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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國屏，1978年年屆30時從安徽蒙城插隊的農村考取上海復旦大學生物系微生物專業。他在擔任從班長到系校學生會領導的同時，還參加了從微生物生長生理到宏觀生態學的各種科研實踐。大學四年是趙國屏勤學苦練的四年。

1982年畢業前，趙國屏又面臨一次抉擇。當時他是學生身份的復旦大學校黨委委員，他所任班長的微生物專業被評為上海市三好集體，學校希望他留下來，給他科研和行政的“雙肩挑”任務，培養他“進步”。不過趙國屏認定，做科研就要踏踏實實從頭做起，于是決定報考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生所的碩士研究生。

1983年，趙國屏獲得上海植生所推薦，順利通過了CUSBEA的筆試和面試， 1990年，趙國屏獲得普度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

1992年，已獲得博士學位并留校任教兩年的趙國屏，決定回國。回到上海的趙國屏，一開始參與了創辦上海Promega（普羅麥格）公司的工作，為首任生產經理。從建設實驗室開始，兩年之后，不僅出了產品，而且開始賺錢。1995年，趙國屏回到中科院上海植生所，接下了以前導師創辦的微生物次生代謝調控實驗室。他首先著手改造了簡陋的實驗室，引進一位他在普度學習時結識的同事；一年后，實驗室的三位老師，拿到了三個大項目。

1998年10月，國家人類基因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開始做大規模基因組測序，趙國屏代表中科院出任理事。同年，趙國屏在中科院創新工程的支持下，開始人類疾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工作。讓趙國屏異常感慨的是，2001年，Nature Genetics雜志發表他和研究團隊所做的克隆乳光牙Ⅱ型疾病基因成果時配發了評論說，定位克隆已經不再是西方科學家的專利。

▲中國工程院院士付賢智，是從福建邵武蓮塘公社芹田大隊插隊的農村進入大學校門的。1993年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到美國知名學府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在該校繼續從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7年，麥迪遜大學為了挽留他，以“杰出科學家”的身份為他全家辦綠卡，許諾他4萬美元的年薪及房子、轎車，但付賢智都一一拒絕了。對于這段經歷，付賢智說：“我是50后，我插過隊，能上大學不容易，我的經歷決定了我要回國。”他說，出國就是為了看看國外的教授怎么做科研，打算掌握了他們先進的科研方法，再報效祖國。回到福建家鄉，在簡陋的條件下開展光催化研究。回國不到一年，他們便取得國家3000萬元科技攻關項目。非典期間，他的團隊研制了具有抗菌和阻隔飛沫的光催化劑抗菌口罩，調赴北京。

▲中國科學院院士彭實戈，1968年他插隊來到了革命老區—臨沂縣唐河鄉小東嶺村。1971年被推薦入讀山東大學物理系。1974年畢業于山東大學，獲學士學位。1986年獲法國巴黎第九大學數學與自動化三階段博士、普魯旺斯大學應用數學博士、1988年至1989年，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后研究。1992年獲法國“領導研究資格”證書（即國家博士）。1986年，在法國的留學生活即將結束時，盡管導師、同事非常希望這個才華橫溢的學生能夠留下來，但彭實戈認為，考慮問題的角度不應從個人得失出發，覺得，學成回國對于自己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其林，從南京近郊農村插隊的田農到大學課桌，他萬般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由于從小在南方水鄉長大，周其林一開始并不適應蘭州寒冷干燥的氣候環境。有一次，他在路燈底下坐著念書忘了冷，結果凍出了風濕性關節炎，疼痛難忍，被同學送進了醫院。“那時候，大家都非常刻苦，不肯放過任何一點學習的時間，常常徹夜攻讀，否則就會覺得辜負了光陰。” 周其林回憶說，那時在路燈下念書而凍病的學生屢見不鮮，后來學校為了保護學生的身體，每晚12點就會準時熄燈，甚至連路燈也關掉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于起峰，1974在南寧市心圩公社插隊3年。1977年考入西北工業大學飛機系，1981年畢業時他懷著獻身國防科技事業的遠大理想，考入國防科技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從此與國防科技與教育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1990年，組織上選派于起峰赴德國攻讀博士學位。他以強烈的使命感和緊迫感只爭朝夕地刻苦學習，僅用3年時間就取得了在德國通常需要6年才能完成的博士學業。學成回國后，于起峰帶領大家深入研究我軍未來武器裝備發展需求，及時調整研究方向，在突破制約部隊現代化建設的核心技術上不懈探索。

▲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曾在內蒙古四子王旗插隊，1973年底參加了文革中僅有的一次高考而進入清華建工系暖通專業學習。次年3月“開門辦學”就開始下廠勞動，從二七車輛廠、878電子廠，到參加援藏團，他們的大學其實是在工廠里度過的，一起下廠的老師們，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給了他們許多難忘的教誨，從工廠里那些鉗工、車工師傅們身上，他們也學到了實際生產的本領。這樣，到畢業時連小學文化程度的同學也都能夠作設計了。江億說，實踐也許是最好的老師。

1977年1月，他們結束了在清華的學習，江億被分配至甘肅蘭州504廠，在車間干了近10年設備運行、維護。1978年9月，當得到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時，清華的老師立即告知幾位“才子”回校應考。從此，江億才開始在清華真正地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從碩士到博士再到院士，他是把大量的精力、時間放在了書齋和實驗室之外：地鐵里的溫度控制、為蘋果產區的農民解決儲存難題、幫助北京市政府解決冬季大白菜的儲存……這些讓一般人看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但實際包含很深的學問，是人民經濟生活中急待解決的難題。江億說，自己從十幾歲就與農民、工人在一起生活、勞動，如果可以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為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那是非常有意義的。

江億在讀碩士的時候成為最早研究北京地鐵升溫問題的人。那時沒有什么課題立項，也沒有研究經費，只是說有這么個難題需要解決。他常常帶著幾個本科生半夜兩三點鉆到地鐵里去測。

1982年起江億就參加了由山西省農科院主持的國家“六五”攻關重點項目《蘋果的產地儲存技術》，負責其熱環境原理研究及性能優化。他們利用當地現有的條件，為農民設計出窯洞儲存蘋果的土辦法，就是打出幾十米的窯洞，再在里面修一條通風道，讓空氣流通起來，通過調節窯洞內外空氣的流通來調節溫度，這樣里面的溫度就被控制在0-6攝氏度。配合他們研究的“自發式氣調技術”，實現了與現代化儲存手段完全相同的儲藏保鮮效果。在窯洞里儲存的蘋果，到來年“五一”吃還是脆的。江億說，我們的儲存技術可以說做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對蘋果種植業的發展起到重大作用。

那幾年他到各地去都是乘火車，常常是站票來回。他估算過，一年中光站在火車上的時間就有近一個月。辛苦是辛苦，但農民的勞動果實，存到春節再賣一斤可以多掙2毛錢呢，他的成就感至今還是溢于言表。他也因此交下了好多的農民朋友。

當年“冬季大白菜”是北方老百姓冬季數月幾乎唯一的“當家菜”，政府為了穩定菜價更是煞費苦心，其關鍵問題又是儲存。江億與在京的一位美國教授合作，應用采后生理學最新成果，找到了要求的控制參數和白菜腐爛的主要原因——乙烯濃度問題，終于與北京蔬菜所的研究人員一起，設計出新的儲存辦法，之后在北京市全面推廣，后來連新疆伊犁的人都過來參觀學習。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江億先后為內蒙赤峰、遼寧沈陽等城市熱力公司進行熱力管網控制工程。這其實就是同方的前身“清華人環公司”的雛形。

他認為特殊的時代給了他們豐富的社會閱歷和實踐經驗，從而養成了凡事都要多問幾個“為什么”的思想方法。

江億說，現在我們經常講“與國際接軌”，但在建筑節能方面卻是萬萬不行的！以美國為例，他們的房子其溫度、濕度基本上都是人工調節，要耗費大量的能源。因此他們的建筑能耗人均水平是我國城市（僅是城市，還不包括農村）的7倍。我們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如果采取美國的生活方式，就是把全世界的能源都拿來也不夠。

江億認為，我國人民祖祖輩輩養成的節儉的生活模式、消費文化是非常寶貴的，千萬不能丟。他對城市里鱗次櫛比的新建筑其高能耗的現狀非常憂慮，他拿清華的新舊建筑作了一番比較。有全封閉空調設備的新教學樓其能耗是舊教學樓的三到四倍。“這與建設綠色大學的目標是極不相符的，樹要種，綠地要建，但節能降耗、做節約型社會的榜樣是更加重要的大事。”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進東，1978年考入西南師大生物系，畢業后考取武漢水生物研究所研究生，1984年獲碩士學位后赴美留學，1990年獲美國德州大學博士學位。1990年至1994年在美國賓州大學完成博士后研究并受聘為美國加州ABI公司研究員，曾獲美國技術專利一項。1994年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任教。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事業有成并取得專利后，念念不忘報效祖國，毅然放棄國外優越的工作條件及豐厚的待遇，攜妻、女回國。回國后，不計條件和報酬，任勞任怨，全身心地投入教學科研工作，而且積極熱心地接受組織交給的各項工作任務。

▲中國科學院院士崔向群（女），1951年出生，1969年，崔向群跟上千萬的知識青年一道上山下鄉，被分到江西建設兵團農機連。此后3年，她白天跟著師傅修拖拉機，閑時自學高中數學、物理，還跟著一位好友學習針灸。

1971年，崔向群獲得大學推薦名額。然而，她的分配指標從上海某醫學院，換成華東工程學院（現南京理工大學），專業也從計算機專業調到光學儀器專業。

崔向群對醫學頗感興趣，但仍然選擇了服從分配。“對我們那代人來說，讀書的機會太難得了，有書讀就不錯了。”崔向群說。

　　1975年于南京理工大學光學儀器專業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飛機制造廠工作。但她為了專業對口，堅決要去江西光學儀器廠工作。

　　當她從南昌乘火車、轉汽車又步行了好幾里山路才到達儀器廠時，廠里組織干部問她：“你怎么要到山里來？我們想出都出不去呢！”

　　儀器廠沒有給她安排任何技術崗位，而是讓她去光學車間當工人。“山溝就山溝，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學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堅持了下來。

在偏遠的軍工廠里，崔向群想盡一切辦法“沒事兒找事兒干”：手工修磨透鏡不僅操作累，還會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設計了一種手持夾具卡住透鏡進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鏡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辦法，她就設計了火漆機；看到高速拋光機沒人使用，她就主動要求試驗高速拋光工藝……　　崔向群探索的腳步從未停止。“我的出發點就是要做事，學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義。”她說。

1993年，崔向群受聘于總部設在德國的歐洲南方天文臺，沉浸在當時全球最大天文光學望遠鏡的項目攻關中。有一天，她收到導師蘇定強院士的來信。信中，蘇定強提出在國內開展大規模光譜巡天的天文學戰略設想，建立大視場兼備大口徑的光譜巡天望遠鏡的構想。由于技術挑戰難度非常大，項目組希望崔向群加盟。“參加‘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項目就是參加‘敢死隊’，而你就是‘敢死隊’隊長。”蘇定強向崔向群發出召喚。

　　得知消息后，歐洲南方天文臺一再挽留她；德國一家大企業也邀請她去工作，并承諾兩年后派她回中國工作……崔向群謝絕所有挽留和邀請，毅然于1994年初回到國內。

　　在國內，崔向群一家三口擠在50多平方米的套房內，她每月工資也降到原來的40分之一。面對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國《科學》雜志采訪時說：“我很高興回國，這架望遠鏡將使中國為世界作出貢獻。”研制最困難的時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潑冷水。崔向群既要當“濾波器”穩定軍心，又要當“推進器”鼓舞干勁，更重要的是要帶領大家解決主動光學、拼接鏡面、光纖定位等諸多世界級技術難題，讓中國科學家創新的世界獨一無二的望遠鏡建成。

繁重的工作讓她落下了嚴重的頸椎病并伴有高血壓，而她仍然通宵達旦地忙碌，還經常向同事們介紹“經驗”：困了喝咖啡，睡不著吃安定。

她率領她的團隊用12年時間攻堅克難，終于實現中國天文望遠鏡對世界先進水平的追趕與超越。

▲中國科學院院士孫世剛，1954年出生，1970年16歲的孫世剛到四川萬縣的一個小山村里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他便考入廈大化學系。1982年畢業后，他考取了國家教委出國研究生，赴法國巴黎居里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86年于法國巴黎居里大學獲國家博士學位。

1987年底，他放棄法國一份有著豐厚年薪的工作，回到中國。孫世剛說，在那個年代出國，看到中國和外國的差距是驚人的，我的想法很樸素：趕快回國，把我們所學的知識教給學生，讓差距不要再這么大。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孝平，1973年畢業于蚌埠醫學院，1982年和1985年分別獲得同濟醫科大學醫學碩士和博士學位。現任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外科學系主任、肝膽胰外科研究所所長等職務。從事外科臨床、教學和研究工作40余年，已施行和指導施行各種肝膽胰手術1萬多例，含肝癌6千多例。在裘法祖、吳孟超和湯釗猷等前輩的工作基礎上，他在肝癌外科治療和肝移植方面做出了系統的創新性成果：提出新的肝癌分類；提出大肝癌可安全切除的理論；建立3項控制肝切除出血技術和1項肝移植術。這些理論和技術已應用到臨床，效果顯著；提出小范圍肝切除（中肝切除）治療肝門部膽管癌的理念，為在臨床上成功實施這一理念，他專門創立了不縫合膽管前壁的肝腸吻合術（文獻中稱“陳氏膽腸吻合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減少胰腺癌行胰十二指腸切除術后胰漏發生，他創立用“U”形貫穿胰腺縫合技術實施胰腸吻合術，簡化了手術操作，且明顯減少了術后胰漏發生率，提高了手術成功率，文獻中稱此技術為“陳氏胰腸吻合術”。其成果得到國內外同行認同的高度評價，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榮譽院士Renzo教授2014年在《Nature》發表署名文章，稱“陳孝平是國際肝膽胰外科技術改進與創新的領導者”。

▲中國工程院院士張洪程，1951年出生，回鄉知青。1975年畢業于江蘇農學院農學專業，作為農民的兒子，張洪程始終情系農業、農村、農民。他跳出“農門”后又回“農門”從事農業科技的教學、研究和推廣，傾力研究農學、農藝、農作，決心一輩子與“農”結緣。

▲中國科學院院士武維華，山西孝義縣回鄉知青， 1984年12月獲得碩士學位，并隨導師回到原北京農業大學工作。1988年1月，武維華由國家基金委資助赴美進行訪問研究。1991年獲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博士學位，再到哈佛大學生物學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當時在國外的生活輕松、安定。不過在1994年9月，出乎意料地，武維華回國了。“為什么會回國？” “很自然的事，你們為什么要問我為什么？”武維華自顧自答起來，“回來還是能做點事兒吧！” 當年他身在國外看到父親家書中的一句話時，是如何涕淚縱橫，“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看到你們回國服務”。

武維華說，“人的一生太短暫，要想做好很多事實在不易。我只能在植物生理這個領域做點事，哪怕只能做好一兩件事，也就心滿意足了。”

“做一兩件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一點都不簡單。“不僅要能吃苦，還要耐得住寂寞”， “基礎研究只是一個探索階段。從基礎研究到應用基礎研究，再到應用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實驗、實驗、再實驗、再驗證，一項實驗要走過五年、十年，也許一輩子才能得出結果來。”

在寂靜無聲、廣闊無邊的科學田野上默默行進，武維華似乎成了“山中無甲子，寒歲不知年”的隱士。“回國后的十幾年間，幾乎每天晚上都是凌晨一點前后才離開實驗室和辦公室。”很多個春節，武維華也是在實驗室度過。“大年初一，就歇一天吧。”家人對武維華的勸說根本起不了作用，“人要過年，實驗室的苗子可不過年，它該長還要長，并不是大年初一就不長嘍。”

新年依舊忙碌，更別說日常的周末、節假日。“不能休息，工作的頭緒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事做。真的是習慣了，有一天不研究，反而渾身不舒服。”

“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國以農為本。關于農業，武維華憂慮得太多。因為研究領域“離農作物不遠”，因為身在農業大學，更因為對土地、對農民的感情。

院士們的行動說明“理想信念才是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