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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來，“初中歷史教材刪除衛青霍去病”引發了巨大的爭論，最終以教育部強調明年將在初中歷史當中恢復相關內容結束了這一爭論。不過，在這一場爭論當中，很大一部分人發表的觀點有頗多不實之處。筆者在這里簡單談談個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一方面，初中歷史教材刪除的并不僅僅是衛青霍去病，還包括扁鵲和屈原等眾多人物。僅就漢匈關系而言，舊教材中占了整整一課的內容，除了衛青霍去病反擊匈奴以外，還包括冒頓單于統一漠北草原和昭君出塞等諸多內容，基本囊括了整個匈奴的發展變遷史和漢匈關系史。新教材當中，對于這一課采取了“整課刪除法”，衛青霍去病僅僅是被刪除內容的一小部分。另外，這也并不是像有些帖子所說的今年用的新教材才刪除的，而是2016年部編教材就已經刪除了，甚至可以追溯到2011年的課程標準修訂，2017年的教材只不過是沿襲了2016年的做法。

不過在這里，筆者重點想說明的是另一方面，即衛青霍去病乃至整個漢匈關系的被刪除絕非像某些人所說的是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蘇聯民族政策的產物，相反恰恰體現了“民國范兒”的回歸以及對教材的影響。

首先，在中國古代舊史學的體系之下，對于漢武帝反擊匈奴和昭君出塞的評價都是不高的。年紀稍大一點的朋友們大概還記得在高中語文課本中長期選用的杜甫那兩首詩，《兵車行》談到漢武帝時是作為窮兵黷武的暴政典型用來影射現實的，《詠懷古跡》談到昭君出塞則是作為痛苦與屈辱的典型來借古諷今的。這其實也代表了中國在古代對于這兩件事件的主流評價：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

(《兵車行》)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詠懷古跡(其三)》)】

如果不相信的話，我們可以查閱一下史書的原文。由于篇幅所限，這里僅以漢武帝出擊匈奴為例。《史記》當中談到這一事件時還稍微隱晦一點，強調“建功不深”，也就是“表現的不怎么樣”：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

《漢書》是以“尊漢”的正統主義作為中心進行書寫的，對于漢武帝等漢家帝王普遍充分進行了肯定。但是在評價漢武帝的時候，班固對于其反擊匈奴沒有提到一個字。其實這種“不提”本身就是體現了作者的觀點，即這一事件實在不值得稱道，只好“為尊者諱”：

【班固贊曰：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后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到了《資治通鑒》當中，司馬光談到漢武帝時更加毫無顧忌的批判，近乎全盤否定：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

這種對于漢匈關系的評價充分暴露了傳統史學和儒家思想的基本缺陷。即一方面鼓吹抽象的和平主義，把一切自衛反擊性質的戰爭均視做窮兵黷武。另一方面又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把一切平等的交往均視作難以承受的屈辱。這種嚴重的內在矛盾導致了其論述民族關系時的巨大混亂。

不過，這一時期的古典史學對于歷史上的民族矛盾與民族壓迫還是有一定認識的，像岳飛和文天祥長期受到歌頌，在漢匈關系當中，雖然否定漢武帝反擊匈奴，但是對于衛青霍去病等將領的個人事跡仍然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到了中華民國時代，特別是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史學陷入了更加嚴重的混亂。蔣介石提出的“中華民族宗支論”把少數民族通通說成是漢民族的宗支，對于歷史上的民族沖突進行片面的回避。像有的專家發現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五胡入主中原造成的破壞便基本退出了歷史教科書，僅僅單純強調其正面意義：

【30年代后 ,對五胡亂華和孝文帝改革的評說中 ,很少提及五胡入主中原對中國文化的破壞 ,而是強調其對中國民族融合的意義和中國文化發展的貢獻。(《“五胡亂華 ”和“孝文帝改革 ”: 事件、敘述與認同———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

相反，延安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這種片面回避歷史上民族矛盾的做法很不以為然。例如，1943年7月21日的《解放日報》刊發的《評中國之命運》中便對于國民黨篡改歷史掩蓋民族矛盾的說法進行了無情的嘲諷：

【把中國國內各民族做那種解釋，則全部中國歷史都變成一堆不可了解的糊涂帳。如果照那種解釋，則漢時代漢民族和匈奴的戰爭，就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或者說是大小姓的沖突吧)。五胡亂華、南北朝那時代漢民族與各民族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唐時代漢民族和回紇、葉蕃、沙陀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五代時漢民族和契丹的戰爭，宋時代漢民族和契丹、西復、女真、蒙古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明時代和蒙古、滿洲的戰爭，也就都不算是民族的戰爭，而只算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太平天國和同盟會反滿的戰爭，也就都不是民族的戰爭，而只是一個民族內部的戰爭了。若然，則岳飛、文天祥、陸秀夫、朱元璋、徐達、袁崇煥、史可法、鄭成功、李定國、洪秀全、李秀成、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以及孫中山先生……這一切在漢民族史上可歌可泣、而為漢民族和中國河山生色的歷史人物，不就都成為一批毫無意義而死去的愚夫愚婦嗎?而石敬瑭，張邦昌、劉豫、秦檜，洪承疇，曾國藩、張勛……這一切萬惡不赦的漢奸，不又大可以“登廟堂之上，而受俎豆于千秋”嗎?】

正如真理終將戰勝謬誤，延安也最終戰勝了重慶。到了新中國成立以后，歷史研究與歷史教材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下進行了梳理與重建。其基本原則是提倡民族平等與民族融合，反對民族壓迫與民族分化。像宋代的完顏阿骨打起兵抗遼是值得肯定的，因為當時遼國與契丹人是壓迫者，女真人是被壓迫者;而岳飛抗金同樣是值得肯定的，因為當時金國與真人是壓迫者，漢族是被壓迫者;北魏孝文帝改革是值得肯定的，因為促進了民族的融合;元代的四等人制是應該被譴責的，因為這制造了民族隔閡與分化……這樣一來，許多難以論述的問題一下子就清晰了。

具體到歷史教科書的漢匈關系方面，新中國也對于傳統史學當中的相關論述進行了徹底的“歷史翻案”：漢武帝反擊匈奴不再是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因為在此之前匈奴對漢朝采取了壓迫性的掠奪性政策，漢武帝的反擊是反抗民族壓迫的正義之舉。昭君出塞同樣是值得肯定的，因為經過漢武帝時代衛青霍去病擊敗匈奴之后，匈奴的勢力有所下降，具備了兩族平等友好交往的基礎，所以這一政治聯姻促進了漢匈兩族的友好交往和最終融合，絕非漢初和親那種屈辱性的悲慘行為。

歷史教科書當中的這種表述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中國史敘事“反抗民族壓迫——民族平等交往——民族融合”這種民族關系發展三部曲。又因為漢匈關系是第一個詳細論述的中原王朝與周邊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所以長期采取了采用專課重點論述的形式，往往給初中學生極其深刻的印象，成為了新中國培育初中生掌握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民族觀的教學范例。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在教材編訂時并沒有因為古典史學與古典文學當中存在的價值觀缺陷而進行片面的否定，而是強調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能以今非古，強求歷史人物超越自身所在的時代。例如，《史記》與《資治通鑒》雖然有不少缺陷，但是新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仍然長期列專節進行肯定性論述。再如，前面提到的杜甫那兩首詩與新中國時代漢匈關系的評價顯然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卻仍然長期被選入中學教材。這是因為杜甫這兩首詩當中體現歷史觀雖然有偏差，但是主要是其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局限性，詩歌本身還是具有極高文學價值的，所以仍然可以被選入教材。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敘事是建立在階級敘事的基礎之上的。即正是因為各族勞動人民都有反抗剝削階級壓迫的內在要求和動力，所以才具備超越民族分歧實現平等交往乃至民族融合的可能性，也正是因為民族壓迫的實質其實是壓迫民族當中的統治階級壓迫被壓迫民族的勞動者，所以反抗民族壓迫不僅體現了被壓迫民族的要求，同樣也是符合壓迫民族廣大勞動人民利益的。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得以成立的內在邏輯前提。這也使得新中國對于眾多歷史上民族沖突論述并未損害民族團結，反而進一步古為今用消彌了民族隔閡。

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階級敘事的逐漸淡出，傳統民族敘事也處于了一種極端尷尬的狀態。因為只能講民族不能講階級，“民國范兒”便就又逐漸回歸了。在這種情況之下，近代的抗日戰爭特別是國民黨的正面戰場那些“豐功偉績”成為了中學歷史教學的重中之重，歷史上的民族問題則逐漸敏感化了。特別是其中的一些民族沖突，運用民國式的片面強調中華民族和諧論的國家民族主義敘事是無法講解清楚的。包括衛青霍去病在內的漢匈關系被整體刪除不過是這一種趨勢的必然反應而已。

現在衛青霍去病回歸初中歷史教材了，這本身當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且不說關于昭君出塞等其他內容是否回歸尚且是一個問題，單就相關內容的研究與教學來看，如果不能根本上改變當前歷史學界和教育學界流行的片面回避民族沖突的“民國范”，實現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和民族觀的回歸，科學論述這一問題仍然是很困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