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4月13日-星期日
我一直認為,如果從中華民族生存、發展與崛起的角度來研究近代中國,可以簡單地將1840年以來的歷史劃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生存下來并獲得解放,避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命運。這個階段在1949年基本結束。
第二個階段,避免1840年命運的重演,實現工業化,在世界體系內獲得平等地位。這個階段的任務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基本完成,標志是中國重返聯合國與尼克松訪華。
第三個階段是利用世界體系的市場、資金、技術發展自己,這個階段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也積累了許多問題,目前仍在進行過程當中。
而如果能夠成功地解決自己的問題,中國則將在21世紀進入第四階段,即領導世界的階段,用毛主席的話講,就是“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
要解決問題,就必須進行反思。反思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事實上,反思的呼聲,從新世紀初年就開始出現了,2005年,隨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宣布中國醫改失敗,要求全面反思的聲音達到了高潮。但遺憾的是,這種完全合理的要求卻被判定為“政治不正確”,更是被扣上了“否-定a改-革”的大帽子,被主流輿論用強大的“不動搖”喧囂硬壓了下去。從那時起,一晃又是十幾年過去了,當年許多已經被看到的問題,如看病難、看病貴,教育產業化,貧富差距等等,不僅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反而變得更加嚴重。改革也失去了調整步伐再出發的機會。用固步自封的“不動搖”來代替認真的反思和總結經驗教訓,真的是遺患無窮。
但既然反思是一種于國于民有益無害的客觀需要,就不可能真正被遏制。今年三月,北京大學潘維教授出版的《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書,就是一本反思的力作。這本書不僅對改革開放存在的問題從歷史的高度進行了認真清理,也對中國的未來進行頗見理論功力的思考,值得所有關心中國和中國未來的人士閱讀。
晚近三十多年來,“轉型”或“轉軌”在主流話語中,具有不言而喻的正當性,“改革學者”們分享一個心照不宣的默契,即中國最終要同西方社會接軌。但潘維在《信仰人民》一書的序言中,即開宗明義駁斥了這種看法,稱之為“淺薄”和“在認識論上對治國理政”構成誤導。
潘維質問道:“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何時不在轉型?從廢奴大內戰開始,美國又何時不在轉型?蘇聯東歐轉型了三十年,誰曾想到轉成今天這模樣?”
他用諷刺的語氣說:“熱衷‘轉型’是因為‘先知’有預判:中國勢將變成他們想象中的西方社會之型:政府與市民會社兩分、多黨自由競選執政、被法治嚴密保護的純粹市場。但這‘極樂世界’距我國的共識及現實很遙遠。”
“西洋崇拜,拔著自己頭發企圖離開腳下老大中國的土地,替代不了大城市飛漲的房價,替代不了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小康社會主義訴求,替代不了14億人民靠自己的辛勤勞動養小孩、送老人。連往哪里轉都不確定,何來‘轉型期’?”
今天,中國社會一個奇特現象是,一方面,經濟方面確實取得了不錯的成績,民眾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是顯而易見的,但另一方面,人們心里卻彌漫著迷茫、焦慮的情緒,沒有了方向感,沒有了主體意識,喪失了自覺與自信。
這是為什么呢?
潘維教授在書中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理論的缺位。
他在《立足中國,創新社會主義理論》一章中寫道:“理論決定政治方向。政策可以靈活機動,但理論需要透徹才能堅定。”
他借用美國政治理論家福山的話說:中共執政的“合法性a危機”并非來自西方競爭型選舉制,而在于其所用的話語系統早已過時,不僅無力為自己的行為辯護,還成為國內和國際公眾的笑柄。
為什么會形成這樣被動的局面?
潘維教授以相當的理論勇氣指出:根源在于改革開放的“不爭論”傳統。
他認為:“‘不爭論’有其歷史意義,也有歷史局限性。1/4個世紀后,‘不爭論’的局限已經非常清楚了,它會在一定程度上動搖a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理論和方向,甚至發動和領導中國革命的正當性也成了疑問。”
應該說潘維教授的論斷可謂切中時弊。長期不爭論,在政治上導致的后果是嚴重的。我們能夠清楚感受到的,就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極度猖獗。
比如舊《炎黃春秋》20多年如一日,干著否定革命領袖、革命英雄和革命歷史的勾當,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阻礙,顛覆土地改革的小說《軟埋》還受到主流文學刊物和主流出版社的大肆追捧,等等。
面對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問題,不爭論,實際上等于把文化領導權拱手相讓,把意識形態陣地拱手相讓,新右派公知呼風喚雨,幾乎具有了策動a顏色革命的能量,其根源正在于不爭論。
在《信仰人民》一書中,如此尖銳而深刻的反思比比皆是,許多結論令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有一些反思雖然沒有結論,但卻為繼續思考提供了啟發。
《信仰人民》一書,不僅有尖銳的反思,也有建設性的建議。比如潘維在書中建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組織應該下沉到社區去,他充滿詩意的寫道:
“我希望,每個居民小區、每棟居民樓都有黨支部、黨小組。黨員居民都亮明身份,帶頭組織業主委員會、房客委員會、學童家長會、老年康樂會、寵物交流會、家具電器交換會……基層為大,基層黨組織是執政黨最重要的組織,能調動派出所、居委會、城管、街道等行政執法資源,支持黨解決社區居民們的糾紛和困難。‘中國共產黨就在你身邊’從電視廣告中走出來成為現實,群眾就會感到踏實有依靠。如此,我黨在每個有黨員居住的社區里都會享有崇高聲望。”
我認為,這一主張,確實抓住了當前黨建工作的關鍵。
當然,《信仰人民》一書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有些思考還是初步的,有些結論也還可以繼續推敲,不過無論如何,作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第一部系統反思-改革的理論專著,這本書還是非常值得一讀的。本書的結論也值得謹記:共產黨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領導人民,中國才有光明前途!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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