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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毓海：馬克思究竟是哪國人？

點擊：  作者：韓毓海    來源：觀察者網  發布時間:2017-10-09 11:08:19

 

        【此為北京大學韓毓海教授即將出版的導師三部曲之第一部，第一章“馬克思的滑鐵盧”，感謝韓老師授權觀網轉發】

要避免使馬克思主義淪為教條，就必須對馬克思這個人采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馬克思說過：“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

卡爾·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你只要記住“一巴掌又一巴掌，打得資本主義嗚嗚哭”這句話，就記住了馬克思的生日。

馬克思是德國人嗎？這卻是個問題。

因為“國民”這種說法，乃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它意味著“主權在民”，嚴格地說就是：主權來源于“民族-人民的集體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而它的理論基礎，當然就是盧梭的《契約論》。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并沒有這樣的主權概念，當然也沒有國民的概念，即使在盧梭的《契約論》里，“國民”、“臣民”、“公民”和“人民”也是混用的，長期以來，在歐洲，國家是屬于家族的，例如霍亨索倫家族、哈布斯堡家族、斯圖亞特家族、波旁家族。家族的聯姻會使兩個國家合二為一，而國王再生下幾個孩子，一個國家又分封為幾個國家，國家的疆域和名稱是不斷改變的，老百姓也沒有什么民族意識和主權意識，因為國家是家族的附屬物。

實際上，遲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上主要的政治共同體形式還是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波斯帝國、莫臥兒帝國、中華帝國、俄羅斯帝國，遍布歐亞大陸的是“帝國”，而不是“國家”。

帝國之不同于民族國家，首先是因為帝國的主權在君主，在于君主的繼承權。在帝國里，只有“臣民”，沒有“國民”。

馬克思的家鄉也是帝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元293年，馬克思的家鄉特里爾成為羅馬帝國的西部副君——馬克西米安的駐蹕首府^【1】，公元962年，又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屬地，1356年，特里爾大主教成為神圣羅馬帝國的七大選帝候之一，因此，特里爾人就是神圣羅馬帝國的“臣民”。

特里爾 馬克思故居 圖/新浪博客

世界上第一個被“國家”擊潰的“帝國”，就是神圣羅馬帝國，盡管在被拿破侖的武力解散之前，即早在《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后，它已經極為松散了。因此，伏爾泰方才說它“既不神圣，也不羅馬，更不帝國”。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神圣羅馬皇帝利奧波德二世的妹夫——法王路易十六被推翻，而利奧波德二世的妹妹，法國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被法國共和政府處決，1793年，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憤而組織第一次反法同盟，對拿破侖宣戰。但是，第一次反法同盟迅速失敗了。

1794年8月8日，拿破侖的軍隊開進特里爾，1797年特里爾成為法國薩爾省的首府，1806年神圣羅馬帝國滅亡，特里爾作為萊茵聯邦的一部分，正式并入法蘭西共和國。

特里爾人的“臣民”地位，便是因神圣羅馬帝國為拿破侖所推翻而徹底終結。

特里爾人就是這樣第一次獲得了“國民”身份，這同時意味著他們成為了“法國人”，而馬克思一家也就是這樣，通過成為法國人，由“臣民”變成了“國民”。

在19世紀的第一個15年里，歐洲所發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拿破侖戰爭。什么是拿破侖戰爭的意義呢？作為法國大革命的延續，拿破侖戰爭的意義在于：它以對自由、平等、博愛這些現代價值觀的認同，既摧毀了對于家族的認同，同時也摧毀了宗教的權威。

歐洲帝國背后的支持力量是教皇，即宗教的權威。而“拿破侖運動”破除了宗教的等級制，拿破侖在萊茵地區的改革，尤使備受歧視的猶太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較全面的改善。

在此之前，猶太人的居住地受限制，選擇職業也受限制。為了獲得居住權，他們必須向選帝候、修會和地方貴族繳納“保護金”和“新年獻捐”。而且，猶太人過去是不能從政、當兵，不能從事律師這種職業的，拿破侖來了，這些禁令以及苛捐雜稅被廢除了。

拿破侖的解放法令還規定猶太人應遵守公民姓氏規范，在從軍和從政時，要用家族名字而不是父親的名字來稱呼自己——因為歷史上，大部分猶太人是采用“父親的名字加前綴”的方式，來作為自己的姓氏的。而這也就是卡爾·馬克思的父系祖先并不姓“馬克思”的原因——馬克思的爺爺，全名馬克思·列維（Marx Lewy），即叫馬克思，姓列維，而馬克思的大伯則叫塞繆爾·馬克思，他叫塞繆爾，姓馬克思，馬克思的父親的全名則是亨利希·馬克思——實際上，這個家族只是從馬克思的父輩起，才根據《拿破侖思考法典》選擇了“馬克思”作為成員的姓氏。

特里爾的英俊少年卡爾·海因里希成為了“馬克思”，這并不是天然的。正是拿破侖的解放法令，使特里爾城的猶太人作為“公民”，能夠享受與法國人一樣的權利，能夠平等地從事各種社會職業。這種解放之于猶太人，與20世紀60 年代美國民權運動之于有色人種的意義完全一樣。

在成為法國公民之后，馬克思的父親亨利希，滿懷“翻身做主”的激情，密切配合擔任特里爾猶太教拉比的大伯塞繆爾積極投身新政權的工作，而且，兄弟倆還積極響應拿破侖對猶太人的號召：放棄放貸，參加公職。

1813年初，馬克思的父親亨利希，來到法國人開辦的科布倫茨法學院學習羅馬法系，在那里從事《拿破侖法典》的研究，科布倫茨法學院專為培養新的法律體系下的從業者而設立。1914年，亨利希回到特里爾，準備成為執業律師。但在當時，要成為執業律師，除了階層和宗教限制外（這種限制已經被拿破侖破除），還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法學院畢業，二是有資產的保證。而對亨利希來說，前兩個條件已經滿足，剩下的一個也由他的母親艾娃做主，極為圓滿地解決了。

1814年，亨利希與來自荷蘭的新娘罕麗達·普勒斯堡（Henriette Presburg）結婚，新娘的姓氏表明，她所出身豪富的家族原本來自匈牙利（普勒斯堡市，即今天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這個家族于18世紀定居荷蘭，并從那里崛起，至今依然顯赫，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正是這個家族創辦了著名的荷蘭飛利浦公司。

新娘罕麗達的到來，為亨利希成為執業律師創造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她帶來了極為豐厚的嫁妝——8100荷蘭盾的現金和大量陪嫁，以至于直到數十年后亨利希過世，這一家還有68條床單、69塊裝飾大桌布，餐巾手帕和毛巾不計其數。

他們的婚姻可謂碩果累累，而這當然不僅是指財富。因為在不到11年里，這一家迎來了9個孩子，分別是：大衛、索菲亞、卡爾、赫爾曼、罕麗達、露易絲、艾米麗、卡羅琳和愛德華。卡爾·馬克思是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在馬克思出生那一年，這家的長子大衛不幸夭折了，于是，卡爾就成為這一家實際上的長子。

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導師出身于一個富裕的資產階級家庭，卡爾·馬克思備受父母疼愛，正是這樣的家庭背景，使馬克思接受了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極為昂貴的貴族式教育。

1815年初，雄心勃勃的亨利希先生看起來萬事俱備 ，這個時代的幸運兒即將成為執業律師，但極為不幸的是，歷史在這一刻仿佛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一場巨大的事變，把這個蒸蒸日上的家庭置于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1815年6月，拿破侖在滑鐵盧戰役中被英普俄聯軍組成的第七次“反法聯盟”打敗了，反法聯軍順勢攻入了法國領土，萊茵地區從此淪為普魯士的殖民地，而馬克思一家獲得不久的“國民”地位，再次岌岌可危，他們淪為了殖民地的二等公民，亨利希的律師夢，一瞬間變得仿佛遙不可及。

電影《滑鐵盧戰役》劇照  圖/豆瓣電影

在危急關頭，亨利希做出了幾乎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而這類似于一個卑屈的選擇，為了繼續他的執業律師夢，亨利希不得不改宗了普魯士的國教——新教，這個猶太拉比的弟弟不得不出賣了自己的信仰，因為時勢比人強，如果不能當律師，他剛剛組建的幸福家庭將遭遇嚴重的經濟困難，而此前的一切努力也將付諸東流，而他除了做最后一賭之外，已別無選擇。

好在，普魯士當局接納了這個及時改宗的“良民”，也許普魯士當局的目的，是希望利用這個改宗的猶太人來治理特里爾的天主教徒。而對馬克思家族來說，一切終于有驚無險，亨利希就是這樣當上了執業律師，從此進入了普魯士公務員的行列。而他對殖民當局的建議是：把《拿破侖法典》作為普魯士萊茵殖民地的法律保存下來，這樣方才有利于政權順利交接，而他的這個建議也被殖民當局當作“投名狀”所采納。

就這樣，在追求理想生活的道路上，亨利希可謂堅忍不拔，他先是成為了一個法國人，一個拿破侖皇帝的忠實支持者，然后又不得不成為了一名普魯士人、一位新教徒。

進入普魯士公務員序列的亨利希，他此后的人生，完全可以用康德的名文《什么是啟蒙》來描述，他的人生，完全就是這篇名文的寫照。因為在這篇名文中，康德這樣概括說：所謂啟蒙，就是在行動上服從，在思想上獨立，在職業上恭順，在靈魂里自由。而作為普魯士治下謹小慎微的公務員，作為一個成功的執業律師，亨利希正是這樣一位康德式的啟蒙主義信徒，沿著康德指出的啟蒙道路，他最終躋身于特里爾首富的行列。

不過，恭順富裕的公務員也有失態的時候。

1834年1月25日，亨利希偶然在俱樂部的酒桌上喝得太嗨，于是，他便與15名會員在賭場放聲高唱革命歌曲波蘭國歌，隨著情緒越發高漲，他們不斷起立，反復演唱《馬賽曲》的德文版，并拍打酒桌，揮舞三色手帕，一時仿佛大革命重現，此舉立即被一名普魯士軍官舉報，事后雖勉強搪塞過關，但卻在當局留下了案底。

當我們講述馬克思的生平時，首先必須思考的是：卡爾·馬克思是在滑鐵盧戰爭之后出生的，而那個時候，他的父親剛剛避免了一次人生的滑鐵盧。

而當父親“酒后吐真言”事件發生時，卡爾·馬克思已經15歲了，一年半之后，這位英俊少年就將從貴族學校特里爾中學畢業。毫無疑問，這一轟動特里爾全城事件，使馬克思對自豪地頂著司法委員會委員、受人尊敬的父親獲得了重新認識，正是這位平日里圓滑謹慎的父親，從小教他背誦伏爾泰和盧梭的著作，并始終在家里自稱是“法國人”，這件事也毫無疑問地深化了馬克思對普魯士當局的認識、對于新教徒的認識，使他能夠將新教、國家和資本聯系起來思考，將教皇、羅斯柴爾德家族和普魯士聯系起來思考，并通過這樣的思考，來反思滑鐵盧戰役這一改變歷史的重大事件。

這種思考，隨后將在馬克思著名的畢業作品中初露端倪，并且毫不夸張地說，從此開啟了他一生那偉大的工作，當然，這是當時的亨利希所不可能預見的，亨利希只是明確地意識到：這個博學的兒子，并沒有辜負自己昂貴教育的付出，盡管他的兒子不想當律師，更不想當公務員，而是要立志獻身于“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工作的事業”。

徹底改變了馬克思家族命運的滑鐵盧戰役，在歐洲金融資本歷史上扮演著重要地位，實際上，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也真正開啟了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癥候窗口”。

家庭的滑鐵盧與歷史滑鐵盧如此重合，對于歷史的研究者來說，這是不能輕易放過的。

歐洲金融的歷史，起碼可以追朔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后圣殿騎士團的產生——這是一個為十字軍籌措戰爭經費的武裝教士組織。1147年，圣殿騎士團跟隨法國國王路易七世率領的十字軍東征，他們一方面負責保管教會的各種物品文件，一方面負責押運戰利品，更主要的，則是為國王收稅、付賬、印鈔、追債，為十字軍提供給養，為王室提供貸款，當然，他們要收取18%的“管理費和利息”。

隨著十字軍東征的步伐，圣殿騎士團創立了第一個橫跨歐洲的金融網絡。

而全面繼承了圣殿騎士團事業的，當屬羅斯柴爾德家族。

1744年，邁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出生于法蘭克福，他錯過了十字軍運動，但趕上了歐洲30年戰爭的“美好時光”，邁耶畢生為之驕傲的事業，同樣是建立起一個龐大的金融網絡，以為神圣羅馬帝國境內彼此混戰的諸侯提供戰爭借貸，墊付賠款，支付軍需。

當然，在邁耶畢生的財富中，最珍貴的莫過于他的5個兒子，邁耶一共有19個孩子，這實在算是個奇跡，其中的5個兒子：阿姆謝爾、所羅門、內森、卡爾曼和詹姆斯長大后分駐歐洲各地，各自經營家族金融網點，形成互聯互通。作為銀行家，他們也很幸運地趕上了拿破侖戰爭的“美好時光”——其中，最具冒險精神的三子內森負責倫敦的家族生意，也正是這個人，決定了滑鐵盧戰役的勝負。

邁耶和五個兒子們 中間為內森·羅斯柴爾德

杰克·卡希爾在《教皇與銀行家：一部借貸文化史》一書中揭示了：1814年，歐洲最大的銀行家梅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的第三子內森（Nathan）是如何通過擔任“反法聯盟”的財務官，集全歐的資本之力與拿破侖的共和革命相對抗的。卡希爾說，“歷史學家現在還在疑惑，為何這個不滿40歲的商業銀行家，不久前還只是個小紡織品出口商，居然成了從拿破侖手里拯救歐洲的人。”

眾所周知，第七次反法聯盟的總指揮是英國陸軍元帥威靈頓公爵，但是，內森的哥哥所羅門卻從不這樣看，他這樣說，“我在倫敦的弟弟才是總指揮，而我則是他的陸軍元帥。”

滑鐵盧戰役的重大歷史意義在于：它是一場金融資本家支配的戰爭，開辟了資本與國家聯合統治的模式。

這是因為，當戰爭開始之前，英國的財政已經完全破產了，威靈頓報告說，他不僅不能出兵，而且連家門也不敢出，“因為公債的債主門正在門口索要該還給他們的錢”。而內森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上任財政官，他利用家族的走私渠道，為聯軍籌措軍需，利用家族銀行網絡，把歐洲的硬通貨聚攏到倫敦，他使倫敦成為吸金之所，倫敦金融城由此誕生，而戰爭的天平就是這樣倒轉了。

關于滑鐵盧戰役一向有許多傳說，其中就包括內森在戰爭勝負已見分曉時辭別戰場，闖過風高浪大的英吉利海峽一路狂奔回家，大肆購買正在崩盤的英國股票，因為他知道“反法聯盟”戰勝的消息會極大抬升英國股票的價格。據稱，他此舉將1.35億英鎊收入囊中。

羅斯柴爾德家族被英國王室授予勛爵，這個家族與倫敦金融城一起，成為英國的象征。

普魯士雖僥幸贏得了戰爭，但財政卻因此破產，遂不得不求助于羅斯柴爾德家族^【2】，而后者發放貸款的條件卻是以普魯士皇家領土為抵押。

歷史仿佛又退回了起點——國家依然還是家族的，只不過是新的金融貴族，代替了舊的土地貴族而已。

實際上，比起開啟、創造了現代銀行制度的圣殿騎士團和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3】，來自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還算是遲到者。早在1513年，當尼科洛·馬基雅維利^【4】撰寫《君主論》這部西方社會科學的奠基之作時，他就已預見到了什么叫“資本家（族）的統治”。而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就是靠替羅馬教皇收取和管理十一稅起家的，時值意大利銀行家美第奇家族獲得了佛羅倫薩的統治權，馬基雅維利敏感于這種全新的統治形式，于是，他把美第奇家族稱作“新君主”。而三百多年后，卡爾·馬克思把這個“新君主”稱為資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說，在那里，國家已經淪為了“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

美第奇家族與佛羅倫薩  圖/中國國家地理

無論圣殿騎士團、美第奇家族還是羅斯柴爾德家族，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作為教皇的理財人而崛起，作為宗教戰爭的軍需籌措者，而建立了遍布歐洲的金融借貸網絡。

這證明了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歐洲的教會是一個經濟體系，而且也是一個金融借貸體系——當然也是個戰爭體系，更直接地說，是一個為戰爭服務的金融借貸體系。正是在這個體系中，深刻地埋藏著現代資本主義的起源。

我們做這樣的說明，就是為了解釋，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體系的批判，何以是從對宗教的批判起步的，毫無疑問，這種批判是馬克思的獨創，這種獨創性表明，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起源的認識，馬克思對于經濟學的理解，與包括恩格斯在內的社會主義者們，完全不同。

馬克思的家鄉特里爾，居民以天主教徒為主體，而其東部與信奉新教的普魯士接壤，北部則是加爾文教徒聚集區，馬克思則出身猶太拉比世家。宗教就是“他們的活動方式”，“是表達他們生命的一定的方式”。宗教，決定了馬克思的成長環境。

而馬克思正是通過揭露宗教的經濟性質，來展開他的宗教批判的。這就是馬克思學術工作的起步，也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的起源。

這表現在1843年的《論猶太人問題》中，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指出，基督教是貴族階級的經濟學，“基督教國家只知道特權”，而猶太教則是市民社會的經濟學，因為猶太教追求的人權就是私有產權，“自由這一人權的實際應用就是私有產權這一人權”。

更為重要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深刻地揭示了新教革命的實質，這無非就是把宗教的虔信，轉變為是信用，把信仰的學說，變成了信用的學說，而資本家，就是那些掌握了社會信用的人——這是馬克思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誕生。

在那里，他這樣驚世駭俗地寫到新教：

的確，路德戰勝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對權威的信仰，因為他恢復了信仰的權威。他把僧侶變成了世俗人，是因為他把世俗人變成了僧侶。他把人從外在的宗教篤誠中解放出來，是因為他給人的心靈套上了鎖鏈。

而在次年撰寫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新教，作為一種關于“信用”的學說，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的國民經濟學：

信貸是對一個人的道德作出的國民經濟學的判斷。在信貸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屬或紙幣，成為交換的中介，但是人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某種資本和利息的存在。-----在信貸關系中，不是貨幣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變成貨幣。或者是貨幣和人并為一體。人的個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買賣的物品，又成為貨幣在于其中的物質。構成貨幣靈魂的物質、軀體的，是我的個人存在、我的肉體和血液、我的社會美德和聲譽，而不是貨幣、紙幣。

眾所周知，青年馬克思是通過對宗教的批判開始他的思想的，而他的結論是：宗教是一種經濟學。而在他的壯年，他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是一種拜物教。可見，離開了馬克思對于宗教的批判，就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樣的，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不能深刻地理解歐洲的宗教傳統。

離開了歐洲的一定的活動方式，一定的表現他們生命的方式——馬克思后來將之概括為生活-生產方式，我們怎么能夠真實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呢？

中國的經濟學家之所以不能真正理解西方經濟學，就是因為他們不能將西方經濟學理解為西方人的生活-生產方式的表現，因此，他們也就不能真正地、具體地理解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對于作為“經濟學的宗教性”的批判性理解，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基督教（天主教）是貴族特權的經濟學，而猶太教、新教和加爾文教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具體地說，猶太教所提供的是私有產權的學說，新教則是關于信用的學說，加爾文教使良心成為數字化、可計量的，而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實質，則是把數字化的信用進一步貨幣化、證券化，因此，所謂資本，無非就是貨幣化的信用。

提出“馬克思究竟是哪里人”這樣的問題，其實也是為了思考“什么是現代國家”這個問題，是為了思考“民族國家”與“人民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體”之間的區別——這一重要問題。

現代國家主權來源于“民族-人民的集體意志”（collective national-popular will）,那么，為什么要在“民族”與“人民”之間加一個破折號呢？簡單地說，這就是在提示國家的階級性質。因為“民族”（nation）這個說法，原本是指地方貴族議會，而不是指人民。議會，首先是由地方貴族構成，而后由資產階級構成。那么，第三等級、資產階級和貴族能否代表民族、能否代表人民呢？而這個“破折號”所給出的，正是意味深長地提示，它提示著：法國大革命只是開啟了現代政治共同體，但是這個共同體中卻隱含著國家與民族、資產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矛盾。而盧梭的《契約論》則是通過將“臣民”、“國民”和“人民”混同起來，掩蓋了“國民”與“人民”的根本區別。

在歐洲政治史上，深刻地揭示了這一內在矛盾的，是共產黨人安托尼·葛蘭西。他指出，如果說，在“帝國”的框架里，所謂“民族”其實就是指地方性的資產階級的話，那么，意大利的資產階級上層就既不代表意大利民族，也不代表意大利人民，因為他們是“國際化”的，是站在國際資產階級一邊的，他們往往倒是意大利民族和人民的敵人。

而最天才地論述了這一問題的，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毛澤東在1925年撰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分為兩個部分，其上層是買辦資產階級，他們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另外一部分代表民族利益，是人民團結的對象，舊民主主義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人民團結資產階級進行革命，因此，我們方才說：新民主主義國家就是“民族-人民的集體意志”的體現。

什么是社會主義革命呢？社會主義革命，就是通過解決現代國家內涵的“民族-人民”、“資產階級-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類共同體，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不等于建立民族國家，這意味著，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標，不是建立資產階級與人民群眾“共和”的國家。

法國大革命之所以是“未完成的革命”，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就因為它建立的是民族國家、資產階級國家，而不是人民國家，不是真正的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拿破侖的戰敗，不過是從法理上宣告了大革命理想的告一段落。

正是在人類歷史滑鐵盧的轉折點上，馬克思一家由法國人變成了普魯士人，當馬克思進入特里爾中學時，他毫不猶豫地將法語作為了自己的第一外語，而當他獲得博士學位之后，他就立即帶著自己美麗的新娘離開了普魯士，奔向巴黎。

卡爾·馬克思，從此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為了大革命未竟的理想—-批判地揚棄民族國家，而去追去人民共同體，自由人的聯合體。

康德希望成為世界公民，而馬克思則從此成為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導師。

滑鐵盧，不僅發生在1815年。

在中共九大預備會議上，面對設國家主席的爭執，毛澤東這樣感慨萬千地對林彪說：國家主席，我不當，我建議你也不要當，如果非要設，可以讓董老當，讓陳永貴當，讓工農兵當。

后來，有人竟然說：毛澤東就是這樣，拋棄了他出生入死的戰友和兄弟，淪為了孤家寡人。他們說，那就是毛澤東的滑鐵盧。

但是，這不正是24歲的馬克思的選擇嗎？那一年，風華正茂的卡爾·馬克思拋棄了自己的燦爛前程，告別了富裕的家庭和親愛的爹娘兄妹，獨自遠行，他從大革命失敗的地方起步，從拿破侖倒下的地方重新出發，從人類歷史的滑鐵盧出發，去追求人民解放的事業。

當然，他并非獨自遠行。因為追隨他的，還有世界上最勇敢、高貴、美麗的女性，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他們就是這樣上路，就是這樣波瀾遠行。

《燕妮與馬克思》插畫

1815年，拿破侖在布魯塞爾南部的滑鐵盧戰敗。

1848年，馬克思在布魯塞爾發表《共產黨宣言》。

那個人已經從圣赫拉拿島再次逃脫，他現在正在回家的路上。

尼采說：瞧啊！這人！

參考文獻：

【1】公元293年，羅馬皇帝馬克西米安發表聲明，開始了歷史上叫作“四帝共制”的時代，帝國西方“副帝”君士坦提烏斯·克洛魯斯所轄區域，包括不列顛、高盧、西班牙，以及非洲西北部，首都即設在萊茵河支流摩澤爾河上游的特里爾。

【2】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歐洲乃至全世界聲名遠揚的金融家族，發跡于19世紀初，創始人梅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和他的五個兒子在世界各地開設銀行，建立了自己的銀行產業鏈，影響了整個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發展。

【3】美第奇家族是意大利佛羅倫薩著名的銀行業家族，最主要代表為科西莫·美第奇和洛倫佐·美第奇。美第奇家族是佛羅倫薩13世紀至17世紀時期在歐洲擁有強大勢力的名門望族，靠替教皇放債暴富。

【4】尼科洛·馬基雅維利（1469—1527），出生于佛羅倫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在中世紀后期政治思想家中，他第一個明顯地擺脫了神學和倫理學的束縛，為政治學和法學開辟了走向獨立學科的道路。他主張國家至上，將國家權力作為法的基礎。代表作《君主論》，其主要論為君之道，君主應具備哪些條件和本領，應該如何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他是名副其實的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奠基人之一。