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職于翰林院的歐陽修有一天與幾個同事出游,遇見一匹受驚的馬踩死了路邊一條狗。歐陽修提議大家把這事寫下來,一人寫道:“有犬臥于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另一人寫道:“有馬逸于街衢,臥犬遭之而斃。”歐陽修笑道:“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眾人遂請教歐陽修,歐陽修寫道:“逸馬殺犬于道。”眾人皆服。
毛主席寫文章同樣簡潔,最著名的莫過于他親自起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試想,給人民英雄紀念碑撰寫碑文,這是何等大事,可毛主席只用了短短三句話,分別對三個歷史時段的人民英雄們作了最深沉的致敬與悼念;尤其是運用倒敘手法,逆向追溯,雋永沉郁大氣磅礴,似有呼嘯著撞開歷史之門的雄渾氣勢,不能不讓人嘆服其如椽巨筆的千鈞偉力。
漫說常人難有這樣的筆力,就連用這樣簡短的文字來完成此文的念頭,也絕不是常人敢于想象-----擱一般人看來,如此重要的碑文,即便不“萬卷未已”,怎么著也得洋洋數千言才能搞定吧。由此足見,長文難寫,而撰寫出經典短文更是難上加難。假若當時就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公開向海內外征稿,看到動輒數千言的征文,恐怕毛主席也會如歐陽修一樣,幽默地說出“使子修史,萬卷未已也”吧。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毛主席的非常筆力源自其非常膽魄,這一點,不僅表現在其自身創作上,也同樣表現在對他人作品的獨特欣賞眼光上。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在北平開幕。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下設六個專門小組,其中第六小組的任務是負責研究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等方案。當時,國歌征集應征稿雖然很多,但大家認為都不理想。在周總理建議下,第六組大部分人傾向于在國歌未正式確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徐悲鴻的意見是,《義勇軍進行曲》只能暫代國歌;李立三認為,這首歌的曲子雖然很好,但“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不妥,最好修改一下;郭沫若也主張修改歌詞;最后竟連《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田漢也說:“歌曲是好的,我寫的歌詞在過去有它的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該讓位給新歌詞。”只有周總理和張奚若、梁思成、黃炎培等人主張原汁原味,特別是周總理,表示“要么就用舊的歌詞,這樣才能激勵感情。修改了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了。”
最后,毛主席談了他的看法:“我國人民經過艱苦斗爭雖然全國快解放了,但還受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能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所以還是保持原有歌詞好。”
無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還是一代天驕成杰思汗,古今中外哪個帝王登基之時愿意承認自己治下仍處“最危險的時候”?至少也想著討個口彩圖個吉利吧。承認“最危險”需要實事求是的巨大勇氣,只有不講封建迷信、真正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高度負責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領袖,才會居安思危而不好大喜功,低昂沉郁而又無比自信,愿意繼續使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事雖有周總理和張奚若、梁思成、黃炎培等人表態在先,可如果沒有巨大膽魄墊底,最后拍板又談何容易!
據《中國新聞社會史》記載,解放戰爭時期,一次毛澤東改完新聞稿,興致勃勃,意猶未盡,問身邊的新華社記者:“你們說,誰是新華社最好的記者啊?”大家不知所以,左顧右盼,無言以對,只聽毛主席從容說道:“就是我毛澤東嘛。”
毛主席確實有實力和底氣如此自信。套用《史記·淮陰侯列傳》“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的話,毛主席真可謂“不世出的記者”。
(作者:陶余來,常州大學紅色文化研究院(中共黨史黨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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