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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在國際社會的意識形態斗爭日趨復雜的背景下，社會主義中國還將長期面臨著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挑戰。而西方敵對勢力圖謀和平演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選擇，就是搞垮我國的國有經濟這一基礎。

　　2014年8月18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又明確指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們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進一步強調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的，是要“堅定不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為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出積極貢獻”;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統一思想，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切實履行對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領導責任。”要言之，習近平和中央文件始終強調，一定要在改革中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共產黨執政中的重要作用，鞏固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支柱性經濟基礎。

　　然而，近年來社會各界一直流行著嚴重的錯誤觀點，認為“國有企業與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沒有關系”，認為私營經濟搞好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鞏固了。在《財經》雜志“預測與戰略——后危機時代的變局”2010年會上，有學者提出了這個觀點。2011年4月，天則經濟研究所在《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中也提出了類似觀點。還有人則進一步認為，對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對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進行資本主義股份化改造。這種將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鞏固和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相分割并歪曲黨中央關于國企改革宗旨的言行，在社會上引起了比較大的思想混亂。對此，需要作深刻的評析。

　　(一)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基本綱領

　　毋庸諱言，從長期的歷史規律來看，在社會經濟基礎中有什么樣的利益格局，就會有什么樣的政黨執政。共產黨的執政同樣不會偏離這一規律。1880年，馬克思在《法國工人黨綱領導言》中曾指出,生產資料屬于生產者階級,不是采取個體形式就是采取集體形式,而后者“只有通過組成為獨立政黨的生產者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革命活動才能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569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由于共產黨代表的是勞動大眾的利益，其指導思想、成員構成和來源、方針政策等必然要立足于和服從于勞動階級的需要，而不可能服務于剝削階級的需要。

　　政黨領導是現代國家政治過程的基本特征。在現代國家的政治過程中，政黨是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政治主體。(王滬寧：《比較政治分析》第11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所謂政黨執政，就是一個政黨對國家權力的掌握、控制和行使，就是一個政黨通過進入國家的政權機構并以該政黨為主體、以國家權力的名義從事對整個國家公共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政黨作為現代政治的產物，其基本目的是通過實施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控制政治過程，實現自己的綱領，體現一定階級、集團或階層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通過二十八年艱苦卓絕的奮斗，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取得執政地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就是共產黨通過掌握、控制和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把共產黨的治國主張貫徹到對國家公共事務和社會事務的管理活動中，并體現共產黨的宗旨。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支柱和主體、以人民利益為立身之本的中國共產黨，自然不能脫離執政基礎和目標，單純地致力于維護執政地位。

　　首先，從理論邏輯上看，國有企業的發展和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這主要體現在共產黨執政和國有企業發展的目標和理念上。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通過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逐步消滅剝削現象，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共產黨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是共產黨擴大自己階級隊伍的前提。另一方面，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公有制是國家引導、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在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下，任何一個代表私有制經濟利益的政黨都不可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可見，共產黨執政和發展國有經濟兩者間在內在理論邏輯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國外有關學者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過程中需要具備一些基本的要素，其中既包括國家獨立、一定的物質資源和技術水平，也包括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強大的國家機器和明確的政治意志等。(讓一克羅德·迪勞內; 童珊：《社會主義沒有模式但仍需具備的基本要求》，《海派經濟學》(季刊)2014第1期) 其中，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明確的政治意志就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確保人民當家作主。后者顯然只有通過發展壯大國有經濟才能最終實現。

　　其次，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和國有企業的建立和發展密切相關。國有企業從建立之初就是中國共產黨堅實的執政基礎，是維護和鞏固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堅強力量。新中國成立之初，通過社會主義的“一化三改造”，我國建立了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強大的公有制經濟。從此以后，國有經濟在社會資源占有、產業分布、吸收就業、提供財政收入等多個方面占據了基礎性、主導性、戰略性的地位，當然地成為維護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堅實基礎和強力保障。

　　第三，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提供了強大的階級基礎、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隨著我國國有企業“有進有退”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數量不斷減少，但還保留了相當數量的工人階級隊伍，這是我國共產黨執政的最直接的階級基礎。廣大的工人階級在維護社會主義生產穩定和社會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國有企業通過上交各項稅收和收益金壯大了國家財政，為國家運用財政支出改善廣大人民群眾的養老、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條件提供了財力條件，推進了社會進步，夯實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

　　(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是檢驗共產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標準之一

　　國有企業的存在和發展壯大，決定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物質基礎堅實與否。國有企業越壯大，執政的物質基礎越堅實，就越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也越能提高執政的有效性。如果我國國有企業經濟規模、從業人員等主要指標都能保持持續增長，那么，這就是保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穩定的重要條件，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體現。

　　不過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對共產黨執政能力最大的潛在威脅來自私有化(民營化)。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不會需要共產黨掌權，更不可能允許共產黨長期執政。資產階級掌權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以公有制為主體，共產黨掌權的國家同樣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主體之上。難以設想：如果執政的共產黨自身不通過國家來掌握生產資料，在經濟生活中依靠中外私有企業的納稅來維持，其執政地位的命運最終會滑向何方?

　　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掌握社會生產資料并快速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共產黨才能爭取更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江澤民同志指出：“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這一點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有清醒的深刻的認識。”(《江澤民文選》第三卷第71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顯然，如果任由中外私人企業占主導地位乃至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就會落空，黨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的領導權也會喪失。在一個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自然不會受到在經濟生活中居支配地位的階級力量的支持，更遑論執政地位的穩固了!

　　對于當下爭議不斷的混合所有制發展，各級黨政部門必須嚴格遵照習近平總書記和《指導意見》提出的 “三個有利于”的方針，即“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混合所有制改革應是國有企業、國有資本與非國有企業、非國有資本的雙向混合，而非中外私有企業和私有資本的單向混合和控股;應主要重點發展國有資本和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或聯合所有制企業，以便奪回被外資支配的我國不少產業陣地的控制權，積極參與國內外中高端競爭，塑造“控股份、控技術、控品牌”的三控型跨國公司，成為經濟新常態的“中國名片”!

　　(三)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關系到共產黨執政目標的實現

　　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的基本功能看，國有企業也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和體現。我國國有企業的主要功能包括基礎服務功能、支柱構筑功能、流通調節功能、技術示范功能、社會創利功能、產權導向功能等。這些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能充分發揮，就能為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和社會體系的穩定運行提供必要的保障，從根本上體現共產黨執政的基本目的。

　　從鞏固執政黨地位的角度考慮，我國國有企業的存在顯然有利于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成本補償和效率提高，進而有利于執政地位的鞏固和維護。共產黨作為組織，在執政過程中必然需要相應的執政成本，即在運用國家政權進行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上耗費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等，目前這一成本主要是由國有經濟來負擔的。執政效率是政黨在特定時期內執政成本耗費所取得的執政效果，在國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框架下，較少的執政成本顯然會取得較大的執政效果。隨著近年來國際國內經濟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成本也在不斷增加，財政經常性支出規模不斷擴大。尤其是近年來由于貧富差距拉大和階級階層分化加劇，社會矛盾不斷尖銳，共產黨的執政成本急劇上升，這客觀上對黨的執政資源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發展和壯大國有企業，可以加快提高我國整體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這有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提高其執政能力。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決定了它在社會內部問題處理上不會單純地依靠國家權力工具來實現自己的意志，而是靠團結最廣大的勞動大眾來鞏固和維護現存的社會制度，這就需要通過社會占有公共生產資料的方式消除私有制社會執政黨的弊端，同時也防止和鏟除黨內私有制思想的根源。盡管有些學者在分析蘇聯共產黨&下臺時將之歸于集權體制：“斯大林模式的壽終正寢與其說是強力摧毀的結果，不如說是它耗盡了內在的潛力。”(馬爾科維奇、塔克等著，李宗禹主編:《國外學者論斯大林模式》(下) 第791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 但這一指責并沒有觸及事物的本質。因為這種觀點沒有看到執政黨中的部分人物基于自身利益會選擇主動放棄舊體制的可能性，而放棄舊體制的根本標志就是要放棄公有制這個經濟基礎。大衛·科茲則正確地指出了這一點：“在八十年代末辯論蘇聯發展的方向時，由10萬人組成的‘精英集團’開始作出選擇性的思考：如果改革達到民主化，就會減少特權和權力;如果回到改革前的社會主義，雖有相對的特權和地位，但特權又受到原有的社會主義機制的限制，也不能積累過多的財富，更不能把特權和財富付給自己的子孫后代。因此，精英們認為資本主義能夠為他們提供最大的機會，不但管理，而且擁有財富、傳給子孫。” (大衛·科茲：《來自上層的革命》第15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因此，如果不重視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發展，就會削弱&共產黨對廣大人民群眾的領導力和凝聚力，給各類資產階級色彩的社會思潮的泛濫成災大開方便之門。近年來我國社會矛盾加劇、社會管理問題突出，與我國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的發展同勞動者快速流動的格局是相對應的，后者顯然會加大執政黨管理社會的難度。從長遠看，如果沒有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經濟新常態就不可能有可靠的基礎，就無法凝聚社會共識并防范外來襲擾導致的社會危機，甚至于連普通的自然災害都無法調動足夠力量來應對，更談不上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了。

　　(四)從國際經驗看，鞏固和發展國有經濟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運

　　歷史經驗表明，化解改革時期利益多元化的矛盾是考驗執政黨執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因為利益多元化容易誘發各類非社會主義思潮，進而削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不斷多元化，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不斷壯大，國有企業數量、就業人數等不斷下降，這時各界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出于維護自身利益需要，將矛頭對準國有企業，致力于弱化甚至否認國有企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是不足為怪的。而這恰恰是我國全面深化改革中值得警惕和需要加以防范的。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很難設想，我國致力于完善社會主義的改革會以削弱國有企業為目標導向。在目前我國產業競爭力整體上弱于國際壟斷資本的境況下，國有經濟的削弱只能導致我國的國民經濟被國際壟斷資本所打垮。一個顯而易見的歷史事實是，國際壟斷資本是不可能期望共產黨長期執政的。正如國家發改委夏小林研究員所指出的那樣：“如果進一步‘盡可能降低國有股權比例’，讓很多國企的國有資本、國有股權都縮小到‘20%以下’和政府持‘黃金股’(甚至這種股權也可以放棄)的極端水平,并在地方出售大批中小型國企，促使財富、收入分配結構進一步向中、外私人資本集團大傾斜,就可能產生顛覆性的錯誤。”(夏小林：《2014年：國企與改革(下)——兼評被污名化的“國資一股獨大”》，《管理學刊》2014年第5期)

　　江澤民同志指出：“搞好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既是關系到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441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內在統一的，也必然是和國有經濟的命運聯結在一起的。在國際社會的意識形態斗爭日趨復雜的背景下，社會主義中國還將長期面臨著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挑戰。而西方敵對勢力圖謀和平演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選擇，就是搞垮我國的國有經濟這一基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改革最后走入死胡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堅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放松了對私有化思潮應有的警惕。他們主觀地認為，只要有共產黨政權的存在，保持黨對軍隊、國家機器和社會的控制，就可以高枕無憂了，私有化帶來的政治危險是無須防范的。前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私有化改革計劃下，盡管口中高喊要建設“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結果卻導致人心喪盡，組織分崩離析，僅僅在幾年中就使丟掉了俄共的執政地位，同時使國家重新淪落為資本家和資產階級政客的掌中之物。可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喪失必然會重建私有制主導的社會，而任何喪失政權經濟基礎的政黨，也都不可能長久維持自身的執政。

　　(來源：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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