反復和倒退。

　　這些明顯的錯誤在事后看起來顯得可笑，但對當事人來說，實施正確的政策卻困難重重。這是因為，大危機在人的一生中往往僅會遇到一次，決策者缺乏經驗，又總是面臨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化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綁架、被政治程序鎖定和不敢突破意識形態束縛，這幾乎是普遍的行為模式，這一點在最近的希臘危機中表現得最為明顯。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兩次危機中的市場力量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認識問題而忽視其政治屬性，就會犯重大的判斷性錯誤。

　　8、危機的發展有特定的拓展模式，在它完成自我延伸的邏輯之前，不可輕言經濟復蘇。

　　在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會發生很多意外事件，它們似乎是一些小概率事件，由運氣決定。但事實并非如此。經濟一旦從正常狀態轉入危機狀態，它就開始以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循環。危機往往從經濟大幅跳水開始，由泡沫破裂走向失業率攀升，由經濟困境加重轉向社會矛盾激化，由經濟社會領域轉向政治領域乃至軍事領域。

　　當前特別需要重視的是，在危機自我邏輯實現的過程中總會出現意外事件，一連串的失控和誤判也屢屢發生。目前，歐債危機正在深化，中東形勢很不確定，經濟、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沖突相互交織，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本次危機可能出現的重大風險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9、危機只有發展到最困難的階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決方案，這一解決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論創新。

　　大蕭條后，世界在絕望中發生了凱恩斯革命。這次理論創新可能圍繞全球經濟最實質和困難的問題展開：世界出現的總需求萎縮和資本、技術與勞動力在全球宏觀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陷入絕境，既帶來本國的社會政治問題，也快速向全球傳染，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尚無明確思路。

　　10、危機具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它將導致大國實力的轉移和國際經濟秩序的重大變化。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次危機發生后，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

　　第二部分：三大政策思考

　　兩次危機的比較研究，使我們得到不少思想收獲，也受到很多啟示。考慮到我國加快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背景，在諸多可以選擇的政策建議中，這里主要想提出三點思考。

　　1、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比較研究的結論和目前歐債危機的加速惡化形勢告訴我們，必須樹立底線思維的思想方法，對危機態勢做最壞的準備，同時努力爭取較好的結果，既要應對突發性外部沖擊和震動，又要做好應對危機結構性變化的長期準備，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立于不敗之地。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于未然。

　　2、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比較研究的結論也可以告訴我們，我國所處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從經濟意義來說，在本次危機前，我國的戰略機遇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制造中心。

　　本次危機發生后，全球進入了總需求不足和去杠桿化的漫長過程，我國的戰略機遇則主要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并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們應牢牢把握這些實質性變化，認真分析我國與大國經濟體在新的歷

　　史條件下所出現的巨大利益交集，明確提出解決全球增長困境問題的方案，在外部條件明朗化后穩步加以實施。

　　3、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比較研究的結論還告訴我們，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是我們應對外部巨大沖擊、實現我國和平崛起的根本之策。我們要借鑒歷史上大國崛起的經驗，警惕卷入不必要的國際事件，切實集中力量、重點突出，扎扎實實地辦好自己的事。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建議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對一些需要集中力量辦好的事進一步務實研究，尤其需要增強全球視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本研究報告的課題組組長劉鶴，總報告執筆人劉鶴。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別征求了吳敬璉、樊綱、易綱、李揚、韓文秀、盧邁、劉春航、魏加寧、蔡洪濱的意見，同時還征求過中央財辦內部楊偉民、蒲淳、劉國強、尹艷林、趙建的意見。作者對這些同事提出的意見表示由衷感謝。

　　劉鶴調研浙江：新增長動力正加快形成，前景十分光明

　　面對眼下宏觀經濟的難處，劉鶴表示，渡過結構調整這個關口，要靠改革、靠創新、靠企業家精神。

　　浙江官方媒體消息，近日，中財辦主任劉鶴一行到浙江調研宏觀經濟運行情況。

　　9月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份，我國進出口總值2.04萬億元，下降9.7%。此前公布的8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7%，比上月回落0.3個百分點，降至臨界點下方。在宏觀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關口，中財辦主任帶隊調研浙江，在社會各界看來，意義重大。

　　9月6-7日，調研組一行與浙江主要領導召開了座談會。針對當前經濟形勢，劉鶴強調，“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加快形成，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十分光明”。

　　結構調整要靠改革、靠創新 、靠企業家精神

　　在座談會上，劉鶴重點強調，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運行態勢總體平穩，新的增長動力正在加快形成，而舊的動力正在逐漸弱化，結構調整處于過渡階段。

　　他認為，在此過渡階段，看中國經濟形勢要有長期觀點，中國13億人的內需市場巨大，中等收入階層正在不可逆轉地崛起，國內經濟諸多不平衡恰恰是增長的強大動力，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十分光明。

　　他強調，當前經濟存在這樣那樣的困難都是正常的，也都會過去，對此需要保持戰略定力。這也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5月底考察浙江時的重點，強調要“保持戰略定力，應勢而謀”。

　　面對眼下宏觀經濟的難處，劉鶴表示，渡過結構調整這個關口，要靠改革、靠創新。改革的重點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狠抓國企、金融、財稅等主要任務。穩定市場預期，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注重增強微觀活力，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調研期間，劉鶴一行重點考察了杭州市余杭區夢想小鎮、上城區山南基金小鎮。小鎮經濟已成為浙江省信息經濟的特色載體，“三鎮三谷”基金小鎮、夢想小鎮、云棲小鎮和云谷、傳感谷、西溪谷已成為杭州新一輪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引擎。

　　占地3平方公里的余杭“夢想小鎮”，是當前特色小鎮建設中的“頭牌”，為省長工程。這個小鎮3月28日啟用，目標是在3年內集聚大學生創業者1萬名，創業項目2000個，基金(管理)及相關機構300家。

　　玉皇山南基金小鎮的目標是做美國格林尼治基金小鎮的“杭州版”，在未來5年內，引進和培育100家以上、輻射帶動周邊300家以上各類私募(對沖)基金、私募證券期貨基金、量化投資基金及相關財富管理中介結構，管理資產額超5000億元。

　　在調研了這些小鎮后，劉鶴指出，浙江特色小鎮建設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發展模式的有益探索，符合經濟規律，注重形成滿足市場需求的比較優勢和供給能力。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小鎮處理好了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為企業創業提供條件，大膽“放水養魚”。他強調了浙江“敢為人先、特別能創業”的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讓企業家才能充分發揮，這對我國經濟結構升級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浙江將充分調動大眾創新創業

　　在座談會上，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指出，今年以來，浙江堅持以“八八戰略”為總綱，堅定不移打好轉型升級組合拳，著力抓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各項工作，推動經濟從穩走向好。

　　面對改革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浙江將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考察浙江時的重要講話精神，進將進一步發揮市場和政府的作用，更加主動地適應新常態，更加積極地把握市場規律，更加精準地做好服務，不斷激發改革發展新動力，努力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浙江省長李強在座談會上介紹了浙江省的總體經濟情況，并表示，浙江將充分調動大眾創新創業的積極性，充分挖掘和激發民眾的創業激情，讓年輕人都參與到創新創業中來，真正掀起“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高潮;進一步做好政府的精準服務，改進政府服務經濟發展的方式方法，提升服務能力;通過改革，進一步強化制度供給。并強調，要全力推進特色小鎮建設，把特色小鎮打造成穩增長調結構的新亮點、實體經濟轉型發展的新示范、體制機制改革的新陣地。

　　(來源：全球領導力，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