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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舉行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決定新組建兩個司令部，并成立“網絡行動中心”——北約指揮結構擴容的背后

資料提供：陳雅東 制圖：王錫圣

“當世界發生變化時，北約為了自身的生存，必須在戰略和體制層面做出調整與改變。”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的話，一定程度上道出了觀察北約發展演變的“門道”。

冷戰時期，北約最多時擁有65個司令部，到冷戰結束時還有33個，工作人員約2.2萬人。蘇聯解體后，北約也開啟了壓縮指揮機構的歷程。經過1991年、1998年、2010年三輪改革，各類司令部數量已壓縮到7個，約7000名工作人員。機構變小了，然而其在伊拉克戰爭、俄格戰爭以及烏克蘭危機上“拖泥帶水”“相對疲軟”的表現，令不少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對其能否承擔“集體防御”的責任產生懷疑。

這種背景下，上月舉行的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決定，新組建“大西洋聯合司令部”和“后勤、機動與支援保障司令部”，成立“網絡行動中心”，提出要對指揮結構進行現代化改造。這是冷戰結束以來北約指揮機構首次擴容，意在重振昔日雄風、提升成員國士氣。北約此次指揮結構改革，可從歷史、現實和未來三重維度進行考察分析。

著眼遏制俄羅斯

—繼續充當美國馬前卒

北約的戰略目標是“加緊跨大西洋兩岸（美洲和歐洲）的紐帶聯系，在歐洲建立和打造一個有利于西方的國際秩序”。這是北約發展演變的邏輯起點。美國是北約的最大“股東”，北約的發展必須依據美國安全利益和戰略進行調整，其根本目的，是維持美國的全球利益?；仡櫛奔s的歷次指揮結構改革，無不是對美國戰略調整的“回應”與“跟隨”，以確保西方的戰略利益。

從歷史看，北約的7份戰略構想均帶有美國戰略的影子。北約1949年發布的第一份戰略構想，是在“杜魯門主義”的背景下產生的，目的是團結北約國家力量，在同盟國內部達成集體防衛的安排，這奠定了北約初始指揮結構的理論框架。第二份戰略構想基本上是第一份戰略構想的翻版。第三份和第四份戰略構想，主要是受艾森豪威爾政府“新面貌”政策的影響，給北約核戰略和指揮體制打上了“大規模報復戰略”和“靈活反應戰略”的標記。冷戰結束后出臺的3份戰略構想，則在美國安全戰略的“輻射”之下，采取“合作安全”的方式，不斷壯大同盟國和伙伴國的“朋友圈”，試圖把更多歐洲國家牢牢捆上“北約戰車”。

具體到當前，美國對于北約的戰略要求，一是要回歸“大國競爭”軌道，繼續加強對俄羅斯的圍堵與遏制；二是要求歐洲承擔更多防衛責任的同時，遏制歐洲國家聯合發展自主防務的傾向。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前，曾發表過“北約過時論”的觀點，一度引起北約內部的“生存憂慮”。隨著事態的發展，美國重新調整其在歐洲的安全戰略。美國新版的《國防戰略》，指責俄羅斯“侵犯了周邊國家邊界，并尋求對鄰國經濟、外交和安全決策的否決權”。與此同時，美國去年在歐洲新增了一個重型裝甲旅的部署，這是美國自2013年以來第一次增兵歐洲，昭示其重回“大國競爭”的軌道。

作為美國的“歐洲戰隊”，北約勢必在戰略上與美國全球戰略相協調，繼續對俄保持威懾態勢。無論是大西洋聯合司令部，還是后勤、機動和支援保障司令部，都有應對和遏制俄羅斯的意圖。此次會議上，各國防長同意調整北約的陸軍指揮部門，以加強北約歐洲成員國的協調及快速反應能力。在戰役戰術層面，這有助于加強歐洲東部4個戰斗群和8個小型司令部（一體化部隊）與駐歐美軍的情報溝通，確保遇有情況能夠快速反應。

著眼維持戰略優勢

—不斷解決現實難題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此次會議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改進后的北約指揮結構將更加側重海上安全，后勤、機動和網絡防御。此次北約對作戰指揮結構進行擴容，主要想解決北約在幾個領域面臨的現實難題，盡快補齊短板。

新建大西洋聯合司令部，應對大西洋海域的現實威脅，確保北美和歐洲之間的海上通道安全。在北約看來，近年來俄羅斯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海上活動日益頻繁，形成對歐洲安全的“戰略擠壓”，如果不能有效應對，未來北約將喪失對俄的“戰略優勢”。英國國防參謀長皮奇警告說，“俄羅斯未來可能在沖突時切斷大西洋海底電纜，嚴重危及北約國家的網絡安全”。去年，加拿大軍隊一個戰斗群遠程奔襲7000余公里，由本土機動至拉脫維亞。在西方看來，如不能把大西洋航道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往返于北美與歐洲的部隊就會面臨極大的風險和挑戰。

新建后勤、機動和支援保障司令部，就是要通過密切各國政府和私營企業的協調，改善盟國基礎設施，提高北約部隊的機動能力。近年來，北約多次舉行“軍刀出擊”“波羅的海行動”“鐵狼”和“蟒蛇”等系列軍事演習，盡管演練背景、課題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暴露出遠程跨國機動的短板。北約那不勒斯聯合司令部副司令阿蘭·貝爾中將說，“跨區機動是未來實施有效威懾的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去年5月，北約在羅馬尼亞舉行了“諾布爾跳躍”的檢驗性演習，來自北約9個國家的4000名士兵，采取空中、鐵路和公路三種機動方式，實際檢驗各類重型裝備的跨國機動能力。

成立“網絡行動中心”，以應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安全挑戰與混合威脅。近年來，北約遭受的網絡攻擊事件日益增多。2015年，北約平均每月處理近300起網絡事件，2016年，這一數字增加到500余起。2017年5月份“勒索”病毒的爆發，導致全球150個國家的近10萬個機構陷入停頓狀態。北約于2017年組建了網絡快速反應小組，把網絡防御定位為應對混合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立“網絡行動中心”，并將之作為搭建北約新型指揮結構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確保將網絡攻防納入各級司令部的規劃與行動，提高應對混合威脅的能力。

著眼改造指揮結構

—主動應對多元威脅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曾表示：“北約擁有對任何威脅做出迅速反應的能力，但這完全取決于高效而靈活的指揮結構。”此次北約國防部長會議明確提出，北約需要對指揮結構進行現代化改造，確保在合適的時間、地點，能夠部署適當的人員和武器裝備。這是北約首次將“現代化”作為指揮結構改革的要旨，也是區別于以往指揮體制調整的一個突出標志。

指揮結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能夠應對多元安全威脅。斯托爾滕貝格曾把北約的發展歸納為“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是從1949年北約成立到1989年柏林墻倒塌。北約主要圍繞如何威懾蘇聯，確立了單一制的“大戰型”與“威懾型”的指揮結構；第二個時代，是從冷戰結束到2014年烏克蘭危機。這一時期，北約的指揮結構從單純的集體防御逐步轉向能夠適應超越邊界的“沖突管理型”；第三個時代，是從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至今。在第三個時代北約既要強化對俄羅斯威懾，加強集體防御和危機管理，也要鞏固超越邊界的安全穩定，打擊歐洲南部、中東和北非的恐怖主義勢力。有鑒于此，北約指揮結構正向兼備“威懾型”“沖突管理型”“反恐型”三種功能的“混合型”模式轉變。

與此同時，隨著高新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機器學習、量子計算、3D打印等新技術快速進入國防領域，給北約提供了指揮結構現代化的契機。

負責擬制“新指揮結構大綱”的盟軍轉型司令部司令丹尼斯·莫西爾空軍上將，曾多次率工作小組訪問“硅谷”、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谷歌創新園區和國防創新重點實驗室等，與不同專業的科學家、工程師進行對話和研討，以探索應對未來挑戰的體制框架方案。這不僅將使北約即將成立的兩個司令部和“網絡行動中心”具有前瞻性，也有助于確保“集體威懾與防御”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比如，如何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及時掌握保障資源、實現快速精確保障，將是后勤、機動和支援保障司令部成立后面臨的主要課題。

北約未來能在多大程度上推進此輪指揮結構調整，使“新指揮結構大綱”落地生根，而這又會把北約與歐洲的未來安全引向何方，仍有待觀察。（陳雅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