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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中新網10月5日訊，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5日中午11時30分，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當地的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揭曉，愛爾蘭醫學研究者威廉·坎貝爾、日本學者大村智以及中國藥學家屠呦呦榮獲了該獎項。

　　隨后，大家紛紛把“屠呦呦”——這個“首位獲得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的中國人”當作“楔子”，引發了層出不窮的話題，觀其論調，有作為華夏子孫的歡欣鼓舞、自豪激越之詞，也不乏心憂當下、針砭時弊的藥石之言。鑒于內容龐雜，良莠混同，筆者僅擇其精華，歸納四點：一，國際社會與本土專家應審慎的對“中醫”理論重新定位，拋卻以往“貴西貶中”的謬論;二，對人民大眾在毛澤東時期所創造的矚目成就要客觀評價，不能一筆抹殺;三，中國的院士制度不能長期淪為學術圈的權力尋租地;四，要認清“諾貝爾獎”內在的階級屬性，警惕國內主流媒體和既得利益集團把“諾貝爾獎”當作衡量一切領域內的風向標。

　　一，國際社會與本土專家應審慎的對“中醫”理論重新定位，拋卻以往“貴西貶中”的謬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西方軍事強權的持續強大壓力下，那些焦慮地尋求自強之路的先進中國知識分子逐步產生這樣一種觀念：我們的軍事科技不如人，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戰爭的失敗強化了這一偏見，于是，中國知識分子開始了持續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過程——全盤引入西方社會科學概念及其學術體系，以西釋中，基本的語言范式是“中A是西B”或“中A不是西B”。①

　　這種盲目崇洋，自我閹割之態甚至在中醫領域內也不例外。諸如近代不少聲名卓著的杏林高手就曾大言不慚道：“中醫的‘四診’不如西方的“科學手段”，中醫的‘八法’不符合西方的‘量化標準’，應予以摒棄!”仿佛只有西醫才能藥到病除，中醫只會隔靴搔癢一樣!

　　在此種論調的蠱惑下，眾多醫生紛紛放棄本業，浸淫西學，以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遂致華佗良方、扁鵲奇技不復再現。

　　據實而論，西醫以解剖學實證為基礎，研究人體患病的狀況，以現代物理、生物、化學知識，解讀認知人體內的種種現象，以消除致病因素(病菌、病毒及生化傷害)為主要治療手段，微觀操作步驟明確、清楚，確是難能可貴，值得我們中醫去蕪存菁的加以吸收。

　　但不容置喙的是，它對不能明確顯示現有生理指標異常的疾病，無能為力，具體表現在對很多所謂疑難雜癥，無法明確診斷，更無法治療。對一些雖能顯示生理指標異常、但尚不明其產生原因的疾病(高血壓、糖尿病、癌癥等)，更是常常束手無策。

　　這一切的癥結，都源于西醫理論在對整個人體的宏觀把控與描述上，存在巨大缺陷，患者在他們眼中從來都不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有機整體，而是一堆零散的部件。所以他們之于病灶，從來也不想著“調其元氣、宗氣、營氣、衛氣、臟腑之氣、經絡之氣”，促其自愈，而是動輒施以刀圭，非要剖腹破肚不可。要么就是使用副作用極大的化學類藥物，讓人在“康復”之后，埋下兇烈的隱憂。

　　中醫則大為不同，它講求“從象測藏”。即“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臟”。而且對于病人，常以濡養元氣的手法，促使其津液在體內發揮推動、溫煦、防御、固攝等巨大作用。尤為難得的是，中醫在用藥方面從不千篇一律，而是遵從“適變”的原則，靈活運用。那正是：天地養兵久，臨癥岐伯魂，筆下奔萬馬，壺中涌千軍。

　　首先，中醫藏象理論確立的重要原則就是“因變以正名”，聯系《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上下文，可知這里的“變”是陰陽之變，然后是五色、五味之變，進而通于臟腑功能之變;這里的“名”指陰陽、五色、五味、臟腑諸象之名;這里的“因”，是應因、靜因之意，所因者，變也;這里的“正”是使名實相符，名副其實。我們看到，藏象理論是描述動態諸象之間的關系——“因變以正名”，可謂深得中國文化之精髓。

　　《黃帝內經·素問·六節藏象論》引岐伯與黃帝對話說：“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于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五氣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大意：黃帝說：好。我聽說由于天地之氣的和合而有萬物的形體，又由于其變化多端以至萬物形態差異而定有不同的名稱。天地的氣運，陰陽的變化，它們對于萬物的生成，就其作用而言，哪個多，哪個少，可以聽你講一講嗎?岐伯說：問的實在詳細呀!天及其廣闊，不可測度，地極其博大，也很難計量，像您這樣偉大的圣主既然發問，就請讓我陳述一下其中的道理吧。草木顯現五色，而五色的變化，是看也看不盡的;草木產生五味，而五味的醇美，是嘗也嘗不完的。人們對色味的嗜欲不同，而各色味是分別與五臟相通的。天供給人們以五氣，地供給人們以五味。五氣由鼻吸入，貯藏于心肺，其氣上升，使面部五色明潤，聲音洪亮。五味入于口中，貯藏于腸胃，經消化吸收，五味精微內注五臟以養五臟之氣，臟氣和諧而保有生化機能，津液隨之生成，神氣也就在此基礎上自然產生了。)

　　同時，“因變以正名”還體現在辨證施治這一中醫認識疾病和治療疾病的基本原則之中。為什么要辨證施治呢?就是人體是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同一種病，在不同病人身上、在不同病程、不同季節都可能有不同的變，施治方法當然也不可能全同，甚至是同病異治、異病同治，這才真正達到了“因變以正名”。西醫的理論架構是靜態的，不講“因變”，總是想找到病與治之間的機械對應關系，在這一點上，中醫自有其高明之處 ②。

　　不妨再舉一個眾所周知的例證，2003年的SARS疫情在廣州爆發時，廣州普遍采用中醫治療，療效非常明顯。到2003年5月中旬，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一院治療50余名病人，無一例死亡，平均退燒時間3天，且醫護人員無一人感染。而鐘南山院士所在的西醫型醫院治療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9人死于西醫治療);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醫介入治療，僅一例死亡，接受純西醫治療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樣值得提及的，接受中醫治療的病人沒有后遺癥，而接受西醫治療的病人則大量出現肺部纖維化和股骨頭壞死癥。治療費用對比也極其明顯③。西醫表面看來是在不斷更新發展，而在對付新病種上，總是臨渴掘井，這無異于中醫說的那句話：“宋朝才議將，金兵已渡江。”

　　而今，屠呦呦的一鳴驚人，再次明證了中醫的奇偉——遠非那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伎倆可以相提并論!

　　在面臨記者的采訪時，屠呦呦更是無比坦率的承認，在她攻堅克難、躊躇未決之際，給予其幫助和指導的，并非什么“希波克拉底”式理論，而是《補缺肘后方》中的一句話。

　　其實，我國對于青蒿素的使用，早有佐證，史料頻見，又豈僅是一本書而已?!《溫病條辨》“青蒿鱉甲湯”一篇中便說：“治少陽瘧疾，暮熱早涼，汗解渴飲，脈左弦，偏于熱重者：青蒿三錢，知母二錢，桑葉二錢，鱉甲五錢，丹皮二錢，花粉二錢。水五杯，煮取二杯。瘧來前，分二次溫服。”

　　與此互證的，還有《綱目》、《仁存堂經驗方》、《重慶堂隨筆》等等，不勝枚舉。

　　恰如屠呦呦自己所說：“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對防治瘧疾等傳染性疾病、維護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義。青蒿素的發現是集體發掘中藥的成功范例，由此獲獎是中國科學事業、中醫中藥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

　　事實勝于雄辯!我想醫學界那些“貴西貶中”的謬論應該銷聲匿跡了!

　　二，對人民大眾在毛澤東時期所創造的矚目成就要客觀評價，不能一筆抹殺。

　　屠呦呦突出貢獻是發現新型抗瘧藥—青蒿素，毫不客氣的說，挽救了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數百萬人的生命。

　　古語說：“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適時。”屠呦呦的這項工作實際是毛主席在位期間進行并取得突破性進展的。當時越南正在抵抗美國的入侵，但在越南的熱帶叢林，流行瘧疾，加上當時侵入人體的瘧原蟲對瘧疾特效藥喹啉產生抗藥性，從而對越美兩國士兵帶來的災難，以至于大量士兵死亡來自瘧疾。當時美國政府集中了美國大批優秀科學家們，尋找和開發一種新的治理瘧疾的特效藥。越南人就沒有這個條件了，美國的飛機天天在越南各地轟炸，越南人朝不保夕，連一塊安全的地方都找不到，也就只好請求中國人幫忙了。

　　那時正是精英們所謂的“十年動亂時期”，按照主流媒體的說法，那時老百姓都窮困潦倒，很多知識分子性命難保，活下來的也是賤如牛馬，哪能有所作為?現在公知還經常告誡大家，那是一場浩劫，它使中國各個領域停滯不前甚至產生倒退。奇怪的是，在這個“瀕臨崩潰”的日子里，科技工作者們拿著“微不足道”的工資，過著所謂“朝不慮夕”的生活，卻發現了青藁素。

　　反倒是1980年之后，社會輿論一片歡呼雀躍，說什么“科學的春天來了，知識分子也都進入了領導階層了，待遇在各方面都大幅度提高了”，科學家們也都被感動的五體投地了。電臺上更是經常報道，說科學家們遇到一個百年不遇的好時代。不過，在這個“科學的春天”里，大家卻不得不尷尬的面對這樣一個殘酷的現實：為什么中國科技工作者再也沒有重要成果了?類似王淦昌，錢三強、彭桓武、吳征鎰、華羅庚式的人物，為何藏身隱形了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就是掌握“國之重器”的大佬們開始忘卻“為人民服務”的教誨，開始篤信“利益至上”了。他們開始公開宣稱“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并把魯褒《錢神論》中的言語當作了市場文化和終身信條。

　　當然，肉食者們也掙了很多錢，光美元就存了3萬多億，其數量之大，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到，如果他們將這3萬多億都拿到自己手里，世界上流通的所有美元給他們都不夠，也就是說，市場上流通的美元，其實不到3萬億。

　　象研制青藁素這件事，如果是現在的權貴們決策，肯定是不干的，我們給越南人研制青藁素，越南人有美元買嗎?再說強大的美國人都快要占領越南了，這些越南人是死是活都是未可知的事情。我們研制青藁素，那不是花錢打水漂嗎?堅決不干。現在精英們拿著青藁素這項技術，也是與外國資本家合作，用來賺美元了，搞得中國的老百姓沒錢就別想用，從而導致死亡率年年上升，更不用說給越南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屁民了④。

　　自此而后，再沒什么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核潛艇、“運十大型客機”之類的“轟動”項目，一切研發方向，都必須以“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為標準，科學家們都無事可干了，只能在實驗室里做點文章了，世界聞名的導彈專家，曾主持過中美兩國導彈研究的錢學森教授，也只能去研究人體科學了，這就是歷史事實。

　   我們要明白，現今那些習慣“立場先行”的文人墨客，之所以不遺余力的對毛澤東主政時期的中國摸黑潑污，罵的一無是處，對自由化泛濫無忌的八九十年代推崇備至，夸得盡善盡美，并非他們心中真的不知道這兩個時期的優劣得所，而是他們害怕通過對比，令主席他老人家的“雄謀妙算”和“不朽勛績”在歷史長河與人民群眾的檢驗中得以證實，從而讓自己在“經濟轉型期”所謀取來的地位變得岌岌可危!

　　三，中國的院士制度不能長期淪為學術圈的權力尋租地。

　　我們在形容風流才俊慨然得志之時，總愛使用楊萬里的一句詩詞：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然而，在浩瀚冗長的科研生涯中，屠呦呦卻并非初露崢嶸!她的才華早有展現。

　　早在2011年9月，屠呦呦就憑借青蒿素的研究成果獲得了拉斯克臨床醫學獎，這個獎號稱醫學界的諾貝爾獎。然而就是在當年進行的院士評選中，屠呦呦再次落選，在輿論界引發了“院士評選機制”的大討論。這次如沒意外的話，這個話題必然又要被推上風口浪尖。

　　中國的院士制度已經淪為學術圈的權力尋租地已經不是什么秘密，每年爭先恐后評選院士的不是大學校長就是行政官員，像四川大學副校長魏于全、中國農大原校長石元春、哈爾濱醫科大學校長楊寶峰，雖然都因涉嫌學術造假而屢遭檢舉、質疑，卻依然穩坐院士的寶座。⑤另外如鐵道部的孫永福：

　　他在鐵道部副部長的任上被選為中國工程院工程管理學院士。作為一個中央領導，做科研嗎?獲獎臺面上的理由是其領導青藏鐵路的建設，對在凍土層上修建鐵路的科研理論做出了貢獻。實際上是由于鐵道部在工程院中人才濟濟，這些人能不賣頂頭上司的面子嗎?如果照孫永福當選工程院院士的邏輯，剛下臺的劉部長好象比孫永福更有當選的理由。因為劉領導了中國調整鐵路的跨越式發展。

　　而像屠呦呦這樣做出過杰出貢獻卻沒有獲評院士的確大有人在。比如我國著名的數學家侯振挺：

　　侯振挺是我國著名數學家,獲得1978年的英國皇家學會戴維遜獎,是中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數學家。他的研究成果被國際數學界稱為“侯氏定理”。中國數學家能夠獲得世界性大獎的，沒有幾個。

　　但是就是這樣一位數學家，幾次評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都不能夠獲選，原因很簡單，侯振挺在長沙鐵道學院(現中南大學)，與北京的這些數學家沒有交情。中國科學院的數學院士都出自北大及中科院，不是與這兩家有血緣關系的，即使在國際上名聲再響，也是水平不夠的。這兩年推薦名單中已經不見候教授的名字，看來已經是心灰意冷了。

　　除此之外，還有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的中科院上海系統所研究員李愛珍、享譽海內外的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饒毅等等，都是各自領域杰出的科學家，卻因為不善交際或者經常發“不和諧”言論等原因與院士無緣。

　　正如網友布魯科夫在《屠呦呦獲獎讓中國院士制度再次淪為笑柄》一文中所提：“默默工作、不善交際、敢講真話、貢獻卓著的落選院士，涉嫌造假、擅長公關、有權有錢的卻順利當選、風光無限。兩相比照，向社會傳遞了怎樣的信號?給公眾造成了怎樣的印象?”

　　大明朝有名的硬骨頭鄭士元在皇帝朝議時放了一句狠話：“君將拒諫則忠勇散，善惡同則功臣倦!”

　　朱元璋聽了以后，深以為是。的確不錯，假使實施權謀厚黑之人與耿直質樸之人待遇相同，或前者勝于后者，那么政權便失去了賴以維持的根基!終有一天會面臨坍塌!

　　現在把這位股肱之臣的話送給中國院士制度締造者，相信同樣合適。

　　我們期待院士制度改革回歸學術本位的方向!我們希望更多的屠呦呦真正享受到“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禮遇!

　　四，要認清“諾貝爾獎”內在的階級屬性，警惕國內主流媒體和既得利益集團把“諾貝爾獎”當作衡量一切領域內的風向標。

　　屠呦呦能夠蟾宮折桂，為國爭光，這固然值得慶賀。但官方喉舌對于“諾獎”的到來近乎誠惶誠恐、敬畏有加的態度，也同樣值得憂慮。

　　法家先圣有言：“賞罰者，利器也，不可以假人。”這句話揭示了一個亙古不易的道理，就是“賞罰”二權的使用，關乎一國運數和民心向背，萬不可假借他人之手!

　　韓非子就曾在《外儲説左上》中把這層利害關系說得十分透徹：“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于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于下;名外于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于君。”

　　亦即是說，一旦心懷叵測的外人掌控或是壟斷了對我國各個領域內優秀人才的“賞罰”大權，后果不堪設想!老百姓以后誰還寄望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向本國政府提出利益訴求呢，都紛紛跑去祈求境外勢力的“恩賜”了!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降低，上下離心離德，屆時誰還肯為國盡忠?!

　　在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相爺管仲就曾動用“設立國際獎項，犒賞天下才俊”這套把戲，弄得其他國家社稷不安、人心思變!

　　管仲在《山權》一篇中，明確提出：“天下百姓中凡有精通農事的，為他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養牲畜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精通園藝樹木的，立黃金一斤 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種瓜果蔬菜使其產量提高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通曉天時的;即能預言災情，預言某種作物歉收或豐收的，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有懂得養蠶不生病的，也都設立黃金一斤的獎賞，值糧八石。”此外，“懂詩的可用來記述社會事物，懂時的可用來記述年景豐歉，懂春秋的可用來記 述國事的成敗，懂出行的可指導行路的順逆，懂易的可用來掌握吉兇與成敗，懂卜的則可預測兇吉與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藝者，都賜給一匹馬所能耕種的土地，一斤金所能買到的衣服。”

　　綜上羅列，管仲設立了包括醫學、文學、農業、天文在內的13項國際大獎，籠絡天下才俊。

　　古有言：“士為知己者死。”又言：“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受到嘉惠之人，焉能忘記管相栽培大恩?!

　　是以或如邢衛舊臣，外為屏藩;或為寧戚之流，親身投效。

　　總而言之，凡得管仲所頒之大獎者，不是在其國內衍生為“親齊力量”，就是干脆投敵叛國。大大的削弱了其他國家的國際競爭力。

　　今天的西方國家也同樣打出這招“撒手锏”，披著的外衣倒很光鮮，嘴上說著類似“褒獎有功，以進大同”的正義語言，其目的無非是要“綁架”全球的杰出人才，為己所用，最終實現霸控國際社會的野心。

　　現在他們把“恩賞”賜給了科研領域內的年高德劭之人，我們欣喜若狂，不假思索，照單全收。翌日，他們將“諾獎”頒給文學界“造謠生事”的人，頒給政治界“圖謀顛覆”的人，我們又當如何?

　　到那時，我們如果依舊甘之如飴，誠心接受，無異于自掘墳墓;若是不想接受，豈非等同于公開告訴國際社會：我們只是有選擇性的接受對我們有利的“恩賜”?!如此一來，豈非進退維谷、動輒得咎了嗎?!

　　想要避免將來的窘境，時下就需早早未雨綢繆，著力做好三件事：一是適度給“諾獎”降降溫，讓大眾切實認清此獎的階級屬性——無非是西方壯大門庭的“政治工具”;二是樹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屬于自己的風向標，以便招凰引鳳，延攬才俊，逐步改變“敵強我弱”的態勢;三是加強對本土人才的重視和培養，力爭做到“厚賞重罰、榮譽同軌、賞罰敬信、獎懲公允”。

　　1 翟玉忠著《“中國模式”的歷史基礎》2009-09-23。

　　2 戰佳陽、陳珩、趙明山，《〈黃帝四經〉》對〈黃帝內經〉陰陽思想的影響》， 《遼寧中醫雜志》，2004年05期。

　　3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關于印發中醫藥治療埃博拉出血熱專家指導意見》(第一版)的通知。

　　4 中國優生優育網，黃衛東，《評屠呦呦獲諾貝爾獎》，2015年10月06日。

　　5 BBC中文網，布魯科夫，《屠呦呦獲獎讓中國院士制度再次淪為笑柄》，2015年10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