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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知青”院士的上山下鄉情結

點擊：作者：葛元仁來源：美篇發布時間:2017-12-18 12:15:51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國屏，1948那出生，1969年1月趙國屏在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從上海到安徽蒙城插隊。趙國屏說：“我去農村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比較喜歡生物，屬于比較理想主義的。”在10年插隊生涯里，他帶領插隊組同學和生產隊社員育種、搞試驗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窮村變為富饒之地，自己也從毛頭小伙兒成長為大隊書記貢獻了人生最美好的歲月，他真正“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完成了大學前的基本教育。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趙國屏卻選擇了放棄高考。因為他放不下改造農村的心愿。

“你應該多學本領，做農民做不到的事情。”直到第二年春節，在生產隊長的勸說下，趙國屏清理完賬務，才回到上海復習備考。

▲中國工程院院士付賢智，1957年出生，他從邵武一中高中畢業后，到原蓮塘公社芹田大隊插隊當知青。他說，我1976年11月，調到大竹中學任教，在這期間一邊教書一邊自學。1978年參加高考，考出了物理98分、化學100分的優異成績，被破格錄取到北京大學化學系。

▲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其林，1957年出生，1973年從南京一所中學畢業后下鄉到農村，每天與農田和牧牛打交道。1977年高考制度恢復，他還是南京農村的一名普通下鄉知青，除草、耕田、收割是他每天生活的全部。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他重新拾起已經荒廢4年的學業，準備報考南京大學物理學系，卻由于激烈的競爭而落榜。盡管第一次高考失利，周其林卻沒有失去信心：“我反而發覺考試沒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困難，如果再有半年的時間，我一定可以考上。”于是在高考制度恢復后的第二年，21歲的周其林以物理91、化學89的高分走進大學，成為蘭州大學化學系的一名學生。

▲中國工程院院士江億，1952年出生，1968年到內蒙古四子王旗半農半牧區插隊，種了5年地。五年的插隊生活，在江億院士的回憶中，他們7名知青勞動之余對哲學共同的“酷愛”讓他娓娓道來。他記得那時他們在油燈下攻讀甚至可說是“研究”的經典著作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歐洲哲學史》《歐洲文藝復興史》等，他們想要從偉人們的論述中尋找對現實中諸多困惑的解答。

5年的重體力勞動，他們學會了各樣農活，鍛煉出一副吃苦耐勞的筋骨，更重要的是有了一個會進行“哲學思考”的大腦。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進東，1956年出生，1974年于重慶南開中學高中畢業后到四川省忠縣農村插隊，在那里呆了兩年多。當時，他一個人呆在生產隊，一年出工300多天，每天工分最多是9分錢，隊里根據獲得工分的多少，發給他紅薯、谷物等。在他臥室隔壁的倉庫里，經常可見老鼠、蟑螂和蛇，他說：“那段日子使我受到很大鍛煉”。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孝平， 1953年出生，后來下放到安徽農村，當時縣里要求每個隊都要出一個人跟著“赤腳醫生”學醫，陳孝平就這樣被推了出去，接受了3個月的培訓之后，陳孝平成了來往于各個村之間的“赤腳醫生”。從最初的感冒肚子疼，到慢慢地可以處理復雜一點的疾病，這段經歷讓陳孝平感受到了作為醫生的責任和魅力。1970年，縣里推薦“工農兵大學生”到蚌埠醫學院學習。與陳孝平競爭名額的對手，選擇進城當工人，陳孝平“笑納”了這個難得的機會，正式開始了從醫之路。

▲中國科學院院士楊衛，1954年出生，文革開始，楊衛實際上只讀了一年中學。1969年01月不到15歲就主動要求到陜西省延川縣馮家坪公社聶家坪大隊插隊，度過5個春秋。那段歲月，他一邊務農，一邊自學完成了初中的數理化課程。那時條件艱苦，總是漫山挖野菜，餐餐糠菜果腹，記得大冬天曾用井水洗手，雙手凍得腫成饅頭似的。

這種深深的“知青情結”，串起了他人生旅途中的點點滴滴，他說，“抓緊時間”、“做事認真”成為一生的理念。那時候他1天只有3個小時可以讀書。

1973年09月被推薦上大學。他說“是農民推薦我上了大學”，畢業時，西北工大要他留校，楊衛堅決要到工廠去，當時就去了江西的一個鍛鑄工廠。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1953年出生 1969年8月響應國家號召，下鄉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在一師三團當農業工人、班長，1973年4月是黑龍江省安達縣城郊公社繁榮大隊知識青年。“我是在知識青年期間自學了全部初中和高中的數理化課程的。”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文江，1953年出生，1970年隨著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來到了距上海千里之遙的江西偏僻小山村，開始了務農的生活。他說：“6年后，我學會了種田，也在當地首次用化肥種水稻、用農藥來滅蟲等工作，加入了共產黨”。

▲中國工程院院士南志標，1951年生，1969年由北京到山丹軍馬二場草原隊插隊，愛上了大草原。先后作為拖拉機手、草原技術員、科研與管理工作者已在草地畜牧業生產與科研領域工作了30余年。

▲中國科學院院士白春禮，1953年出生，1970年他聽說建設兵團的戰士是一群不戴領章、帽徽的軍人時就毫不猶豫來到了離家千里的戈壁灘上，成了黃河岸邊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二師十八團戰士。當時的民諺說“苦不苦，一天二兩土，今天不夠明天補”；他住在“干打壘”的泥土房；每月領5元的津貼；買幾分錢半斤的“全面粉”餅干改善生活；辛勞工作之余，他撿起了哥哥留給他的舊課本，就著昏黃的燈光，自學了初中、高中的全部課程。1974年，經過全連戰士三輪不記名投票評選和參加文化考試，白春禮作為一名“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學員”成為北京大學化學系催化專業的學生。

▲中國科學院院士翟明國，1948年出生，1966年翟明國即將高中畢業的他不僅是學習上的尖子，還被發展為黨員，學校已決定保送他進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隨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洪流，他到了新疆軍馬場。

在翟院士看來，自己當時的知青生活，并非像一些影片中展示地那般困苦；相反，當地牧工的熱情與樸實深深地打動了他。“他們一個月平均只有20來塊錢，但卻會把家里的雞蛋煮好塞給我們。”對他而言，人生并沒有因為時代的變故而滑入低谷。他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怎么把馬放好”。

▲中國科學院院士祝世寧，1947年出生，1968年底，他從南京市十中（今金陵中學）高中畢業，響應號召，到盱眙縣明祖陵管鎮公社花園大隊插隊。他說：“那個時候，真的做好了扎根農村干革命的思想準備。”“我下鄉的行李里，除了政治書籍外，還特意揣上幾本在大學教書的伯伯送的《生物化學講義》、《遺傳學》和自己買的農業生產用書，想學點生物學知識為當地農村做點事。”晚上從田間收工回來，祝世寧便坐在煤油燈下專心致志地讀書，常常到深夜。　

他跟當地的農民一樣，上河堤、扒河工、插秧、收莊稼，后來因為生產隊需要，還當過生產隊會計，做過知青點的團支部書記。他說：“兩年的插隊生活，讓我知道了真正的農村是什么樣的，知道了農民是在什么樣的條件下生活的，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生活鍛煉了我的體魄，磨練了我的意志。除了每天正常上工外，針對當地作物產量不高的狀況，我在生產隊的支持下種過試驗田，嘗試培育玉米、水稻新品種。”

1970年后，祝世寧在沭陽馬廠柴油機廠工作了7年。在此期間，他將中學物理中學過的力學、熱學知識以及自學學到的機械制圖、電工學等各種知識運用到工業生產中，有時也搞點小發明、小革新。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進，卻能改進工件質量，提高生產效率，減輕勞動強度。為了學習更多知識，祝世寧經常一吃過晚飯，就和一批年輕的伙伴去食堂看書，因為那里有座位，有電燈。“那時候，我在工廠里干的是最苦、最累、最沒有技術含量的活”。“但是，不同的環境能做出不同的成績，這好比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我就是要當好這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讓機器穩定運轉，螺絲釘也就得到了升華！”

▲中國工程院院士林忠欽，1957年出生，1975年高中畢業，到宜賓縣雙龍鄉插隊，2012年5月25日，他在母校宜賓六中新校區召開的校友報告會上提到，雙龍鄉是一個培養了他吃苦耐勞的地方。

▲中國工程院院士楊寶峰，1957年出生，中學時，他是校長在全校表揚次數最多的學生；1974年，在吉林大山林場做知青時，是效率最高的務農高手；1976年，被大家從四五百名知青中推選出來到沈陽藥科大學藥學系就讀，他是學習拔尖的學生會主席。

▲中國科學院院士唐本忠，1957年出生，上世紀70年代中期，唐本忠高中畢業后，到潛江市熊口農村插隊。雖然農村繁重的體力活讓他這樣剛出校門的下鄉知青苦不堪言，但每次打堤挖河后，有著堅定理想抱負的唐本忠總能心無旁鶩地在知青們滿腹牢騷中埋頭苦學。　

幾年后，唐本忠招工到武鋼一冶成為了一名工人。由于白天要上班，晚上怕影響室友休息，他于是找來小板凳，披著破舊的大衣，借著廠區昏暗的路燈看書學習。而這，曾一度是當時一冶廠區一景，更成了不少一冶干部職工教育子女的典范。

那段時間里，唐本忠常常省吃儉用，把每次二角錢的夜班補助費節省下來購買學習資料。

▲中國科學院院士趙政國，1956年出生，高中畢業后，隨時代大潮走進湖南農村插隊。插秧、伐木、興修水利、半夜睡在田地里看管稻田……插隊期間,趙政國白天勞動,晚上就著柴油燈學習。在當年那個遠比城市惡劣的環境里,趙政國反而將身體鍛煉得更加強壯了。兩年的知青經歷,趙政國記憶猶新,“那段時光鍛煉了我的毅力和意志力,讓我加深了對農民的感情,也了解到農民的極大智慧,深深體會到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

1976年,被招工到湖南懷化303廠的趙政國,當了一名車工。在車間里,趙政國借了一套微積分的書籍,宿舍的墻上被他寫滿了公式,短短幾個月,他就自學完了微積分知識。機會總是眷顧有準備的人,1977年恢復高考,趙政國以優異成績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物理系錄取。

▲中國科學院院士馬志明，1948年出生，1968年，馬志明從成都四中高中畢業，跟同齡人一起，響應毛澤東主席“上山下鄉”的號召，到四川省渡口市（如今的攀枝花市）當了一名炊事員。早就“想學一點東西”的馬志明從中學同學方平的母親、四川師范大學數學老師張芳那里得到的一包數學書。馬志明記得張芳是這樣對自己說的：“你要什么書，就拿什么書。” 離開張媽媽家時，背了一書包數學書。

當然，盲目地讀書是不可能成功的。他還輾轉托朋友找老師求教。其中四川大學白蘇華老師給了他很多幫助。白老師在川大數學系資料室工作。他指點馬志明應該先學什么，后學什么。他告訴馬志明在哪個領域有誰的作品值得一讀。白蘇華淵博的知識讓年輕的馬志明佩服，因為數學，兩人結為幾乎無話不談的忘年交。

他從一本“容易看懂”又“費點勁”的書開始了自學，“越學越高興”，逐漸嘗到了自學的樂趣，也不斷增加了對數學的興趣。

后來，馬志明當上了伙食團長。再后來，馬志明做了倉庫保管員。做倉庫保管員要干重體力活兒，特別是卸貨時要扛很重的包裝。但馬志明卻為轉換工種而感到高興，因為在不卸貨時他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研習他心愛的數學。他對記者回憶，當時慢慢就沉浸在數學的學習和研究中了，也沒有想到以后要成為數學家。

24歲那年，馬志明聽說大學恢復招生，招收“工農兵學員”。他跟市招生辦公室聯系，表示自己喜歡數學，也自學了一段時間，希望獲得推薦資格。

工作單位同意推薦他。但在政治審查材料里，有人給他寫了一句“不安心本職工作”的評語。為此他錯過了這次機會。“我認為我可能一輩子都沒機會讀書了。這就是命運。”馬志明說。

但3年之后，1975年，為他寫政審材料的那位干部因為愛才，主動找他提出愿意推薦他讀大學。27歲的馬志明已經超齡，但幸運的是，他已有5年以上的工齡，因此，成了重慶師范大學數學系的帶薪工農兵學員。

馬志明對記者指出：“那時候不是應試教育，教學質量相當好。”他認為，自己自學數學，有人指點一下就可以學下去，這得益于當時打下的基礎。功利色彩太重，是馬志明眼中當今社會的一大弊病。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各種場合呼吁人們摒棄浮躁情緒，淡泊明志。馬志明說，浮躁的風氣是中國成為科學強國的大敵。這位數學家十分懷念當年自學數學時的生活。那時，他四處拜師，興趣越來越濃。沒有升學壓力，沒有奧數培訓，也沒有評獎和評估。

▲中國科學院院士龍以明，1948年出生，1968年，龍以明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在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當上了羊倌和馬倌。每天與一千多只羊或八百多匹馬打交道。“當年在草原上放羊放馬時，從未幻想過有機會繼續讀書。”龍以明回憶起那段馬背上的時光時說，“但那些年我學會了踏踏實實做人、兢兢業業做事。特別體會到在任何環境下，只要努力，總是有希望的。”他原本沒有憧憬過做數學家。讀中學時，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引起了他的興趣。1972年，他考取天津師范學院培養中學教師的進修班，回到課堂學習。他白天上班，晚上自學數學。“高等代數”、“數學分析”等大學本科課程就是那時在地震棚里念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