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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是“一個凝聚全黨智慧、順應人民期待、對我國發展具有重大指導作用、在國際社會產生積極影響的報告。”其中最大的重點和亮點，是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的重大政治判斷。從報告看，這個判斷緣于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歷史發展階段和國際地位的新變化，也反映了我們黨在理論探索上取得的新成果、奮斗目標上作出的新安排。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史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人類發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義。”下面，就從國史角度談談對新時代依據和意義的認識。

1、關于國內主要矛盾和發展階段的變化。

 這個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主要依據。但它并不是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矛盾已不再成為我國面臨的主要矛盾了，也不是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已經結束了；而是說需要與滿足需要的發展兩側，內涵都發生了部分質變，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呈現出了新的階段性特征。毛澤東在《矛盾論》中說：“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為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采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這就是說，事物在量變到質變過程中，會發生部分質變；社會主義在走完初級階段這個漫長過程中，也會出現若干因為部分質變而相互區別的新階段。

 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后，接著在十二大上恢復了八大決議關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提法，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此后直到十八大的歷次黨代會，對主要矛盾的這一提法沒有再變過。但是，正如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經過長期努力，現在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穩居世界第二，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了世界前列，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已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實現了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與此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如發展質量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不夠高，生態環境保護有待加強，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還面臨不少難題，社會文明水平也有待提高。總之，現在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已經不再簡單局限于物質和文化兩方面，也不能把社會生產再籠統說成是落后的；制約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因素，已經變成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正是這些新情況，使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轉化，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明顯產生了一個新的階段，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使我們距離最終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又進了一大步。

2、關于我國國際地位的變化。

 這個變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又一個依據。但這也不表明我國不再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了，而是說隨著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我國國際地位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世界上的分量越來越重，發言權越來越大，開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了。

 我們黨和國家從來不信邪、不怕壓，但中國近代以來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致使新中國經濟底子薄弱，國力有一個逐步恢復、強盛的過程，制約了在世界舞臺上的活動余地。鄧小平1985年曾說過：“世界上的人在討論國際局勢的大三角。坦率地說，我們這一角力量是單薄的。我們算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又是小國······如果說中國是一個和平力量、制約戰爭的力量的話，現在這個力量還小。等到中國發展起來了，制約戰爭的和平力量將會大大增強。”他還說，到了20世紀末，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對于世界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肯定會起比較顯著的作用。”從那時到現在，32年過去了，我國國民生產總值已經翻了六番多。與此相適應，我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深入展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極大提高，對世界和平、國際局勢的作用日益顯現。正是這些變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使我們具有了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底氣。

3、關于黨的指導理論的新成果。

 取得這個新成果同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依據。它當然不是說黨在指導理論上另起了什么新“爐灶”，而是說我們黨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進行艱辛理論探索，產生了又一個重大創新理論成果。

 正如報告所指出的：“世界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變化，我們必須在理論上跟上時代，不斷認識規律，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十八大以來，國內外形勢變化和我國各項事業發展向我們黨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需要作出既符合我國實際，又跟上時代前進步伐的回答。如果說鄧小平理論要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要回答“新形勢下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科學發展觀要回答“新形勢下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那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要著重回答的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同這個問題之間有關聯，但不完全是一個問題，不等于弄清楚了前者，就自然而然弄清楚了后者。社會主義是帶普遍性的概念，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普遍原則與中國具體情況相結合的產物，是帶有特殊性的概念；什么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是一個嶄新的課題。由于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九大報告中系統回答了這個課題，從而形成了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思想作為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行動指南，必將給中國的方方面面帶來新的氣象、新的面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從十九大報告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可以清晰看出，這一思想相比其他組成部分又具有自己的許多突出特色。

 例如，更加鮮明的人民性。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黨的“四風”問題突出，貪腐現象嚴重，究其根源，在于宗旨意識淡薄，“為人民服務”被一些人看成是“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舊觀念”，甚至有人堂而皇之地提出什么“共產黨也有自己的利益”。對此，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手抓整風反腐，一手抓宗旨教育，習總書記本人更是就保持黨同人民群眾血肉聯系問題發表了大量論述。他旗幟鮮明地指出：“我們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統計十九大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恐怕非“人民”一詞莫屬。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到“著力解決人民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從“順應人民意愿”到不斷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從“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到“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從“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到“把人民利益始終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從“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到“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使各級人大成為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代表機關”，從“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到建成“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人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從“人民群眾反對、痛恨什么，我們黨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到“凡是群眾反應強烈的問題都要嚴肅認真對待”，報告處處閃爍著“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光芒。像這樣通篇強調、貫徹黨的宗旨的報告，在歷次黨代會中是不多見的。

 再如，更加鮮明的革命性。過去一段時間，少數人借口我們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而反對社會主義社會還要繼續進行革命，甚至提出什么“要把我們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使“革命”一詞幾乎成為“左”的代名詞。其實，“革命”并不完全指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我們黨堅持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相對于世界資本主義秩序來說也是革命。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否定“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同時，強調這絕不是說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不需要堅決繼續進行各方面的革命斗爭了，指的就是這種意義的革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指的也是這種意義的革命。他在十九大報告中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也是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思想基礎。要把堅持理想信念作為黨的思想建設的首要任務，教育引導全黨牢記黨的宗旨，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自覺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只要同歷次黨代會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革命”和“共產主義理想”等詞匯在這一報告中出現的頻率也是相當高的。報告在回顧黨的歷史部分，一開頭就引用了毛澤東“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的著名論斷，指出：“中國共產黨一經成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并且高度評價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的重要意義。報告除了繼續使用歷次黨代會所使用的“革命軍人”這一概念外，還首次提出了“革命文化”的概念，指出“革命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源泉；強調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所有這些，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顯著特色。

 又如，更加鮮明的斗爭性。改革開放前，我們黨一度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過分強調斗爭哲學，不該斗的也斗。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停止了這個不適于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在黨內外一些人中又出現了另一種偏向，即怕矛盾，怕斗爭，怕得罪人，甚至一度面對走私猖獗、腐敗成風、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宗教極端勢力和各種分裂勢力的挑釁，也不敢理直氣壯采取措施。有人還曲解鄧小平理論，用“不爭論”為不作為開脫。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大力倡導我們黨一貫的戰斗作風、原則立場、斗爭精神，在從嚴治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反對臺獨、疆獨、藏獨、港獨分裂勢力等問題上，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為全黨作出了表率。他說：“我國曾經有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他指出：“堅持正面宣傳為主，決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對于國內外敵對勢力散布的政治謠言和奇談怪論，“我們不能默不作聲，要及時反駁，讓正確的聲音蓋過它們。這與韜光養晦或不爭論是兩碼事。”他批評“一些單位和黨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責任感不強，在重大意識形態問題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長了錯誤思潮的擴散。”他告誡“宣傳思想戰線的同志要當戰士、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十九大報告充分體現了上述精神，明確指出：“社會是在矛盾運動中前進的，有矛盾就會有斗爭······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 報告提醒全黨：要充分認識這場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在加強意識形態工作問題上，報告指出，十八大以來，“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更加鮮明”，同時強調“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意識形態決定文化前進方向和發展道路”，要“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要“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各種錯誤觀點”，“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抵制腐朽落后文化侵蝕”，“倡導講品位、講格調、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在深化依法治國實踐和維護國家安全、統一的問題上，報告強調“要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要“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加強國家安全法治保障”，“嚴密防范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暴力恐怖活動、民族分裂活動、宗教極端活動”；提出“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要“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增強香港、澳門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強調“我們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挫敗任何形式的‘臺獨’分裂圖謀。”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問題上，報告肯定十八大以來，“堅決改變管黨治黨寬松軟狀況”，“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要求全黨“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自覺抵制商品交換原則對黨內政治生活的侵蝕”；反對“好人主義”，防止和反對“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在黨建部分，報告指出：“旗幟鮮明講政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黨的建設方向和效果。”“全黨要堅決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嚴格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則、政治道路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報告還在論述正確選人用人導向時指出：要“突出政治標準”，“旗幟鮮明為那些敢于擔當、踏實做事、不謀私利的干部撐腰鼓勁。”像這樣突出強調共產黨人的斗爭性，在歷次黨代會報告中更是少見的，可以說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又一顯著特色。正因為我們黨形成了這一新的指導思想，所以使我們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有了更加堅強有力的思想保證，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4、關于黨和國家奮斗目標的新布局。

 作出這個新布局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得以進入新時代的重要依據。這并不是說我國已經完成了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而是因為我們黨和國家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三步，有了更加具體的設想。

 自從孫中山提出“振興中華”以來，對什么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標志，始終沒有一個明確表述。毛澤東在新中國初期說過，到21世紀初，“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又說，“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這表明，在他看來，用一百多年，將中國建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趕上和超過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中華民族實現了復興。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按照毛澤東的設想，提出“三步走”戰略。但正如十九大報告指出的，“解決人民溫飽和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這兩個目標已提前實現”，20世紀末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眼看也要很快實現，剩下的目標就是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此，報告將十九大到二十大，規定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又將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分為兩個階段，即先用15年時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再用15年時間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意味著，從新中國成立到本世紀中葉的100年里，如果說前30年是為中華民族復興打基礎，中間40年是為實現溫飽和小康目標而奮斗，那么，后30年將主要是為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報告還明確指出，后30年的“總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可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對于十九大到二十大之間，進而對于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作出這樣的戰略安排，對于過去70年和未來30年作出這樣明確的階段性劃分，使全黨全國人民對今后的奮斗任務更加明確，對實現這些奮斗目標也更加充滿信心，當然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時代。

 報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闡釋同時告訴我們，這個新時代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變革意義上的新時代，也不是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而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性的新時代。在新中國迄今68年的歷史中，最為顯著和最為基本的分期莫過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大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的5年，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毅然糾正了將這兩個歷史時期加以割裂和對立的各種偏向，作出兩個時期雖然有重大區別、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的重大論斷，并在這個論斷基礎上，把兩個時期的經驗教訓聯系起來總結，校正改革開放的前進航向，從而使黨和國家事業發生了歷史性變革，使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重要原因和意義所在。就是說，自從十八大以來，我國歷史開啟了一個有別于前兩個歷史時期的新的歷史時期。報告指出：十八大以來“五年來的變革是深層次的、根本性的”，這一歷史性變革“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影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其深刻蘊義也正在于此。總之，開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是要回到改革開放前的時期，更不是要停止改革開放，而是要將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統一起來加以融匯繼承、貫通發展，是站在更高的歷史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唯物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螺旋式上升的運動，新中國的歷史發展、改革開放的歷史發展，同樣是螺旋式上升的。現在，經過改革開放前近30年、改革開放后30多年、特別是十八大以來5年的接力奮斗，我們國家終于跨入了人民群眾期盼已久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讓我們以更加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迎接這個新時代的到來吧！

（作者：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