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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未發表的文章

1941年9月會議后，毛澤東撰寫《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的文章，共5萬多字9個部分。

1965年5月，毛澤東又修改這篇文章，把標題改為《駁第三次“左”傾路線（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間中央路線的批判）》。

文章指出：所謂對于情況的估計，就是根據我們對于客觀地存在著的實際情況，加以調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們腦子中的關于客觀情況的內部聯系，這種內部聯系是獨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觀之外而不能由我們隨意承認或否認的。如果我們還想改變客觀情況的話，那就可以根據這種真實地反映了客觀情況內部聯系的估計，規定行動方針，轉過去影響客觀情況，把它加以改造。

文章指出：在日本人與國民黨有鞏固統治的一切地方（這種地方占全國十分之九以上的區域），絕對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裝斗爭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爭形式。和平斗爭也有兩種，一種是合法的公開的斗爭，又一種是非法的秘密的斗爭，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動的、非武裝的斗爭形式，二者統一起來，就是在敵人統治區域的策略路線。必須采取合法的能夠公開的各種各色的斗爭形式，才有人來，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與解散，才能保全力量與積蓄力量。臨時中央卻是拼命反對這種形式。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這就是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作為群眾公開組織的核心），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秘密的情報工作，公開組織與公開斗爭的事先秘密準備等。沒有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敵人統治區域的，公開工作也失了靈魂。臨時中央則不但不愿意進行公開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認真進行秘密工作，凡事愛暴露，愛顯勁，愛稱英雄，愛在明天早上勝利，結果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在敵人統治區域把黨鬧個精光，一點群眾力量也鬧個精光。他們完全不知道中國的特點是武裝斗爭與和平斗爭的統一，在和平斗爭方面，又是公開斗爭與秘密斗爭的統一。這是極復雜的政治科學的一整套，中國共產黨人如不學會這一整套政治科學，是無法勝利的。

文章指出：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造出的。但不認識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是舊哲學家的命題。“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命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世界中去認識世界，又從認識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個好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們的老爺之所以是主觀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的一切革命圖樣，不論是大的和小的，總的和分的，都不根據于客觀實際和不符合于客觀實際，不是科學的，而是主觀隨意的，是一塌糊涂的。老爺們既然完全不認識這個世界，又妄欲改造這個世界，結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腦殼，并引導一群人也碰破了腦殼，真是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了。

文章還指出：從“九一八”至遵義會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領導者們的所謂兩條路線斗爭是主觀主義的。這是因為，首先，他們拿了衡量一切的他們自己的路線，是不根據于客觀實際而僅僅根據于主觀愿望，胡亂制造出來的。第二，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主義的，既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主觀主義的政治路線，又用這種方法造出了他們自己的宗派主義的組織路線，于是對于凡不合他們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機會主義者”。第三，他們不知道兩條路線斗爭，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就是對于時間與空間中運動著的一定事物的過去與現在的發展狀態加以分析與綜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暫時安定性（即該事物的本質及其屬性）的一種方法。對于每一件具體的事，每一個具體的人，如果要認識它的性質，就必須使用這種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加以具體的分析與綜合的調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結論。第四，他們的兩條路線斗爭的方法，亦即他們的亂斗法，沒有可能把對付敵人和對付犯錯誤的同志加以區別，在黨內造成一種亂斗的習慣，不分青紅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堅決無情的斗爭”，造成黨內離心離德、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這種反科學的小資產階級主觀主義的亂斗法，如果不肅清，黨要達到真正的團結與統一是不可能的。

針對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路線及其政策，毛澤東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以及策略方面，系統批判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文獻，指出它們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特征，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并且使毛澤東對那個時期中共中央的路線錯誤的認識大大深化。

此文的寫法，很像是毛澤東讀這9個文件的筆記，直截了當地層層批駁，不僅點了當時好幾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名字，而且用詞辛辣、尖刻，挖苦嘲笑之語隨處可見，寫作時確實懷抱激憤之情。雖幾次打磨，咄咄逼人的語氣和文風，終究難以消除。當時沒有發表，只給劉少奇、任弼時兩人私下看過。在延安整風時如果發表，肯定不利于團結犯錯誤的同志。思考者可以個性化，文章家可以情緒化，政治家雖說不乏個性和情緒，行事卻需控制，更不能“化”。毛澤東此后20多年再也沒有提到過這篇文章，看起來真的是當作記錄一段心曲的“歷史資料”，永遠地擱置起來了。

1964年春天，毛澤東把這篇文章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云、吳冷西、陳毅等人閱看，還說：“請提意見，準備修改。”1965年1月，又批給謝富治、李井泉、陶鑄閱看，還講：“此文過去沒有發表，現在也不宜發表，將來（幾十年后）是否發表，由將來的同志們去作決定。”

既然沒有確定公開發表，為什么還要翻揀出來示人，準備花功夫重新修改呢？想來，在毛澤東心目中，此文未必純屬“歷史資料”，其中或許藏伏著立足現實需要讓他格外珍惜的東西。的確，這篇長文反映了黨的一段歷史，一段犯“左”傾錯誤因而遭受重大失敗的歷史。毛澤東傾注那樣大的心血，擺出鮮活生動的事例，以鋒芒畢露的犀利文風，來總結這段歷史的經驗教訓，怎么能讓它永遠塵封？他相信對后人是有啟發作用的。再則，時過境遷，那些曾經在30年代犯過錯誤的同志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現“怒發沖冠”的情緒反彈了。

將近10年之后，毛澤東又找出此文，打算印發給中央委員。又是一番猶豫，結果只是給當時的部分政治局委員看過。據說，1976年8月，毛澤東還請人把這篇文章讀給他聽。一個月后，帶走了對這篇文章的深深情感和復雜心緒，毛澤東不幸逝世。

來源：容全堂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